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城移民聚居空间实践及其文化调适
赵衡宇 李贵华 张娲
摘 要：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外来农村移民进入城市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多种非正规空间聚居，形成移民主体性的生活实践场域。在与城市文化互动过程中，外来农村移民如何在聚居生活中进行调适，已是检视其城市融入成败的关键场域。通过分析空间疏离、退守到空间重构的三种空间实践过程，表明主体性居住空间实践具有重要的文化调适功能，相关政策应重视他们聚居的多样性与渐进性，尊重其生活空间权益，才能破解当前的融入困境。
关键词：乡-城移民；文化调适；生活实践；聚居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2.83；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4-0103-06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问题的日益凸显，人本城市化的讨论越来越受到关注。典型意义的大量外来农村新“移民”进入城市打拼立足，限于多方面条件限制，除去部分住在工厂宿舍或者散居以外，大多数进入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各种非正规居所租住房屋已经形成我国特色的移民聚居生活空间，在土地利用、建设管理、社區文化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差异性及矛盾性。
“流动人口”“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特有概念和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别，知识界和舆论界关于这些乡城迁移人员的问题讨论，往往也是在“流动人口权益”“农民工权益”的语境中展开。这些概念抹杀了乡城迁移者的城市定居性，否定了基于城市“居住”（市民）的现实生活身份[1]，与这一群体长久居住并融入城市的现实日渐相悖，近年来很多学者逐渐使用移民概念，这一概念的界定是对此类问题进行准确定位的前提。关注农村移民居住问题可谓汗牛充栋、成果丰硕，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城中村”等研究中，其首先要回答的是为何会聚居并生活于此？不同理论视角提供了宽广的解释框架，研究者尽管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在考察行动的逻辑和意义时，往往偏好采取“理性选择”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分析模式，虽然在解释农民工的行为时也往往将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因素考虑进来，但是这些因素往往被纳入经济学或“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2]，居住空间层面的讨论也往往受此影响，如从为外来务工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居住成本）、灵活的租居市场、职住匹配（逐工作而居）乃至提供非正规经济活动等方面肯定城中村等空间的客观价值，本文在此不再赘述。但作为城市融入进程之中的聚居文化研究往往被忽视，问题变得简单化。其中，大量移民作为聚居主体的聚居文化“主体性”的研究更是很多视角容易忽略的方面。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根源是多方面的，正是由于长期以“流动人口”概念掩盖了城市“新移民”，研究中更多地将其作为生产要素与打工的“经济人”，而很少注意其复杂的聚居心理需求。在我国，主体性的缺失尤其还关联着移民居住空间的错位：例如“城中村”研究中，研究者关注点过多地局限于“原生”文化的村内原住民（房主），对于大量外来移民，这一携带“外来文化底色”进入城市且是实质性的居住主体（租户）则难以进入研究视野。另外，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线性思维影响，物质条件尚在极低水平时谈论“人居文化”“文化融入”似乎还为时过早。在主流话语中流动性强、居住稳定性差、环境的简易性等等低品质居住生活样态更易被视作城市的污点，在靓丽的城市化风景中格格不入，脏乱差更易表征为道德堕落，更遑论 “诗意地栖居”？移民微观的聚居行为、居住心理和生活变迁等“微生态” 容易被蛮荒的空间想象所遮蔽，漠视也就发生了，研究视角更多地是从社会—空间的单向角度，重视宏观结构性影响而忽略进城后居住过程中的微观能动性，较少从居住空间主体的反馈作用层面分析，如探讨文化的互动、生活环境的调适及对社会关系的反作用功能等等。
二、文化冲融与空间复杂性
