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关照·慰藉：电影《古田军号》现实题旨解码
单丽
一、谁持火种来——民族共同记忆的追溯与影像复原
主旋律电影以传导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创作主旨，重视思想宣传与道德教化功能，在制作机制上，近年来的众多主旋律作品正在向商业片的运营体制靠拢，通过艺术审美上的一致指向，建立对民族历史记忆的集群式认同。“新世纪主旋律电影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特征：一是商业元素配置的最大化;二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新建构;三是叙事策略不断创新;四是具有较高的观赏性。”[1]可见，主旋律影片正在有意识地消弭与大众消费语境的抵牾，试图重建电影的表述形态，以此达到主流价值观念的有效传播。
（一）思想战线的史实呈现
近年来的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主要聚焦于两条革命战线，其一是对敌斗争路线，大多借助宏观视角、动作戏码和电影特效，通过高品质的荧屏技术来展呈雄关漫道上的铁血鏖战，其二是党内探索路线，这条战线上庞杂繁芜的立场之辨和真理斗争，是笃烈之士重塑民族思想体系的宏大史诗，亦是影视镜头少有触及之处。《古田军号》中有一定真枪实弹的战斗场面，但更多的是对“第二条战线”的刻画，填补了我国重大历史事件影视改编的一处空白。为了切中肯綮地展现当时的政治背景与思想纷争，该片导演陈力耗费8年时间完成“古田定魂”相关史实的积淀。电影行文中参考了“中央九月来信”“古田会议决议”的相关内容，并加以改编，没有刻意回避当时红军内的极端民主化现象，如部分战士思想懈怠，内部出现军阀作风、形式主义风气以及中央指挥政策上的各项分歧等。反而利用诸多客观史实构建矛盾张力，通过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间的殊死博弈，按照党内不同思想此消彼长、最终实现高度统一的叙事线索，来表现红军在思想政治路线上艰苦卓绝的发展历程，从而实现正心明德、追本溯源的现实意义。
（二）影像符号的意义探微
主旋律电影最常规的叙事模式是对革命历史事件或英雄事迹的影像“嵌套”，以相对固定的叙事程式完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随着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被纳入市场经济环境，主旋律影片开始不断揣摩观众心理，同时吸收商业片、艺术片的表述形式。例如《古田军号》对“军号”“领章”“板凳龙”等历史或民俗符号的应用，中央特派员刘安恭主张在新军装的领章上加上一道黑边以纪念列宁，这一主张受到毛泽东等同志的反对;当刘安恭在冲锋中壮烈牺牲后，红军领章上却多了一道黑边，以此缅怀这条险难道路上所有牺牲的烈士;更有两面红旗，象征着“红军永远不倒”的伟大志愿。该片抓住“领章”这一红色意象，延伸出激励、铭记与反思等多重现实意义，诸多文化符码使抽象的爱国主义和主流思想观念融入影片情节之中。全片处处言说红色精神，却能不着一字尽得风流，90年前荒芜破败的闽西山村，到今朝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喜人转变，影片在过去与现在两个交替进行的叙事时空中，使用着相同的文化符号，无论是枪林弹雨中的冲锋号，还是古田会议纪念馆中的冲锋号;无论是当年色彩黯淡的板凳龙，还是这个春节龙腾虎跃、喜气洋洋的舞龙队，都是主旋律作品在电影艺术框架内的思想投射。
将主流电影的政治宣传建立在其艺术要求之中，这是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反映，借助生动的文化符号，无形的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得以在片中立地、塑形并最终鲜活起来，新时期的主流电影不应延续板着面孔说教的形式，而是应该在电影产业化的浪潮中顺势而为，以影视语言推动思想教育。
（三）伟人形象的青春演绎
我国目前的主旋律电影大致可分为革命历史、重大历史事件、英雄事迹改编等三大题材，其中前两者几乎绕不开伟人形象塑造这一难点，不仅难在外在与内在的形神兼备，更难在对伟人所处历史位置与人生阶段的考量。创作者需要从历史方位与个体的心智、态度、习惯等各方面进行打磨，才能准确还原不同时期的伟人形象。《古田军号》主要着墨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几位革命先驱，该片不再按照唐国强、王伍福等著名特型演员的表演程式，对照式地描摹人物，而是大胆打破伟人塑造上对“像”的过高追求，以求真求实的态度刻画一批伟人的青年群像。运筹帷幄、临机决断却又不失霸气的毛泽东，老成持重中带着旧时代军人特征的朱德，调和朱毛矛盾时成为受气包的陈毅等，这一系列崭新的伟人形象，彰显了我国主旋律电影艺术评价体系的革新与进步，尤其是在朱毛二人为党内军事与思政路线争得不可开交时，陈毅突然冲进屋里为两人念诗，毛泽东与朱德则负气不听等情节，是以往同题材电影中从未出现过的。该片不仅生动刻画了毛泽东等伟人的青春形象，更完成了影视语言对伟人的再认识，使雄韬伟略与可亲可爱二者并存。
历史长河中追寻革命理想的身影，为主旋律影视创作提供了一个英雄的摹本、一些思想的闪光，假令电影本身缺乏对自身艺术属性的认识，不能实现人物的影视化再认识和身份套装，便无法创作出令观众崇敬、信服甚至喜爱的人物形象，思想价值的深入更是无从谈起。
二、星火何以燎原——主流電影的大众视角与民生关照
