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创办历程的简要回顾及启示
关键词 经济特区 特区创办精神 先行示范区
作者简介：刘林，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宝安分校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D6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6.176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标志着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为中国经济突围和国家转型创设了“试验场”。作为经济特区奇迹的一部分，其创办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对外开放的早期探索，对当下先行示范区建设有重要启示意义。一、 创办经济特区所处的历史方位
经济特区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和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大背景下，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和“试验场”创办的。对当时国内外发展状况的观察和反思是经济特区创办的重要思想认识前提，党中央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方向选择时的关键抉择是经济特区创办的决策依据。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带给国家巨大损失，对这场在任何意义上都称不上“革命”的反思，让举国上下都意识到僵化的老路已经走不通，呼吁纠正“极左”错误路线，尽快从贫穷落后境地摆脱出来。中央领导人也在反思历史和现实，积极酝酿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1977年11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地方考察第一站来到广东，针对考察中了解到的农业、工业、外汇、逃港、按劳分配、口岸工作、侨务政策等等问题，他对广东地方领导人说：“有些需要自己解决，有些需要中央解决，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政策問题。政策对不对头是个关键。这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 这一针见血地判断，为他后来倡议建特区以及中央批准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在思索，全国人民在思索。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这个问题的解答打开了空间，只有思想解放才能冲破僵化体制的束缚，对外开放和体制机制改革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而国际间交流的增多，让人们看到中外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促使中央开始酝酿对外开放。1978年，在国际局势尤其是东西方紧张关系趋于和缓的情况下，我国的外部关系得到改善，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国家先后派出多个高级别代表团赴外考察，访问了50多个国家，过去长期对西方不实宣传所形成的偏见，在西方发达经济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大家普遍认识到过去这么些年我国与西方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紧迫感油然而生。那一年，邓小平同志先后访问了日本、新加坡等亚洲七国，隔年初又出访了美国，为我国争取有利的和平发展环境的同时，他也切身感受到“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系列出访和考察，对我国对外开放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也是经济特区得以创办的直接渊源。
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国内外巨大差距产生的鲜明对比，让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对改革开放的大方向酝酿接近成熟，再加上基层一些地区自发的改革和探索注入的原动力，改革开放已是水到渠成，下一步将是如何选择合适的突破口，经济特区应运而生。二、经济特区创办的三个阶段
1978年上半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 考察结束后，建议中央在广东宝安、珠海兴办出口商品基地。同时为加强领导，办好上述两基地，建议提高两县行政层级，直属省管理。以此为起点，经过蛇口工业区大踏步试验和出口特区的探索，最后正式定名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从萌芽到正式创办的两年左右时间，是冲破束缚的过程，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是敢闯敢试的过程，是探索前进的过程，是学习先进的过程，是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 试办出口商品基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支持服务好香港、澳门，广东相继建设了一批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定向出口港澳。宝安、珠海，虽然紧邻港澳，但出于政治边防需要，未能被纳入出口生产基地。尽管如此，因为宝安有四千多亩插花地在香港新界，农民过境耕种之外，也与香港互市，以换取些许生活必需品。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宝安经批准实行了“三个五” 及“小额贸易” 政策。这些带有对外开放特征、实践上为宝安干部群众所欢迎的特殊政策起了大作用，客观上帮助宝安较为顺利地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有利政策一度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向洋、慕洋、靠洋”“走资本主义道路”，推行该政策的干部也被批斗，宝安对外开放的早期探索被迫中断。十年浩劫结束后，宝安基层主张恢复该政策，学习香港新界地区发展经济的做法，并不断向前来调研的中央、有关部委和省领导反映和呼吁，逐渐让宝安、珠海建立出口商品基地趋于现实。
1978年5月，经过一个多月在香港、澳门的考察学习，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港澳经济之所以发展的好，关键是开放引进了发达国家先进的设备和技术。遂建议中央学习港澳做法，建设出口基地，吸引港澳资金到就近的宝安、珠海，实现对外生产、加工，吸引港澳游客过来游览观光。调整宝安、珠海行政管理体制，一是县改市，二是提升两地行政层级。上述建议设想超越了以往出口商品基地的旧框架，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有了明显的改革开放特征，为经济特区创立作出了有益探索。因此，可以认为这是酝酿创办经济特区踏出的第一步，而改革力度更大、影响更广的蛇口工业区在时序上要晚于出口商品基地。
