香港13轮起义中的刘氏双杰

从1950年1月15日香港13轮起义至今，已整整64周年了。当年，刘维英船长与其弟刘维杰三副，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13轮起义运动，并做出重要贡献。
临危受命曼谷行 瞒天过海弃密令
1949年11月的一天，台北招商局香港分局经理汤传篪，望着2 700吨的“邓铿”轮，愁眉不展。该轮装满了去泰国的货物，按照合同，必须于这两天开出。“邓铿”轮，是以民主革命烈士邓铿命名的。船长罗秉球在香港，得知“海辽”轮在方枕流船长领导下，举行了海上起义。他效仿方船长，在船上半公开地策划起义，不慎走漏了消息。偏偏这时，台北招商局下了命令，叫他装货去泰国曼谷。他担心往返途中遭到国民党军舰的拦劫去台湾，性命难保，便请假离船。汤传篪找了几位船长，他们担心被卷入政治漩涡，都不肯去。汤传篪无可奈何地来到了高级职员宿舍，找“中106”轮船长刘维英帮忙。
刘维英，高高的个子。1949年5月，他与王宝英小姐在上海锦江饭店喜结良缘，由航海界泰斗黄慕宗证婚。新婚不久的刘船长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深知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航程。他对汤传篪表示，决心把“邓铿”轮开回香港参加起义，特地把爱妻留在香港。
刘维英是个十分豪爽的船长，但非常细心，由于临时上“邓铿”轮，对船员不熟悉，为提防有人强制自己把船开到台湾去，首先严格控制电台，尽可能不让台北招商局掌握“邓铿”轮的船位动态。刘维英对电报主任袁炳昌讲，电台的事由年轻的电报员林汝健负责收收报，你就不要管了。林汝健年轻瘦小，陪着刘船长到电报间，把发报机的保险丝取下，由船长保管。这样，要发报由刘船长决定。“邓铿”轮开出香港三天后，香港分局才发报告知台北招商局，“邓铿”轮将于明天开出，存心让台北无法掌握“邓铿”轮动态。
刘维英生于1915年，为崇明县城南人。从崇明中学初中毕业，他考入设在舟山县城里的浙江水产学校，该校由著名学者蔡元培先生创办。1936年毕业后，他在民营船上工作；1947年，他经船务经理黄慕宗引荐，进招商局工作。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刘维英为了躲避国民党兵差，1949年9月在同乡大副王期昌、三副陆俊超等人支持下，找了一个借口，把船从广州开进了香港。陆俊超等骨干分子采取拖延战术，反复对抗折腾，5次抗拒台北招商局的开船命令，等待起义。
“邓铿”轮到泰国曼谷港，卸完货于返航。在离开曼谷港前，刘船长特地上岸向香港分局发了电报。“邓铿”轮进入南海后的一天，林汝健收到了台北招商局发来的密电，命令刘维英直接把船开往高雄港，并许诺船到台湾即获高额奖励，今后不再运兵而跑远洋等好处。刘维英对林汝健说：“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千万不要讲出去！”他把密电放进内衣口袋。
刘维英得到大副夏文丞的支持，每天用假船位报告台北招商局。第七天清晨，当船驶近香港时，突然发现海面上横着两艘军舰的黑影，大吃一惊，难道是台湾看出了破绽而派来拦截的军舰？他硬着头皮慢车向前，渐渐地看清了两舰的标志，啊，原来这是两艘英国军舰，一场虚惊。在林汝健的有力配合下，刘维英将“邓铿”轮开进入香港油麻地抛锚，随着隆隆的下锚声，他完成了一个终身难忘的航次。
大副急中生智 “邓铿”轮反劫船
上海解放后，上海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副总经理黄慕宗，在军管会指示下，写来两封密信给汤传篪与驻埠船长陈天骏，组织“吉普行动”，策划起义。
1949年12月29日，在香港中环思豪酒家楼上，气氛紧张神秘。汤传篪与陈天骏在此召集滞港船长聚会。陈天俊说：“我们大家已知道方枕流船长驾‘海辽轮起义，到了解放区。我们大家要把留港的船保护好，时机一到，把船开回祖国大陆，但现在还不能公开起义，一方面为了防止敌人破坏船；另外，还要争取更多的船！”他取出准备好的一张纸，请大家签名，首先签名的是资深船长、“海厦”轮王俊山，然后是“蔡锷”轮左文渊、“教仁”轮罗秉球、“鸿章”轮蔡良、“民302”轮谷源松、“民312”轮张事规、“邓铿”轮和“中106”轮刘维英、“海汉”轮朱颂才、“登禹”轮沈达才、“林森”轮杨惟诚等。有两位船长因亲人在台湾未签名，但表示坚决拥护起义。