随着大众文化日益走向影视艺术的叙事中心，与官方主导的主流文化与学界代表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电影的创作格局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泛娱乐化的氛围让各类思想信马由缰，对公众鉴别良莠的分辨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电影在产业化、类型化制作的工业体系之外，还需要国家主流话语对大众文化的介入，以增强思想凝聚力，使公众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在大众视野中培植对民族历史的广泛认同。
（一）革命历史的平民影像
大众文化崛起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在以往主流影视剧中担当配角的平凡人，越来越多地成为影视镜头所聚焦的主人翁，如尹力的《云水谣》、电视剧《大江大河》等，这些作品的成功证明了重大历史题材与平民人生结合的可能性，当波澜壮阔的历史浪潮与个人命运相依相融，才能激发观众对时代精神的充分认同。《古田军号》中的林裁缝、造纸厂厂长、夜校女教师等一批平民形象尤其值得反复体味，有着“周总理第一特型”之称的孙维民在本片中扮演制作红军军服的裁缝，而出演《亮剑》等经典红色剧目的李幼斌褪去英雄色彩，饰演一位平凡的造纸厂厂长，大英雄与小人物的角色置换是该片最为出彩的看点之一。林裁缝等人连夜赶制军服，并带领三个儿子一齐投身革命，尽管没有历史原型作为参照，但对照红军初期的人员构成，不难想象当时有无数与林裁缝一样的手工业者离乡从戎，而他正是从无数真实史实中抽象而来的集合体，象征着爱国救亡战线上无数默默奉献的普通人。造纸厂厂长坚守着红军的宣传战线，在红军临行前的清晨，一路跑来为战士们送来一摞摞稿纸，当小号手接过稿纸递到毛泽东手上，平民群众、叙事者与伟人之间形成了一条话语的连线，引领着观众通过影像镜头与伟人对话、与伟大时代同行。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平民形象塑造，丰富了古田会议的历史细节，增强了可信度与感染力，以生动的影像补足了文字历史未能详尽的部分，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召力和文化影响力。
（二）内视角的大众情怀
内视角是相对于全知视角而言的叙述形式，即讲述者与人物掌握同样体量的信息，借助角色的身份、视听与感受去传达一切，内视角下叙述者一身二任，既要完成符合理性逻辑的情节讲述，又要以感性的眼光审视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古田军号》是一部典型意义的内视角影片，该片没有沿用大多数主旋律电影先入为主的重大事件与理论说教，而是以一位年仅13岁的小号手为叙述者，将历史的长卷徐徐展开，使观众脑海中对古田决议的模糊印象逐渐清晰。“电影创作者注重拍摄那种反映精神价值趋赴、表现历史生活并具有民族传统源泉的新作品，是一种必然。”[2]内视角模拟亲历者的身份对历史事件进行讲述，往往能通过极为简略的语言带出宏大主题，表现对民族兴亡命运的关切与沉思。该片的叙事者小号手并没有过多台词，而是以一个见证者的身份出现在毛泽东、朱德等伟人身边，与红军大部队一同出生入死。面对革命路上爷爷和父亲相继倒下的残酷现实，13岁的小号手有田一度陷入了茫然之中，然而，在跟随红军前行的一路上，毛泽东伸张正义为有田讨回公道，女教官对有田关怀备至，朱德军长亲自示范吹冲锋号的技巧。围绕这把古铜色的军号，一系列人物分坛登场，但直到故事尾声，军号才第一次真正吹向，嘹亮而悲壮的号声，记录着红军每一次的浴血奋战，从刘安恭到年仅18岁的杨椿娃，再到众多的无名战士，《古田军号》通过前仆后继的牺牲，礼赞着伟大的革命信仰，同时也定义着主旋律电影的最终形式。
（三）民本思想的社会认同
以往大量主旋律影视作品仅仅将镜头聚焦于英雄人物身上，忽略了身为个体的英雄背后的群体性存在着的人民大众，这样片面推崇个人英雄主义的演绎方式，与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民生观照不符，难以真正唤起观众对电影思想价值的共鸣。《古田军号》深刻剖析了20世纪20年代战火离乱中的现实国情，对旧社会的沉疴痼疾做了真实的反映，在青年毛泽东化名“杨先生”在上杭教书期间，他以脚步亲身丈量着中国的乡村。学校里的农家子弟衣着褴褛，“以前妈妈没跑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穿，现在我和奶奶穿”，这些台词无不触动着观众的泪点与痛点，而“杨先生”在黑板上重重写下一个“手”字，号召下一代用自己的双手反抗命运不公。在大多数人的自我意识尚未觉醒的年代，毛泽东为了改变社会深固难徙的阶级压迫而奔走呼号，“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一情节是我国传统民生观与红色革命思想的接续，跳出特定的时代背景，展现出对任何时代百姓生计的无差别关注。此外，《古田军号》重点抒写了红军领袖的爱民敬民、红军战士的亲民，通过军民团结的鱼水情，展现跌宕乱世中难得的人情温度，“那一年丰收年，老百姓都愿意让红军吃自己家的飯”，而红军也能够设身处地地照顾和体谅老百姓的诉求。该片叙事在军民双边相互理解信任的氛围中展开，以战乱背景中的人性温度切入民生视角，并以此肯定我国民本思想的传统承续。
三、历史往何处去——家国视野下的初心自述与情感慰藉
（一）家国与个人关系解读
