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叶以后“华夷”格局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提要：中国历史上的“华夷”格局主要由于受到汉族和诸少数民族力量对比的影响而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以“安史之乱”唐朝走向衰弱和周边多民族兴起为标志，传统的“华夷”格局受到破坏，儒家“华夷”观念和正统观念受到巨大冲击，这折射出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曲折进程和儒家民族关系学说的嬗变轨迹。
关键词，唐朝中叶“华夷”格局“华夷”观念
所谓“华夷”格局，不仅是对中国历史上以汉族政权在中原、少数民族政权在周边分布空间的概括，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是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族政权臣属关系的概括。历史上的“华夷”格局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一定历史时期“华夷”格局都是华夏或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力量对比彼此消长的产物。“华夷”格局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大致有3个周期，唐朝中叶迄元朝统一是继先秦和东汉末年迄隋朝统一两个周期之后的第3个周期。对“华夷”格局的认识与讨论，主要与先秦时代儒家处理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华夷之辨”或“华夷之防”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在前两个周期里，内中华、外夷狄的格局仍然被大体保留了下来的话，第3个周期里民族关系的新变动对“华夷”格局的冲击，远远超过了前两个周期，不仅使传统的内华夏、外夷狄的“华夷”格局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而且引发了“华夷”之间传统藩属关系的彻底颠覆，并由此带来了“华夷”观念的新变化。对唐朝中叶以后“华夷”格局新变化及其影响的考察和研究，将有裨于加深认识民族关系变动对于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
一、唐朝前期“华夷”格局的形成及其历史条件
隋唐时期的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消除了诸政权间此疆彼界、攻伐不断的分裂局面，而推动这一历史巨变的重要因素，则是建立在南北朝以来进入中原的周边各民族与汉族之间交流与融合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形势。从“华夷”格局的分布上看，尽管由于东汉末年以来北方诸少数民族的南下迁徙，已经很难恢复以往传统的“华夷”分布的空间格局，而隋唐王朝，尤其是唐朝立足中原，通过羁縻方式对周边及其少数民族的控制还是稳定有效的。
唐朝前期对边疆的经略是在隋朝的基础上进行的，突厥仍然是最主要的对手。东突厥利用隋末唐初的机会再度崛起，对新生的唐朝构成严重威胁，唐高祖甚至要迁都避难。直至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利用东突厥内部矛盾，派李靖等率军一举将其击溃，俘获颉利可汗，才彻底解除了东突厥的威胁。
西突厥在统叶护可汗时期控制了包括今我国新疆及中亚的广大地区。唐朝在灭亡东突厥后进军西域，于贞观十四年(640年)接受高昌王的投降，在这里设置西州和安西都护府，在都护府移治龟兹后下设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管辖天山南北麓的广大地区。显庆二年(657年)，唐朝出兵灭亡西突厥，设立昆陵都护府和漾池都护府，分领碎叶川东西的突厥部众，隶属安西都护府。至长安二年(702年)设立北庭都护府，分领安西都护府北部地区。唐朝加强了对巴尔喀什湖以西以东广大地区的控制，密切了这里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在漠北，原来先后臣服于西、东突厥的薛延陀乘突厥衰弱之机兴起，成为雄据漠北的强大势力。尽管薛延陀曾经在唐朝对付突厥的军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唐太宗还是不愿意看到薛延陀成为继突厥之后的又一个强大对手，所以在贞观二十年(646年)乘其内乱发兵一举将其击溃。在东方，于总章元年(668年)，在新罗的配合下灭亡高句丽。
