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基本理论研究
闫静 曾静怡
摘要：奥运会文献遗产是奥运遗产与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别。做好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奥运遗产理论为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奠定了理论基石，提供了可直接复用的经验；文化遗产理论为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主体的确定提供了方向与思路，有助于其创新开发手段与模式，指导其开展管理工作；后现代档案学理论提供了对奥运记忆、国民认同及情感建构的独特认知，丰富了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论内涵；数字人文呼吁在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中注重数字技术与人文理念的张力结合与双向联动，重视跨学科与跨领域的合作交融。
关键词：奥运会 文献遗产 文化遗产 后现代档案学理论 数字人文
Abstract：Olympic literature heritage is an im？ portant category in the Olympic heritage and cul？ ture heritage system. In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 tance of the Olympic literature heritage， scientific theories are required as necessary guidance.Olym？ pic heritage theory provides replicable experience； culture heritage theory enriches the subjects， ap？ proaches and management models of preservation methods； postmodern archival theory enriches the？ oretic cognition of Olympic memory， identity and af？ fective construction； and digital humanities appeals to practical direction combing th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humanism，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Keywords：Olympic games； Literature heritage； Culture heritage； Postmodern archival theory； Digi？ tal humanities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呈现和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的重要载体，对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意义重大。在奥运会遗产体系中，有一类比较特殊又十分重要的遗产——奥运会文献遗产值得理论界和实践界给予更多关注。随着冬奥会进入“北京周期”，北京将成为首个“双奥城市”，如何做好两届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为后世留下丰厚的文化资源，成为一项亟待開展的重要工作。
做好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既需要实践部门的落地实施，更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这是因为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是一项庞大、系统而又复杂的工程，并非一蹴而就、一朝一夕就可取得良好效果的，这就要求在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做好理论储备，寻求理论支撑。其中，奥运遗产理论、文化遗产理论、后现代档案学理论和数字人文理论等为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为奥运会文献遗产的收集、保管、开发、利用、传承等一系列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
一、奥运遗产理论
（一）“奥运遗产”的内涵演变及“奥运遗产观”的形成
自1956年澳大利亚墨尔本为申报奥运会举办权提交的报告中首次正式出现“奥运遗产”一词以来，这个概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内涵逐渐从“物质遗产”转向“多元遗产”。随着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世界范围的开展，人们渐渐认识到“奥运遗产”不应只是遗留下来的物质遗产和以此延伸的由国际奥委会组织（IOC）所具有的权力遗产，它还应该是一种隐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诸如奥林匹克精神的传递、奥运会举办城市及其所在国家乃至国家或地区间的和平与发展。
然而一直以来，“奥运遗产”概念并未被清晰界定。直到2013年，IOC在其编写的《奥林匹克遗产手册》（the IOC Legacy Brochure）中才首次对“奥运遗产”予以确切的质性阐述，将其界定为“可为社区建设与基础设施带来可观改变的持续性效益”。随后，IOC在2015年发布的《奥运遗产指南》（the Olympic Games Guide on Olympic Legacy）与同年修订的《奥林匹克宪章》（Olympic Charter）中均对“奥运遗产”的概念进行进一步界定。2017年12月，IOC发布了《遗产战略计划》（Legacy Strategic Approach），汇集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共计29个奥运会举办城市的智慧，将“奥运遗产”界定为“一种愿景的产物”，涵盖了通过举办奥运会所产生的那些对人、城市和奥林匹克运动具有长期效益的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自此，国际上对“奥运遗产”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这一界定也彰显出“奥运遗产”是一种综合可持续性、社会责任与社会评价的集成式概念。
随着“奥运遗产”概念的确定与内涵的深化，有关奥运遗产的研究不断拓展。关于奥运遗产目的、意义和策略的根本态度逐渐汇集为“奥运遗产观”，涵盖了奥运遗产内涵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奥运遗产外延从狭义到广义的延伸、奥运遗产立足点从传统向现代的跨越、奥运遗产表现形式从有形到无形的扩展等[1]多方面的内容。在奥运遗产观的影响下，关于奥运遗产的分类、评估治理与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诸多理论成果。在分类方面，无论维度如何划分，奥运会文献遗产日益提上与奥运文化遗产、奥运精神遗产、奥运效益遗产、奥运健康遗产同等重要的地位。在评估与治理方面，从2002年IOC设立奥运会整体影响研究项目（OGGL）到2018年IOC发布全新的奥运遗产评估框架，“将奥运遗产包含在整个奥运周期内；记录、分析与共享奥运遗产；鼓励举办奥运遗产庆典；搭建战略性伙伴关系”[2]等4项遗产工作目标日益得到重视，致力于对奥运遗产的全周期治理。在开发利用方面，通过公益性开发与商业性开发、对有形奥运遗产的开发利用与对无形奥运遗产的开发利用等形式，保护奥运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最大限度实现在保护中开发与在开发中保护相结合的目标，实现奥运遗产的价值。
