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古文明之草原古国：吐谷浑
许新国 立 山 杨 林
墓冢绵延的谷地
周安指着山脚下一个个隆起的小山包告诉我们:“那些都是古墓。”作为都兰县文物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周安已经和这些古墓打了7年交道了。他和3个同事的任务就是看守这些古墓,以防盗墓分子盗掘。
都兰地处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东南面,隶属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这里在古代是羌、吐谷浑和吐蕃等民族的聚居之地,分布着众多的古遗址、古城址和古墓葬。上世纪50年代,青海省文物普查时曾经调查过都兰县的古墓群,并将其中的英德尔羊场、科肖图大墓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当时认识不足,有关部门认为这些古墓是盗掘后的汉墓,并未引起重视。
20多年之后,1982年5月初的一天,青海省文物考古所的许新国、苏生秀、刘小何一起拾乘长途汽车,到都兰调查岩画。现在担任青海省文物考古所所长的许新国当时30来岁,刚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没几年。许新国回忆说:“那天晚上7时左右我们到达了鲁丝沟。这里属于察汉乌苏乡西台村的牧场,一位叫达洛的藏族牧民邀我们留宿。第二天,达洛引导我们找到了岩刻画,有两匹浮雕的马、一组三尊的坐佛像和一组三尊的立佛像。对这些岩刻图像,我们用了一上午的时间进行绘图和照相。达洛告诉我们,前面察汉乌苏河的对面有许多古墓葬,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
察汉乌苏是蒙古语“白色的水”之意,但许多人称之为“热水”,因为这条河的源头是数十眼温泉。24年前那个5月的中午,当许新国一行渡过察汉乌苏河,穿过山口之后,属于热水乡扎马日村的血渭草原就展现在他们面前。只见一座座圆形的坟堆散布在山脚和两山之间,有的坟堆高五六米,直径20米;有的已经被盗墓者挖开,盗洞周围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石块。在距离4.5公里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巨大的古墓,高30米,底部基座宽160米,整体呈平面梯形,封土外形像两个叠在一起的“斗”。这座墓葬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在其周围还散布着几十座大小不等的墓葬。第一次见到规模如此之大的墓葬,许新国惊呆了。
“我们登上了这座当地藏族称之为‘九层妖楼的大墓,从墓顶和东面的两个盗洞观察;墓葬封土有明显的夯层,夯层之间还整齐地平铺着一层柏木;顶部有明显的砾石堆积。这种类型的墓葬与青海东南部的汉代和魏晋时代的砖石墓、土坑墓有很大的差异,它究竟是什么时代的?属于哪一个民族的墓?”许新国和同事们被亢奋和一连串的问题包围了,决定立即申请一笔经费,在此进行试掘。
从1982年7月开始,一直到1985年11月,青海省考古所在血渭草原连续发掘了4年。这期间的工作主要是对前述之编号为“血渭M1”的大墓的上层封土及其墓前的陪葬遗迹、陪葬的小墓进行发掘。
M1大墓为梯形双层封土。大墓的北部与自然山岩相连,南部凸出山外,南宽北窄,依山面水,坐北朝南。上层封土叠压在下层封土之上,呈等腰梯形,南北长58米,南面宽65米,北面宽55米,高12米。封土由黄土、灰沙石、砾石、巨石等堆积而成,揭露出来的遗迹由穿木、混凝夯筑围墙、石砌围墙、围墙外房基、动物陪葬墓、十字形陪葬墓等组成。大墓南面的平地上还有殉马沟、殉牛坑、殉狗坑等组成的组合陪葬遗迹。
此后,考古队又先后在都兰境内发掘了多处古墓,至1999年,17年的时间,发掘古墓数量达80余座,出土了一批精美的丝织品、金银器、铜器、漆器、木器、古藏文木简牍、装饰品等珍贵文物。
但这些发现可能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周安指给我们看的墓葬有许多从未发掘过,而它们早已被盗墓者盯上很久了。至于在都兰到底有多少座这样的古墓,周安不假思索地告诉我们:“上千座。”
那么,这些数量巨大的古墓葬到底属于什么时代和哪一个民族呢?