唐朝对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略，多采取羁縻方式，如在灭亡高句丽后，“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渠帅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百姓”。在灭亡东突厥后，在漠南地区设置的诸府州，以及灭亡西突厥以后设立的昆陵、漾池两都护府都属于羁縻州府，任命突厥贵族为长官，对于突厥部众采取“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方针。在灭亡薛延陀后，于其地设立六府七州，隶属于燕然都护府：为安置契丹族以其部族为单位而设立的松漠都督府及其所属州，也都是羁縻州府。唐朝的羁縻州府先后设立过800余个，在羁縻方式下，以各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对于吐蕃和回纥，唐朝则采取和亲的方式不断密切了彼此间的联系。对吐蕃是先后于唐太宗、唐中宗时下嫁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对回纥则是在设置羁縻府州的基础上，又陆续下嫁宁国、咸安、太和公主以笼络之。
在唐朝的地方羁縻政权中，以渤海国和南诏最具有代表性，与唐朝的关系最密切。粟末棘羯首领大祚荣最初在今吉林省敦化市建立的震国，应当是唐朝规模最大的羁縻政权，唐朝以其辖区为忽汗州，册命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督，受平卢节度使领押。开元年间，南诏首领皮罗阁受诏统一六诏，接受唐玄宗云南王的册封。
隋唐王朝的政治统一和国力的强盛，提高了控制边疆和驾御少数民族的能力，尤其是唐朝对诸少数民族地方的羁縻管辖方式是管理边疆及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方针的新创造，既能够保持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又密切了与唐朝中央政府的联系。所以，突厥和铁勒诸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并修筑了贯通大漠南北的参天可汗道，反映了周边各族倾心来附的实际情况。
唐朝迄安史之乱为止的“华夷”格局，尽管比较先秦儒家主张的内华夏、外夷狄表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诸少数民族与唐朝的关系也并非一贯和谐稳定，但中原王朝与各民族地方政权、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大体上保持了和谐相处的局面，成为反映大唐帝国繁盛气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了统治集团“华夷”观念深刻的变化。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针对众臣僚担心突厥乘征讨高句丽之机威胁长安时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贞观二十年(646年)十二月，唐太宗对来朝的铁勒、回纥使臣说：“汝来归我，领得安存，犹如鼠之得窟，鱼之得水。不知夫我窟及水能容汝否!纵令不能容受，我必为汝大作窟，深作水，以容受汝等。又云：苍蝇之飞不过一二尺，及附骥尾日行千里，何以致然?为所托处远。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还如骥之受蝇，随其远征，不劳蝇身，自然远去”。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唐太宗在在谈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时，强调他作为帝王成功的“五事”之一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事实上，唐太宗的这番表白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凭借王朝的强盛国力，在处理民族关系上表现得底气充足一些，标榜的成分更多一些。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是唐太宗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对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唐太宗作为中原王朝的皇帝，明确表示反对贵中华贱夷狄，这已经是破天荒的事情了，标志着中原王朝统治者“华夷”观念的重大变化。
二、唐朝中叶以后“华夷”格局的重大变动
唐朝中叶起，周边诸民族在自身力量长足发展的基础上，对中原地区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强大冲击，传统的“华夷”格局逐渐改变直至完全颠覆，诸民族由在边疆地区的攻城略地，发展为登堂入室、横
行中原，又由辽、夏、金诸王朝与中原王朝的南北对峙，到元朝实现对中国的完全统一。
