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重庆城市电影的空间实践与文化表征
逯春晓 孙丽
重庆具有两江环抱“半岛”的“山城”形态，整个渝中半岛被枇杷山——鹅岭山两座西南至东西走向的山脊线划分而立。渝中半岛作为巴蜀文化发源地，是最能体现重庆城市特色的“母城”。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开始现代意义上的都市建设，极富层次感和立體感的城市空间成为许多电影的首选拍摄地，如《铤而走险》（甘剑宇，2019）、《少年的你》（曾国祥，2019）、《受益人》（申奥，2019）等取景重庆的影片，都引发了观众对山城的关注，重庆的历史文化空间与现实地理空间在影片中得到延伸与表征，同时，其地域符号与文化内涵也赋予影像以独特的魅力表达。
一、当代的渝城意象与历史空间再生产
商品经济对电影文化产业的渗透，使得两者不断重叠成形象的景观社会，图像序列的背后则是社会的深度解码。当下，中国电影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以城市为背景的视听言说方式，北京、上海、重庆、武汉、贵州等充满地域风情的都市常现于影像故事叙事和表达中来。独特的空间形态是城市地理空间在影像表现中的重要内容，重庆因其充满立体感的都市建构和后现代式的魔幻气质赋予电影全新的调度视角与叙事语境。影片以重庆城为故事背景，藉由特殊的城市元素与特征完成自身的风格建构，除当代城市意象外，重庆曾经的历史符号与空间也在时间维度上拓展了此类影片的影像表达内容。
“城市”（ci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civitas，意为“城邦”，本来指“罗马公民（civis）的权利和特权，扩展而言，是指把一个社会组织起来，并让其具备某种‘品质的社会原则的总和”。[1]这种总和体现在现实空间中是城市的整体气质，包括建筑、道路等实体空间与民风、民俗等社会文化，当电影选择取景地的时候，城市特质便被带入影像。电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社会实在，但并非对等于客观现实空间，影像空间也并非物质性的空间实践，而是基于影像的想象性空间再现，城市的特殊意象——如道路、城墙、地标建筑等形象，在影像文本中被构建并最终形成视觉上的城市景观。想象性的影像空间构筑于真实的城市空间之上，又反过来影响真实城市的意象建构。现代文明对地域文化的差异性进行了遮蔽，也带来城市文化景观的同质化呈现，因此，城市意象的独特性塑造与传播就显得愈加重要。
“意象”是心理学研究中对思维活动方式的表征，而城市意象则喻指居住者对城市环境的感应。凯文·林奇最早在《城市意象》一书中将城市意象研究应用至城市空间的诠释，林奇认为：“每个城市的城市意象都是由各个不同的意象组合而成的，每一座城市对于人们来说都具有可意向性，即‘可读性。”[2]城市意象是分析城市环境自身特征在意象体系中被认同的程度。重庆的城市意象在影像中的使用，彰显了其独有的城市元素与特色，这些意象既包括以解放碑、十八梯为代表的区域、边界及重要标志物，也有以陪都文化、移民文化等建构起的非物质元素。重庆的城市意象是复杂的，有着异质化、区隔化、典型化的特点。
除环境实体外，历史空间和社会文化也是建构城市意象群的重要部分。19世纪30年代，重庆就成为民族的核心精神支柱和人们团结御侮的中心，国土沦陷的境况之下，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其城市空间与民族情怀发生重叠，如著名的“重庆谈判”，解放前夕国民党对革命者进行的“11.27”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著名的革命烈士江竹筠（江姐）慷慨就义之地重庆渣滓洞，等等。此外，红色文化与红色景观也是重庆城市的特色，解放碑、白公馆、歌乐山等著名革命景点已成为重庆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内容。