（二）奥运遗产理论对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指导意义
奥运会文献遗产属于奥运遗产大类别中的重要组成，包括文件、档案、图书在内的文献资源是“人文奥运”与“文化中国”的重要载体。奥运遗产理论中对奥运遗产的概念界定与范围划分将奥运会文献遗产囊括其中，说明这种特殊类型奥运遗产的重要地位与价值所在，这是做好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前提。奥运遗产理论中关于类别划分、评估与治理、开发与利用等的理念能够进一步指导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一方面，奥运遗产理论提供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论基石。奥运会文献遗产是奥运会无形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挥作用不可或缺的载体，是联系奥运会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的纽带，是沟通奥运会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桥梁。[3]对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需站在整个奥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角度进行考量，满足奥运遗产学的总体框架。再者，需要借鉴“奥运遗产”家族较为成熟的保护与传承方面的研究成果，发展修正其理论架构。
另一方面，奥运遗产理论中的评估与治理、开发与利用理念为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直接复用的经验。一则，对奥运会文献遗产予以分级评估与分级保护，可最大限度地以最小成本实现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效果的最佳收益，并通过等级评估致力于那些珍贵而濒危奥运会文献遗产的抢救式保护，守卫人类的记忆遗产。二则，对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理应纳入奥运会活动的全周期范围内，以尽量全面地保全奥运会产生的文献遗产资源。三则，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除注重记录之外，还要注重分享、开发与利用，这也体现了奥运会文献遗产的全人类财富观、全人类记忆观、全人类资源观等理念，以其最大限度地实现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价值。四则，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应积极倡导战略性的合作理念，博采群智、共建共享，吸纳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构建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体系完整的奥运会文献遗产信息库、知识库、智慧库。
二、文化遗产理论
（一）“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及其研究进展
关于“文化遗产”的界定，最早见于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公约》）。《公约》中指出，要将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及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纳入一个体系，并对“文化遗产”予以列举式陈述，其核心在于阐明“文化遗产”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较高的文化、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并以实物或非实物形态存在的人类创造物。尽管“文化遗产”的概念內涵包含多方面要素，但毫无疑问，“文化遗产”是一个与价值和时间相关的概念，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和创造的事物。[4]随着“文化遗产”概念的兴起与流行，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理论界与实践界的视野。相比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性、固定性、易理解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增加了这种特殊文化遗产类型的难以捉摸、难以言说和难以保护的现实困境。
近20年来，文化遗产研究由于“文化遗产运动”的不断推进以及全世界范围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而逐渐趋于深化与成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开发与利用、价值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是目前文化遗产研究体系的重要构成。在保护与传承方面，“Who”“What”“How”是其核心问题，涉及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客体与手段。主体涉及保护主体与传承主体，二者存在交叉；客体即为前文所述有关文化遗产的概念与范围；手段包括项目化保护、数字化保护与建档式保护等方式。在开发与利用方面，目前多采用“保护式开发、开发式保护、以利用促传承、以传承带利用”模式，主要基于与文化产业相结合进行旅游式开发，以及与技术产业相结合进行数字化开发的方式展开。在价值与管理方面，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的、艺术的（审美的）和科技的三大方面，其价值体系具有类型的多样性、要素的有机性、系统的层次性、发展的阶段性、主体的差异性及利用的公平性等多重特性。[5]文化遗产的管理主要包括以管理部门或行政组织为核心的行政化管理、以条例或公约为核心的法规化管理、以教育机构和学位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化管理、以市场化运行机制为核心的市场化管理[6]等多种模式。
（二）文化遗产理论对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指导意义