“每个国家的文化工业都生产自身的主流电影，所谓主流，与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同时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来支撑。”[3]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文化领域也迎来了千帆并进、百舸争流的快速发展时期，个人利益与集体、家国利益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矛盾而被一次次提起。《古田军号》中的一切思想分歧与主义纷争，都是革命志士对于大国命运的群策群力，是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的集体主义理想的体现，他们是为了正义、为了民族解放、为了救亡图存而斗争，而不是为了私利、为了个人享乐。以刘安恭这一人物为例，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他，有着“中国的布哈林”之称，刘安恭时常批判此时的红四军“农民气息太重”，将苏共中央的发展道路奉为圭臬，做出了许多不适合中国实际路线的错误指挥，给党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等人在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同时，却能够始终坚持家国大业与个人私情的分立，而刘安恭在冲锋中奋勇当先，以鲜血告慰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共产主义事业。影片对二人的革命信仰都作出了高度的肯定，而导致他们产生分歧的则是每个个体的教育背景与思想高度，《古田军号》对信念与路线何者为纲的问题，给出了万分肯定的答案。对红色信仰的刻画，是主旋律电影自诞生以来经久不变的主题，但许多影片对革命先驱的演绎趋近于定式化，对主题的言说同样趋于浮浅流俗，鲜有能够直抵信仰等形而上命题的作品。《古田军号》无疑是其中之一，红军领袖在通过《古田会议决议》时直言“要让战士们知道为什么打仗”，信仰的力量正在于此，该片化繁为简，以最简单明了的电影情节说明了革命信仰对于一个民族发展的意义所在。当年的小号手转瞬之间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红军，却依然坚守着革命年代质朴而坚定的奋斗理想，电影从伟人与平凡大众的双重角度书写信仰的力量，为红色信仰与家国理想赋予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二）岁月迁流中的初心守望
《古田军号》由90年后的春节为起点，通过一位百岁老红军和孙子的对话与追忆重现革命历史，岁月的缥缈沧桑透过悠悠的画外音传递而来，主旋律影片与年份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90年的时间历程是该片叙事的重要线索，在今昔对比之下明确革命先辈奋斗的意义，更找到当代年轻人所要坚守的初心所在，告诉青年一代“为什么而奋斗”，是电影《古田军号》最为突出的现实意义。为了全面阐释这一问题，电影力求实现宏观背景与微观元素的结合，首先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奋斗的意义和三湾改编等事件作了足够阐述，为古田定魂的情节奠定了叙事背景的基础。再借助闽西客家的土楼、舞龙灯，朱毛二人争执时出现的小木门、皮褥子等小细节展呈现实困境，当毛泽东被调离红军指挥中心、前往上杭教书的路上时，舞龙灯的再次出现让才刚体悟过人生失意的他顿然醒悟，道出“心齐方可成龙”的影片主旨。正是革命信仰与救亡初衷上的高度一致，铸造了红四军这样一支极具凝聚力的铁军，该片从不规避红四军在发展初期因队伍扩张过快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而在《古田会议决议》通过之后，领导中心大力整肃军风军纪，削去那些意志薄弱、信仰动摇的枝叶，保留了深扎中华山山水水、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主干力量。《古田军号》全片所讲述的精诚团结思想，便是红军奋进的革命初心所在。因此，该片将红军自井冈山时期以来惨烈的战斗场景与当今现代化的阅兵式穿插在一起，重申古田会议确立“党指挥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意义所在。历史与现实的纵情穿梭，个人情感的主题与红色革命的历史背景相互交织，使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时代宣言在叙事中逐渐浮现，由个别至一般，由个体至集体，见证着共产党人的初心起航。
结语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片以高歌猛进的势头进驻主流电影市场，主旋律与大众文化的深度交融，反映在《古田军号》等影片叙事视角、人物塑造、思想价值的方方面面。该片将历史的不同维度、不同场景整合在电影美学艺术的框架内，将来自红色风云与现实生活的精神符号，化为影片内在的叙事动力，从而推动国家主流话语下价值理念的深入。在主旋律电影向主流电影概念转化的过程中，亟待一批作品抒写革命历史的品格风貌与时代影像，《古田军号》的创作理念或可为其提供参照。
参考文献：
[1]陈晓云.中国当代电影思潮与现象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204.
[2]丁亚平.历史、国家认同与民族电影表现——近年主流电影的归根想象[ J ].当代电影，2008（01）：25.
[3]王志敏，陆嘉宁.电影学简明词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