一般而言，文化融合指具有不同特质的文化通过相互接触、交流沟通并逐渐相融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长期性进程，文化冲突与碰撞也是每一个移民必须经历的，可能需要数代移民才能完成。有观点认为部分移民经济上实质已经初步接纳，但文化与心理却得不到融合。如“经济吸纳社会拒入”等典型观点[3]，如果用短期微观的视角去看移民个体的文化融合，大多数研究者认同当前移民与城市文化冲突、心理隔离等观点，即观念的转变与身份的转变远不可能同步，或援引文化堕距理论（相对于经济层面的融入而言，文化融合的滞后性）。但这种“冲突融合”的线性解释框架并不能解释文化的多样性，其更多的是基于“涵化”概念（同化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文化接触所带来的影响往往设定为一种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取代弱势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进入了陌生的城市，往往表现为文化震撼、文化适应文化同化的涵化过程，或概括为定居、适应和完全同化等阶段[4]。但是，同化理论偏重采用主流和边缘的简单二分，将现实过程中的复杂性简单化，采用线性化的分析来看待动态的适应过程。同化不能得出满意的解释，20世纪后期美国社会学家贝里则提出移民表现出四种趋势：混合 （保持自身文化也接受某些新文化）、隔离（自愿或被迫地保持自身文化，拒绝接受新文化）、同化 （接受新文化而放弃自己的文化）和边缘化 （即放弃自己的文化，也不接受新的文化）。但他同时提出，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的低认同，“混合”策略为大多数移民所偏爱，他们在积极向当地文化靠拢的同时也趋向于保持原有文化，分离策略贯穿于融合策略中，很难分清两者的界限[5]。这一观点对我国农村移民问题进行分析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由于被同化观念主导，农村的文化是一个改造的对象而不是主体，它只有被发展的价值，在进城的同时即被肢解，在城市的“融入”论调中被遮蔽了。
毫无疑问，不同文化的存在势必导致文化互动，根据文化社会学理论，文化互动的双方存在力量的强弱对峙，在城乡文化之间，在本土与外来文化之间，显然外来移民处于弱势地位。这些互动也可以表现良性互动与恶性互动：良性互动表现为相互学习、吸收、渗透，达到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的作用；恶性互动表现为对抗、全盘拒绝或完全同化。其次，根据文化的冲融对应表现为消极或积极的多种社会空间，即文化群体之间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在城市生活空间中反映并形成各样的城市聚居类型，如居住隔离。
在这个城市生活共同体中，城市人与外来农村移民之间、外来移民相互之间、传统居住生活方式与都市生活方式之间均是各种日常生活图景的剪辑合成。显然，这种合成存在着明显的各种冲突和融合现象，而移民聚居区与近邻的城市住区之间，更是不同文化冲融的场域。在此需要提及的是，积极或者消极的绝对二元的划分是不存在的，良性与恶性互动始终都客观混合地存在，对任何一个主体而言，这既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也是背负各种问题的空间，汇总成微妙的、此消彼长的空间叙事过程。因此，对于移民社区作任何简单的概念分类，然后分别定义为某一类社会空间，并将一系列“类型化”的社会特性囫囵套于其上——“贴标签”，只会使得复杂的空间问题看似简单化，不利于对其真实状态的观察。
以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为代表的移民社区文化往往处于极为弱势、被动的状态，往往被视作必将被主流现代性城市文化所取代的“亚文化区”，权宜之计的“过渡区”，而主流媒体和城市规划管理长期以来对非正规居住社区问题的批评：认为其布局紊乱、空间外观无序失控（如大量非正规建筑与非正常使用）、农村文化保守落后（如落后的乡缘社区与现代化住区格格不入等）进而阻碍了其进一步城市化并最好被迅速替代之，但其中的积极影响鲜有论及。然而，随着对移民聚居空間关注的逐渐深入，更多与其经济社会特征密切关联，呈现其社区文化微观演绎与空间变迁的讨论也逐渐出现，如自主创业与聚居区经济转型[6]、居住主体多样化与社会关系现代化[7]、城中村城乡文化互倚共生特征[8]等等，这些多学科视角转变从不同层面阐明了移民社区自有其生长的多样性与内在规律，移民的聚居形态与社会文化特征也不是他者想象中的固有模式，其城市适应不是简单等同于同化，有更加积极主动的意义[9]，近年来新移民群体构成、生活方式的动态变化，更多空间主体性实践的研究有待跟进研究。
三、文化调适策略下的生活空间实践
对空间的思考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框架的产物。列斐伏尔将空间作为研究主体，明确了空间的社会本质，社会关系形塑着空间结构，又受制于空间结构，两者处于持续的双向解读过程中。人们总会将自己的需求与属性注入生活环境中，建构与改变空间结构状态，空间结构也会以多种方式对人施行控制与影响，形成互动的过程[10]，比如在重建文化、形成群体意识、建设或阻断社群交流等方面。根据列斐伏尔“日常生活实践是展现社会空间机制的核心场域”这一论断，进入居住空间这一日常生活实践，从而分析与观察居民所感知与使用的空间，这一视角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中涉及的案例 H市城西地区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城市化案例，伴随着大量新移民的迁入，产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一系列城中村发展演化现象。笔者以近年来其空间实践为切入点，尝试将“主体性”还给移民，从文化调适、空间实践的互动的角度，观察移民与城市共生共变的文化生态关系。
（一）空间疏离：文化主体性的抽离
移民的城市“流入”首先会感受到城市异质性问题[11]，城市是一个混乱的世界，村庄并没有跟随移民一起来到城市，他们逐渐疏远、背离了村庄共同体。陌生的都市，与乡村“熟人社会”刚好相反。城中村满布来自各地的新移民，以农村外出务工者为主，工作不稳定、租居的流动性强、工作业缘关系随时会瓦解、异质陌生的文化、空间归属感的缺乏和生活方式的不适等诸多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在居住生活空间看，显然城市也并不是非常接纳他们：在H市城西地区，风景秀丽的高档楼盘等门禁社区与城中村紧邻，但是前者多以身着制服的保安把守大门，进进出出都是有身份地位的本地居民，后者多以村头牌坊为标识，来往的都是低收入打工者，隔离逻辑在邻里空间上也有表现，很多城中村住房在进门处设置有两扇门，房东进正门，租客进侧门。“他们”“我们”这种心理隔离感油然而生，移民觉得这里只是临时性居住的地方没有新家的归属感。
