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中国学前教育的比较研究
何金津
[摘? ?要]学前教育对人才培养和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学前教育正在稳步发展。研究者对比分析了我国与德国学前教育的相关数据，提出了推动我国学前教育事业长远健康发展的建议，其中包括进一步完善教育政策法规，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改进机构类型、优化课程设置与教学组织形式，加强家园合作与沟通。
[关键词]德国;中国;学前教育;比较研究
学前教育是“任何教育政策和文化政策的先决条件”，是“教育策略的主要目标之一”[1]。德国的“学前教育学之父”福禄贝尔于1837年开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我国首个幼稚园是由陈鹤琴先生于1923年创办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即现在的南京鼓楼幼儿园。德国幼儿园的创建比我国早了八十余年，而且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两国的学前教育的发展也呈现出较大差异。在德国，学前教育并不在教育体制范围内，也不在义务教育阶段，而是属于青少年福利事业。尽管学前教育不是强制性的，但德国几乎所有3～5岁的儿童都会接受学前教育[2]。我国可根据自身国情，借鉴德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与实践，进一步稳固和提升学前教育的地位。
一、教育政策法规的比较
在德国，各联邦州在实行德国基本法案的基礎上，可自行制定教育政策法规。《德国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禁止设立“先修学校”，即一种被特殊化的学校。德国出台的关于学前教育的政策法规主要包括：《学校规程》（1578）、《青少年法》（1922）、《儿童及青少年救助法》（1990）、《儿童日托机构的教育质量》（2002）、《幼儿园教育条例》和《发展和提高学前教育质量的建议书》（2004）、《幼小衔接发展计划》（2004）、《日托扩充法案》（2005）、《儿童托管财政法案》（2007）、《促进三岁以下儿童日托和保育法》（2008）、《促进三岁以下儿童入幼儿园资助法》（2013），另外还有《国家学前教育质量指导条例》（1999年开始实施）、《幼儿教育促进法》（2008年修订）等。这些法规政策规定了幼儿入学所应具备的条件，重视对幼教的职业培训与培养，强调父母是学前教育的主体，而幼儿园只是辅助性教育机构。
我国出台的关于学前教育的政策法规主要包括：《幼稚园课程标准》（1932）、《幼儿园管理条例》（1989）、《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幼儿园工作规程》（1996）、《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2003）、《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04）、《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2006）、《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1）、《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2012）、《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2013）、《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办法》（2017）、《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2018）等。从我国已出台的学前教育政策法规来看，有些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将措施落到实处。
二、经费投入的比较
国家的教育经费投入可以间接反映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并对学前教育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2016年，德国对教育的目标投入约为1294亿欧元，2017年约为1348亿欧元[3]。德国议会通过了2018年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将联邦教育和研究部的财政资源增加了十多亿欧元，这意味着德国将进一步加强教育与研究[4]。
2016年，我国的教育经费总投入约38888亿元，2017年约为42562亿元，2018年为46135亿元，2019年为50175亿元[5]。可见，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年度增长相对较快，亦体现出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
据统计，德国公共教育经费已连续多年攀升，约占GDP的4.3%，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比也连续多年超4%[6]。总体来看，德国对教育的经费投入占比高于我国。
三、机构类型及生源情况
德国主要有三种学前教育机构——托儿所、幼儿园与学前班。年满6岁但其身心发育还不适合上小学的儿童则上附属幼儿园，不满6岁但其身心发育已适合上小学的儿童则进入小学提供的学前班[7]。截至2019年3月1日，在德国日托中心照料的3岁以下儿童人数比2018年同期增加了约2.89万，总数为81.85万人。与2018年相比，2019年德国的学前班数量增加了0.6%，幼儿园数量增加了1.2%;学前班人数增长了约1.8%，幼儿园人数增长了约2.7%[8]。
我国除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外，还有儿童福利院、少年宫等非正式机构[9]。德国幼儿园分为普通、特殊与“森林”幼儿园等多种不同的机构类型，而我国幼儿园一般分为公办和民办幼儿园两类办学机构。2018年，我国的学前教育学校约有26.67万所，比2017年增加约1.17万所。与2017年相比，2018年我国学前教育在园（班）儿童数增长了1.2%，其中城市在园（班）幼儿数增长了3.9%，而农村在园（班）幼儿数下降了0.4%[10]。
与德国相比，我国的人口基数较大，出生率较高，地域更辽阔，因此对学前教育的机构数与班级数的需求也相对较高。德国的学前教育机构类型较为丰富多样，可满足不同的教育需求。我国可借鉴德国，在增加学前教育机构的数量以及加快城市学前教育发展的同时，给予农村学前教育更多关注，并注重提升教育质量。
四、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的学历水平、学科素养、入职培训及福利待遇是影响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德国的幼儿园教师主要由社会教育学院培养，也有一些在大学学习，他们属于雇员。培养幼儿师资的学校有公立的、私立的和教会办的[11]。与2018年相比，2019年德国学前班教师人数增长了12.5%，幼儿园教师人数增长了1.03%，其中女性教师人数占85.5%[12]。