安史之乱后，由于唐朝调动边镇的军队参加平叛，削弱了控制边疆和少数民族的能力，不仅使唐朝前期形成的“华夷”格局和秩序遭到破坏，原来唐朝直接有效管辖的州县地区也陆续受到少数民族的挤压而缩水。虽然突厥已经衰落，随之而起的吐蕃、回纥、沙陀、党项等民族势力的增长，成为新的威胁唐朝的力量。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就在今青海、剑南地区与唐朝展开激烈争夺，并灭亡了归附唐朝的吐谷浑。而在安史之乱后，吐蕃进一步向周边地区扩张，不仅完全控制了西域，而且乘唐朝军队的内调，攻占了河西和关陇地区，甚至一度占领了唐朝都城长安。就连与唐朝关系最密切的回纥，也以两次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安史叛乱有功而坐大，乘唐朝衰弱的机会每年强迫唐朝以高价购买其老弱病马。沙陀首领尔朱氏以出兵协助唐朝镇压庞勋起义和黄巢起义而逐渐强大起来，李克用被唐朝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在河东地区建立起割据的势力范围，五代中的唐、晋、汉3个王朝的统治者都是出自这个武装集团的上层权贵。党项原来也是一直受到唐朝保护的弱小部族，其酋长拓跋思恭由于率部众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而被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成为唐朝的藩镇之一，利用唐末、五代中原王朝无暇四顾的时机，逐渐在今陕北地区形成割据。渤海、南诏虽然依然保持着对唐朝的藩属关系，定期来朝，但这种关系充其量只剩下徒具外表的形式而已，如唐朝前期那种各族倾心来附或出于畏威而来附的情形已经看不到了。
尽管如此，在唐朝灭亡以前，传统的内华夏、外夷狄的“华夷”格局和秩序尚未达到被彻底颠覆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给“华夷”格局和秩序造成颠覆性破坏的是契丹人建立的辽朝。
自唐朝初年以来，虽然契丹在唐朝与突厥之间依附不定，开元以后曾多次与唐朝发生军事冲突，但唐朝灭亡以前契丹还保持着对唐朝的依附关系。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政治形势给契丹部落联盟的扩张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他们在西辽河上游地区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与唐朝的力量对比关系。特别从耶律阿保机被推举为契丹部落联盟的酋长，乃至在契丹建国以后相当一段时期里，积极参与中原逐鹿，争取厕身中原，一直是他们的愿望。而且，从唐朝灭亡前夕开始，耶律阿保机除伺机发兵南下中原杀掠，还在李克用、朱全忠强藩大镇之间纵横捭阖，谋取利益。
耶律阿保机先与李克用约定合兵进攻朱全忠，又转而与朱全忠保持着和平的交往关系，作为他背盟李克用的举措之一就是“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请求册封。朱全忠出于对付李克用的目的，对这种册封提出了前置的附加条件，他在回信中说：“朕今天下皆平，唯太原未伏，卿能长驱精甲，径至新庄，为我翦彼寇仇，与尔便行封册。”由于阿保机和朱全忠都在打着各自的算盘，导致他们之间的联合无果而终，阿保机也没有机会进入中原。
后唐明宗去世后内部围绕皇位继承的矛盾和斗争，终于让处心积虑要在河北地区谋得立足之地的契丹统治集团如愿以偿。明宗养子李从珂发动宫廷政变后，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避免。石敬瑭对朝廷心存异志由来已久，如今羽翼丰满，更未把朝廷和末帝一班君臣放在眼里。清泰二年(936年)七月，石敬瑭在晋阳起兵反唐自立，他自忖兵力不足，接受幕僚桑维翰的建议，遣使奉表契丹，以“愿为臣子”和割地为条件乞求援兵。石敬瑭此举正中辽太宗之下怀，亲率5万大军，由雁门关进入河东，打败后唐大将张敬达所部对晋阳的包围。十一月，石敬瑭在晋阳身着契丹服饰，接受辽太宗册封的大晋皇帝称号，与辽太宗以父子相称。辽朝的册表中说“予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朕永与尔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作为回报，石敬瑭与契丹约为父子之国，“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以与契丹，仍许岁输帛三十万匹”。
后晋作为辽朝的“藩辅”大约10年时间。天福七年(942年)，石敬瑭去世，出帝石重贵在景延广等人的支持下欲改变对辽朝的臣属地位，称孙而不称臣。辽太宗“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称臣而称孙，数遣使者责晋”。并出动大军进攻后晋，至开运三年(946年)底，兵临汴梁城下，后晋出帝出郊奉表投降。次年二月，辽太宗“冠通天冠，服绛纱袍，执大硅以视朝，大赦。改晋国为大辽国，开运四年为会同十年”。
由于石敬瑭以晋代唐，对辽朝具有臣子和儿皇帝的双重身份，更由于辽太宗在灭亡后晋后，改其国号为辽，实际上是宣布了作为中原王朝象征的后晋灭亡，使得历史上向来是周边民族或政权向中原王朝称藩纳贡的体制被彻底粉碎，这是“华夷”格局发生颠覆的标志。辽太宗此举的意义在于宣布他不仅是契丹族的皇帝，而且是全中国的皇帝，按照会同年号的字面的来理解，其中蕴涵的政治意义昭然若揭。更为严重的是，这一事件给接下来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王朝的关系带来一系列影响，对“华夷”格局、“华夷”观念造成的冲击更加深刻。