从早期的《长空万里》（孙瑜，1940）、《烈火中永生》（水华，1965）到近年来的《建国大业》（韩三平，2009）等作品不一而足，其真实城市空间的运用显示出以“陪都”重庆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精神的认同感，也暗合了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所具备的民族抗争精神。重庆作为战时陪都，最大限度地询唤了人们的民族诉求。临江依山的巴渝重庆有着更多的乡土气息，远离喧嚣都市，乡土中国不再是字幕一带而过的遥远背景，而成为切实的生存体验。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沙坪坝书店等空间成为历史空间的表现内容，而影像传播又重新反哺于这些红色符号式建筑上，成为“红色主旋律”的城市空间意象建构，显示出其在政治变迁的复杂历史进程中的多变样态。
除作为主旋律及红色抗战题材影片的取景地，重庆丰富的历史纵深也使其经常出现在历史题材影片的取景中，如《巴山夜雨》（吴永刚、吴贻弓，1980）、《一九四二》（冯小刚，2012）、《黄金时代》（许鞍华，2014）等，重庆城市影像成为这些影片中丰富历史背景下的一瞥。拍摄于1980年的《巴山夜雨》，其片名取自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诗作《无题》——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巴山”即为巴蜀之山，《巴山夜雨》的开场就通过全景镜头展现重庆朝天门码头的全貌，20世纪80年代贫瘠的山城为影片增添了几分悲凉底色。《黄金时代》中，汤唯饰演的作家萧红在抗战爆发后辗转于重庆，昔日“陪都”的历史景观赋予传奇才女更多的生活侧写。城市空间是其文化的起点，而空间意象其实是政治历史、社会文化在城市地理空间的综合。影像作为历史题材电影的背景，将“历史真实”转化为“影像真实”，历史、现实与影像的三重交错使得城市影像的意义超越并溢出基本的叙事功用。重庆作为大后方的特殊影像表达是其地域精神的集中体现，也给予观众想象与体验的空间，历史地域的影像力量是时空流变沉淀带来的社会文化与地域情感。
宏大叙事对城市形象的建构具有深远影响，“在大众媒体时代，城市空间在社会运作中被媒介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意义体系，书写大时代背景下的个微体验与传统电影、电视惯用的宏大叙事幷置，外在的物质景观与社会氛围和文化流变共同成为影视作品中的城市意象，蕴藏着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多重隐喻，构筑着人们关于一座城市的印象”[3]。城市空间差异性的存在是避免现代文明冲击下空间同质化问题的有效手段，新旧交错的重庆城在历史人文符号的干预和影响下成为独特的都市意象，成为区别于其他城市空间的特别存在。作为城市在历史纵深空间的独特形态，以红色主旋律影片为代表的历史题材影片成功贯穿起重庆这座城市的过去与当下，并通过影像渲染出这座城市的时间特质。
二、错层的空间阐释与地域文化折射
与传统都市形态不同的是，重庆因其天然地理环境，在空间表现上具有十分鲜明的错层地域形态。除地理建构带来的空间形态对立外，由坡坎、阶梯、轻轨、过江索道等独特交通工具搭建的城市交通系统也是许多影片的表现内容。多山地形导致其坡道、街坎众多，從传统的临江老街十八梯，到现代化穿墙而过的轻轨，再到越河运行的索道，都构成摩登都市与传统市井生活共荣的奇观，交错的地域风景衍生出共融的阶级文化，在以此背景为叙事的电影空间中，上演着一幕幕草根英雄的传奇。《疯狂的石头》就通过一个从高空索道上坠落的可乐瓶巧妙串联起高空与地面空间，也将故事人物整合在一起。无独有偶，2019年暑期档上映的《铤而走险》，就通过移动的索道车厢和固定的城市建筑体隔开绑架者和受害者的异质空间，又彼此巧妙地使其交叠，移动的索道和轻轨所代表的流动性由此融入重庆城市的空间叙事逻辑中。
