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片《绿草地》：“复魅”警示、家园守望与教育诉求
由宁浩执导的电影《绿草地》于2005年2月15日在德国第5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首映。影片的拍摄过程异常艰难，用来投资拍片的40万元是东拼西凑的，拍摄地点选在“似乎延伸到了天的尽头”的内蒙古草原腹地，工作人员常常“举着木棍站在山顶找信号”，还遭遇了几次车祸。正如宁浩在《朗读者》节目中所谈到的，这是他“回忆中记得最清楚的影片”，没有《绿草地》就没有《疯狂的石头》。影片虽然获得过莫斯科儿童和青少年国际电影节“金天鹅”奖、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受大学生欢迎影片奖、釜山国际电影节CJ娱乐公司选定大奖、第11届中国电影优秀数字电影技术奖等奖项，但是，并未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更没有赢得足够的票房。
影片不被广大观众所熟悉，更少有对影片的学术研究。究其原因，不只是文艺片的轰动效应远不如商业片，更主要的是影片所呈现的理念是非主流的。在充满喧哗与骚动的现代都市，难有人去关心边缘化群体的日常生活。但事实上，导演通过影片表达了对原生态环境中生存群体的哲性思考。毕力格、达瓦、二锅头3个儿童的原本只有蒙古包、小羊羔、草原所构成的原生态生活被一个顺水漂流而来的代表现代文明的乒乓球所打乱，从此，3个儿童开始了对乒乓球的认知、追源与上交的精神历程。在毕力格他们眼中，乒乓球由“鹅蛋”最终成为国家所属物的“国球”的认知转换，一方面代表的是稚嫩的童心的单纯与可贵，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草原儿女不仅有对民族的心理认同，更有对家国的想象认同。导演深刻的生态理念以及对原生态地区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影片所蕴含的厚重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艺术气质，都彰显出巨大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特别是影片原生态儿童的叙事视角，充分彰显了导演的人道关怀，也给成人世界以深刻的启示。
一、“复魅”的警示
工业文明中的人类往往把信仰神灵的时代叫作 “蒙昧”或者“野蛮”时代，把神话故事阐释为人与自然对立、人定胜天的哲学模式。比如“精卫填海” “女娲补天”等故事，过于强调了人与自然对立的一面，而忽视了二者相依相存的一面。事实上，对于原初民来说，神灵就是无限亲近自然的人，他们“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冻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1]，因为神灵与河、海、山原本就是一体的，人类对神灵“魅”的笃信，就是对大自然的膜拜与敬畏。可是，飞速发展的现代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一扫远古时期的“愚昧与迷信”，人类的原始思维升华为理性思维。人类的祛魅行为确实使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认知范围更加广泛而多元、生活更加丰富而便捷。但是，“世界的祛魅”步伐太快、走得太远，使人类的理性丧失了原初的本质而沦为技术统治的奴婢。与之相随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天人合一”一跃而为“二元对立”，其结果便是人类过度开发而致社会生态失衡，最终导致精神生态失衡。人类的祛魅行为同时也祛除了长久盘踞在人性深处的信仰与敬畏之心，儿童也丧失了对天地神灵的想象空间，他们看到月亮，已然不会想到嫦娥、玉兔，而是产生有朝一日能够登上月球的激动与期待。“‘祛魅早已经越出了艺术领域面扩展进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现代人变得越来越缺乏想像、越来越工于算计，越来越机灵、聪明，也越来越不讲操守、不讲信誉”。[2]这是人类长期肆无忌惮地破坏生态的思想根源。
