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前期英国托利主义的多元化
关键词 19世纪前期英国，多元化，传统托利主义，自由托利主义，激进托利主义
中图分类号 G63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3-0019-05
伯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流露出来的保守主义，并非托利党公认的政治信条或纲领。19世纪前期，托利党不但缺少单一的思想体系，且划分为不同的流派，在组织和理论上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四种托利主义派别。
其一是“传统托利主义者”。它推崇传统，维护现有政府体制、国教制和社会等级制，鄙视激进派势力的改革要求。其代表人物有艾尔登伯爵、德拉蒙德和克罗克等人。年轻的本杰明·迪斯雷利也在其中。他们名气不大，可作为一个派别，影响不应低估。
该派代表人物中，艾尔登伯爵（John Scott， 1st Earl of Eldon，1751—1838年）堪为翘楚。他先后在5位首相之下任大法官达26年，一再颁布条例，限制“下层暴民”的过激行为。法国大革命期间，小皮特政府①所采取的取缔政治集会和查收煽动性印刷品的禁令，大部分由他负责。面对19世纪初年各种激进运动，他态度顽固：反对修改刑法，反对废除对欠债人惩罚和监禁，反对解放天主教徒，反对降低进口关税和修改《谷物法》，反对废除奴隶贸易和议会改革。他毕生无著述，却以其一贯的保守、反动言行，给人一种强硬托利主义者的形象。
亨利·德拉蒙德（Henry Drummond，1786—1860年）是银行家和议员，其行为著述多与宗教活动相关。他自称“老派托利党人”，断定普通民众不堪教化，蛮横不羁，屡屡威胁社会秩序和财产安全，不应享有权利。而社会政治精英必须通过多种方式巩固地位，防止下层人犯上作乱。他还宣传英国政府体制经过谨慎安排，体现了“天意和民法的联合”，绝不允许随意更动。②他最遭激进派人士反感的是如下文字：
每个俗人都有破坏性的东西……倘若统治者寻求和赢得这些被这种精神所引导的臣民的欢呼，政府必定荡然无存。③
德拉蒙德最重要的活动是参与建立使徒教会，使英国宗教“返璞归真”。1817年，他在日内瓦发表言论并提供经费资助福音派教士。1826年，他邀请若干教士在其家中研讨《圣经》。以后此种会议屡屡召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公教会”。1834年德拉蒙德成为该会苏格兰天使（主教）。
托马斯·克罗克（Thomas Croker，1780—1857年）是享有盛名的政治家、作家，思路敏捷，文笔犀利，政治立场坚定。他23岁进入议会，1810—1830年担任海军大臣，与威灵顿公爵关系密切。威灵顿首相于1829年实施天主教解放法案时，他警告此举是一个“非民主和违宪的、不利于下议院独立的先例”。1831—1854年，克罗克是《季度评论》主要撰稿人，为该刊写了270多篇文章，批判政治改革，抨击麦考莱①的历史著作。克罗克最出风头的时刻是在议会改革之际，公开谴责《改革法案》。
与传统托利主义关系密切的报刊之一，是被称为“绅士杂志”的《黑森林爱丁堡期刊》，它一再与《爱丁堡评论》等激进派刊物对阵。1831年，在辩论议会改革议案时，该刊针对敌对刊物上有关教育可以提高民众素质的说法，发表文章称：教育不能给人以智慧，因为绝大多数下层民众还像阿里斯提得斯②时代一样，没有判断政治问题的能力。
第一次议会改革后，传统托利主义者背水一战，执意修改《济贫法》文本。艾尔登和德拉蒙德断定：托利主义中的自由主义派别已摧毁传统宪制的社会和道德基础。③
“传统托利主义”主要流行于1810年至30年代，其舆论宣传是对抗新时期的进步意识形态，为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和贵族阶级辩护。随着新生阶级势力的壮大，其影响逐步走向低迷。
第二类是“自由托利主义者”。其出现稍微晚于“传统托利主义派”。他们分为两种：“官方自由托利主义派”和“民间自由托利主义派”。其中官方自由托利主义在客观上，是对后者的“温和背离”，体现为新形势下采取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政府政策。
有趣的是，19世纪初“官方”自由主义者的首领，是托利党内阁首相利物浦伯爵。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政治家，是反法战争的领导者和胜利者，是“谷物法”的制定者，同时也允准了不少改革。后世对于这样一位首相，褒贬不一。