1950年1月5日，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驻在香港的原属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一切国家财产档案，听候接收。”港九工会同志到“邓铿”等各轮上宣告周总理命令。
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分局、“海厦”轮、“教仁”轮、“ 鸿章”轮、“蔡锷”轮、“邓铿”轮、“海康”轮、“成功”轮、“登禹”轮、“林森”轮、“海汉”轮、“中106”、“中302”、“民312”等13轮在香港起义，宣布脱离台北招商局，投向新中国。分局及船舶升上了14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众轮汽笛齐鸣，轰动全香港。这是当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
这次起义的员工、船员共有529人，起义的13轮共2.7万余吨，是台北招商局近五分之一资产，极大打击了国民党。
香港“1.15”起义后，刘维英、王俊山、左文渊、罗秉球等与汤传篪、陈天骏等人，均被台湾国民党通缉，香港报纸都登了大半版，刘船长与船长们见面都戏称自己为“通缉朋友”。起义船大多数在香港维多利亚港中抛锚，每天早晚由交通艇把船长、轮机长等人送上接下，码头上常有一些穿短打的陌生人徘徊盯梢。不久前，国民党特务暗杀了著名陆军校长杨杰。香港充满了恐怖气氛。刘维英每次离开码头回宿舍，一路上不断回头看看身后有无可疑人物。2月8日早上，大副夏文丞神色慌张地从抛锚的船上，乘交通艇逃到靠码头的“中106”轮上来，向刘维英报告昨天的劫船风波：船上业务主任江雍禧原来是个死硬的国民党分子，2月7日晚上，带着两个陌生打手来到船上，打算煽动船员忻某等人，把起义积极分子、轮机员楼明鸿、徐忠财装入麻袋抛进大海。他对30岁左右的大副夏文丞说：“你把‘邓铿开出去，可以立大功！”夏文丞见瘦瘦的江雍禧目露凶光，很紧张，急中生智，指着香港南面的出口鲤鱼门说：“你们看，鲤鱼门瞭望台的灯光扫来扫去，门外有军舰拦劫，被抓到了，要坐牢的，我们又没报关，我不敢开！” 江雍禧其实是个没见识的家伙，被大副吓住了，但并不死心。
刘维英连忙打电话向局机关报告了这个重要情况。他和夏文丞乘交通艇赴“邓铿”轮了解情况。刘维英把江雍禧叫来，告诉他：“我已宣布起义了，你想把‘邓铿轮开到台湾去是不可能的。”江雍禧本是一个外强中干之人，见刘维英态度明朗，自己的阴谋已被揭穿，心虚了，便和两个陌生人带着行李，在众目睽睽之下，狼狈逃离“邓铿”轮。江雍禧跑到台湾，本想向台北招商局请功，没想到台湾宪兵司令部把他抓了起来，说他在香港起义的2个文件上签过名，参加起义带过头！
刘维英对“中106”起义积极分子陆俊超说：“小陆，‘邓铿轮太麻烦，船员复杂，你能不能过去帮帮忙？”二副陆俊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刘船长向公司打招呼，把陆俊超调到“邓铿”轮上，支持夏大副主持工作，团结三副和电报员林汝健等人，形成了“邓铿”轮上护产斗争核心，与船上生火忻某等反起义的几个人对着干。
刘维英之弟刘维杰，在连云港随招商局“中102”轮参加国民党伞兵起义，船交给了解放军，在上海没有工作，便来到香港。刘维英让他到“邓铿”轮上当驾驶练习生，增加了护产力量。刘维杰生于1926年。从崇明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苏省水产学校，毕业后由兄长刘维英推荐进招商局当实习生。
1949年4月12日，“中102”轮奉命运送国民党精锐部队第三伞兵团2 500名官兵开往福州。
4月14日下午，“中102”轮到长江口，伞兵团长刘农畯宣布，伞兵三团在海上起义，“中102”轮改驶连云港解放区。在这次起义中，练习生刘维杰和施君鹏二副表现积极。当“中102”轮靠码头时，刘维杰拿着铁皮话筒，在驾驶台上传达着林祥虬船长下达的各种命令。
“中102”轮卸完伞兵后，为防国民党飞机来轰炸，便开到小港口，刘维杰和大家一起用树枝和树叶遮盖伪装。他不怕春寒，双手挖着烂泥，与船员一起把船壳涂改，积极参与护船。