2018年，我国学前教育教职工人数比2017年增长了8.11%，两年内女性教职工人数均占教职工总人数的90%以上。与2017年相比，2018年我国幼儿园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增长了8.3%，本科学历的增长了约12.9%，专科学历的增长了约6.7%，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下降了约4.1%[13]。这表明，我国学前教育师资的学历水平较之以往有了提高，但高学历教师仍然较少，增幅也较小，且男性教师所占比例很少。因此，我国在重点关注女性教师群体时，也应注重培养更多的男性教师，并不断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水平。
五、课程设置与教学组织形式
德国幼儿园在课程选择方面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预先计划好的课程目标或成果很少，主要是让儿童积极参与“游戏”来创设课程，重点发展儿童的社会和认知技能[14]。课程开展的目的是为幼儿提供教育引导，促进“幼小衔接”。在“森林幼儿园”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并实现课程的“体验性”。对于教学组织形式，德国幼儿园主要采用“混龄编班”，班级规模约为25名儿童[15]。这种编班方式不仅有利于高龄儿童学会帮助与照顾低龄儿童，也有利于低龄儿童向高龄儿童学习，为儿童提供了更多的角色体验。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课程主要分为健康、语言、社会、科学与艺术五大领域，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近年来，我国有些幼儿园的教育有“小学化”倾向，过早教授奥数、拼音和写字等课程，违背了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这种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对我国学前教育更深入的思考。我国学前教育的教学组织形式主要是“按龄编班”，近年来也出现了“混龄教育”，其原因主要是部分地区经济不发达，师资与教学资源较匮乏。尽管我国已经开始尝试“混龄教育”，但付诸实践的依然很少。
六、家校（园）合作
德国的学前教育注重“家庭教育为主，学校教育为辅”。除一些州发放的“地方教育津贴”外，德国的政策法规明确规定：如果1～3岁儿童的父母选择在家照顾孩子，政府将根据其收入给予一定的“父母津贴”[16]。2019年，德国大约有190万名家长领取了“父母津贴”，受益人数比2018年增加了2%[17]。德国已将“父母的职责与义务”写入宪法，要求父母参加学前教育机构日常工作。
我国学前教育的主要负责人依然是幼儿机构的教职员工。家園合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多数情况下家长不会直接参与幼儿园日常工作规程的编制与实施，而只是做一个“局外人”。同时，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还未完全形成教育合力，经常出现两者的教育理念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的情况，导致幼儿陷入一种“两难困境”。因此，我国学前教育的家园合作方面还需要改善与巩固。
七、启示与借鉴
1.进一步完善教育政策法规
学前教育是否有专门的立法保障，是学前教育地位高低的重要表现[18]。结合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现状，应尽快落实学前教育立法，并重视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立法时应重点增加学前教育资源，调整公办和民办幼儿园结构，完善资金投入机制，提高幼儿园质量，保障幼儿与幼儿教师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与巩固家园合作。对于学前教育机会不公平、资源配置不平等、学前儿童发展不公平等问题，政府应整合城乡资源，结合中西部发展的实际情况，平衡高学历、高素质教师的地域分布，加快学前教育的体制机制建设。
2.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研究表明，农村地区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似乎在农村儿童的发展中起着补偿作用，因此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有利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新增加的学前教育经费应该向农村地区的学龄前儿童倾斜，为他们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优质教育[19]。政府应公平对待公立和私立幼儿园，逐步建立生均财政补贴制度，设立专项财政经费[20]。同时，给予贫困儿童与特殊儿童更多的物质帮扶。由于幼儿教师的素质和稳定性以及师幼比例是保障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因此政府要对师范生培养工作给予更多的财政支持，设法吸纳更多高学历人才从事学前教育工作，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并且积极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对学前教育的捐赠与支持。
3.改进机构类型、课程设置及教学组织形式
我国可以借鉴德国学前教育机构的多元性，以培养幼儿的实践能力为学前教育的发展目标。对于特殊儿童，可有针对性地开设特殊幼儿园，同时配备富有爱心且较为专业的教师队伍。课程与教学是学前教育的核心，我国可基于“做中学”理念，针对3～6岁儿童开设“户外幼儿园”，使其专注于富有创造性的户外活动，在大自然中学习。同时，幼儿园开设的学前教育课程和活动应有计划、有吸引力和刺激性[21]。对于教学组织形式，我国依然要将“混龄编班”付诸于实践，以促进儿童有效发展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从而更好地学会生活。
4.加强家园合作与沟通
将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相结合，可以更好地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我国幼儿园仍需努力在家园合作与沟通上下功夫。让家长参与幼儿园工作，不仅有助于减轻幼儿园的工作量，为幼儿提供更多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而且可以提升家长参与幼儿园工作并进行有效监督的意识。当然，这种家园合作方式并非指“家长干预”或“教育介入”，而是在家长参与幼儿园工作的基础上，家园共同承担起培育儿童的重任，形成家长、幼儿、幼儿园之间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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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慧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