许新国说,经过十几年的发掘和研究,可以确认这些墓群归属于吐蕃文化,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遗存。
公元663年,吐蕃攻灭吐谷浑,吐谷浑“故地皆入吐蕃”。但国灭不等于部族的消亡,在《旧唐书》《新唐书》《通典》《资治通鉴》《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等古籍中,零散记载了灭国后吐谷浑人的活动情况。据文献记载,这部分吐谷浑人虽然被吐蕃人所统治,但仍有自身的建制、自己的可汗和自己活动的特定区域,并以部落为单位,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组织机构。留在故地的吐谷浑人作为吐蕃的邦国臣民,他们要向吐蕃称臣朝贡、缴纳赋税,还要为吐蕃提供物资、当兵打仗。对于这部分吐谷浑人,文献上虽有记载,但他们的遗迹却前所未见,其准确的活动地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要点。许新国认为,都兰的考古发现“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而其国的政治中心应在都兰县”。理由如下。
从空间上看,都兰墓葬的分布范围与文献中记载的吐谷浑活动区域,在地望上相合。根据调查和发掘,这部分墓葬主要分布在夏日哈河、察汉乌苏河、柴达木河流域,目前已发现近千座。这一带正是吐谷浑人活动的中心地带。
从时间上看,墓葬中出土文物所跨越的历史时代,与吐谷浑国活动的时代一致。例如,出土文物中北朝晚期至初唐时期流行的丝绸数量较多,而这一时期柴达木盆地尚在吐谷浑国的有效控制之下,丝绸的持有者只能是吐谷浑人。
从文物本身反映出的汉文化水平看,与文献记载相合。史载吐谷浑人使用汉字,汉化程度极深,这一点在都兰出土文物中得到印证。例如夏日哈出土了一件“鸳鸯栖花锦”,背后墨书“薛安”二字;热水出土的一件残漆器底上也刻有汉字。
从殉狗习俗考察,都兰墓葬所保留的殉狗习俗与文献所记载的东胡鲜卑人生前畜犬、死后殉犬的习俗完全一致。热水血渭一号墓即殉完整狗8只,符合“肥养一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的鲜卑旧俗……
种种迹象都显示,这些古墓葬是吐谷浑人的遗迹,而如此恢弘庞大的气势和规模也在向我们昭示着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草原王国。
远道而来的民族
吐谷浑的来历并不复杂,中国历代史籍的记载大致相同。
吐谷浑原是一个人名,是辽东鲜卑慕容部首领涉归的庶长子。《晋书》卷九七《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慕容■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农以隶之。”
慕容■是涉归的嫡次子。晋太康四年(公元283年),涉归死后,部众拥立慕容■为可汗。吐谷浑的传奇历史也就此开始,而这个开始仅仅因为一场在游牧部落中十分常见的马斗—-吐谷浑和慕容■两部的马在一处草场上嘶咬起来,这引起慕容■的恼怒。按照《晋书·吐谷浑传》记载,慕容■认为这场马斗是吐谷浑蓄意为之,他派人指责吐谷浑说:“父汗在时早已分给你牛羊,你为何不走得远远的呢?那样马还会打起来吗?”吐谷浑答说:“马是牲畜,好斗是其天性,为何要迁怒于人呢?既然你要我走,我便去一个万里之外的地方吧。”
万里之外是何处?相信吐谷浑当时并没有明确的概念,而是一气之下随口说出的。但他的1700户部众和众多的牛羊此时已经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西迁之路。这条路线,后来的史学家们认为是由老哈河至阴山,再经陇山至甘肃,最后到达青海。
事实上,就在吐谷浑部动身不久,慕容■已经开始后悔,他派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老前去追赶吐谷浑,并力劝其留下。吐谷浑没有明确表态是走还是留,而表示要顺从天意:“请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随去。”(《北史》卷九六《吐谷浑传》)但是天意此时似乎站在吐谷浑这边,马群被向东驱赶了十几次,又全都嘶鸣着掉头返回。长老们见状,开道让路,任吐谷浑向西而去。《北史》的这段记载,毫无疑问有神异传说的因素在,但这段插曲却从侧面反映出吐谷浑对当时形势的认识十分透彻。周伟洲先生在《吐谷浑史》一书中说,“当时居于辽东、辽西的鲜卑各部之间,随着游牧经济的发展,相互争夺人口、牲畜和牧场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当时慕容部还比较弱小,占有的牲畜、牧场十分有限。而吐谷浑与慕容■二部之间的马斗,正反映了因牧场狭小而引起的深刻矛盾,这是促使吐谷浑最后远徙的根本原因。”慕容■之所以后悔,除了念及手足之情外,更多的是担心吐谷浑一走,会削弱慕容鲜卑的整体实力。但吐谷浑早已认识到了问题的本质,而且他又不甘心久居人下,所以他非走不可。从《北史·吐谷浑传》中所载吐谷浑对其部众发表的慷慨激昂的讲话也可看出,这次西迁,正是他实现雄心壮志的开始。
