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之魔童降世》:后现代主义审美驱动的主旨重构

    闻丹丹

    后现代主义式审美,越来越多地向影视艺术渗透,《哪吒之魔童降世》借助后现代审美视域独有的解构、重构手段,挣脱了传统主流神话的束缚和枷锁,成为经典神话在现代的重新抒写。电影通过颠覆性的人物形象重塑,进一步跳出反封建、反父权的思想主题,转向探讨个体命运、主体意识及主观能动性等颇富时代性、先进性的鲜明主题。

    一、后现代主义视域的反叛性审美

    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和价值取向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大机器生产占据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故而不可避免地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主体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化现象,人的主体性、自我意识、个体独立性都受到压制和束缚。在这种压抑个性且程式化色彩浓郁的时代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开始寻求创新和突破,在审美领域表现出推陈出新、消解重构的倾向和美学主张,意在以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来询唤大众对自身主体价值的发现、保护和认同;也通过反叛性创作让人们在震撼和诧异中对传统审美有更加清晰而全面的认识,从而丰富和重构符合大众需求、顺应时代潮流的价值体系。

    后现代主义的多元价值取向,旨在使人的思想得到彻底解放,也使人对自我有更深刻的认知,其在一定程度上以现代主义为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但又对现代主义对于主体意识和主体性的漠视和剥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批判。因此,后现代主义审美表现出极其浓郁的反叛色彩,这集中表现在其对传统主流价值体系的抨击、解构和重构,而后现代主义对传统人物、主流思想和价值体系的颠覆和反叛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传统程式化形象进行戏仿式改造和创新,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一改往昔《哪吒闹海》主人公天性善良、刚正不阿的神性形象,将其塑造为带有“邪恶因子”但坚韧不拔地与命运作斗争而最终实现自我救赎的魔性形象。[1]后现代主义的重构,让这一形象更加真实、丰满、复杂和立体,亦在无形中拉近了哪吒与观众的距离,使其从高不可攀的神变为知命改命的魔,该片对其坚定而执着地用行动诠释善良本心、勇敢突破成见来逆天改命的细节刻画,真实可感、扣人心弦;也正是这样一位走向神坛、备受偏见的哪吒,激起了观众对个体与命运关系的思考,诠释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改变命运、突破成见的全新意义。

    第二,对人物形象、主题意蕴的内隐和解构,在影片艺术的创作中主要体现为摒弃传统影视作品将编剧、导演的主观态度和情感不留余力地强加于作品之中,观众作为接受者便没有选择地、被动地吸收内化这些并非全然具有单一性、固定性特征的思想和主题。这种艺术审美模式作用下的作品,往往缺乏主观性、感染力和深刻性,往往只是程式化地走完既定流程、收获单一的认知和见解,长此以往便难以推陈出新,也难以再次激起观众内心的强烈震荡和共鸣;而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重构审美观则较好地规避了上述问题,在淡化影片个人主观色彩的前提下,用解构的方式让观众在作品细节的把握和感知中、在陌生化人物和情节的观览中,代入式地以主观意志解读和体悟作品所传递出来的思想主旨和丰富意蕴。

    《哪吒之魔童降世》是对后现代主义解构审美观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最好诠释。影片并没有对个体善恶进行主观绝对化的评判、定义和植入,而是通过真实可感的细节描写表现立体化的丰满人物形象;众多人物的善与恶、美与丑全然交由观众来体悟和评判。如哪吒之父李靖,在《哪吒闹海》等传统影片中,其人物形象的关键词无一例外的都是严厉、不近人情、冷酷,带有编剧们浓厚的主观色彩。[2]《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则重构了该角色以往趋近反面的程式化形象,通过具象化的场景描述来真实表现李靖严慈相济、爱子心切的角色特征。例如,当哪吒因为打水怪误烧了百姓的房子而被周遭民众指责时,作为地方官员的李靖当众批评了哪吒,但是观众不能忽视的细节便是其在众人离开后肯定了儿子打击水怪、守护乡民的善举,这使得该角色严厉中多了一份温情和爱意、包容和理解,而这亦是该片所要传达的重要主题——爱的教育才是能让魔童回归正道的关键力量。

