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选择：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确立历程探研
关键词 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共产国际
作者简介：关强，广西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D62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6.116
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何时确立，一直是党史研究的显学。随着研究的深入，产生了以长征胜利说、六届六中全会说、1943年政治局会议说（特指1943年3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七大说为代表的一系列观点。笔者赞同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说。衡量一个领导人在全党领导地位确立的标准，不仅要看他什么时间开始担任全党最高的领导职务，还要看他在实际中能否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更要看其思想理论能否为全党所接受并能正确指导实践。本人以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为主线，以党的重要会议为关注点，对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进行探研。
第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主要从事湖南省建党、农民运动、创建人民军队、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他在党内外闻名遐迩，被视为军事问题、农民问题方面的专家。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他担任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没有担任军职，发言权也被剥夺。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意义的转变。直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仍然延续这一说法。实际上，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首长朱德、周恩来同志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负责军事指挥的最终决策者。[1]由是观之，遵义会议只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主张，开始了其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红军二渡赤水、挥师东进，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了自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基于此，经刚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委员。战情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失，毛泽东同志提议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同志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同志为团长，专门负责军事指挥。[2]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開会议，最终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主张。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以来系列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遵义会议正确决议的继续和完善。学者杜学斌认为，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在苟坝会议。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对于在党内军内均不是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他获得的只是军事指挥权。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革军委成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主席团。毛泽东同志自此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长达40年，直至去世。中革军委及其负责人是要受中央领导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尚不具备确立全党领袖地位的基本要素。“长征胜利说”和“土地革命后期说”同样不合史实。但要看到，从1927年进军井冈山到创建中央根据地，从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到血战湘江的惨败，从遵义会议受命于危难之时到指挥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再到领导红军挫败国民党军队迭次进攻在陕北站稳脚跟。毛泽东同志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特别是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问世，其军事领导地位得到了党内的普遍认可，实现了从军事专家到军事领袖的跨越。
第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面临最紧迫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制定正确的统一战线、军事战略的策略和方针。1937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对此主要强调：一是抗战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二是保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3]这两点的核心思想就是独立自主。历史证明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并不为共产国际和苏联赞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开会专门研究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共任务，认为必须派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共中央。受共产国际派遣，王明在斯大林接见后于1937年11月回国。王明一到延安，就以钦差大臣自居，向中央领导人通报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最新指示。在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毫不含糊批评了洛川会议的决定。这在党内引起不小的震动。王明曾在共产国际担任执行委员主席团成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熟读马列主义著作，口才卓越，特别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使其在党内有相当的追随者，成为对毛泽东领导地位进行挑战的重要人物。毛泽东同志曾说，自从王明回国后，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4]。
面对严峻情势，他先从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入手开始研究，相继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对抗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得到了国共双方的广泛认同。欲从根本上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就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鉴于此，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赴苏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冀共产国际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中国的实情和中共的政策。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问题。王稼祥奉命回到延安后，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是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六届六中全会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5]
第三，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但并没有触及他的教条主义错误，党内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只要党内还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和国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重要领导人还在，中国共产党就不会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独立自主的政党。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不仅要在政治上成为党的核心，还必须在精神上为党提供理论指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中国化”解读。[6]到达陕北后，环境相对稳定，毛泽东同志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写下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文章。
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相继发表《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系统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党内外广泛关注。国民党理论家叶青曾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当他看到《新民主主义论》后，随即把毛泽东同志当做理论家看待了。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最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研讨毛泽东同志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主题报告，从而拉开了整风运动的序幕。随着运动的深入，特别是《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献的问世，毛泽东同志实现了思想领袖的跨越，全党在真理的基础上达到了思想统一和政治团结。
第四，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作为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的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中央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断权。至此，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正式确立，无可争议地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这就是1943年政治局会议说。认为该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理由如下：
首先，从组织程序来看。党的最高领导人出现更替，是需要经过共产国际同意，或先党内选举再上报共产国际批准，才算完成程序而有效的。早在1938年共产国际就明确指示“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是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其次，从担任职务来看。毛泽东同志此时身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三个主席的职务，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党内、军内均是最高领导人。在此基础上，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届一中全会分别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七大党章第34条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法定性和权威性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再次，从媒体、著作中看。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中央政治局于6月29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并同意刘少奇的提议，在宣言末段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语。[7]7月2日，《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该宣言。同月6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在《解放日报》撰文指出：“在二十二年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8]两天后，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确立领导地位的重要证据。
真正的革命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复杂的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全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成功实现了党的军事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的重要转变，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如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民主革命的领导核心最终由中国共产党担承一样，毛泽东同志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伟大领袖，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387-388.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49-450.
[3]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册[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475.
[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443.
[5][俄]亚历山大·潘佐夫著.毛泽东传，下[M].卿文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493.
[6]高华.历史的境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4.
[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47.
[8]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