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在故宫修文物》看国产纪录片的成功之道
【摘 要】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为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而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于2016年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该片一经播出便收获了几千万的点击量，豆瓣评分高达9.4分。这部总投资150万元，摄制团队7人，摄像机仅两台的低成本纪录片如何“以小博大”打赢收视战，为何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将从选题开掘、叙事视角、人物塑造、精神内核和传播特点五个方面浅析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之道，以期为国产纪录片的创作者提供有益参考。
【关 键 词】《我在故宫修文物》；国产纪录片；纪录片
【作者单位】李颢宇，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08.023
《我在故宫修文物》是为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而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共3集，每集50分钟。该片在视频网站上的点击量超过千万，豆瓣评分高达9.4分。这部总投资150万元，摄制团队7人，摄像机仅两台的低成本纪录片，如何“以小博大”打赢收视战，为何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将从选题开掘、叙事视角、人物塑造、精神内核和传播特点五个方面浅析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之道。
一、选题开掘：以小见大，展现宫墙里的守望与传承
作为一部历史文化纪录片，在《我在故宫修文物》问世之前，国产纪录片中就有《敦煌》《圆明园》《大明宫》等历史题材的鸿篇巨制。其中，以故宫为题材的作品有《故宫》（2005）、《台北故宫》（2006）、《当紫禁城遇见卢浮宫》（2011）和《故宫100》（2012）四部。为表现故宫的历史沧桑感、展现多元文化熏陶下的大国形象，以故宫为题材的纪录片多将镜头对准故宫的庄严耸立、雄伟壮观与气势恢宏，并多采用情景再现的表现手法，大制作、全知视角、场面华丽、内容全面，运用特效与3D技术展现宫墙里的守望与传承，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展现到极致。
《我在故宫修文物》在选题上不再单纯展示故宫的恢宏之态，而是另辟蹊径，选择故宫的文物修复师作为拍摄对象，讲述了他们的平凡生活，将文物修复师的伟大藏匿于平凡中。该片叙述的主题是修复文物，但创作团队并没有只关注物件和技术本身，而是将镜头对准一群个性鲜明的文物修复师。认识历史的推动者与创造者，探析人的内心世界，寻求历史文化流变的脉络，强调的是当代人与历史的对话。影片中，故宫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博物院，而是有人气、有生命的存在，它的形象因为文物修复师而鲜活，每一件价值连城的珍宝仿佛都有了生命。《我在故宫修文物》从人物入手，通过拍摄人物的工作与生活，呈现故宫的青春与活力，刻画故宫在时间流转中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文物修复师具有中国顶级的文物修复技术，手里触碰的是中国的千年，而镜头所展现的是他们日常质朴的生活。杨泽华师傅休息的时候喜欢弹吉他；屈峰师傅在辽金代观音木雕像修复完成后的炫耀；当观音像被搬走时，全体木器组员工难分难舍的心情；漆器组闵师傅和徒弟坚守割漆的传统技法；一位女师傅花了十年时间只为临摹一幅《清明上河图》……每个人物都是浓墨重彩的呈现对象，他们组成了文物修复工作的完整意义。
二、叙事视角：平民化视角，关注纪录片的人文关怀
“人”是纪录片创作的主体，也是纪录片的灵魂。提高纪录片的人文价值，要求纪录片创作者用心捕捉人性的本质，透过平常人的平常事诉说世间温情，传递社会正能量。纪录片的平民化视角给予了每个个体充分的尊重，关注他们存在的价值。