著名的政治家阿克顿勋爵哀叹：利物浦伯爵长久占据首相职位，“实是英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怪事之一”;并讥笑说，“他的平庸正是他的长处。他政策的长处在于没有长处”。④20世纪传记作家乔治·湯姆森则赞扬利物浦伯爵领导政府有方，能使托利党不同派别在内阁中协调行动，能把坎宁、卡斯尔累和布鲁厄姆等个性倔强、意见各异的人团结在内阁中，让他们放手而为。⑤
时人知道首相的平庸，把“彼得卢惨案”的主要责任归罪于主管官员。1820年，国务大臣卡斯尔累自杀，就是出于自责和恐惧。利物浦伯爵和一些托利党要员面对国内动荡形势，认识到：严酷的镇压政策反而会引发革命。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应实行一些改革。况且，当时内阁中还有着一伙以坎宁为首的托利党改革派，主张在维护土地贵族利益的前提下，适当照顾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利物浦伯爵任首相时，对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刑法改革，内务大臣罗伯特·皮尔领导修改刑法，废除了100多种死刑。此外还创建了伦敦警察队伍，终止了对工人活动的侦探制，取消了禁止结社法，使工会活动合法化。
经济方面，贸易大臣赫斯金森恢复自由贸易政策。1826年，政府还修改了《谷物法》，放宽了对谷物的进口限制。
自由派托利党人实行革新政策，并非仅仅出于国务活动家的远见卓识，还与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家庭出身有关。坎宁的父亲虽是没落乡绅，可抚养他成人的叔叔却是伦敦一位著名银行家。罗伯特·皮尔的父亲是伯里郡大厂主，1802年已经雇佣了1.2万名工人。威廉·赫斯金森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热烈拥护者，一向以商人代言人著称。
坎宁作为外交大臣，在外交领域显示出自由主义特色。他努力打破神圣同盟控制欧洲的局面，恢复英国领导地位。他集孤立主义者、干涉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于一身，有意疏远大陆封建专制政要，拒绝与“神圣同盟”国家交往。1820年，他恳请声名显赫的威灵顿公爵出席维罗纳①会议，以表明在入侵西班牙、镇压进步力量的行动中，英国不会与法国沆瀣一气。随后，当西班牙被反动国家征服后，回归旧时政权，并建议推翻葡萄牙的民主政府时，坎宁派英国军队援助葡萄牙人。他盼望欧洲大陆能出现更多英国式国家，扩大传播自由主义和民主价值观。面对拉丁美洲革命，坎宁的自由主义立场更加鲜明。1823年神圣同盟通过决议，由法国派兵镇压“背弃宗主国的”新生的拉丁美洲国家，坎宁坚决反对。他不計前嫌，拉拢美国总统门罗，发表重新执行光荣孤立的宣言，承认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反对欧洲列强武装干涉和兼并殖民地，并尽快与她们建立外交关系，给神圣同盟以沉重打击，恢复了英国在欧洲的威望。与此同时，英国还对抗梅特涅的干涉政策，支持希腊反抗土耳其的斗争。坎宁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博得了本国资产阶级的喝彩。
1827年，利物浦伯爵中风离职。坎宁出任首相，却已病入膏肓。托利党严重分裂。坎宁发现组阁困难，便邀请辉格党显贵加入政府。这在两党制趋于形成的背景下，无异于给自己设置障碍。当时，内阁和议会面对两个难题，一是天主教解禁问题，再是议会改革。坎宁支持前者，疏远了极端派托利党人;他反对后者，则得罪了辉格党人。②百日后，坎宁去世，托利党陷于混乱状态之中。
最关键的是当时国内形势迫使托利党政府违背本意，越走越远。左翼托利党人措施引起政府中右翼势力的不满。威灵顿公爵为首的极端托利党人不断抱怨。
1829年，当威灵顿首相主持实施天主教徒解放法案时，托利党发生严重分裂，执政地位很快丧失。官方自由托利主义曲终人散。
“官方自由托利主义”衰落了，“民间自由托利主义”依然存在。民间自由托利主义既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动反抗，也是对“传统托利主义”反动观点的积极挑战。其产生是自发的，却比官方自由托利主义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对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依恋和人道主义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出发点。该派代表人物反对工厂制度带来的贫富差别、阶级对立，反对一味追求商业利润的黑人奴隶制度，抗议诸如《谷物法》之类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倡导新闻和宗教信仰自由。