奥运会文献遗产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奥运会文化遗产有所交叉。奥运会文化遗产是奥运会承办国和举办城市特色与经验的凝缩，而奥运文化往往需要通过文献的形式承载与固定下来；反之，凝结有奥运文化内涵的奥运会文献遗产，也是流传于世的重要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因此，对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同样需要文化遗产理论的指导。
首先，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认定能够为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主体的确定提供方向与思路。公益性组织与商业性机构的多主体参与模式，启示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过程中要广泛吸纳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社会各界在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过程中，亦可将奥运会文献遗产有意识地联动在内，从而实现此类遗产资源保护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文化遗产的各种保护手段，也可移植至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之中，丰富原有的保护形式，构建出一体化、系统化的保护体系。
其次，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理念可指导奥运会文献遗产领域“产业式开发”与“数字化开发”结合。奥运会文献遗产可以走一条“以产业带开发”“以产业带利用”的发展之路，尤其是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将奥运会文献遗产以一种富有创意的形式推广出去。奥运会文献遗产在开发利用中要紧密结合新兴技术，通过构建数据库、知识库的形式丰富奥运会文献遗产的展现形式，拓展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传播渠道，加大对奥运会文献遗产的开发力度，更好地践行“保护式开发、开发式保护、以利用促传承、以传承带利用”的理念。
最后，文化遗产的管理理念可指导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管理工作的开展。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项多主体参与、多手段利用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对其中复杂的人、事、物进行管理，协调好各系统、各部门、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文化遗产管理理论中的行政化管理、法规化管理、教育化管理、市场化管理可为奥运会文献遗产管理提供管理经验的借鉴。
三、后现代档案学理论
（一）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内涵要旨
后现代档案学理论即继希拉里·詹金逊（Hilary Jenkinson）为代表的古典档案学理论、西奥多·谢伦伯格（T. R. Schellenberg）为代表的现代档案学理论之后的又一档案学理论范式。该理论范式秉承质疑性、反思性、多元性、去中心、反权威的思想主张，对传统档案理论予以批判和创新、解构与重构，对当今世界的档案实践与档案事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后现代档案学理论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裹挟，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档案观”的影响下逐步发展，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批判与反思”和建构性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创造与超越”融合进了对传统理性主义档案观、机械主义档案观和科学主义档案观的再认识之中，从而构建起新的档案观念，延展档案的社会价值。
具言之，以特里·库克（Terry Cook）、奥布莱恩·布罗特曼（Brien Brothman）、卡罗琳·希尔德（Caro？ lyn Heald）等为代表的后现代档案学家，在反思传统档案观的基础上，部分抛弃或是更新了希拉里·詹金逊关于“证据的神圣性”信条，将档案的证据价值延展到记忆功能；进而基于档案的记忆属性，思考档案与身份认同、档案与社会权利及权力的关系，从而更加关注此前被忽视的边缘群体与少数族群的档案记录；他们试图撕掉档案“原始记录”与“权威史料”的冰冷标签，开始转向档案中的情感价值与人文意涵；他们摒弃二元论的哲学学说，主张从多视角、多维度、多层次为档案及档案工作提供融合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的混合方法论指导。由此，档案记忆观、档案与身份认同、社群档案理论、档案情感价值及档案多元论构成了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但是，后现代档案学理论也不仅囿于上述几种观念，随着技术动因和社会基础的变化，“后现代转向”仍会继续影响档案理论的革新，后现代档案学理论的内涵与内容亦不断延展。
（二）后现代档案学理论对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指导意义
后现代档案学理论以差异性为核心的认识论、以多样性为核心的方法论，为研究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理论基础，也提供了更具生命力的实践方法。
其中，档案记忆观强调档案的记忆属性，即档案是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和媒介，档案对社会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建构作用。正如加拿大档案专家约翰·施瓦兹（Joan Schwartz）和特里·库克所言：“记忆，和历史一样，根植于档案中。没有档案，记忆将会摇摇欲坠，过去的知识也会消退，共同经验所带来的荣誉感也会消散。”[7]这为奥运记忆及其建构提供了独特视角，可以丰富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论内涵。档案与身份认同及社群档案理论强调档案的认同价值，即档案中蕴含的身份信息，对于唤起个体记忆、建构自我认同意义重大；档案作为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可成为某一群体提供身份感与归属感的重要凭介，有助于其社会认同的实现。这为奥运会文献遗产的收集扩展了实施路径，可以构建基于不同主体与客体的奥运会文献遗产收集策略。档案情感价值强调档案与情感的触发关系和建构关系，即档案以其原始性构成了维系人类主体和外在世界情感关联的纽带，在触发主体情感和建构主体情感世界中意义重大。[8]这为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注入更多的人文情怀与情感力量，可以引发奥运会“参与者”与“旁观者”更多的情感共鸣。档案多元论强调将多元主义渗透在对档案本质、档案价值、档案理论与档案实践的理解之中，即尊重档案来源多元化、承认档案本质属性多元化和强调实现档案价值方式多元化。这为奥运会文献遗产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跨机构、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认知和实践模式，有助于奥运会文献遗产多元价值的实现。