环境的疏离感不仅来自于城市排斥性的显性物理空间特征，更根源于隐性排斥文化，他们在嵌入城市空间的过程中不断努力，却日益发觉城市排斥力的强大，“虽然身体在场，但关系、利益、参与权、社会保障权不在场”的现象，形象地将这种似乎无法抗争的排斥情境表达出来[12]。面对排斥亦会加剧其“边缘人”的自卑与焦虑心理，从心理认知的角度来看，由于无法从城市社会获得容纳和价值认同，他们往往将自己的身份从社区归属中划分出来，并不断提示自己“经济人”（打工者）的角色，并以老家人为参照系统，以“叶落归根”的想象抚慰自己，以此忍受生活的种种不适，因此，疏离也是一种不得已的策略，一种出于自身保护的主体性抽离。
另一种疏离策略体现于近年来青年新生代移民的文化心理等研究中，他们积极的容纳、吸收城市中的文化规范、生活与交往方式，希望彻底变得与城市市民毫无差异，并有意识地疏离、忽略自身的文化影响，然而实现这个策略似乎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与社会权利的条件迅速满足之上，因此，能够实现这种文化的快速同化的个体只能是极少数人群。而大多数边缘化处境必然表现为“另类”存在，无法认知身份的困境[13]。在这一类群体中，部分人甚至将漂泊无根转化为某种“旅行的文化”，他们或者居住于单位临时性居所，或频繁更换工作地，对于他们而言，在这种频繁的“试错”过程中，寄希望于高流动性带来的机遇与累积城市生存的经验。就自身和环境的关系上，一个人的总体认同的一部分是关于与地方环境的认同。然而暂住、过客、无根漂浮的疏离心态始终与居住社区是绝缘的，即“边缘化锁定”。社会交往关系中主要呈现短期性、功利性、投机性因素，荒岛化、孤立的人际关系以及非正常化的生活方式更加深了认同危机。被歧视与隔离感可能导致环境行为的失范，对环境冷漠、很少维护、任由脏乱差等环境堕化现象，其边缘化的居住空间更易受到各种形式歧视和“污名化”，不利于他们适应流入地的主流文化和生活方式。
（二）空间退守：亚文化的多样性复制
当基于空间的认同被移走时（如迁移），人们会战斗、抗议和伤心，人们更喜欢情感性和象征性地投身到周围的环境中去[14]，在巨大的文化转变压力下，文化身份认同理论认为，快速放弃自身的传统与自我感是不现实的，难以维持个体的积极心理[15]。虽然身体进入了城市但是在排斥性情境下，社会交往唯有求助于原有社会网络的支持，实现情感的依托，即沃思所言“在城市里复制农村”，按照差序格局他们建立“熟人”或“半熟人”社区，他们倾向于与具有较强情感与信任度的亲属、老乡交往，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居住也往往是聚居，较少有偶然单独居住的现象。各地城中村不仅在小规模尺度上表现为亲缘或者地缘的小团体空间，而且在较大地域也常表现为乡缘文化区等现象。然而，这种乡村不是简单的复制，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还原的，而是一种不得已的已然泛化的乡缘网。“老乡”这种关系位序，在家乡不觉痛痒，而在异乡大大缩进了尺度。在聚居的生活空间里，除去必要的经济往来，与城市或外部的交流极少局限于小社群的圈子，语言、生活方式的自我强化，既能实现心理上的自我保护，也形成了自愿性的社群隔离，只在小团体内才能找到些许归属与认同感。关键是他们的生活空间与城市近在咫尺，本该真正浸染城市文化。
很多移民进入城中村以后，除了与外部工作经济上的联系，很少出过村，娱乐、逛街、购物都与自己无关，在感知层面，对城市意象层面仅限于城中村内生活的商铺街道。在城中村各种简易小餐厅“地方菜”、带有地方生活个性的各种摊贩、小吃乃至封闭聚落般的生活形态，都在说明这种环境的文化象征性意义。因此，期望他们立刻消解其原有的生活特征，“融化”到当地社会中是不切实际的。他们维系了旧有网络和生活样态，但在社会关系重组上，却陷入同质化的问题，聚落生活的过度同质性影响其异质性建构，造就了某种“固化”，培养了新移民对乡缘空间严重依赖感，很多观点认为这种依赖让他们不自觉地内卷其社会生活，在新文化面前有可能退守，由此放大群体的社会文化差异，将族群边界进一步明晰化，社会空间隔离现象更加严重，从其负面效应来看，如族群边界、居住分异、孤岛化等环境特征愈加凸显。
事实上，以往的研究中，同质聚居文化饱受非议，然而，真正从主体性体验的角度，文化退守也是一种应然的基本策略，一般而言，这种聚落的时间较长，也较为稳定，人们会倾向于把城市的临时居所当做自己的家，有人十余年长租于此，在文化与心理上逐渐适应这里的居住环境与氛围，但是地方归属感的构建是最关键的：长期的“无根”状态恰恰带来这一群体对于小领域、小圈子的认同感的强烈追求，在达到一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关于“地方”的归属感、生活愉悦感可以弥补、甚至超越其他社会经济地位获取（包括户口）带来的满足感，提升满意度[16]。在初级阶段，适应性正需要在这样的文化缓冲区中进行培育，从而避免了过大的心理冲突。收入水平、社会地位距离的接近，相似的观念意识与共同的生活文化背景，以及在城市中共同的利益需求，展现出一种“同质性”，保障了社会交往的频率和效用。另一方面，房东（本地人）与租户（外地人）由于经济差距过大、生活方式不同导致有差距感，但可以发现，较大的居住群体规模使移民能够减轻自身弱势心理，使得社区具有内聚力。适度高的居住“密度”，改善了城市生活疏离的空间体验，其生活交流场域也逐步自行积极组织，如移民子弟幼儿园、大排档夜市、广场舞等。情感交流、心理宣泄、价值认同等多方面功能也正是在高密度、频繁的交流中慢慢形成。身份感、归属感需要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满足。