    二、后现代主义审美下的主题重构

    (一)打破标签化的成见——行动诠释价值

    《哪吒之魔童降世》巧妙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反叛审美手段,不仅对古典的哪吒、敖丙、李靖等人物形象进行了戏仿式改造,也将传统神话故事的主题意旨进行了解构与重构。“打破成见”作为影片的主题之一具有较为强烈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激发观众对社会中存在的成见现象进行深入的思考。

    “人们的成见就犹如一座巨山,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動。”这是影片中颇具思辨性和深刻性的语句,也诠释了打破成见的重要性和关键作用。生而为魔童并不是哪吒所想所愿,只是命运的无情嘲弄,但其却因此受到了来自陈塘关村民的冷眼、误解和偏见,观影者不禁思索:这样一位天性善良的孩童因“魔童”身份而背负着乡邻的成见举步维艰,他的顽皮、叛逆、时常闯祸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孤独和不被理解所致,他渴求被乡邻认可与肯定,希图通过实际行动改变大家对自己的定式观念。乡邻因为成见对哪吒冷淡如寒冰、拒之于千里,无情抹杀了哪吒对友谊的向往与追求——影片中小女孩想要和哪吒踢毽子,哪吒的脸上刚露出久违的笑容,小女孩随即被家人抱走,与之俱来的是众人肆意无情地往哪吒这位仍然穿着肚兜的小孩身上扔东西,其短暂的笑容变成了惆怅的面庞,他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恶语相向。

    幸而,哪吒在父母的爱与包容下没有以恶来对抗偏见,反而选择用善行来感化乡邻、打破偏见,不仅完成了自我救赎,而且实现了自我价值。他直面挑战,勇敢地用自己的身躯守护乡邻、守护陈塘关,最终获得了乡邻的认可与肯定,改变了人们往昔对魔童的偏见和误解,在感怀哪吒正义勇敢的同时,乡邻们也认识到偏见给这个善良孩童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对自己的行为有了客观的认知和全面的反思。影片以哪吒所遭遇的偏见为主,也蕴含着其他人物所承受的不同范畴的偏见,它们共同构成和支撑了影片关于“打破偏见”这一重要主题的贯彻和重构。[3]以申公豹这一反面典型为例,由于出身是豹子精,他遭受了来自元始天尊的偏见,申公豹勤学苦练、孜孜不倦,在能力和资质等众多方面并不比太乙真人差,而就因其是妖,被成见所伤错失成仙良机,令人慨叹的同时也让观众对成见的危害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像哪吒一样用正确可取的方式对待成见,申公豹对待成见的方式便是以恶相抗、以牙还牙,这样非但不能真正摒除成见,相反会堕入罪恶的无尽深渊。

    (二)抗争宿命——弘扬主体意识

    在影片中,善与恶并非是绝对的、不可逆的,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需要观众在品鉴的过程中以叙事细节为着力点、以主观感知和理性分析为两翼来辩证看待“圆形人物”、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

    “我命由我不由天”,哪吒一句声嘶力竭的呐喊关乎自我认知和反叛意识的觉醒,个人的主体意识被唤醒的同时,观众也开始对命运这一抽象、虚无、形而上的概念发出了质问和挑战之声。在太乙真人喝酒误事的阴差阳错之下,亦是申公豹阴谋使然的背景之下,灵珠与魔丸被互换了投置主体,本为元始天尊看好欲投置灵珠的哪吒在多重主客观、偶然性与必然性交织作用下变成了人见人怕、人见人恶的魔童。本性善良的哪吒在命运的无情嘲弄中痛苦挣扎,一方面3年后他将遭受来自元始天尊天劫咒语的天雷摧毁;另一方面,由于魔童身份的影响,他一直被结界兽困在府中,不仅无法像其他孩童般自由、无忧地生活,还要受到来自家乡陈塘关百姓的指责与非议。这一切都与命运紧密相连,但哪吒却掷地有声地向命运发起挑战,其向世人诠释了即使命运赋予魔童身份,作为主体的他亦能通过实际行动、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自己的命运。