地理空间的阐释是影像故事塑造的建构内容，重庆天然的地理环境有着影像所需要的巨大差异——十八梯破败的台阶连接起上半城的繁华和下半城的市井气，轻轨站狭长的手扶电梯构建起两个空间的联系，瓦砾青苔和摩天大楼共存的盛景营造出强烈的戏剧性和生命力。《周渔的火车》（孙周，2002）开头的蒙太奇镜头展现了从临江老街到旧厂房，再到晾满衣物的灰青砖老巷，从破败待整修的江边平台到长江索道对面的现代化摩天楼群，交错重叠的影像切合了影片对即将逝去的文艺年代的追溯，以及在现代化与经济浪潮冲击下城市的种种矛盾。类似镜头在《好奇害死猫》（张一白，2006）、《日照重庆》（王小帅，2010）等影片中也有出现，如果说老式居民楼与棚户区表达出渝城的烟火气和年代感，依山而建的现代化高楼大厦则带出现代与传统二元并置的意味与符号意象。《火锅英雄》（杨庆，2016）里，作为历史影像符号的防空洞与代表市井文化的火锅相互交织，从洞子火锅开始，到火柴盒似的老居民区，延伸到远处的现代化的轻轨交通和大桥，历史的、现在的、未来的视觉影像不断交织，老式民居建筑与现代城市设施作为载体符号共存的故事表达，固守与变迁、游历与回归成为重庆地域文化的典型图景书写。
除地理空间的错层和移动的交通工具外，这些涉及重庆影像的故事在角色设置上亦具有空间及其文化内涵的差异性。《疯狂的石头》作为中国底层市民喜剧的典型代表，从社会最底层的棒棒群体，到普通的工厂保卫科科长，再到房地产老板和国际大盗，形形色色的角色构成影片浓厚的江湖气息。《少年的你》的男女主角，一个为学习成绩优异的尖子生，一个是辍学混迹街头的混混，两人因一起意外形成共生命运体，却并不显得突兀与违和。《火锅英雄》里以刘波为首的不良青年对抗穿着衬衫和西裤的面具劫匪，底层的火锅土著与城市“精英”进行碰撞与换位。这种文化错位的解读正是层叠文化背景下既有文化身份丢失者和当下文化身份逃离群体交错并叠的故事。带有特定区域色彩的人物直接诉诸于观众的感官系统，并被转化为特定的文化符码，再还原为感性的意象，最后唤醒其代表的集体意识中的文化积淀。
列斐伏尔强调，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物质关系，社会化的空间日益被分成碎片，成为“权力的活动中心与相互对抗的场所”;空间的生产是“社会阶级和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物等空间的主要特征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的过程”。[4]按照这一基本的理论观点，城市中的空间再现了阶层关系，社会运动与发展也反过来不断重塑空间。电影通过可辨认的城市空间塑造出了独特的叙事空间，同时也完成从城市本体空间到电影的衍生空间的迁移，电影的整体气质、叙事的意识形态表达藉由影像文本巧妙地移植在观众心中，再藉由银幕外的空间将这种影像城市气质反哺于真实城市的地理空间，以此完成银幕内外的串联。影片《疯狂的石头》中，谢小盟在过江索道上俯瞰整个渝城，对身边美女说道：“每当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就强烈地感觉到，城市是母体，而我们是生活在她的子宫里面。”戏谑之语却是创作者借助角色对整个电影空间的理解与表达，城市景观参与着影像整体风格气质的表达。重庆地域上的错层性带来现代都市与传统市民生活的交叠，公共空间一定程度上是人物心理的折射，又决定角色身份和文化差异性的存在，城市与影像相互交织，地域文化景观的“本土性”成为当下电影的重要表现方式。
三、城市空间的风格表达与隐喻
除错层的地理空间形态外，重庆的城市符号与意向也构成一种独特的风格表述与隐喻，成为以重庆为言说背景的电影的另一重叙事底色。重庆虽作为直辖市，整体的崛起与发展时间较晚，码头城市的空间形态带来了频繁的阶级流动，形成重庆独有的生活气息与庙堂文化。因此，发生在重庆的电影故事，往往有着现实主义的风格建构。这些故事的主角大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疯狂的石头》里的“笨贼娃子”，《火锅英雄》里开火锅店的几个底层年轻人，《铤而走险》中开汽修店、喜欢打麻将的刘小俊，《少年的你》（曾国祥，2019）里住在天桥下每日无所事事的混混小北。城市赋予了主角们一种江湖气质，以及偏离传统的叙事风格。这些故事里，主角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不寻常的犯罪事件中，信奉的并非是现代社会的法律道德教条，而是江湖文化和世俗经验。《火锅英雄》里，主角因扩建火锅店而意外打通了银行金库，放弃报警而选择盗取银行钱款;《铤而走险》中，刘小俊做着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黑车生意，在意外卷入绑架案后，选择成为绑匪讨要赎金。这些出身市井的主角们游走在正邪边缘，对所谓的法律和警察不屑一顾。置身于影像中的主角们，从城市气质中脱胎而出，给影片增添了独特的叙事表达。