《我在故宮修文物》中的平民化视角主要体现在叙事故事化、镜头平实和人文关怀三个方面。在叙事故事化方面，文物修复师是文物的翻译者，文物的历史随着他们的日常工作一一展现。乾隆母亲金发塔、黄花梨百宝嵌番人进宝图顶箱柜、游春图的修复故事……通过解说词和文物修复师的话语，一段段历史故事被完整呈现。在镜头构思方面，该片区别于类似题材的其他纪录片，没有采用宏大叙事策略，舍弃了大场景拍摄、情景再现等手法，而是以平实、散淡的镜头处理人与文物、人与工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此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我在故宫修文物》着重表现文物修复师的日常生活，关注人文情怀，表达了对人的尊重、对手艺的敬畏，这也是该片吸引观众的重要因素。
《我在故宫修文物》通过对文物修复专家故事化、日常化的记录，呈现文物与人的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1]。可以说，以个体为创作主体，关注人文取向，细腻把握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人”是新时期纪录片佳作的立身之处。
三、人物塑造：细节创作的技巧
纪录片大师约翰·格里尔逊称纪录片是“具有文献价值”的影片，对记录内容真相性的探索是各个流派纪录片非共同恪守的准则。纪录片的纪实性要求其不能存在大量的虚构内容，而对于细节的利用处理则成为鉴别内容真实性的有效方法。细节是构建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情境以及自然景观的最小单位，它可以反映事件的本质，呈现给观众细微且真实的印象。《我在故宫修文物》结合人物的经历和性格特点进行细节创作，成功把握了人与物的相互陶冶、丰润与传承。
首先，抓住人物性格细节，塑造人物形象。人文类纪录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多来自于被记录者的情感元素，由其形象、性格特点以及生活中的具体行为和选择来呈现[2]。《我在故宫修文物》在修复师的形象塑造上，注重抓住人物的性格特点进行深层描摹。例如，书画组的杨泽华十几岁就进入故宫当学徒，从事书画修复工作已四十年有余，镜头中的他无论何时总是笑容满面，热情开朗。对杨泽华性格特点的记录处理，着重于把握其乐天的性格对枯燥而严谨的书画修复工作的益处。杨泽华与年轻同事打成一片，乐于接受并学习现代修复技术，善于将现代科技与古书画修复方法相结合。为缓解工作压力，杨泽华常在空闲时间弹吉他以放松心情。通过细节的刻画，成功塑造了一个风趣幽默、平易近人的人物形象，消弭了文物修复师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同时，也使得人物的内在精神更加饱满。
其次，注重人物的动作细节，触发观众情感共鸣。电视纪录片在选择课题对象时，多注重课题对象的个性化特征[3]。动作作为人物内心世界和感情的外化表达方式，包括眼神、面部动作和肢体动作等，往往更容易传达人物心理或情感的细微变化，并由此触发观众的情感共鸣。钟表修复师王津温和腼腆，与同事和徒弟交谈时总是面带微笑，但工作时脸上的神情坚毅而专注。钟表展览橱窗前，王津从微笑到黯然，其面部表情的变化让观众感受到他对于只能静止展示的钟表怀揣着一种惋惜的情感。王津温和的性格和对待钟表修复工作的执着，借由面部特写这种直观的影像语言，得到了具体的呈现。
四、精神内核：情感传递，工匠精神的呈现与传承
工匠是指有工艺专长的匠人，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对产品精雕细琢，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我在故宫修文物》自始至终都在围绕工匠精神向观众传递情感，主要体现在人物故事和解说词两个方面。
在人物故事上，故宫博物院中文物修复师的工匠精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尊师重教的师道精神。文物修复组里有着传统的师徒制，片中着重强调了师徒关系、师徒艺技与精神传递。青铜器组的师傅王有亮和徒弟高飞的故事为观众讲述了尊师重道的师道精神；钟表组的徒弟亓昊楠说师傅王津“为人和蔼，对自己很关照，像亲人一般”，表现了一种师徒如父子的情感。第二，一丝不苟的制造精神。王有亮在制作青铜器复制品的时候，追求“与原物方位一模一样，颜色基本一致，有层次感”；王津在修铜镀金乡村音乐水法钟时，不仅恢复了钟表的走时功能，还恢复了它的演艺功能。第三，精益求精的创造精神。王五胜在修复唐三彩马的时候，由于破损严重，需要进行创造性修复，他寻求木器组中央美院雕塑系毕业的年轻人的帮助，并专程前往陶瓷馆寻找灵感。第四，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杨泽华在修复书画时将传统技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将现代活力融入古书画的修复中；屈峰在实践过程中滋生出了“文物都是有生命的，它与文物修复者的品性有关”的感悟。