在辽朝和北宋于景德元年(1004年)订立的“澶渊之盟”的条文中，虽然规定了两国间以兄弟相称的平等之国的关系，而且在后来长达100多年的彼此间相互交往中，也确实表现了这种平等相待的关系。但是，仅就其中30万两／匹岁币一项来说，尽管是北宋方面在谈判中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而主动提出来的，具有以财富换和平的意思，但岁币的字眼又确实不适宜于平等之国间的关系，使北宋在处理与辽朝关系中不时表现出尴尬之态。庆历二年(1042年)与辽朝的增加20万两／匹岁币的谈判中，辽兴宗就提出北宋向辽朝交出的岁币要使用“献”或“纳”的字样，虽然遭到北宋谈判代表富弼的严词拒绝，而宋仁宗最后还是接受了吕夷简和晏殊的建议，许以“纳”字，使北宋以兄长之国纳币于辽朝，其根源还在于最初确定的岁币名目。
接下来金朝、蒙古、元朝与两宋的关系，比较辽朝之于后晋和北宋，对于传统“华夷”关系和“华夷”格局的冲击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金朝完成反辽战争的任务之后，随即发动了对北宋的进攻，金军虽然只有东路军到达汴梁城下，而金军统帅斡离不却利用了北宋的腐朽和怯懦，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谈判条件：北宋向金朝支付犒军费黄金500万两、白银5000完两，绢、踩各100万匹，牛马各1万头、匹，割让太原、中山、河间3镇，宋钦宗称金太宗为伯父，以宰相、亲王为人质随同金军撤退。这些条件虽然最终因战场形势的变化没有兑现，却表现出了金朝完全凌驾于北宋之上的态势。北宋灭亡，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掠走，金朝剥夺其皇帝称号，分别降封为昏德公和重昏侯，最终客死于流放地五国城，成为继后晋出帝石重贵之后客死他乡的中原王朝的帝王。
作为宋高宗、秦桧对金朝妥协投降政策的结果“绍兴和议”，规定南宋对金朝称臣，双方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每年向金朝进贡白银、绢各25万两／匹，南宋以这样的代价得到暂时的和平。金朝不仅确立了针对南宋的宗主地位，而且在辽朝占领十六州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南推进至淮河，形成与南宋南北对峙的格局。完颜亮侵宋失败后，在与南宋订立的“隆兴和议”中变君臣之国为叔侄之国，改岁贡为岁币，而且减少各5万两／匹数额，但这对于南宋来说仍然是不平等的，金朝又利用其使臣
赴南宋时南宋皇帝须降榻受书的外交礼仪压制南宋。南宋对金朝的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金宣宗的贞祜五年(1217年)停止输送岁币为止。
蒙古兴起后，与南宋间的关系则相对要简单得多。南宋与蒙古间带有实质性的交往是围绕联合灭金的交涉而发生的，蒙古从加快对金朝战争进程的需要出发，实行了“假道于宋”即联合南宋共同对金朝作战的策略，由于双方在对付金朝的大方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如同当年北宋与金朝订立联合对辽朝作战的“海上之盟”那样几乎是一拍即合。金朝灭亡后，金哀宗唇亡齿寒的预言不幸变成现实，南宋所面对的果然是比金朝更加强大、更加危险的敌人。
开庆元年(1259年)，贾似道在主持鄂州抗蒙作战中，因被蒙古军队的攻势所吓倒，擅自遣使以割地和奉银、绢各20万两／匹为条件请求议和。尽管因为当时事起仓促，没有来得及就议和的内容进行详细谈判，也没有达成具有实质性的协议，但贾似道所为已经使南宋在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中开始重蹈对辽金妥协求和政策的覆辙。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元军迫近临安，谢太后派礼部侍郎陆秀夫赴元军营中，先后以称侄、称孙、称臣、岁奉银绢25万两／匹求和。然而，元军主帅伯颜拒绝了南宋的议和请求，南宋灭亡。同年二月，小皇帝赵显与全太后及后宫、官员、学生等数千人被押解北上大都，“靖康之难”的悲惨情景再次上演。
从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国起，经过70余年的征战，先后灭亡西夏、金朝、南宋，彻底结束了自唐朝末年近4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掌握了中国最高统治权，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传统的“华夷”格局最彻底的颠覆。
三、唐朝中叶以来“华夷”格局变动的影响
唐朝中期以来“华夷”格局的变动是伴随着中华各民族共同走向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发生的，是民族关系演进的必然结果，不仅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面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引起了儒家学说中“华夷”观念及与之关系密切的正统观的新变化。不论是中原王朝还是少数民族王朝的皇帝、大臣、学者，多数人从民族关系的现实出发，对传统的“华夷”观、正统观作出新的解释，强调在民族问题上抛弃“华夷”之防和“尊此而卑彼”的传统观念。
