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见证“新教育”的产生
李红侠
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藏有一批珍贵的林砺儒档案，由林砺儒之女林安娣捐赠。经笔者整理，此批档案共计86件/套，内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林砺儒在研究教育学过程中形成的《教育哲学》《中国教育新论》《中等教育研究》等手稿，另一类是林砺儒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以下简称“新中国首届政协”）的全套材料。本文讲述的正是其中见证新中国首届政协召开的档案。
一、新中国首届政协代表
林砺儒是我国著名教育家（1889—1977），祖籍广东信宜，著有《文化教育学》《伦理学纲要》《教育哲学》《教育危言》等。他早年就读广东高州高郡中学堂，1911年以公费生资格赴日留学并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日本筑波大学前身）专攻师范教育，1918年学成归国后于次年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教授。自1922年起，林砺儒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长，且于此间率先在中学实行“三三学制”，大力倡导全人格教育理念。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是他的学生，1989年钱学森在致林砺儒之女林安娣的信中写道：“林砺儒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我也非常感激他自己和他主持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给我的教育。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与此同时，钱学森晚年在其研究“教育理论、思维科学与脑科学”手稿中提出“培养青少年要从多方面”，其中重点介绍了林砺儒等七位北师大附中老师对他的教育。
中国高等师范教育曾在1920年代末期陷入“低谷”，尤其是1931年国民党教育部“整顿”北师大之后，林砺儒被迫南下广州并进入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1933年林砺儒还参与了勷勤大学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大学前身）的筹建，且兼任院长多年。在其主持下，学院始终肩负“训练小学师资”和“训练中学师资”的“两种使命”，致力于师资培养。1941年林砺儒因受国民党政府逼迫，遂辞去职务告别广东高等教育事业。此后，他又先后就职于桂林师范学院、厦门大学，并在此间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与此同时，他还坚持教育学研究，档案中的《教育哲学》《中国教育新论》等17件手稿便形成于此时。
1949年林砺儒受邀北上参加新中国首届政协，并因此而保留了他参加政协的全部材料。由代表名单等档案可知，林砺儒以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成员身份参加此次会议，并坐于主席台右侧团体代表区第12排最左边靠走道的位置。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由15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组成，除林砺儒外，还有叶圣陶（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竺可桢（浙江大学校长）、叶企孙（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砺儒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面对百废待兴的教育事业，林砺儒坚持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提出教育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政治经济发展服务、为工农大众服务等思想。林砺儒一生曾做过教授、中小学校长、大学校长以及教育部领导，在6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自始至终坚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中不懈探索，不随波逐流，不墨守成规，被誉为“服务最有恒心的教育家”。
二、“临时宪法”中的发言手稿
林砺儒留存的新中国首届政协全套材料中，包括“三大建国文件”草案，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毫无疑问，三个文件中的“共同纲领（草案）”最受瞩目，因其具有“临时宪法”的重要意义。
笔者在整理林砺儒所留存的“共同纲领（草案）”时，发现其中内页夹有4页林砺儒的发言手稿。这份手稿共600余字，并有两处修改，但字迹工整清晰，右上方写着林砺儒的个人代表号“538”。由手稿内容可知，这是林砺儒在1949年9月27日参加政协会议的发言稿。当天，各单位共有23位代表发言，林砺儒排在第14位，是唯一一位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林砺儒在发言中首先代表全国教育工作者對“三大建国文件”草案表示赞同，并谈其对“临时宪法”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的理解。但林砺儒随后的发言重点则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谈及发展新中国教育事业的重点所在。
第一，在“教育服务对象”方面，林砺儒指出：“今后我们的科学文艺及教育都要无保留地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服务。过去那种超越政治的科学、教育和文艺的见解是虚伪的、错误的、结局必然为反动政治效劳而不自觉。今后我们必须坚决干净摒弃这种错误见解。”他提出此观点，是因为在其看来教育为政治服务是历史必然，倘若不能自觉为进步的政治服务，便会不自觉地为反动的政治服务。实际上，此观点的提出并非偶然，而是基于抗日民主运动时期丰富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使其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有着超前的正确理解，这在当时是很有必要且难能可贵的。
第二，在“教育工作对象”方面，林砺儒提出“今后教育工作必须以工农阶级为主要的对象”。他指出，工农大众长期被反动政权压迫，久与文化教育隔离，但他们作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主力军，也将是建设新中国的主力军，因此“这回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就要迅速负责补偿他们的损失”。再者，林砺儒还指出“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和“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固然要改造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但更要注意培养占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以上工农大众和工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唯有如此，才是真正为大多数人民服务。
第三，在“教育方法的理论与实际”方面，林砺儒发言强调：“纲领四十六条指明了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这是要我们去彻底改革旧教育的错误。”林砺儒指出，由于旧教育被地主官僚独占，成为他们“造资格”和“装点身份”的工具，所以必然与生活实际脱节；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教育要成为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和建设新国家的工具，所以就必须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的需要结合起来，就必须与国家的经济政治的建设集合起来。
正因如此，林砺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以及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期间，枵腹从公，为培养工农阶级知识分子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他通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实地听课、师生座谈等方式了解学校教学状况、存在问题并给出建议，例如，1956至1957年间他先后到广州、河南两省24所师范学校、中小学视察教育工作。另一方面，针对部分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对教育部提出言之成理的“不知学校实况”等意见，林砺儒大胆做出“全面深刻检查教育部的领导方法及领导作风”的决定，体现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品质。
三、档案见证“新教育”的产生
“林砺儒档案”的留存及其女儿林安娣女士的慷慨捐赠，无疑为研究林砺儒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且可由此通过《教育哲学》《中国教育新论》等手稿考察其教育思想的演变过程。与此同时，林砺儒在其留存“临时宪法”中的发言手稿夹页，更可谓是其教育实践经验的一次“系统总结”。更重要的是，林砺儒的发言还象征着“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过渡。这是因为发言稿讨论的重点内容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即教育将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和保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宝。因而，此批见证新中国首届政协召开的珍贵档案，同时也预示着新中国的“新教育”即将到来。
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