在解说词上，从第一集开始就提到了工匠精神。“他们视自己为普通的故宫工作人员，但其实，他们是顶级的文物修复专家，是给这个国家顶级的文物治病的医生。他们的著装言谈与我们无异，同时生活在机器工业时代，但他们的手艺却有几千年的生命了，他们师父的师父，是中国古代士农工商中的工”，这段解说词饱含了使命感和传承感，体现了文物修复专家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故宫仍然有传统的师徒制，现代社会，如何处理这种新型的师徒关系，王有亮、高飞给出了很好的示范”，“宫廷钟表还有上千件，一个人的一生是修不完的，需要一代代师徒传递来完成”体现了工匠精神中的尊师重道；“这也是跟自己的人生对话的过程，更何况修复的是提醒时间的钟表，我们的职业生涯，能留下点什么给后来人”体现了工匠精神中的奉献与责任。在纪录片的最后，“张旭光在工作中，非常严肃认真，从他身上，能看出书画修复世家的风范，这也是近些年来，很多中国人慢慢意识到的：现代中国需要工匠精神”则直接点出“工匠精神”一词，工匠精神可谓贯穿片子始终。
该片着重强调耐心、执着、敬业、严肃认真、不计得失、耐得住寂寞的工匠精神，这一精神恰恰是当今时代所提倡的，这种高度的精神内核往往能够深刻地感染观众，是吸引观众的另一因素。
五、传播特点：借势新媒体，引爆社交网络
《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初在央视纪录片频道首播时反响寥寥，播出两周后，豆瓣网标记的观看人数仅有600人，而该频道先前推出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豆瓣网标记的观看人数近9万人。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导演将该片上传至弹幕视频网站哔哩哔哩后，即刻引发了人们的观看热潮，3个月内点击量超75万次，爱奇艺点击量高达307.3万次。随后，网友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纷纷展开讨论，新浪微博上“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话题阅读量高达629.6万次，曾一度位居文化艺术榜的第一位，并连续两日登上微博热搜榜。微信公众号平台也纷纷紧跟热点，人气公众号“新闻哥”发布的文章《〈我在故宫修文物〉唤起了这个浮躁社会早已缺失的匠人精神》获10万+的阅读量；公众号“意外艺术”发布的文章《〈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何如此动人？》阅读量近10万；央视新闻公众号发布的文章《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生只为一事来》阅读量3万余次。一时间，微信朋友圈被《我在故宫修文物》刷屏，观众们对该片的热议不绝于耳，豆瓣上关于《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评论超过1.8万条，评分高达9.4分；知乎上的话题“如何看待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下有82条回答，其中一个回答获670个赞。
新媒体时代，传统电视媒体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一部优秀的纪录片依靠单一的传统媒体平台难以引发收视狂潮，还需依靠网络社交平台造势。通过网络视频平台同步更新，在网站及时跟进并制造话题，以扩大作品的传播范围。央视晚间播出的纪录片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反响，得益于新媒体时代网络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得益于以小见大的选题、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塑造、工匠精神的内核及借势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从主题立意到情感传达，从拍摄视角到镜头构思均值得国产纪录片的创作者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 OL].（2014-10-15）[2020-03-12].http：//www.ccps.gov. cn/xytt/201812/t20181212_123491_1.shtml.
[2]郭劲锋.感动观众：个人生命体验的公众分享——纪录片的情感叙事策略研究[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3（5）.
[3]钟大年.电视纪录片特征辨析[J].电视研究，19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