另一方面，在这种亚文化空间的不断复制中，老移民、初来者相互渗透交往，互为参照，不断重构着聚居空间的社会边界。相比于文化的直接冲击，多样的、潜移默化式的慢适应机制使得城中村具有新移民学习的场所功能。另外，移民的家庭化迁移、长期化居住也不断形成了文化互动的扩散趋势。
（三）空间重构：多元文化的杂糅混生
以往的研究中，习惯性地将移民的聚居生活空间视作一个简单的容身之所，而忽略了他们的主体各异的能动性，限于经济约束，他们只能简单租住于城市的这些角角落落，他们或逐工作而居，生活体验在城市展开而生活空间则简易并高度流动，或者在聚居地为长期根据地，以非正规就业为跳板，获取更多发展的机会，其都市生活本身体现了高度能动的生存实践过程。他们展示的是一种自发而为的生活谋划，一种不为城市主流文化重视的运动式、学习型的都市游牧生活建构。
初始只是一个可以简单“租”房子住的地方，提供的大都是基本的生存功能需求。但是城市移民对于生活空间选择和生活方式建构的“以足投票”，无疑加速了原有空间的变迁，数倍于本地居民的外来移民逐渐落脚于此，生活需求的推动形成了文化兼容性很强的生产生活场域，这里既有追逐都市时尚的消费体验，也有乡土文化空间，文化的兼容亦逐步改变了自身环境的属性。传统村落空间悄然被再次“解读”：租居空间的不断增加、私有农居宅间环境的公共共享、原有街巷的功能重构，摊贩等各种生计内容悄然与生活空间交杂，单一的农村聚落逐渐转型成为城乡文化混杂的移民生活社区。基于一种长期的双向互动的生活实践，与移民居住需求相符合的环境文化特性在与城市文化规制的矛盾与妥协中逐渐形成，而一种更为开放的文化态度也在逐步调试中。
不仅是移民文化接受调适与转变，更全面的观点是将其看做一个文化的杂糅、互动过程，借助于这样一个场域，文化重新整合。城中村在外人看似无序混乱，但内部却是底层群体真实生存的微生态空间的，充满了底层智慧的生计行为，相比城市小区更加细化完善的工商市场，功能混杂、灵活多变的空间营造，既实现了生活空间对主体文化的意义承载，也促使城市景观多元化回归，是对现代化空间生产模式、城市“文化沙文主义”的反抗。虽然反抗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但也可以发现，移民文化中一些有适应性生命力的成分，也正随着现代性的便捷交流悄悄在城市传播渗透，给城市注入新的内涵，文化特征也在移民与原住民之间不断混合，例如H市的城中村内夜市的蓬勃发展与很多地域乡俗特征的饮食亚文化在城西也逐渐出名，并获得了周边居民的认同和情感依恋，这足以说明文化杂陈共生的生命力，可见这种调适是双向的。
那么，是什么从根本上推动了文化杂糅的空间呢？这里既有追求城市时尚符号的山寨小店，也有乡土文化特色的大排档，在这个似真似幻的类都市空间里，可以追逐城市梦而又保持文化依恋，走出这里，演绎现代性的成功版本，可以追求经济与工作的同化，而回归于此，族群生活、家乡语言、饮食味道可以抚慰身份转型与现代城市人性的孤寂。近年来一些研究发现，移民聚居主体成分不断多样化、社会关系现代化、空间分布分散化的特征[7]。日常生活空间边界更加模糊，且更加开放，使得日常生活超出了“城中村”的地理边界范围而转为沃思所言的“城市性”空间。事实证明，具有包容性的环境使用特征激发了混生的生活工作形态，移民可以在城市的生活环境当中进行自主的不受排斥的多样性生活实践，更有利于其城市适应性生长。
四、相關政策建构的思考
外来移民的城市文化的融合不是一个简单的快速发展之终局，不是单向的、即时即刻的，而是共同而持久的，是交融、对抗、同化与保留等多种文化现象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交错叠刻、共生互兴的过程。在我国现阶段城镇化进程中，移民的生活空间是具有差异性的“城市中的另一个城市”，是与城市主流社会不同的特殊社会空间，呈现了这一进程中各种具有特色和活性的现象，从空间疏离、退守，到逐步调适、重构等，但所有的演绎并不一定指向一种终极的文化，而是彼此相互影响、穿插，循环，形成各种张力与城市融入的路径选择。
笔者认为，要使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之间能够进行平等互动与理性沟通，推动社会空间过程更良性积极发展，首先要对移民聚居文化的包容与去污名化。移民聚居的社会空间为其快速的城市适应进程提供了一个缓冲区，但当前简单化的城市管理手段，加之强势利益集团主导的城市大规模空间更新，利益与市场驱使他们的社会空间十分脆弱。长期以来，对这些非正规聚居空间负面问题大量报道，以致形成一种偏见：其是城市现代化的对立面，隐藏各种破坏现代化建设的因素，也必然要被城市的先进文明与居住方式所取代。粗暴的城市空间更新，常常重创了他们的生活生计环境，不断被驱赶，而依存的生活根基被破坏，环境情感被切割与扭曲，无视他们在城市积累的文化生活记忆，最终换来的是城市融合的更加艰难。
其次，从移民的城市空间生活的延续性视角来看，应该包容多样化的居住模式，使其适合渐进性的移民文化融合的过程。这样一方面可保障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也使得移民在立足城市、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较好地树立文化自信并逐步适应。从整体居住格局来看，基于不同主体交流能力与需求建构空间次序与层级，倡导不同社会阶层有序的混合居住，让居住社会空间逐渐的混合、渗透，这种渗透不仅体现在空间尺度层面，也体现于时间的进度层面，即呼应文化融合稳中有序的进行。例如，始终将城市新建与改造、保留有机结合，实现一种动态平衡机制，避免物质空间的过快更新造成过大规模、单一的社会空间，形成对弱势文化群体的排斥。