重庆的驳杂感、疏离感天然地充满着一种犯罪气质，现代与传统混杂的都市空间往往是反教条式的黑色犯罪故事的发生地。以周克华持枪抢劫杀人案为原型创作的《天注定》（贾樟柯，2013），故事就以重庆为叙事背景，三儿的老家取景于重庆境内长江对岸钓鱼嘴的小村庄，透过破败老旧的平房窗户，后景中江对岸崭新的摩天大楼清晰可见，城市与乡村就此相遇。在随后的情节里，三儿在银行门口开枪抢劫，导演利用脏乱的地下商场和银行所在的地上空间，拼凑出其冷酷无情的犯罪者形象。《铤而走险》中，阴雨连绵的城市空间建构了其黑色电影的类型气质，游走在正邪边缘的主角和带着猎枪的亡命之徒在城市的阴影中相遇，演绎了一出普通人绝望而又邪恶的故事。《少年的你》中特殊的天桥空间，描绘出小北阴暗、炎热、杂草丛生的居住环境，小屋如被社会和家庭抛弃的边缘少年所面临的现实境遇一样令人绝望;昏暗的街道、筒子楼、纵横交错的道路也成为众多表现校园霸凌和街头暴力镜头的背景。这些影片里，角色带有的个人特殊叙事空间被呈现，随着人物的流动又与其他的城市空间相交织，重庆城自带的空间样态在这种交织中不断被重新勾勒，城市气质与影片故事相互呼应，带出影像文本的多重含义。重庆阴雨、多雾的天气赋予影像故事冷色调式的灰暗气质，灰蒙蒙的阴郁城市空间意象构成了影像叙事的潜文本。王小帅的《日照重庆》（2010）和《我11》（2012）就通过城市气质的展现建构出淡远哀伤的审美意蕴。对于《日照重庆》里的主角林权海而言，重庆是仅有的模糊故乡的符号，取景于重庆綦江的《我11》则通过灰青色影片基调来映衬已被人遗忘的“三线”题材故事。《周渔的火车》建构出一个文艺、迷离的诗意空间。《失孤》（彭三源，2015）也有部分情节拍摄于重庆，在城市形形色色的人群交织中，刘德华饰演的绝望又坚定的父亲形象被凸显得愈发鲜明。
重庆的城市风格独特而鲜明，使得以其为故事发生地的影像更具魅力。群体差异、现代与传统的文明冲突、移民问题等矛盾不仅仅止于一种风格表述，还带来故事文本价值上的人文关怀。如《三峡好人》（贾樟柯导演，2006），以三峡移民为背景建构电影故事，影片男女主角相遇在即将被淹没的奉节县城，影像空间里处处都是拆迁过后的废墟残垣，墙上鲜明的水位线标识表达着即将失去故土家园的三峡人的焦虑，寻找妻女的韩三明最终也只找到淹没在茫茫江水下的“青石街5号”。由时间形构出的奉节老城因空间的消失导致时间的停滞，反映在电影中则外化为韩三明“家”与“根”的难以找寻。现代文明对中国传统宗族家庭的无情吞没随着奉节老城被水淹没而显现，代表市民群体的乡土空间在时代发展的车轮碾压下消失殆尽。
除叙事上的角色设置，重庆远离庙堂的江湖气质在许多影片中也通过方言的使用得以凸显。重庆方言有着传神的绰号、丰富的“言子儿”、细腻的语气词，这种下里巴人式的方言带来语言的生动性。语言作为思维的物质载体，是地域差异性的显著体现，重庆方言的粗粝和泼辣与独特的地理空间相杂糅，共同建构了典型的重庆城市符号。城市的意义不仅止于空间聚集，其核心应是居民所创造及共享的习俗和传统，这种独特的气质是城市的活力所在。城市内化的思想体系是藉由城市居民的日常仪式化构建出的。重庆与典型的北上广都市形态相比，更多的是对市井文化与精英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具有包容性和接受态度的文化精神内核，这也是重庆区隔于其他城市的气质所在。大量在重庆取景的影片选择以其方言为影片角色的语言，方言成为城市影像中最具生气和独一无二气质的符号。
