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中国道路思想研究的当代启示
张鹤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为了走出十年内乱给国家带来的灾难和困境，为了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为了抓住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且科学地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十年动乱，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思想极度混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国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世界要和平、人类要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人们思考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以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借口，力图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而另一些人却顽固地坚持“两个凡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前者将无疑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毁灭，后者将使国家在错误中难以自拔。
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出于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负责，1977年4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勇敢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1]；“‘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2]1977年8月，他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国后十七年，教育科学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刊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否定了“两个凡是”，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序幕。针对一些人的反对，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地强调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观点，指出争论的实质在于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推动这场讨论，促成新时期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基础上，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做出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要战略决策，历史性的开辟了中国新道路。
一、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拨乱反正和改革探索的新阶段。在指导思想上，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邓小平于1979年3月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说：“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3]针对极少数人夸大党的错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想，邓小平明确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其中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清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是大非，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拨乱反正。
随着拨乱反正的逐步完成和改革开放的探索，人们更加坚定地认为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国情，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十二大报告还系统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确立从中国国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两步走逐步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关于这条新道路，党的十二大报告在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践经验基础上，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努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等五个方面，作了具体、系统的阐述。可以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科学命题，正如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命题一样，标志着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和根本问题的认识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二、全面改革，初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党的十二大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人民公社制度不复存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思想解放的步伐不断加快，理论创新也取得重要进展。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否定传统的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观点，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为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此后，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科技、教育、军队和政治体制等社会各个领域，先后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重大决定，逐步形成了全面改革开放的高潮。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国有企业为中心全面展开。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适当分离，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的发展格局。进行价格改革，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发挥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政治文化领域，依据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整党决定，继续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推动党的建设。着眼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推进，全面构思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蓝图。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积极调整对外政策和外交关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适应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时代要求，提出“一国两制”的创造性构想，并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香港和澳门回归的问题，使祖国统一大业迈出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