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高等教育30年:重生再造与未来
贺春兰 蒋国华
[摘 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就巨大,影响深远。中国民办大学的重生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产物,它的再造与繁荣标志着中国教育办学体制重大变革的开始,是现代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民办大学作为一项全新的社会事业和社会产业,已载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册。
[关键词]民办大学;高等教育大众化;社会产业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民办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与发展,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次重大突破。由教育部周济部长担任顾问、袁贵仁副部长任组长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于2008年出版了研究报告《教育大国的崛起(1978—2008)》,其中谈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办教育从无到有,异军突起”。统计表明,到2007年底,全国共有民办大学1 224所(其中独立学院318所),若仅以学校数量来说,与全国公办普通高等学校1 908所相比较,已达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规模。[1]30年来,中国民办高等教育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再造与发展成就巨大,影响深远。
一、民办大学的复出是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产物
30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我们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与解放思想密切相关,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前提。民办大学亦然。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公办以外的任何教育机构都是不可能存在的,遑论作为高等教育的民办大学了。
一般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开办时间在1978年12月前后。据我国民办高教研究专家邬大光教授考证,“有的认为其起点应是1978年10月湖南长沙中山业余大学创办补习班,有的认为应是1982年3月北京创办的中华社会大学。目前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把中山业余大学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民办高等教育的雏型,把1982年创办的中华社会大学作为民办高等教育复兴的标志”[2]。从民革中央网站的介绍可知,湖南长沙中山业余大学的前身为韭菜园青年文化补习班,1983年10月由民革湖南省委接办,并改用现在的校名。[3]中华社会大学由陈云题写校名,
由范若愚、聂真、张友渔等著名教育家主持创办并经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成立。学校主要教育教学设置均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学历教育”要求,但由于其办学体制有别于民办大学,属于新事物,在当时尚未被教育部承认为具有学历教育资质的高等学校。在中华社会大学开办之初,陈云、彭真、薄一波、邹家华、钱伟长、宋健、余秋里、肖克、袁宝华、高扬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都先后题词祝贺或勉励,他们非常理解和支持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把中华社会大学的创办看做我国教育领域里解放思想的一次尝试、一个标志。在中华社会大学成立后的第二年(1984年),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北京自修大学命名并题写了校名,这是中国唯一一所由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的民办高校。北京自修大学由著名教育家刘季平、著名教育艺术家李燕杰等创办,刘季平担任首任校长,著名哲学家汤一介担任学术委员会文科部主席,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学教授钱致榕担任学术委员会理科部主席,季羡林、侯仁之和李燕杰担任名誉校长。北京自修大学建校30多年来,培养了30多万名学生,业绩卓著,桃李满天下。姜春云、张海迪、曹雁、蔡励等同志都是该校毕业生。[4]
受民间创办高等教育的激励,北京另一所民办大学——北京海淀走读大学緊随其后成立,并于1984年3月6日经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为大专科性质的高等学校,这在全国属第一家。
二、民办大学的发展标志着中国教育办学体制重大变革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于社会教育事业的管理,长期实行的是由国家统包统管的办学体制。这种体制在新中国历史上的一定时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正是这种体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把中华民族私立教育的悠久传统连同当时仅存的各级各类私立学校一并转制和取消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来就不丰富的教育资源。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思想。
在当时首先碰到的是旧有体制的严重束缚,尽管中华社会大学的成立得到了北京市成人教育局的批准,但在国家层面上依然没有任何法律和政策上的许可和支持。1985年,党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明确指出,“我国教育事业的落后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已经十分突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路线的指引下,出现了长沙中山业余大学和北京中华社会大学这样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尽管在时人眼里民办大学显得不够正规,也没有国家承认的学历教育资格,但是,它开启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标志着我国教育体制重大变革即将开始的新时代。
三、民办大学是顺应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大众化、普及化需要的产物
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一贯坚持的重大战略决策;进入新世纪,党又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新世纪新阶段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两个战略目标。这集中反映了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加快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的远见卓识和坚强决心。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决定,乃是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