实际上，生活空间具有凝聚、恢复和抵抗的机制，共享同一价值观的社会体系会产生空间认同，其内部规则、行为观念等文化形态也不断地调整，以此适应城市变迁，生活空间在此过程中既是承载体，也是助推器。移民聚居空间的自我调适与主动发展，表现为空间不适、调适、重构的长期内化的功能组织过程，反映了主体文化建构的能动性，这是进一步促进移民激发生存活力的内在关键力量[16]。但这种积极因素由于其自身的弱势性因素显得十分脆弱，因此应当注重保护这种能动性，维护他们的特定空间权益与社会空间正义，从而保障移民城市融入进程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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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外来农村移民进入城市的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多种非正规空间聚居，形成移民主体性的生活实践场域。在与城市文化互动过程中，外来农村移民如何在聚居生活中进行调适，已是检视其城市融入成败的关键场域。通过分析空间疏离、退守到空间重构的三种空间实践过程，表明主体性居住空间实践具有重要的文化调适功能，相关政策应重视他们聚居的多样性与渐进性，尊重其生活空间权益，才能破解当前的融入困境。
关键词：乡-城移民；文化调适；生活实践；聚居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2.83；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8）04-0103-06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问题的日益凸显，人本城市化的讨论越来越受到关注。典型意义的大量外来农村新“移民”进入城市打拼立足，限于多方面条件限制，除去部分住在工厂宿舍或者散居以外，大多数进入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各种非正规居所租住房屋已经形成我国特色的移民聚居生活空间，在土地利用、建设管理、社區文化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差异性及矛盾性。
“流动人口”“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的特有概念和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别，知识界和舆论界关于这些乡城迁移人员的问题讨论，往往也是在“流动人口权益”“农民工权益”的语境中展开。这些概念抹杀了乡城迁移者的城市定居性，否定了基于城市“居住”（市民）的现实生活身份[1]，与这一群体长久居住并融入城市的现实日渐相悖，近年来很多学者逐渐使用移民概念，这一概念的界定是对此类问题进行准确定位的前提。关注农村移民居住问题可谓汗牛充栋、成果丰硕，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城中村”等研究中，其首先要回答的是为何会聚居并生活于此？不同理论视角提供了宽广的解释框架，研究者尽管来自各个不同的学科，在考察行动的逻辑和意义时，往往偏好采取“理性选择”预设下的“生存—经济”分析模式，虽然在解释农民工的行为时也往往将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因素考虑进来，但是这些因素往往被纳入经济学或“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2]，居住空间层面的讨论也往往受此影响，如从为外来务工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居住成本）、灵活的租居市场、职住匹配（逐工作而居）乃至提供非正规经济活动等方面肯定城中村等空间的客观价值，本文在此不再赘述。但作为城市融入进程之中的聚居文化研究往往被忽视，问题变得简单化。其中，大量移民作为聚居主体的聚居文化“主体性”的研究更是很多视角容易忽略的方面。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根源是多方面的，正是由于长期以“流动人口”概念掩盖了城市“新移民”，研究中更多地将其作为生产要素与打工的“经济人”，而很少注意其复杂的聚居心理需求。在我国，主体性的缺失尤其还关联着移民居住空间的错位：例如“城中村”研究中，研究者关注点过多地局限于“原生”文化的村内原住民（房主），对于大量外来移民，这一携带“外来文化底色”进入城市且是实质性的居住主体（租户）则难以进入研究视野。另外，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线性思维影响，物质条件尚在极低水平时谈论“人居文化”“文化融入”似乎还为时过早。在主流话语中流动性强、居住稳定性差、环境的简易性等等低品质居住生活样态更易被视作城市的污点，在靓丽的城市化风景中格格不入，脏乱差更易表征为道德堕落，更遑论 “诗意地栖居”？移民微观的聚居行为、居住心理和生活变迁等“微生态” 容易被蛮荒的空间想象所遮蔽，漠视也就发生了，研究视角更多地是从社会—空间的单向角度，重视宏观结构性影响而忽略进城后居住过程中的微观能动性，较少从居住空间主体的反馈作用层面分析，如探讨文化的互动、生活环境的调适及对社会关系的反作用功能等等。
二、文化冲融与空间复杂性