唐朝开国伊始，如何处置周边少数民族的问题，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尖锐问题。高祖、太宗之世，这方面的议论很多，从中可以看到他们有关“华夷”观念的新变化。在贞观四年(630年)关于安置-突厥内附人口的讨论中，夏州都督窦静说：
臣夷狄者，同夫禽兽，穷则搏噬，群则聚生。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衣食仰给，不务耕桑，徒损有为之民，以资无知之虏，得之则无益于治，失之则无损于化……如臣计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后，加其无妄之福，加以贤王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自可永保边塞，俾为藩臣，此实长辔远驭之道。
在这里，且不论窦静的建议是不是当时唐朝安置少数民族的最佳方式，单就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于少数民族的态度来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窦静仍然把少数民族当成禽兽，这显然与此前部分中原统治者的说法是一致的，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对于“破亡之后”的突厥进行妥善安置，使之“俾为藩臣”，则是窦静此番话的中心内容。比较东晋时江统的“徙戎”主张，把内迁的少数民族重新驱赶回他们的原居地，窦静以及上述唐太宗的态度无疑表现了历史性的进步，而这一进步产生的根本原因则是唐朝统治者对于南北朝以来民族关系现状所采取的比较实际的态度。
五代以来，民族关系新发展对于社会历史形势的影响更加深刻，从人们对于五代唐、晋、汉诸政权的态度上似乎能够窥见“华夷”观念的新变化。众所周知，五代中的唐、晋、汉的统治者同出于沙陀武装集团，由于沙陀东迁河东地区以后受到汉族经济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自李国昌以来这个武装集团的上层与唐朝统治集团的特殊关系，使其自身的沙陀特征基本上消失殆尽。尤其是李存勖建国、灭亡后梁以后，打着唐朝后来者的大旗，以恢复典章制度自任。所以，在后唐的国家机构和制度中，几乎看不到沙陀族的民族痕迹，就是一般少数民族政权常见的保护本民族利益的政策、措施等也几乎找不到，后来的晋、汉两代也同样如此。在民族出身的问题上，上述政权的统治者自身似乎并没有作为一个问题，而与之合作的汉族文武臣僚也同样对此表现出超然的态度。
北宋时代先后编写完成的《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在对唐、晋、汉政权的态度上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旧五代史》是北宋初年由史馆的史臣们编写的，尽管主要由于史官才学不足，致使该书存在着很多缺陷，但并没有把唐、晋、汉统治者的沙陀族出身的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刻意凸显出来。之所以是这样，不能以之归咎于史官的疏忽，而应当说是史官面对唐末五代以来民族关系新发展的理性态度的表现。而《新五代史》的作者欧阳修在强调以《春秋》笔法著史思想的指导下，自然不会在放过在上述诸政权统治者民族出身问题大发议论的机会，总是在提醒读者，唐、晋、汉诸政权统治中出现的问题多与他们的民族出身有关。
至北宋与辽朝对峙时期，南北间彼此以北朝、南朝相称，人们恬不为怪。实际上，宋和辽互称南、北朝，从订立“澶渊之盟”的当年(景德元年，1004年)就已经开始了，在收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宋真宗誓书》中记录道：“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遣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同样，在收入《契丹国志》卷20的重熙十年(1041年)有关关南地交涉的《契丹兴宗致书》中自称北朝：“兼李元昊于北朝久已称藩，累曾尚主……”在《契丹回宋誓书》称北宋为南朝，而自称北朝：“南朝河北沿边州、军，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边军民，除见管数目，依常教阅，无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马。”
北宋和辽以南北朝互称，本身就是对于历史上传统“华夷”格局和彼此关系的巨大冲击，实际上是对彼此敌对关系的承认，这是以往中原王朝所没有做到的。以正统自居的北宋方面，要接受这样的现实也肯定要经历一个转变的过程。发生在北宋内部的一件事情对于今天了解这个转变过程，无疑是有益处的。“澶渊之盟”订立后的景德二年(1005年)二月，北宋派孙仅为使臣，赴辽朝祝贺萧太后生辰，围绕国书的称号曾经发生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始，通和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上。将作监丞王曾言：‘是与之亢立，失孰甚焉，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上嘉纳之。然事已行，不果改”。