吐谷浑西迁的第一站是阴山,即今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山脉,时在晋太康四年至十年间。这里原是匈奴故地,水草丰美,在吐谷浑迁此之前,从东北呼伦池迁来的拓跋鲜卑早已在这里游牧多年。与拓跋鲜卑相比,吐谷浑的1700户是一个较小的部落集团,处于相对的劣势。
吐谷浑和他的部落在阴山一带游牧了20多年后,中原地区开始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这场内乱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掀起了少数民族与汉人的移民高潮。此时,吐谷浑已经70多岁了,但他毅然决定再度迁徙,为自己的部落寻找一个新的、更美好的家园。这一次,他选择向南,南下陇山,西渡洮水,最后到达■罕(今甘肃临夏),时在永嘉之末(公元313年)。但此时的■罕是前凉的管辖区域,随之又先后被前秦和西秦占据,战乱不休,吐谷浑的部落显然无法在这里安心放牧,于是很快又向南和向西扩展。
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也就是由阴山迁徙后约4年,吐谷浑走完了他雄心勃勃但又历尽艰辛的人生之旅。他终于停下自己坐骑的脚步,不必忙于迁徙了。《晋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长曰吐延,嗣。”正是这个吐延继承了吐谷浑的汗位,并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不断开疆拓土,把势力范围扩大到现在的四川西北、青海和甘肃南部。
吐延在位13年,勇猛异常,《晋书·吐谷浑传》称其“身长七尺八寸,雄姿魁杰,羌虏惮之,号曰项羽。”公元329年,由于对当地羌族的残酷征服最终引起了羌人的反抗,吐延被昴城羌酋姜聪刺杀,年仅35岁。这一年,吐延的长子叶延继承了汗位,这个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可汗,按照中原王朝的习惯,“以王祖字为氏”“亦为国号”,改姓吐谷浑,正式建立了吐谷浑国,并把活动中心由甘肃转移到了青海。
从此,青海辽阔的大地容纳了远道而来的东部民族吐谷浑,他们在高山草原之间纵马奔驰,为青海历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激情篇章。
丝路上的富贵之国
吐谷浑从正式建国到最终覆亡,共存在了350年之久。在最初的100年间,经过树洛干、阿豺等几代的国君努力开拓和苦心经营,吐谷浑逐步成为西部地区的一个小强国。为了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四周强邻环伺的情况下,吐谷浑整体上采取了与其他国家和平交往的策略,不断接受各个强国的各种封赐,同时长期向它们朝贡。可以说,吐谷浑是一个在夹缝中努力做到左右逢源的国家。
吐谷浑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光彩的一页是他们在经济活动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也因为这一点,许新国先生认为,传统史学对丝绸之路的认识不够全面,因为他们忽略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巨大作用。
开辟于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青海道曾经一度冷清,到了吐谷浑时期,开始被重新利用起来,成为当时交通和贸易的重要通道。由于青海道横贯吐谷浑国境,所以也被后人称之为“吐谷浑道”。当时的吐谷浑道可谓四通八达:向东可达北朝的北魏以及后来的北周;向南可以沿黄河南岸到达洮河上游地区,并经由此地到达建康(今南京);向西可达西域;向北可以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柔然、东魏和北齐。
吐谷浑人在这条路上首先充当了外国使节和商人的翻译和向导。中亚和西亚的一些国家的使臣来南朝时,都是由吐谷浑人带领,经过吐谷浑道到达中国的。除去穿梭来往的使节,在这条路上络绎不绝的还有东西方各国的商人,以及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和东来传法的印度僧侣。
东西南北各色人等的往来交通,使自汉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得以延续,同时也对吐谷浑自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吐谷浑人原本并不信奉佛教,但在慕利延统治后期,佛教开始在吐谷浑流行,原因便是佛教经由吐谷浑道从西域和南朝传入。我们在都兰鲁丝沟见到的佛像岩刻,许新国先生便认为它们是吐谷浑时代的作品,这也说明了吐谷浑道对吐谷浑的文化和宗教的深刻影响。