    善与恶并非绝对的对立与排斥关系,哪吒与敖丙的真挚情谊便是有力的证明;哪吒抗争宿命、坚守善良本心、守护陈塘村村民便是最佳诠释。整部影片从更大层面观之,“逆天改命”的深层主题贯穿于作品始末,也融入众多人物的精神血液之中。偷换灵珠、魔丸的申公豹给观众最直观的感受便是邪恶势力的化身,是恣意改变哪吒命运的罪魁祸首,但深入分析其偷换的根本原因便可在对其不耻的情绪中多了一丝同情与慨叹。饱受师门歧视的他,不满被区别对待的不公命运,想要通过控制灵珠、培养徒弟成仙来向师门、向世人证明自己的真正能力从而获得成为十二金仙的最后机会,他的出发点是改变命运,却用错了方法,让邪恶之种生根发芽终酿大错自食恶果。

    受申公豹偷换灵珠之行影响的除了哪吒外,便是其徒敖丙。该片的敖丙一改往昔集丑恶与邪恶于一体的反面形象,而是以一位举止儒雅、本性善良的翩翩公子形象出现在银幕中,因为承担着家族翻身的重任和师父申公豹的蛊惑利用,痛苦不堪、惆怅郁结的他被迫走上了与其本性相悖的歧途,不得已站在了哪吒的对立面做出了“冰压陈塘关”的决定。这是为家族翻身做出的错误行动,其也终在哪吒的坚守和感化中认识到自己的荒谬与不堪,重新唤起善良的本心与哪吒一起对抗命运的不公。在申公豹和家族的重压和操控下,敖丙沦为他人的傀儡,所谓的改变命运亦是受制于他人的束缚和要求,片中几乎很少看到敖丙自身的主观意愿和情感;而他在与哪吒携手共同抵御天雷之时,敖丙真正拥有了主体意识和改变傀儡命运的决心和斗志,这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逆天改命”,为自己而活、为自身的命运而战!

    哪吒在宿命中觉醒,改写命运和拯救自我,他是本片重构力度最大的人物形象,且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最扣合“逆天改命”这一核心主题,善与恶是个体发挥主体能动作用抉择的结果,而非命运所能全然操纵的。当敖丙为了龙族的利益考虑,想要以冰压的方式堵住陈塘关村民的悠悠之口,妄图以此来掩盖其师申公豹偷换灵珠的真相时,哪吒在命运赋予的恶和自身本性中的善之间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使尽全部力量为陈塘关百姓撑起一片充满希望和未来的温情家园,在与敖丙对垒作战时,哪吒声嘶力竭般地怒吼道: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他用行动与命运做搏斗,也无形中唤醒敖丙心底的良知和自我意识,这一句是魔是仙全由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决定不仅适用于哪吒,也适用于敖丙及龙族,虽然被认定为妖族镇压禁锢于炼狱之中,但只要存善念、积善德、行善事最终也能通过正确的方式改变命运。敖丙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妖仙无定论,善恶亦存变的诠释,他冲破心中恶的枷锁与哪吒一同对抗不公的命运,在哪吒“若命运不公,那么就和它斗到底”的感召下奋力前行,最终与哪吒在天雷的攻击中保留了灵魂,扭转了必死无疑的命运定数。这不仅体现了善所具有的巨大力量,也诠释了与命运抗争的最佳途径,对于唤醒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意识、激发其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宰自己的人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以爱施教——符合主流价值观

    优秀的影视作品是一个窗口,更是一面镜子。该片让笑点与泪点并举,使人泪目的同时切身感受片中传递的价值观,这也是此部充盈着浓郁后现代主义审美风格的动画影片能够获得高票房的关键原因。无论是命运还是成见,哪吒都选择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善举来坚定对抗,而其中始终将其引至“善”这一正道的便是父母给予的无私之爱和理性教育引导。