自然界的生态节律，原本就与神话思维的内容、艺术的体裁和类型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蒙古族儿童膜拜、敬畏神灵的行为与理念，就是蒙古民族神性文化的一种稚嫩的诠释，也是对人类肆无忌惮行为的重要警示，是对人类日益滑坡、失衡了的生态精神的良好修复。仍保留着原始思维的草原儿童，是自然之子，在他们看来，神就是能与天地自然无限亲近的人，对神灵的敬畏，就是对自然的敬畏。在电影《绿草地》中，毕力格、达瓦、二锅头3个儿童对乒乓球的认知过程渗透了对神灵的信仰和依赖，虽然喇嘛不可能明确告诉他们乒乓球为何物，但他们求助的行为，体现的是原始思维对神祇的敬仰。他们将喇嘛视为神灵的代言人，认为喇嘛的上面就是神灵，因而对小喇嘛每天干什么充满好奇，也就认定喇嘛最明白这个白色小球到底是什么。当大喇嘛告诉他们只要心诚神就会显灵，他们便怀揣乒乓球虔诚地祭祀了敖包，在敖包面前，毕力格神情严肃，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奶奶也以同喇嘛一样的认知思维告诉毕力格这个“夜明珠”是神灵的产物，捡到它会有好运气，这更加坚定了毕力格他们对神灵乃至大自然这个庞大而神秘生态系统的敬仰。因而，草原上下雨，毕力格他们就认为是“夜明珠”（乒乓球）显灵了。当毕力格、达瓦、二锅头终于明白了乒乓球是国球属于国家之后，他们将对神灵的虔诚之心就转化为对国家的稚嫩的认同心理，历经艰辛要把国球还给“北京”。
捷克教育思想家夸美纽斯认为儿童与生俱来就拥有“知识、道德和虔诚的种子”，儿童理应成为英国诗人华兹華斯所说的“成人之父”。草原儿童以其生态智慧给处于文化核心地带的“文明人”当头一棒，他们的“复魅”行为以微弱的力量对人类失衡了的生态精神进行了修复。“‘世界的复魅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要求，它并不是在号召把世界重新神秘化。事实上，它要求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人为界限，使人们认识到，两者都是通过时间之箭而构筑起来的单—宇宙的一部分。‘世界的复魅意在更进一步地解放人的思想。”[3]
此外，几个蒙古族儿童的复魅行径，也表达了导演对蒙古族神性文化的哲性思考。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一特定阶段受佛道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神性文化的因子，但纵观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历来是摒弃“怪力乱神之说”的。事实上，对神的膜拜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性的文化现象，是原初民根植于本土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之上审美理想的外在体现。蒙古族在认识世界过程中所产生的神性体验，已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融入到了蒙古族人民的心理结构之中，成为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奠定了神性艺术作品的心理基础，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不仅不会感到荒诞不可信，反而能够激起欣赏兴趣和审美快感。影片既保留了儿童膜拜神灵的实用性和功能性，也呈现了审美性，“万变不离其宗，神秘文化始终是文学艺术的土壤”[4] 。
二、家园的回归与守望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人类对于故地旧居思恋的天性如同鸟兽一样，是与生俱来的，某种程度上是遗传基因决定的。影片《绿草地》通过毕力格、达瓦、二锅头传递了导演对诗意栖居地的家园想象。对于草原儿童来说，家园就是由天空、大地、动物、植物所构成的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导演宁浩在影片中为草原儿童勾勒出一幅理想家园的想象空间——蓝天、白羊、绿草、蒙古包、蜿蜒的河流、清新的空气。在这样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毕力格、达瓦、二锅头他们随意翻滚，伙伴们之间随意谩骂、打斗，黑黢黢的小脸张扬着草原儿童的“野性美”。“野性”的外表遮盖下的是天真、淳朴的心灵，他们嫉恶如仇。毕力格用稚嫩的声音向草原警察打小报告：“警察叔叔，他是个流氓，你们多关他几天。”他们对向他们挑衅的小朋友报以“多管闲事多吃屁”的辱骂，对在草原上行骗的斯日古楞拳打脚踢。他们的生存法则是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哲学理念最好的实践证明。在理想的家园空间，他们与生俱来地拥有一种亲自然性与亲生命性，天生就保存着与鸟儿对话，与群山、田野、万物交流的能力，他们在自己的家园怀抱中如鱼得水。在草原的生态系统中，他们是真正的儿童。