当然,吐谷浑人在这条路上从事的最主要的活动是和外国商人进行中转贸易,并由此介入国际贸易;同时,他们还与南朝和北朝从事“以献为名,通贸市买”的商业活动。在这种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中,吐谷浑靠着“中介”的地位,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许多富商大贾腰缠万贯,“泼天富贵”,以至于国家的财政支出由这些人承担。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吐谷浑可汗夸吕派使团到北齐去朝贡,西魏凉州刺史史宁探知使团返回的消息后,率兵袭击,俘获跟随使团的商人240多人,夺得骆驼、骡子共计600多头,各种丝绸彩绢上万匹,其贸易规模之大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惊讶不已。
1983年以后,许新国在都兰县的吐蕃墓葬中陆续发掘出大量的丝织物,品种有锦、绫、罗、缂丝等,几乎包括了目前已知的唐代所有的丝织品种,以及中亚粟特人的“波斯锦”,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图案之美、技艺之精、时间跨度之大,都实属罕见。这些丝织品以及其他大量的出土文物,为青海丝绸之路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充分证明了这条路线的重要性。
在青海省文物考古所,我们见到了这些丝织物中的一部分。漫长的时间虽然使它们显得有些残破,但那些精美的花纹和精湛的技术仍然向观者提示着一个繁盛一时的时代。这些来自遥远年代的丝织品似乎让我们听到了吐谷浑人的语言和呼吸。
丝织品实际上都是蛋白质,因此不易保存。从墓中发掘出来之后,许多织品都逐渐褪色了,从悦目的金黄变为暗黄。负责文物保管的崔兆年女士说,看着心疼,因为每一片都是国宝,都可以用“价值连城”来形容。
但令我们惊讶的是,在青海省会西宁的黑市上,贩卖吐蕃大墓文物的活动十分猖獗,摄影师郑云峰先生在和一些小贩的偶然交谈中,就发现他们手中有多件吐蕃时期的丝织品。后经崔女士暗地辨认,其中一些确系真品。许新国推测,市场上偷卖的某些都兰吐蕃大墓文物可能比正式发掘出的还要珍贵许多。而在十几年前,许多珍贵的丝织品就已经流失到海外了。
遥远时代的吐谷浑人肯定无法想像,他们苦心经营和伪装的墓葬居然如此轻而易举地遭到疯狂盗掘。在都兰血渭草原上,周安指着一个个盗洞无奈地说:“没办法,我们人太少,顾不过来。盗墓贼的工具比考古队的还先进,而且他们有枪。”
至于为什么不再继续发掘,许新国所长和崔兆年女士的说法十分一致:缺乏资金。没有钱,就无法挖掘,保护的力度自然也不大。周安告诉我们,为了加大保护力度,他们雇用了一个藏族牧民格力多杰,负责夜间守卫吐蕃墓葬,“工资是每月100元”。
“‘丝绸之路上最后一块处女地,正在遭受巨大灾难。”许新国强调说,“这是文化上的灾难。”
马背上的生存图景
都兰是吐谷浑亡国后最主要的活动区域,而在他们最强盛的时期,其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及新疆的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吐谷浑人不仅在经济领域长袖善舞,而且也形成了自己民族独特的生活景观。
作为一个游牧民族,马对吐谷浑的意义,就像草原对于马的意义一样,是一种根基性的存在。《魏书·吐谷浑传》载:“其(指吐谷浑)刑罚:杀人及盗马者死……”将盗马与杀人等同而视,而且处以死罪,可见吐谷浑对马匹的重视。如此严苛的刑律在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中并不多见。
在这种情况下,吐谷浑“多善马”“出良马”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中最著名的“善马”,被当时人称为“龙种”和“青海骢”,这些马都产自青海湖一带。《北史·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人把当地的优良种马与波斯母马进行杂交,所生的就是“青海骢”,据说这种马可日行千里。而“龙种”的产生则带有神话的色彩:每到冬季,青海湖结冰之后,吐谷浑人就把良种母马送到海心山上,到来年春天,马有孕,所产的马驹即为“龙种”。
在青海,我们一直试图找到与“青海骢”有关的出土文物或者画像之类,但始终未能如愿。后来在周伟洲先生所著《吐谷浑史》一书中,看到了相关论述。周先生认为,“青海骢”与1969年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的艺术珍品——“马踏飞燕”中的铜奔马体型相似,具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这种马外貌俊美、品质优良、挽乘结合、力速兼备,最大的特点是善走对侧步的步法。“青海骢”也因此成为吐谷浑向内地政权进贡的珍贵礼品。