两宋时代，周边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的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诸民族都曾经在政治、军事上给中原王朝以强大的压力，由于民族关系剧烈变动所引发的政局动荡，给予中原学者在“华夷”关系思考打上焦虑的印记。其突出的表现是，学者们普遍重视贵中华、贱夷狄或内中华、外夷狄的传统理念，为说明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而大造舆论。但是，也有学者从面对“华夷”格局新变化的现实，提出了与传统“华夷”观念不同的新主张，表现了“华夷”观念的新发展和新动向，而其中又以北方学者表现得更加自觉。
北宋的著名学者司马光以汉、魏孰为正统为题，对汉代以后兴起的王朝交替之际的“正闰论”进
行了深刻的批判，其中亦涉及到“华夷”观的问题。他说：
及汉室颠覆，三国鼎峙，晋室失驭，五胡云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受?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之国，必有令主，三代之际，岂无僻王!是以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臣今所述，止于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九州，传祚于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犹承祖宗之业，有绍复之望。四方与之争衡，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临之。其余地丑德齐，莫能相一，名号不异，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国之制处之。彼此均敌，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然天下虽离析之际，不可无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
这一时期，与两宋南北对峙的辽金王朝中包括汉族士大夫在内的“华夷”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与南北朝时期进入中原的各民族都要把本民族的起源与炎黄等先祖联系起来的做法略有不同，尽管有辽朝统治者把契丹族说成炎帝和轩辕后裔的说法，但自契丹族以后在北方兴起的各民族似乎并不热衷于此，从他们有关“华夷”的议论中，似乎并不在乎自己的非汉族出身，而是要证明自己所建立的王朝同样具有上承天命、惠及蒸民的合理性，自己同样不愧圣主明王的称号，要求得到与中原王朝同样的地位和评价。
辽道宗时“尝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帝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耶?又讲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金海陵帝“读《晋书》至《苻坚传》，废卷失声而叹日：‘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以正统帝纪归之，而以列传第之，悲夫!又一日，与翰林承旨完颜宗秀、左参知政事蔡松年语：‘朕每读《鲁语》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
仕宦于辽金的汉族士大夫则从更理性、更深层次上面对民族格局、民族关系的新变动，阐释了与以往儒家学者不同的“华夷”观念。辽道宗时，汉族官员刘辉上书说：“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表达了对欧阳修不能平等对待“华夷”的不满。
金朝的著名学者赵秉文认为：“仲尼编《诗》，列《察离》于《国风》，为其王室卑弱，下自同于列国也。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西蜀僻陋之国，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日汉。汉者，公天下之言也，自余则否。”在这里，赵秉文把划分“华夷”的标准恢复到最初儒家所提出的以文明程度作为标准上来，借讨论蜀汉名分之题，而其关切点却是在为证明金朝的正统地位寻求证据，即女真人在进入中原以前是“夷”，如今已经身居中原，已经完成了由“夷”到“中国”的变化。金朝的另一位著名学者王若虚，也从当前南北分立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的现状出发，对于欧阳修在编写史书中表现出来的儒家正闰观、“华夷”之防的观念提出尖锐批评，他说：“欧公(阳修)一代正人，而曲媚本朝，妄饰主阙，在臣子之义，虽未为过，而史书垂世之言，安可不出于大公至正耶。”王若虚还十分赞成司马光对于正闰观的批判。元好问编撰的《中州集》中所收文学作品，不仅包括了当时中原汉族士大夫的作品，而且包括了出身女真等民族作家的作品，南宋士人家铉翁为之评论说：