    《哪吒之魔童降世》剔除了传统神话中“削肉还母,剔骨还父”等早已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情节,将哪吒之父塑造成爱子心切、为民着想的正面人物形象。当哪吒由于打水怪而误烧了百姓的房子,在公众面前李靖严厉批评了哪吒,因为这是为官者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使命;而当众人纷纷离开后,他以父亲的口吻慈爱地对哪吒说:你的做法是正确的。此种价值观的引领对孩子行为和心灵的成长至关重要,理性的引导有助于孩子科学、辩证地看待善与恶。

    如果说李靖的爱更多的是理性与克制,是对哪吒价值观的合理引导和肯定,那么当得知自己的孩子将在3年后遭遇天劫时,他选择抛开理性试图用父爱感化元始天尊,用自己的生命来守护哪吒的生命。影片中的李靖因为时刻为儿子操劳忧心,头发已从乌黑变为丝丝缕缕的白发,虽然他的诉求并没有得到元始天尊的准确回复。但也正因如此真挚的父爱让哪吒有了坚定前行的动力,没有在不公命运和世俗成见中萌生恶的种子,而是坚守善良本心、打破偏见、勇敢蜕变,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人生。

    正是父母的理解和包容,使得魔童在爱的包围下选择了以善对抗天命、反抗命运的束缚,没有落入恶的陷阱;而灵珠化身的敖丙却在申公豹和家族的无情利用和冷漠对待中,一步步走向恶的深渊。幸而,在朋友哪吒友情的感召下最终改邪归正,直至最后他才明白其所要改变的命运不是家族命运、不是师父申公豹的个人命运,而是他自己的傀儡命运,他要做自己、其渴求收获的也是真正的友情、亲情,而非家族与师父的肆意利用。[4]影片以诙谐、反叛的人物形象升华和重构了爱的主题,与往昔“愚爱”不同,李靖对哪吒的爱中融入了理解、包容和平等,这对新时代父母对子女正面、积极的影响有着指引和借鉴价值。爱不是包揽孩子的一切,也不是放任孩子的一切,而是用尊重理解孩子、关心爱护孩子,让其在遇到困难时有爱的避风港,在收获成功时有爱的分享站,让整个家庭始终洋溢着温暖和爱意。积极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是亟待新时代家长付诸实践的关键内容,现实社会虽没有妖与神,但偏见和命运仍然会成为前行路上的羁绊,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坚守内心的价值底线,实现精彩人生是新时代必须思考的母题。

    结语

    《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后现代主义主张反叛主流价值体系、重视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审美取向作用与影响下,既有对传统人物形象的戏仿,亦有对传统反封建主题的消解与重构。该片颠覆了《哪吒闹海》《大闹天宫》等作品所塑造的扁平化哪吒形象,重新将其刻画为知命改命、勇于打破成见的立体化魔童形象;在影片的重构主题中,更是在解构传统儒家“乐天知命”“听天由命”思想的基础上,参照现代观众的价值体系和审美趣味有力地诠释了“知命改命”新主题,从而产生了颠覆性的美学效果。

    后现代主义审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反封建、反父權的传统思想和主题由于距离新时代观众较远而缺少深刻地体悟和认同感,自然也就难以引起受众的强烈共鸣和高度赞同,相反一味承袭传统影片的模式和创作手段很大程度上会引起观众的审美倦怠和疲劳。该片创新性地将“命运”“成见”“爱的教育”作为核心主题词,使观众能够从哪吒这一与命运抗争、坚守善良本心、鲜活而丰满的人物形象中,深刻体悟“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人生真谛。

    参考文献:

    [1]王青青.浅析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的“陌生化”叙事策略[ J ].视听,2019(12):117-118.

    [2]牛肇鑫.情节、人物、主题的重构——试析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 J ].今传媒,2020,28(07):120-122.

    [3]陈序,吴洋洋.《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命运观主题解读[ J ].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0,39(07):197-200.

    [4]刘晶.论传统文化的解构与创新——以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 J ].大观,2020(01):11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