一般而言，文化融合指具有不同特质的文化通过相互接触、交流沟通并逐渐相融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长期性进程，文化冲突与碰撞也是每一个移民必须经历的，可能需要数代移民才能完成。有观点认为部分移民经济上实质已经初步接纳，但文化与心理却得不到融合。如“经济吸纳社会拒入”等典型观点[3]，如果用短期微观的视角去看移民个体的文化融合，大多数研究者认同当前移民与城市文化冲突、心理隔离等观点，即观念的转变与身份的转变远不可能同步，或援引文化堕距理论（相对于经济层面的融入而言，文化融合的滞后性）。但这种“冲突融合”的线性解释框架并不能解释文化的多样性，其更多的是基于“涵化”概念（同化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文化接触所带来的影响往往设定为一种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取代弱势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民进入了陌生的城市，往往表现为文化震撼、文化适应文化同化的涵化过程，或概括为定居、适应和完全同化等阶段[4]。但是，同化理论偏重采用主流和边缘的简单二分，将现实过程中的复杂性简单化，采用线性化的分析来看待动态的适应过程。同化不能得出满意的解释，20世纪后期美国社会学家贝里则提出移民表现出四种趋势：混合 （保持自身文化也接受某些新文化）、隔离（自愿或被迫地保持自身文化，拒绝接受新文化）、同化 （接受新文化而放弃自己的文化）和边缘化 （即放弃自己的文化，也不接受新的文化）。但他同时提出，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的低认同，“混合”策略为大多数移民所偏爱，他们在积极向当地文化靠拢的同时也趋向于保持原有文化，分离策略贯穿于融合策略中，很难分清两者的界限[5]。这一观点对我国农村移民问题进行分析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由于被同化观念主导，农村的文化是一个改造的对象而不是主体，它只有被发展的价值，在进城的同时即被肢解，在城市的“融入”论调中被遮蔽了。
毫无疑问，不同文化的存在势必导致文化互动，根据文化社会学理论，文化互动的双方存在力量的强弱对峙，在城乡文化之间，在本土与外来文化之间，显然外来移民处于弱势地位。这些互动也可以表现良性互动与恶性互动：良性互动表现为相互学习、吸收、渗透，达到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的作用；恶性互动表现为对抗、全盘拒绝或完全同化。其次，根据文化的冲融对应表现为消极或积极的多种社会空间，即文化群体之间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在城市生活空间中反映并形成各样的城市聚居类型，如居住隔离。
在这个城市生活共同体中，城市人与外来农村移民之间、外来移民相互之间、传统居住生活方式与都市生活方式之间均是各种日常生活图景的剪辑合成。显然，这种合成存在着明显的各种冲突和融合现象，而移民聚居区与近邻的城市住区之间，更是不同文化冲融的场域。在此需要提及的是，积极或者消极的绝对二元的划分是不存在的，良性与恶性互动始终都客观混合地存在，对任何一个主体而言，这既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空间，也是背负各种问题的空间，汇总成微妙的、此消彼长的空间叙事过程。因此，对于移民社区作任何简单的概念分类，然后分别定义为某一类社会空间，并将一系列“类型化”的社会特性囫囵套于其上——“贴标签”，只会使得复杂的空间问题看似简单化，不利于对其真实状态的观察。
以城中村、城乡结合部为代表的移民社区文化往往处于极为弱势、被动的状态，往往被视作必将被主流现代性城市文化所取代的“亚文化区”，权宜之计的“过渡区”，而主流媒体和城市规划管理长期以来对非正规居住社区问题的批评：认为其布局紊乱、空间外观无序失控（如大量非正规建筑与非正常使用）、农村文化保守落后（如落后的乡缘社区与现代化住区格格不入等）进而阻碍了其进一步城市化并最好被迅速替代之，但其中的积极影响鲜有论及。然而，随着对移民聚居空間关注的逐渐深入，更多与其经济社会特征密切关联，呈现其社区文化微观演绎与空间变迁的讨论也逐渐出现，如自主创业与聚居区经济转型[6]、居住主体多样化与社会关系现代化[7]、城中村城乡文化互倚共生特征[8]等等，这些多学科视角转变从不同层面阐明了移民社区自有其生长的多样性与内在规律，移民的聚居形态与社会文化特征也不是他者想象中的固有模式，其城市适应不是简单等同于同化，有更加积极主动的意义[9]，近年来新移民群体构成、生活方式的动态变化，更多空间主体性实践的研究有待跟进研究。
三、文化调适策略下的生活空间实践
对空间的思考是社会科学现代性框架的产物。列斐伏尔将空间作为研究主体，明确了空间的社会本质，社会关系形塑着空间结构，又受制于空间结构，两者处于持续的双向解读过程中。人们总会将自己的需求与属性注入生活环境中，建构与改变空间结构状态，空间结构也会以多种方式对人施行控制与影响，形成互动的过程[10]，比如在重建文化、形成群体意识、建设或阻断社群交流等方面。根据列斐伏尔“日常生活实践是展现社会空间机制的核心场域”这一论断，进入居住空间这一日常生活实践，从而分析与观察居民所感知与使用的空间，这一视角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中涉及的案例 H市城西地区是一个迅速发展的城市化案例，伴随着大量新移民的迁入，产生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一系列城中村发展演化现象。笔者以近年来其空间实践为切入点，尝试将“主体性”还给移民，从文化调适、空间实践的互动的角度，观察移民与城市共生共变的文化生态关系。
（一）空间疏离：文化主体性的抽离
移民的城市“流入”首先会感受到城市异质性问题[11]，城市是一个混乱的世界，村庄并没有跟随移民一起来到城市，他们逐渐疏远、背离了村庄共同体。陌生的都市，与乡村“熟人社会”刚好相反。城中村满布来自各地的新移民，以农村外出务工者为主，工作不稳定、租居的流动性强、工作业缘关系随时会瓦解、异质陌生的文化、空间归属感的缺乏和生活方式的不适等诸多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在居住生活空间看，显然城市也并不是非常接纳他们：在H市城西地区，风景秀丽的高档楼盘等门禁社区与城中村紧邻，但是前者多以身着制服的保安把守大门，进进出出都是有身份地位的本地居民，后者多以村头牌坊为标识，来往的都是低收入打工者，隔离逻辑在邻里空间上也有表现，很多城中村住房在进门处设置有两扇门，房东进正门，租客进侧门。“他们”“我们”这种心理隔离感油然而生，移民觉得这里只是临时性居住的地方没有新家的归属感。