护产教唱革命曲 “登禹”轮上当骨干
在刘维英的引导下，刘维杰跟着陆俊超，和同学张鹏一同到“邓铿”轮上当练习生，进行护产斗争。
反对起义的生火忻某等人，见刘维英带来了好几个护产骨干而形成了一股力量，并不甘心，继续捣乱。刘维杰来自解放区，会唱很多革命歌曲。每天“邓铿”轮中、晚餐前，船员们往往很早就会聚集到大台间来，年轻的刘维杰便教大家唱革命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咱们工人有力量……”唱歌是很鼓舞士气的，船员们越唱越起劲，刘维杰挥着双手指挥，热血沸腾。刘维杰的妻子林智燕之兄林学成是“海汉”轮驾驶员，也是起义骨干。
9月25日，领导13轮起义护产斗争的党代表董华民已回广州，晚上他的助手杨再新急匆匆来找陆俊超，说“林森”轮突然升火，有逃跑嫌疑，要求他带些船员去阻止。在场的刘维杰便跟着陆俊超，搭上交通艇前往“林森”轮，双方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刘维杰表现得很勇敢，直到天亮才知是场误会。
后来，香港招商局总船长左文渊又把刘维杰派往“登禹”轮当实习三副，加强护船。船上原来的三副是由水手长提拔的，所以很多三副的实际工作由刘维杰来担当。船上没有船长，船在红磡船厂修船，国民党特务当然不会放过“登禹”轮，所以费新安大副实际上要代理船长职责，领导护船工作。为了防止特务破坏，他要求船员严加防范。刘维杰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巡查甲板每个角落，用手电照照，查看有无可疑爆炸物放在起货机底座等处。
费新安见起义的12艘船已开回广州，只剩“登禹”轮一艘船，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与港英当局征用“登禹”轮，费新安要求党代表董华民中断修船，把4 600吨的“登禹”轮拖回广州。董华民采纳了他的意见，于10月18日等船厂工人下班后，公司派大马力的拖轮把“登禹”轮拖回了广州，敌人炸沉“登禹”的阴谋破产。在“登禹”轮返回广州途中，刘维杰一直在驾驶台协助新来的朱鸿均船长工作。
刘维英功不可没，先后驾两艘船参加起义，称得上“英雄船长”。1950年9月16日下午，刘船长在陆俊超等骨干分子的有力支持下，冲破重重阻拦，把“邓铿”轮开到刚解放的广州。
起义归国后，刘维英先后在大连航务局和上海海运局任船长，“文革”中遭到严重迫害。平反后，他享受局级离休待遇。1959年，刘维英船长等人应邀参加国庆大典，受到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后来参观中南海，住在京西国宾馆。他曾荣幸地应邀列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3年，招商局成立120周年，他应邀去北京参加纪念大会，与王俊山等人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在此，祝福百岁翁刘维英健康长寿。
刘维杰回国后，在修好的“登禹”轮任三副多年，后去广州救助打捞局工作。1980年前后，刘维杰担任“穗救204”轮船长，后来又出任“德利”轮、“穗救1号”轮船长。广州救捞局船队随着改革开放迎来大发展，增加了好几艘大马力远洋拖轮，缺少船员。刘维杰接受了培训任务，他自编教材，既当教师又当考官，先后培养出大批驾驶员与打捞人才，为该局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1986年，刘维杰光荣离休，享受局级待遇，回到上海定居。
香港招商局及13轮起义，是新中国航运史上重大事件，也是中国海员斗争史上的里程碑。刘维英、刘维杰兄弟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出于正义，义无反顾地跟着党，参加起义，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正可谓：“春雷滚滚香港湾，海轮起义计十三，叱咤风云有英杰，高歌凯旋六百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