综合广东、福建两省对外开放、出口特区建设遇到的问题。1980年3月，谷牧副总理在广州主持专门会议研究，形成《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纪要》，后以中发[1980]41号文批转。文件总结了此前形成的好经验，提出了不少可行的措施：“试办经济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四化建设。”“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广东应首先把深圳特区建设好，其次是珠海。汕头、厦门两个特区可先进行规划，做好准备，逐步实施。”“经济特区的管理，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主要是实施市场调节。” 采纳了广东提议，将特区正式定名“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完成立法程序，向世界庄重宣告：社会主义中国正式引入市场经济，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很快，厦门和海南经济特区也先后成立，中国经济特区的总数达到五个。三、 特区创办精神对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启示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发布。深圳再一次被历史选择，如何抓住经济特区之后的又一重大机遇，承担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时代使命。同样属于开创性事业，经济特区创办过程留下的宝贵经验，形成的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精神，为先行示范区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一） 充分领会党中央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重大战略部署的深刻内涵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当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伊始，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在哪？各级都在思考，是广东率先把握改革开放伟大决策要求，适时提出让广东先走一步，摸索着试办出口商品基地，建立蛇口工业区，最终创办经济特区。并在随后40年不忘党中央建特区初衷，始终把自身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事业紧密联系，以特区先行推动全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设先行示范区，是党中央基于新时代历史方位，为实现新时代宏伟目标作出的战略部署。有新中国成立后打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经过改革开放新时期跨越式发展，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开创到再次腾飞的基础，新时代是这个时代坐标的高度概括，也是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战略之基。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新向往，但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新时代，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新时代，“三步走”战略到了最后一步，但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被赋予了强起来的新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更加成熟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现代化。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宏伟艰巨，第一“子”如何落，授权给谁率先综合探索示范，“闯出一条新路”。历史的重任之所以落到了深圳肩上，基础是深圳经济特区取得的显著成绩，关键是深圳经济特区成功发展的基因密码，前提是党中央的关怀厚爱。深刻领会建设先行示范区肩负的历史使命，关键是深入研究其时代背景、战略意义、指导思想、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加快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
（二） 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的正确方法论
创办经济特区是由广东率先提出，邓小平倡议，中央慎重研究决定的。特区创办过程中的每一次升级、每一个阶段，中央都牢牢把握着特区方向。至于特区具体怎么做，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中央放手让广东、福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断开拓，不断总结，让改革开放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不断推进。这一系列正确做法确保了改革开放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把它总结为“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相结合”，其科学性在于实现了两者的辩证统一，其本质是局部试点——全国推开的改革逻辑、开放逻辑，局部的改革开放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则要在局部的改革开放基础上来谋划。
深圳要承担主体责任，坚持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摸到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强国目标的规律。把根本目标和多重目标统一起来，形成全面改革开放新格局，丰富“一国两制”新实践，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继续擦亮特区金字招牌，发扬经济特区精神，敢于突破、敢于试验，在符合“新三个有利于” 标准要求下，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探索前进，取得“五个率先”突破。当前，要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推动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努力实现外向型政策体系向开放型政策体系的突破，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共同发力的突破，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体系完美结合的突破，自主配置全球性优质资源的突破。 把深圳优势与国家战略相结合，全面改革，全面创新，全面开放，当好新时代改革开放“先行区”“示范区”，创造属于经济特区的更大辉煌。
注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239页，第399页，第506页，第510页.
1978年4月10日-5月6日，国务院委派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由国家计委、外贸部组成的经济贸易考察组到香港、澳门调研，回京后写成《港澳经济考察报告》。
即允许过境耕作的农民和下海作业和渔、蚝民，每月可以有五次、每次可以带5斤副食品或价值不过5元的东西入境。
即允许边境社队国家外贸部门不经营的稻草、河鲜杂鱼、吊钟花、甘蔗尾、草皮等农副产品，由社隊在指定的口岸自营出口售销，所得外汇可购回化肥、农药、农具等生产资料自用。同时，允许蚝、渔生产队在香港销售或在海上交易渔、蚝产品，所得外汇就地购置生产队自用的渔船渔网等生产工具。
关于广东建立经济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经济特区的由来[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53页.
陈夕总主编.中国共产党与经济特区[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06-209页.
有利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新格局;有利于更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丰富“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有利于率先探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路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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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伟中.奋力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壮丽篇章[N].学习时报，2019-10-18（A1）.
[7]袁晓江.深圳新时代的崇高使命和重大责任[N].深圳特区报，2019-8-27（C1）.
[8]谭刚.深圳：从经济特区跃升为先行示范区[N].深圳特区报，2019-09-03（C1）.
[9]魏达志.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战略跨越与重大突破[N].深圳特区报，2019-10-29（C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