环境的疏离感不仅来自于城市排斥性的显性物理空间特征，更根源于隐性排斥文化，他们在嵌入城市空间的过程中不断努力，却日益发觉城市排斥力的强大，“虽然身体在场，但关系、利益、参与权、社会保障权不在场”的现象，形象地将这种似乎无法抗争的排斥情境表达出来[12]。面对排斥亦会加剧其“边缘人”的自卑与焦虑心理，从心理认知的角度来看，由于无法从城市社会获得容纳和价值认同，他们往往将自己的身份从社区归属中划分出来，并不断提示自己“经济人”（打工者）的角色，并以老家人为参照系统，以“叶落归根”的想象抚慰自己，以此忍受生活的种种不适，因此，疏离也是一种不得已的策略，一种出于自身保护的主体性抽离。
另一种疏离策略体现于近年来青年新生代移民的文化心理等研究中，他们积极的容纳、吸收城市中的文化规范、生活与交往方式，希望彻底变得与城市市民毫无差异，并有意识地疏离、忽略自身的文化影响，然而实现这个策略似乎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与社会权利的条件迅速满足之上，因此，能够实现这种文化的快速同化的个体只能是极少数人群。而大多数边缘化处境必然表现为“另类”存在，无法认知身份的困境[13]。在这一类群体中，部分人甚至将漂泊无根转化为某种“旅行的文化”，他们或者居住于单位临时性居所，或频繁更换工作地，对于他们而言，在这种频繁的“试错”过程中，寄希望于高流动性带来的机遇与累积城市生存的经验。就自身和环境的关系上，一个人的总体认同的一部分是关于与地方环境的认同。然而暂住、过客、无根漂浮的疏离心态始终与居住社区是绝缘的，即“边缘化锁定”。社会交往关系中主要呈现短期性、功利性、投机性因素，荒岛化、孤立的人际关系以及非正常化的生活方式更加深了认同危机。被歧视与隔离感可能导致环境行为的失范，对环境冷漠、很少维护、任由脏乱差等环境堕化现象，其边缘化的居住空间更易受到各种形式歧视和“污名化”，不利于他们适应流入地的主流文化和生活方式。
（二）空间退守：亚文化的多样性复制
当基于空间的认同被移走时（如迁移），人们会战斗、抗议和伤心，人们更喜欢情感性和象征性地投身到周围的环境中去[14]，在巨大的文化转变压力下，文化身份认同理论认为，快速放弃自身的传统与自我感是不现实的，难以维持个体的积极心理[15]。虽然身体进入了城市但是在排斥性情境下，社会交往唯有求助于原有社会网络的支持，实现情感的依托，即沃思所言“在城市里复制农村”，按照差序格局他们建立“熟人”或“半熟人”社区，他们倾向于与具有较强情感与信任度的亲属、老乡交往，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居住也往往是聚居，较少有偶然单独居住的现象。各地城中村不仅在小规模尺度上表现为亲缘或者地缘的小团体空间，而且在较大地域也常表现为乡缘文化区等现象。然而，这种乡村不是简单的复制，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还原的，而是一种不得已的已然泛化的乡缘网。“老乡”这种关系位序，在家乡不觉痛痒，而在异乡大大缩进了尺度。在聚居的生活空间里，除去必要的经济往来，与城市或外部的交流极少局限于小社群的圈子，语言、生活方式的自我强化，既能实现心理上的自我保护，也形成了自愿性的社群隔离，只在小团体内才能找到些许归属与认同感。关键是他们的生活空间与城市近在咫尺，本该真正浸染城市文化。
很多移民进入城中村以后，除了与外部工作经济上的联系，很少出过村，娱乐、逛街、购物都与自己无关，在感知层面，对城市意象层面仅限于城中村内生活的商铺街道。在城中村各种简易小餐厅“地方菜”、带有地方生活个性的各种摊贩、小吃乃至封闭聚落般的生活形态，都在说明这种环境的文化象征性意义。因此，期望他们立刻消解其原有的生活特征，“融化”到当地社会中是不切实际的。他们维系了旧有网络和生活样态，但在社会关系重组上，却陷入同质化的问题，聚落生活的过度同质性影响其异质性建构，造就了某种“固化”，培养了新移民对乡缘空间严重依赖感，很多观点认为这种依赖让他们不自觉地内卷其社会生活，在新文化面前有可能退守，由此放大群体的社会文化差异，将族群边界进一步明晰化，社会空间隔离现象更加严重，从其负面效应来看，如族群边界、居住分异、孤岛化等环境特征愈加凸显。
事实上，以往的研究中，同质聚居文化饱受非议，然而，真正从主体性体验的角度，文化退守也是一种应然的基本策略，一般而言，这种聚落的时间较长，也较为稳定，人们会倾向于把城市的临时居所当做自己的家，有人十余年长租于此，在文化与心理上逐渐适应这里的居住环境与氛围，但是地方归属感的构建是最关键的：长期的“无根”状态恰恰带来这一群体对于小领域、小圈子的认同感的强烈追求，在达到一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关于“地方”的归属感、生活愉悦感可以弥补、甚至超越其他社会经济地位获取（包括户口）带来的满足感，提升满意度[16]。在初级阶段，适应性正需要在这样的文化缓冲区中进行培育，从而避免了过大的心理冲突。收入水平、社会地位距离的接近，相似的观念意识与共同的生活文化背景，以及在城市中共同的利益需求，展现出一种“同质性”，保障了社会交往的频率和效用。另一方面，房东（本地人）与租户（外地人）由于经济差距过大、生活方式不同导致有差距感，但可以发现，较大的居住群体规模使移民能够减轻自身弱势心理，使得社区具有内聚力。适度高的居住“密度”，改善了城市生活疏离的空间体验，其生活交流场域也逐步自行积极组织，如移民子弟幼儿园、大排档夜市、广场舞等。情感交流、心理宣泄、价值认同等多方面功能也正是在高密度、频繁的交流中慢慢形成。身份感、归属感需要生活世界的互动来满足。
另一方面，在这种亚文化空间的不断复制中，老移民、初来者相互渗透交往，互为参照，不断重构着聚居空间的社会边界。相比于文化的直接冲击，多样的、潜移默化式的慢适应机制使得城中村具有新移民学习的场所功能。另外，移民的家庭化迁移、长期化居住也不断形成了文化互动的扩散趋势。