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气，钟而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四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之外，皆中州也……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也；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对元好问把汉族、女真人平等看待，把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归入中国传统文脉的思想给予充分的肯定。
从金朝灭亡到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决定对辽、宋、金三个王朝的历史“各与正统”的近百年间，主要是北方的学者围绕唐朝灭亡以来南北王朝孰为正统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其中，对于解决上述问题提出最具有现实意义观点的人是北方儒士修端，由于他的观点是在关于编写《金史》时如何确定金朝的地位时提出来的，是一次有不同观点的交锋的讨论，所表达的观点直接且具体。有人表示：“自唐以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禅，虽靖康间二帝蒙尘，缘江湖(淮)以南，赵氏不绝，金于《宋史》中亦犹刘、石、苻、姚，一载记耳。”对此，修端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他说：
正闰之论，愚虽不敏，试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来世为名族，延及唐末，朱温篡唐，四方幅裂，辽太祖阿保机乘时而起，服高丽诸国，并燕云以北数千里……及乎宋受周禅，有中原一百六十余年，辽为北朝，世数如之。虽辽之封城偏于宋，校其兵力，而澶渊之战，宋几不守，因而割地连和，岁贡银绢二(三)十万两匹，约为兄弟，仍以世序昭穆……至天祚，金朝太祖举兵西来，平辽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孙帝王坐受四方朝贡百有余年，今以刘、石等比之，予不可不辨。夫刘渊、石勒，皆晋以之臣庶，叛乱国家，以臣伐君，纵能盗据一隅，僭及姚泓，终为晋将刘裕所虏，斩于建康市，返本还元，兹作载记，理当然也。夫完颜氏世为君长，保有肃慎，至武元时，而天下南北敌国，素非君臣。若依席上所言，金为载记，未申(《辽史》复如何。亦方辽太祖神册之际，宋太祖未生，辽祖比宋前期五十余年已即帝位。固难降就五十年之后包于(《宋史》为载记。其世数相悬，名分颠倒，断无此法。既辽之世纪宋不可，兼其金有中原，更难别议。以公论处之，据五代相因，除庄宗入汴，复雠伐罪，理势可观外，朱梁篡逆甚于莽新，石晋臣辽有国，终为辽所虏，刘汉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废湘阴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内朱梁名分犹恐未应。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川，白沟迤南悉臣大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有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史》。
修端的上述观点，强调以“公论”对待南北诸王朝，与司马光强调的于诸王朝“无所抑扬”、“非尊此而卑彼”的原则是一致的，对辽、金、宋均以正统视之。完全屏弃了“华夷”之防的观念，诸王朝的统治者的民族出身不再是影响其具备正统性地位的因素。修端的观点尽管由于他身居金、元统治的北方，有其面对政治现实的因素，但他能够对辽、宋、金诸王朝一视同仁，应当说他对民族关系和传统的正闰观的理性思考达到了相当缜密的程度，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自唐朝中叶迄元朝统一中国“华夷”格局的新变化，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各民族在经历了冲突和碰撞之后，走向更高水平的融合，特别是诸少数民族力量的兴起，不仅给中国历史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推动了统一趋势的不断增长。基于“华夷”格局变化而带来的“华夷”观念、正统观念的变化，反映了历代统治者和学者面对现实、与时俱进，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对于传统儒家学说中有关民族问题的学说进行改造的创新精神。
[作者王德忠(1952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130024]
(责任编辑：李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