但是，美好的家园想象终究是一场乌托邦式的幻想。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草原儿童的原生态生活模式逐渐遭到“极端自私、贪得无厌的闯入者”的侵蚀和破坏，理想的家园很快就被来自工业文明的毒液所浸透，儿童终有一天也会与他的家园渐行渐远。剃须刀、咖啡、时尚杂志、口红、啤酒、摩托车、汽车、电视机等现代元素刺激着草原人民的神经，毕力格父亲对咖啡充满好奇、姐姐对歌舞团无比痴迷，都预示着大众文化对草原传统文化的浸润与解构。影片一开始，毕力格以抱着小羊与天安门的布景拍照的出场方式就预示着他终归会离开原生态的家园，走向象征着都市文明的北京。影片结尾，7岁的毕力格最终走出了草原，跟随姐姐到城里读书。现代元素解构了草原的社会生态系统，同时也毁灭了草原人民的精神生态。卢梭认为，人类文化中任何崇高的理想都必须遵从天性，否则就是骗人的、害人的，就会使人处于异化状态。“出自造物主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5]理想的家园成为艺术家（导演）不在场、被记忆虚拟、被幻化的心灵境域。但是，现代社会的直线发展并未完全中断艺术家的返乡之路，草原人民对现代元素表达出激烈的情绪反应——达瓦父亲不停地摆弄天线、拍打电视机也不出图像;毕力格奶奶对“砖式毡包”敬而远之;商贩的汽车陷入了泥坑中;二锅头的摩托车赶不上毕力格和达瓦的马;毕力格对眼花缭乱的高楼大厦疑惑而惶恐，向警察提出对流氓商贩“多关他几天”的恳求。草原儿童和他们的家人对现代元素的抵触情绪就是对理想家园的守护与无限怀想。影片对闯入草原生态系统中的现代元素赋予了反讽意味，这是影片的精妙所在。
当然，艺术家的家园想象并不意味着倒退，而是希冀从人类的根源处萌发出新的世界。导演宁浩以儿童对家园的背离给人类以深刻的反省：草原儿童终究要走向现代大都市，表面看来，儿童与家园和谐共处的有机体被现代文明所撕裂，但实际上，对家园的想象恰恰是在纠正人类在自然界的错位。民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接，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消长关系，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对原生态文明的浸润，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探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就是为了纠正认识的狭隘与偏见。背负着传统文化的草原儿女，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会消解刻在骨子里的民族元素，只会拓展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民族的也只有走向世界才会更有生命力。当然，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这个过程充满荆棘，毕力格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既有新奇，又有疑惑和惶恐，背负着现代文明烙印的年轻人，究竟该如何实现他的家园想象，这也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难题。
三、去成人化的生态教育诉求
电影以儿童视角来叙述毕力格、达瓦、二锅头与国球之间的故事，同时潜在地搭建了儿童与成人之间对立的两极结构。儿童诗意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成人纷繁杂芜的世界中遭遇到冷落与漠视。草原儿童是历史之子、自然之子，更是社会之子，草原儿童的社会化是必然的、无法避免的，但社会化过程总是不理想的，所以，他们在获得大自然哺育的同时，总是遭到来自成人的“污染”。在原生态的草原世界，成人对儿童的教育方式简单而粗暴，对儿童身体上的暴力与精神上的漠视是他们的教育理念。电影中的3个儿童偷吃了贡品，他们认为遭到的报应一定是“遭一顿打”;去北京归还国球晚上不回去，他们预测“我妈会打死我的”“我妈也会打死我的”，果然，他们不仅都被毒打一顿，国球也被大人踩扁了;毕力格的姐姐去城里的乌兰牧骑上学，母亲对老师的教育方式心存疑虑，发出“不打怕不行吧”的质疑。作为儿童成长的参照对象，在封闭的草原上生活的母亲们当然不具备认识儿童、教育儿童的现代意识，更谈不上认识儿童、理解儿童是人类理解自身、发现自身的过程，是人类体验生命、感悟生命的过程，是培养人的教育活动的使命和出发点。她们对儿童爱的教育不是体现为道德感化、赏识与引导，而是彻底的否定。粗暴的草原成人文化对儿童文化有哺育但更有“污染”，致使草原儿童文化充满困惑与迷茫，达瓦被母亲暴打时毕力格木然的眼神就是明证。