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2007年达到23%。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扩大,既是党的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成功实施,也顺应了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在可预见的将来还要实现普及化的需要和趋势。毋庸讳言,在这一历史性成就中,就有民办高校的功劳。民办大学为数百万的青年学子提供了或许可能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机会,对于国家着力改善教育公平,把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四、民办大学与公办大学相结合是处于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民办大学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与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一样率先异军突起,并以近乎指数增长的速度达到今天的规模,除受惠于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改革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国家民办教育政策出台及环境的改善等以外,从时代发展来看,还在于它走的是一条处于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
现代高等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经大众化而走向普及化的大趋势,已席卷全球,势不可挡。自美国在1971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50%,率先进入高教育普及化阶段;到2004年,全世界已有38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我国几个特大城市,如北京于200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达到了52%。据有关专家估计,到2020年,全球将有100个左右的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5]世界近代史告诉我们,大国崛起的确与教育发展相伴随,国运兴衰也的确与教育发展及人力资源开发相联系。1999年5月在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果断决定扩大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是极富远见的战略决策。显然,仅凭公办大学是难以实现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过渡的。第二,国家教育经费投入的滞涨现象已经显现。据我国著名国际比较教育专家陈永明最新研究,自1990年代以来,一个国家财政教育经费占该国GDP的比重,发达国家平均值是6.5%,发展中国家平均值是4.1%,全球平均值是5.1%。[6]我国则基本上多数年份不足3%。
第三,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已经由潜到显,事实不容回避,趋势不可阻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7](P159)。因此,教师的劳动服务“应加入劳动力的生产或再生产费用”,“购买这些服务,也就是购买‘可以出卖的商品”[7](P210)。这是因为,“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8]。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教育在我国是由政府计划包办的公共事业。所以,人们从来都把教育看做是一种纯消费的活动,“形形色色的教育思想都把教育和生产活动分离开来,世俗的经济活动似乎与‘高雅的教育无关”[9]。遗憾的是,这些“形形色色的教育思想”时至今日依然统治着我国媒体和教育理论界。
第四,现代大学面临时代挑战,其办学宗旨、功能、形态和模式正在酝酿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迫切需要重新分类。如今,知识经济已现端倪,
现代大学必须认识到大学乃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知识产业部门,必须着力提升自增殖能力,以应对国家教育经费投入的滞涨现象。现代大学必须认识到传统的高等教育分类法与知识经济要求的矛盾正在日益显现,因而必须重新分类:占全国大学总数3%左右的大学主要从事知识生产,这类大学称为研究型大学;其余占全国大学总数95%以上的大学主要从事知识的传播、应用、开发、处理、培训和社会服务,培养社会各行各业所需的各类人才。
因此,国内那些基本上没有知识贡献能力的大学,大可不必千方百计地為自己
加冕“研究教学型”或“教学研究型”大学而费力,明智的倒是放下身段,老老实实地去做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持”的工作。[10]毋庸讳言,在这个十字路口上,民办大学是走在中国教育改革的前沿的,因为它们从出生那天起就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地走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持”的道路上。
五、民办大学作为全新的社会事业和社会产业,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已载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册
2008年11月29日,在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人民政协报社联合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之中国民办教育纪念论坛上,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季明明代表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所做的题为《大国崛起与中国民办教育》的主题报告,虽然是针对中国民办教育整体进行的总结与回顾,但对民办大学同样是适用的。他认为:从总体上来看,民办教育的发展增强了国家和地方的教育实力,为我国作为教育大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扩展了教育机会,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性、选择性教育的需求;有效推进了我国教育的公平与均衡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加快了建设我国学习型社会的进程;加快了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促使政府按“服务型”目标调整职能,由包揽提供一切公共服务产品的“万能型政府”向“有限目标政府”转变;促进了我国办学体制改革,形成了多元化办学格局;拉动投资和内需,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1] 30年中国民办教育的成就雄辩地证明,知识经济的到来,正在迫使每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进行重新构建。历时200余年的现代教育体制已走到了必须做出重大选择与变革的十字路口,需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相信民办高等教育一定能够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而不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