处于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孕育了独特的码头文化，也不断包容和接受着外来人口及其文化属性的介入，20世纪的抗战内迁及解放后的“大三线”建设造就的移民文化底蕴，使得重庆形成错层、包容式的多元层叠地域文化架构，并通过区域特有的文化景观图像表达，将城市景观统一于受众视觉符号的视像范畴，成为不同话语与价值观的汇聚之地。以城市为背景的电影故事与诸多模糊叙事空间的影片不同，其重点突破了单纯的电影叙事而向故事背景延伸，如同本亚明所认为的19世纪巴黎的“全景式文學”——“这些作品由独立的素描构成，全景的前景是那些小故事，其广大背景是大量信息。”[5]
与影像宣传片、新闻图片等不同的是，电影文本所强调的故事性带给了观众一种切身体验感，这种实践体验藉由银幕的虚构空间与观众进行二次互动，达到彰显意识形态的目的，因此电影中的城市构建就不仅止于美景、美食的片段式信息呈现，而是带有故事与角色气质的整体空间。《少年的你》上映后掀起一股粉丝蜂拥重庆寻找影片取景地的浪潮，受众的线下行为便是通过“易烊千玺——小北——《少年的你》——重庆”，由偶像到角色、由角色到影片、再到城市映射的范式所带动。视听时代，电影等动态影像文化的兴起激活了印刷文化中概念化的语言符号，电影作为媒介符号在大众中进行叙述与传播，也获得一种文化关照意味。以视觉为中心的影像扩张而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电影依托其影像生产技术再造城市空间，城市为代表的地域资源借助影像的视觉转化，形成一种符号化的传播视像，真实的城市空间也不断向影像中的“城”与“市”看齐。
结语
重庆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其别样的景观意象，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形成独特的码头文化，多山环绕的立体式的地形构造，以及时空交错的城市空间都让重庆具备了可被影像言说的优势。城市景观的“仿像”消解了大众片面化的都市观感，成功构建出大众对山城的符号认知。山城、雾都、火锅、码头、轻轨、过江索道等既是大众记忆中的城市意象，也是媒介空间下社会表达与真实空间的书写和演绎。这种电影城市景观的文化符号成为展现区域社会和文化变迁中不可或缺的媒介符码，同时也被当做地域形象塑造的最佳选题。
当下，地域文化在跨媒介影像的渗透与融合中变得错综复杂，作为地域资源景观化与大众化的城市电影不断深入多元化的时空进行表达。一方面，这种现象归因于区域文化符号塑造中的影像“本土性”，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的、异质的、千差万别和多元的，重庆地域城市电影中的本土形象表达从本质上离不开文化脉络的梳理和多方位呈现。另一方面，独特的地理空间构架与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的交叠特质，使区域影像的构架、表达结构变得更加丰富多元，并经由影像的空间特质予以延展。渝城印象在影像空间中的存在与表征复杂多变，因此对涉及重庆的城市影像进行研究，对重庆地理地域空间、历史地域空间、文化地域空间的解构是建构与传播重庆城市意象的重要手段，有着极其深远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 [ M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19.
[2][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 M ].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1960：53.
[3]刘娜，常宁.影像再现与意义建构：城市空间的影视想象[ J ].现代传播， 2018（8）：98-104.
[4]陈涛.边缘与戏谑：中国当代底层喜剧电影中的城市空间[ J ].当代文坛，2019（7）：128-134.
[5][德]瓦尔特·本雅明.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M ].王涌，译.译林出版社，201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