如果说暴力惩戒是成人对儿童个性发展的阻碍的话，那么，成人对儿童精神上的漠视乃至蔑视是对儿童理想世界的彻底摧毁。毕力格与达瓦因保护国球发生矛盾感情破裂之后，双方的父亲出面将国球一分为二。他们肤浅地认为，毕力格与达瓦的矛盾根源是对国球的争夺，用刀一分为二是再公平不过的选择，他们没有意识到貌似公平的粗暴行为是对儿童乌托邦信念的无情粉碎与践踏，毕力格并不认同这一行为绝望地起身离开;父亲未征求毕力格的意见，武断地给他换了一匹马，令毕力格无比懊恼，他熟悉的马被换掉了，就像他离开亲人一样哀伤;他们虔诚地将国球上交给了国家的人（警察），而警察并不理解孩子们的心理与情感需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警察对国球的拒绝，被毕力格他们误解为国家将国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们，警察的轻蔑换来的是天真的孩子们的满心欢喜。作为父母，他们完全不会意识到“儿童是人类的创造者”“儿童被赋予各种未知的能力，这些能力能够引导我们走向一個光辉灿烂的未来。如果我们确实渴望一个新世界，那么教育就必须把发展这些潜在的可能性作为它的目标。”[6]成人赋予下一代以生命，理应承担起养和育的重要责任，不能漠视对子女的教育而沦陷为“生而不养、养而不育”的泥潭。任何方面的社会变革，特别是教育的变革，必须以人的天性为中心。蒙特梭利的教育观认为，人的心理发展从出生即已开始，在生命的最初3年发展迅速，因此，成人对儿童发展与教育的关注在这一阶段尤为重要。依据儿童发展的天性与之相处，适时地进行教育，儿童不会成为成人的对立面，反而会成为纷繁复杂的自然奇迹中最伟大、最令人欣慰的形象。本着顺乎儿童天性的原则看待儿童，就会发现随着儿童的成长，成人所面对的已然不是一个简单而弱小的生命，而是需要我们用成人的力量和智慧去填充的一个容器，一个需要我们成人用爱打造的具有崇高的尊严的人。儿童的行为不是简单的游戏，而是在“创造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他们的远见卓识能够指导和塑造人类的未来。可事实上，成人在对儿童进行哺育的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儿童的巨大创造力，粗暴地将儿童看作成人的一个缩影。成人的僵化、圆滑、墨守成规、缺乏想象力、囿于偏见、过于现实的理性认识，不仅割裂了与儿童的情感，拉大了与儿童的心灵距离，更为可怕的是，成人毁掉的是人类世界的未来。特别是生活较为闭塞的地区，成人对于儿童来说，是陌生的、间离的。影片中草原儿童的内心，成人不关心;成人的世界，儿童也不会懂，这种二元对立关系在草原上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自然生态视域下的草原儿童，无奈地游走在现代教育生态文化的边缘地带。草原儿童长期处于成人文化的覆盖之下被漠视、被忽略，儿童真正成为“成人之父”的路途还很遥远，儿童的世界里去成人化就显得更为紧迫与重要。
文学与电影，均是成人的专属，因而，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始终游离于文化核心区域之外。历史舞台历来是给帝王将相和英雄人物搭建的，历史上难有对儿童发展的记载与关注。一百年前，周作人提出“发现儿童”并积极构建“儿童文学”，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儿童得到了短暂的“合法身份”和地位，但历经几十年的战争与社会转型，儿童又陷入旷日持久的失语状态。殊不知，只有对儿童特别是边缘地带儿童的充分“发现”，才能加深和拓宽对全人类的认识。草原儿童的肉身、本能、无意识里潜藏着自然或宇宙的意志，他们是按照自然规律、宇宙意志认识世界并付诸行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草原儿童是真正“自由的人”。在成人文化的视域下，影片《绿草地》能够揭示出草原儿童的当代文化立场和观念的缺席，并以儿童的视角探讨社会问题、发出生态预警，彰显儿童的生态智慧，这是影片的巨大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郭庆藩.《庄子集注》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96.
[2]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太原：山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81.
[3][美]J.华勒斯坦.开放社会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4：81.
[4]唐善纯.中国的神秘文化[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2：255.
[5]卢梭.爱弥儿论教育（上卷）[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
[6]玛丽亚·蒙台梭利，蒙台梭利教育研究组编译.吸收性心智[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2.
【作者简介】 ?杨晓敏，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生态批评视域下的当代内蒙古儿童文学研究”（编号：2016NDB057）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