他们的观念之所以还被视为托利主义，是因其留恋工业革命前旧式的乡村田园生活，对议会改革态度冷淡，主张保留享有特权的君主、土地贵族和国教会。他们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批评，大多从道德伦理角度出发，价值观滞后于迅速变化着的工业社会。例如，牛津大学的一个由自由主义托利党人组成的唯理派（Noetics）团体，相信美德的多寡是权力分配的结果;要求人们服从政府是因为其权力是掌握在品德高尚者手中。其成员为自己是一名拥有“神圣权利的托利党人”而深感幸福。正因如此，国王有权要求臣民衷心拥戴自己。③他们不赞成议会改革，认为此举无助于国民品德的提高，却肯定要侵蚀权力和道德的关系。
与传统托利党人相比，自由托利党人相信社会不同阶级，可以通过个人道德的提升达成和谐，避免政治对抗。他们主张割除经济垄断的毒瘤，减弱政府法规条例对经济活动中的干预，保障市场经济正规运行的自然常态。
自由托利主义派别同样涌现出了代表人物。其中最有影响的理查德·惠特利（Richard Whitely，1787—1863年），曾任牛津大学经济学教授、都柏林大主教。他重视社会问题，反对向澳大利亚发配囚徒。1822年又发表《党派情感在宗教事务上的滥用》一文，倡导宗教宽容，要求政府放弃传统偏执立场，授予天主教徒同样的公民权利。
在反法战争结束后的报刊政治对攻中，私营报纸《泰晤士报》①脱颖而出，显露出激进特色。该报创办于1788年，经营得当、经费充实。1814年它采用蒸汽机印刷，大大提高了发行量，更因其自由主义立场，一度被称为“英国公众舆论的真正代表”。可在形势右转时，它向保守主义靠拢。
第三类是“激进自由主义者”。他们大多没有明确的党人身份，偶尔被称为“托利党人”，仅是公众的习惯性确认。而当时的“激进托利主义”也是一种公认的政治意识和倾向，人们若想甄别其主要代表人物，往往要遇到难题。
理查德·奥斯特勒（Richard Oastler，1789—1861年）和科贝特一样，其“激进托利主义代表者”的身份无人质疑。究其原因，是二人积极参与了当时重要的政治活动，在托利主义的基点上，推进社会变革。
奥斯特勒家资雄厚，被誉为“工厂之王”。他厌恶贪婪残忍的工厂剥削模式，断定恶劣的生产条件和工作过久的劳动时间将毁灭人性。1830年以来他致力于缩短工时的请愿活动，多次在报刊上批评纺织工厂雇佣童工，敦促议会通过限制童工劳动时间不超过10小时的法令。奥斯特勒身为资本家如此而为，使一些企业家愤恨和不解。奥氏傲然反驳：
这种体制允许制造业的财富无限制地集中，毕竟削弱了国家，而且往往还使国法失去对工厂生产的约束。目下，千万在工厂中和车间里的劳动者被个别人玩忽于股掌之上，要求他们服从;以言代法，支配着他们，工人们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国家法律的保护。②
奥斯特勒还认为，新兴产业资本家在工业社会崛起和扩张的同时，逐渐攫取了大量“半合法的”权力，从而营造了一个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的权力真空，使社会传统精英失去了原有的权力。这些批评流露出他对旧式父权主义国家权力的留恋，却未预见到社会的良好前途。他和其他同类托利党人的“激进”往往流露着人道主义意念，显示着过多的对现实的不满与背离。
对经济前景的悲观认识使他们怨恨政府的无为。一方面，奥斯特勒等呼吁政府加大权力行使，确保劳动、技能、资本和合理的报酬;另一方面，抨击政府与资本家勾结，管理效果低下。他们谴责议会立法违背伦理和道德，认为当政府不能有效保护其臣民，并使后者为活命而廉价支付自由和权利时，就摧毁了国家机构所依据的社会契约，人们就可以将其抛弃：
倘若教会、君主和贵族决意掠夺穷人的自由、妻子、儿女，那么这样的教会就不是基督的教会，这样的君主就不再是英国的君主，贵族就不再是人民的保护者。那么他们就有害无利。那么对这些最令人仇恨的敌人，我将呼喊：“打倒他们，将他们统统打翻在地！”③
皮尔的“塔姆沃思宣言”使他反感，他敌视托利党领袖政治思想的与时俱进。19世纪40年代，他坚信英国传统精英不再维护托利党的价值观了，便屡屡严厉批评。④
奥斯特勒刚直不阿，赢得到了自由主义者和其他进步人士的赞赏，与著名激进主义者萨德勒成为莫逆之交。
迈克尔·萨德勒（Michael Sadler，1780—1835年）是英国激进政治家，托利党议员。他关心慈善事业，是工厂改革运动的领袖，19世纪30年代，他积极支持并参与了宪章运动。
奥斯特勒与萨德勒的联手呼吁劳工立法，促使1831年的工厂改革运动稳步进行。法案由萨德勒在议会提出，由他兼任该议案的委员会主席，先后主持召开过40多次会议。萨德勒离开议会后通过的《1833年工厂法》规定：13～17岁的少年工人工作日为12小时，9～12岁的童工为8小时。