（三）空间重构：多元文化的杂糅混生
以往的研究中，习惯性地将移民的聚居生活空间视作一个简单的容身之所，而忽略了他们的主体各异的能动性，限于经济约束，他们只能简单租住于城市的这些角角落落，他们或逐工作而居，生活体验在城市展开而生活空间则简易并高度流动，或者在聚居地为长期根据地，以非正规就业为跳板，获取更多发展的机会，其都市生活本身体现了高度能动的生存实践过程。他们展示的是一种自发而为的生活谋划，一种不为城市主流文化重视的运动式、学习型的都市游牧生活建构。
初始只是一个可以简单“租”房子住的地方，提供的大都是基本的生存功能需求。但是城市移民对于生活空间选择和生活方式建构的“以足投票”，无疑加速了原有空间的变迁，数倍于本地居民的外来移民逐渐落脚于此，生活需求的推动形成了文化兼容性很强的生产生活场域，这里既有追逐都市时尚的消费体验，也有乡土文化空间，文化的兼容亦逐步改变了自身环境的属性。传统村落空间悄然被再次“解读”：租居空间的不断增加、私有农居宅间环境的公共共享、原有街巷的功能重构，摊贩等各种生计内容悄然与生活空间交杂，单一的农村聚落逐渐转型成为城乡文化混杂的移民生活社区。基于一种长期的双向互动的生活实践，与移民居住需求相符合的环境文化特性在与城市文化规制的矛盾与妥协中逐渐形成，而一种更为开放的文化态度也在逐步调试中。
不仅是移民文化接受调适与转变，更全面的观点是将其看做一个文化的杂糅、互动过程，借助于这样一个场域，文化重新整合。城中村在外人看似无序混乱，但内部却是底层群体真实生存的微生态空间的，充满了底层智慧的生计行为，相比城市小区更加细化完善的工商市场，功能混杂、灵活多变的空间营造，既实现了生活空间对主体文化的意义承载，也促使城市景观多元化回归，是对现代化空间生产模式、城市“文化沙文主义”的反抗。虽然反抗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但也可以发现，移民文化中一些有适应性生命力的成分，也正随着现代性的便捷交流悄悄在城市传播渗透，给城市注入新的内涵，文化特征也在移民与原住民之间不断混合，例如H市的城中村内夜市的蓬勃发展与很多地域乡俗特征的饮食亚文化在城西也逐渐出名，并获得了周边居民的认同和情感依恋，这足以说明文化杂陈共生的生命力，可见这种调适是双向的。
那么，是什么从根本上推动了文化杂糅的空间呢？这里既有追求城市时尚符号的山寨小店，也有乡土文化特色的大排档，在这个似真似幻的类都市空间里，可以追逐城市梦而又保持文化依恋，走出这里，演绎现代性的成功版本，可以追求经济与工作的同化，而回归于此，族群生活、家乡语言、饮食味道可以抚慰身份转型与现代城市人性的孤寂。近年来一些研究发现，移民聚居主体成分不断多样化、社会关系现代化、空间分布分散化的特征[7]。日常生活空间边界更加模糊，且更加开放，使得日常生活超出了“城中村”的地理边界范围而转为沃思所言的“城市性”空间。事实证明，具有包容性的环境使用特征激发了混生的生活工作形态，移民可以在城市的生活环境当中进行自主的不受排斥的多样性生活实践，更有利于其城市适应性生长。
四、相關政策建构的思考
外来移民的城市文化的融合不是一个简单的快速发展之终局，不是单向的、即时即刻的，而是共同而持久的，是交融、对抗、同化与保留等多种文化现象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交错叠刻、共生互兴的过程。在我国现阶段城镇化进程中，移民的生活空间是具有差异性的“城市中的另一个城市”，是与城市主流社会不同的特殊社会空间，呈现了这一进程中各种具有特色和活性的现象，从空间疏离、退守，到逐步调适、重构等，但所有的演绎并不一定指向一种终极的文化，而是彼此相互影响、穿插，循环，形成各种张力与城市融入的路径选择。
笔者认为，要使不同群体、不同文化之间能够进行平等互动与理性沟通，推动社会空间过程更良性积极发展，首先要对移民聚居文化的包容与去污名化。移民聚居的社会空间为其快速的城市适应进程提供了一个缓冲区，但当前简单化的城市管理手段，加之强势利益集团主导的城市大规模空间更新，利益与市场驱使他们的社会空间十分脆弱。长期以来，对这些非正规聚居空间负面问题大量报道，以致形成一种偏见：其是城市现代化的对立面，隐藏各种破坏现代化建设的因素，也必然要被城市的先进文明与居住方式所取代。粗暴的城市空间更新，常常重创了他们的生活生计环境，不断被驱赶，而依存的生活根基被破坏，环境情感被切割与扭曲，无视他们在城市积累的文化生活记忆，最终换来的是城市融合的更加艰难。
其次，从移民的城市空间生活的延续性视角来看，应该包容多样化的居住模式，使其适合渐进性的移民文化融合的过程。这样一方面可保障文化的互动与交流，也使得移民在立足城市、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较好地树立文化自信并逐步适应。从整体居住格局来看，基于不同主体交流能力与需求建构空间次序与层级，倡导不同社会阶层有序的混合居住，让居住社会空间逐渐的混合、渗透，这种渗透不仅体现在空间尺度层面，也体现于时间的进度层面，即呼应文化融合稳中有序的进行。例如，始终将城市新建与改造、保留有机结合，实现一种动态平衡机制，避免物质空间的过快更新造成过大规模、单一的社会空间，形成对弱势文化群体的排斥。
实际上，生活空间具有凝聚、恢复和抵抗的机制，共享同一价值观的社会体系会产生空间认同，其内部规则、行为观念等文化形态也不断地调整，以此适应城市变迁，生活空间在此过程中既是承载体，也是助推器。移民聚居空间的自我调适与主动发展，表现为空间不适、调适、重构的长期内化的功能组织过程，反映了主体文化建构的能动性，这是进一步促进移民激发生存活力的内在关键力量[16]。但这种积极因素由于其自身的弱势性因素显得十分脆弱，因此应当注重保护这种能动性，维护他们的特定空间权益与社会空间正义，从而保障移民城市融入进程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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