四、数字人文理论
（一）数字人文的内涵与应用
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起源于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或Computing in the Hu？ manities），最初着眼于文本资料的数字化和计算语言学领域，随后逐渐演变为将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应用于人文学科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外主流研究所强调的“数字人文”，在于将“数字”与“人文”二者相结合，其中的“数字”代表着计算、技术、建模、工具，“人文”代表着与人类表达相关的一切事物，从音乐到戏剧、从设计到绘画、从语音到历史、从文学到学术出版等各个方面，甚至一些数字人文学者所反对的“社会科学”也包括其中。[9]
作为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张力性结合与双向联动的产物，数字人文的內涵可从两方面进行理解。其一，数字人文是信息科学技术及其研究成果在人文学科领域的渗透，目的在于促进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革新，以一种更为科学的、严谨的甚至量化的方式促进人文学科研究成果的转化、促进旧问题的解决与新问题的生成。其二，除了数字化技术对人文学科的影响外，还要关注传统的人文技巧、人文学科研究方法与思维赋予当代的数字化人工制品和信息化技术工具的文化意蕴和价值理性，从而反思数字人文的具体运用。
目前，国内外对数字人文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将数字人文应用于“数据与文本”相结合的数据库或资料库建设领域，二是将数字人文应用于“记忆资源”整合与开发领域，三是将数字人文应用于教学科研领域。前两类为数字人文的实践性应用，重在强调以信息技术为依托，以人文关怀为终极目标，加强数字资源的整合和可视化，通过知识挖掘和信息发现，满足对数据的深层次开发，从而提升数据资源的利用价值和传播效果，提升人文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更好地发挥人文学科的学术价值。第三类为数字人文的研究性应用，强调数字人文的方法性指导意义，意在更好地实现数字人文在未来学术研究中的前景。
（二）数字人文对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指导意义
在秉承奥运会所倡导的人文关怀、人文气息、以人为本、嵌入生活的理念之下，数字人文启示我们在进行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首先要特别关注并重视数字技术的应用，并在数字人文相关技术理念的指导下，最终构建一个融合式的、体系化的、特色化的奥运会文献遗产数据库，打造一个更加集成的、开放的、便于利用的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资源型和学术型平台。按照美国斯坦福大学迈克·凯乐（Michael A. Keller）的观点，数字人文项目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汇集数字内容、构建电子文献数据库；二是通过构建模拟模型、参考工具或空间历史实验室项目（Spatial History Lab）来进行“互动式学术”；三是将一系列文本和口头叙述嵌入媒体对象的“新型叙述体”（New Narrative）。[10]这些技术的具体实践与理念的现实应用，均为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思路。此外，要特别重视跨学科与跨领域的合作交融。正如有学者所言：“数字人文就像一座高耸的学术大厦，历史、文学、计算机等不同学科就像是这座大厦中的房间，这些不同的房间共同构建了这座大厦。”[11]因此，数字人文所强调的跨界融合、互动支撑和集成聚焦的理念，也应成为奥运会文献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键理念。从目前来看，数字人文融合了计算机科学、通信科学、文献学、统计学、人文学科等学科群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反映了数字时代一种新的文献信息需求。只有汇聚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乃至全社会的力量，才有助于提升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有助于这类珍贵人类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重点项目“2022年北京冬奥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项目编号：18JDYTA008）。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赵海燕，孙葆丽，曹秀玲.对奥运遗产观的理性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1）：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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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拥军.北京奥运会文献遗产的保护与传承[J].中国档案，2008（1）：32-33.
[4]王晨，王媛.文化遗产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8-9.
[5]刘艳，段清波.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23-27.
[6]蔡靖泉.文化遗产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68-422.
[7]Schwartz JM， Cook T.Archives，Records， and Power： 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J].Archival Sci？ ence，2002（2）：1-19.
[8]李晶伟.档案情感价值的内涵与特征[J].北京档案，2018（11）：9-12.
[9]Unsworth J. What Is Humanities Computing and What Is Not？ [EB/OL].[2019-07-04]. https：//www.ide？ als.illinois.edu/bitstream/handle/2142/191/unsworth2. html？sequence=2&isAllowed=y.
[10]Michael A K.數字人文和计算化社会科学及其对图书馆的挑战[J].王宁，译.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2014（10）：1-3.
[11]王涛.“数字史学”：现状、问题与展望[J].江海学刊，2017（2）：172-176.
作者单位：1.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