而后，奥斯特勒、萨德勒和安东尼·库珀⑤（Anthony Cooper，1801—1885年）一道从事宣传和辩论活动，于1847年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童工使用受到限制。
激进托利主义者过多地了解到工业社会的罪恶和问题，对前工业社会情有独钟。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3—1835年）作為一名深受大众欢迎的新闻记者，多年呼吁保持传统的英格兰美丽的乡村风光，鄙夷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
科贝特的思想也是一个矛盾集合体，守旧和激进兼有，并经历了曲折变化。1794年他旅居美国时，曾发表题为《评普里斯特利移居美国》的文章，诋毁从北美归来的激进派科学家J.普里斯特利;以后6年里，他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评美国民主制的精神和实践，总量达12卷。但他树敌过多，在讨论复杂问题时理论分析简单化，锋芒毕露，观点陈旧，为此得到“箭猪彼得”的绰号，被激进派视为反动分子。1800年还因诽谤罪被罚以重金，返回英国。
小皮特政府欢迎他归来，支持他在新闻出版界为政府张目，遭到拒绝。1802年他创办《政治记事》周刊，采取相对独立的立场。通过对反法战争的思考，他深信商业利益左右国家外交政策。在国内问题上，他宣称英国是“体制魔鬼”的受害者，自由遭到玷污，贵族和国家身败名裂，士绅阶层归于丧失。现实中，他对议会选举中的舞弊行为深恶痛绝。
以后，科贝特脱离了托利党，却未被激进派势力接纳，主要在于其观点中，对现实的愤激和昔日的留恋纠集一起。1810—1812年，他声援因抗议减薪而被施加鞭刑的士兵，被判处徒刑和1000英镑的罚金。迫害使他逃亡美国。
1819年，科贝特重返故国，竞选议员连连告败。而后他漫游英格兰，撰写《乡村漫游录》，缅怀18世纪乡绅们的田园生活图景：无论乡绅还是农夫，娶妻生子，各得其所，尽享天伦之乐，何等惬意！可他又主张：各种欢乐应当根据社会等级的高低“适当分配”;提供个人教育的多寡高低要依据职业和地位的需要。这些观点受到功利主义者嘲弄。
科贝特终生不赞成辉格党，但支持第一次议会改革法案。同时，南英格兰劳动者暴动，抗议菲薄待遇时，科贝特为之辩护，于1831年受到政府加害。入狱并未影响他在议会改革问题上支持政府。1832年议会改革案通过之际，他喜气洋洋，与亲朋设宴庆祝。但很快又对改革实效不满。①
晚年科贝特进入议会后，感受到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这种心态一直保持到他的最后。
或许，许多社会中都有科贝特和奥斯特勒式的激进而正直的落伍者。他们始终没有占据政治思潮的主流，无官方身份，没有官方的赞美和支持，却不妨碍他们流露真情。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往昔的留恋属于他们的本性，最可贵的是他们能保持着一种真诚的性格，自主和独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时代的落伍者，却不失为一名斗士。在一个拥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此类托利主义者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19世纪前期，英国托利主义派别多元化，是托利党思想和组织分化的基本体现，也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当时无论托利党还是辉格党，组织水平相对落后。各党骨干主要在伦敦议会中活动，具有局限性、分散性和非连续性等特征。缺少威廉·小皮特那样的威权人物，容易导致党内以异见和思想分化。再是受社会发展的制约。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即将完成，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正在重组。英国托利党需要一两位杰出的政治家，在思想和政策方面做出有效调整，以适应议会改革之后的变化，赢得较多选民的支持。这一历史任务，有待于而后的罗伯特·皮尔和本杰明·迪斯雷利去等人去完成。
【作者简介】阎照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英国史的教学和研究。
【实习编辑：杨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