“青海骢”之外,吐谷浑还盛产“舞马”,史籍中就多次提到吐谷浑向南朝、西魏进贡“舞马”之事。能把马训练得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这不仅是一种类似今天“马戏”的技艺,也说明吐谷浑人在养马驯马方面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一个终日与马厮守在一起的民族,他们的精神生活必然与马紧紧联系在一起。鲁丝沟岩刻上马的形象,就说明了吐谷浑人已经把马当作了神灵。在鲜卑民族中,马是瑞兽和神兽的象征,其墓葬中也常常用马殉葬,马所具有的神性无可置疑。
这个骑在马背上千里迢迢迁徙而来的民族,在到达青海的初期,过的是一种纯粹的游牧生活。在他们的领地上,即便有原来羌、汉等民族遗留下来的城郭和居室,他们也不愿意去居住,似乎他们与生俱来只适合逐水草而居。但到后来,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吐谷浑人开始有了自己的城郭和居室。见于史籍记载的城镇就有西强城、浇河城、曼头城、洪和城、伏俟城、吐谷浑城、树敦城、贺真城等。当然,这些城镇里居住的大都是吐谷浑的王公贵族,广大的人民仍然住在穹庐和帐篷里,过着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游牧生活。
如今,吐谷浑人建筑的这些城镇大多城湮人散,只在史书中还留有淡淡的一笔。但也有一些仍残留着些许痕迹,供怀古者凭吊,比如吐谷浑国后期的政治中心伏俟城。此城自吐谷浑夸吕可汗之后,一直是吐谷浑国的首都,其遗址早在1949年前就已被发现,位置在今青海共和县境内铁卜卡古城,东距青海湖7公里。此城虽为首都,是当时控制青海至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但由于城里居住的只是王公贵族,所以其规模远不能与内地城镇相比。
2006年8月,我们驾车行驶在当年吐谷浑的广阔领土之上,企图搜寻到吐谷浑人生活的蛛丝马迹。但我们能看到的除了被盗掘得一片狼藉的墓葬和一些出土的丝织品和器物之外,就只有刻在岩石上的岩画了。尽管这些岩画大多已风化得漫漶不清,但它们毕竟还可以看到,可以触摸。相比之下,广阔的草原却几乎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只有不尽的长风吹息。也许,草原是把在它怀抱中生活过的吐谷浑人记在心里了—-他们的纵横捭阖、生息繁衍,他们的委曲求全、挣扎和奋斗,还有他们的强盛、衰落以至最后的灭亡。
王朝的覆灭
吐谷浑最终的覆亡是与其内部诸王争权割据而日益衰弱,以及与周围强大政权的关系有关。
事实上,在盛唐之前,吐谷浑与周边国家以及中原政权的关系,就是一种并不可靠的微妙平衡。一方面,吐谷浑接受各个强邻对它的封赐,并不断向它们朝贡;另一方面,吐谷浑又不断地骚扰一些国家的边境,掠夺人民和牛羊。比如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吐谷浑趁隋朝刚建国、立足未稳之时,不断骚扰隋西北边境;被隋军击败之后,吐谷浑并没有就此收手,次年又来骚扰,随即又被击败;但是第三年,吐谷浑卷土又来,在短短几个月内,先后骚扰了临洮、凉州、岷州—-屡败屡扰,的确令人费解。
到了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被骚扰得不耐烦的隋朝开始了以征服吐谷浑为目的的“西巡”。隋军大败吐谷浑,并将今青海大部分地区划归到隋朝的版图。到了隋朝末年,虽然吐谷浑可汗伏允又尽复失地,吐谷浑国复兴,但它的强盛时期已经就此成为历史,开始迈向它的暮年。
随后,历史行进到了唐朝。从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到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谷浑与唐朝的关系又进入了另一轮表面平衡的循环之中:一方面是吐谷浑不断向唐朝遣使,双方交往密切,并设立了互市;另一方面,吐谷浑旧病不改,乘唐朝忙于巩固政权之机,频繁地寇扰唐朝西部边境,阻碍唐朝从河西入西域的交通。吐谷浑为寇唐朝边境,史书中记载的有24次之多,岷、鄯、洮、叠、芳、旭、扶、兰、凉、松、河等11个州深受其害。
贞观八年,李世民统治下的唐朝除西域和青海等地外,已经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国内局势稳定,生产迅速发展,“贞观之治”的盛世已然来临。面对吐谷浑的不断寇扰,已经腾出手来的李世民觉得不能再坐视不理了,他决定开始对吐谷浑进行大规模的讨伐。当然,大唐帝国此时急于拔掉吐谷浑这颗眼中钉,也是为了扫除中西陆路交通的障碍,积极经营西域。
但吐谷浑并不知道大难即将临头,这年11月,他们又到凉州劫掠了一番,并拘走唐行人鸿胪丞(官职,负责传旨、册封等事)赵德楷、安侯等人,这一事件成为唐朝对吐谷浑发动战争的导火索。事实上,李世民并非没有给吐谷浑机会,事件发生后,他先后派人与吐谷浑可汗伏允交涉10次,还亲自对吐谷浑使者晓以祸福,但年老昏愦的伏允始终不放人。这一极其不明智的作法激怒了李世民。11月,唐太宗发布《讨吐谷浑诏》,历数吐谷浑历年罪行;12月,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10万唐军兵分三路直指青海。
唐军在行军过程中虽然十分艰苦,但战局的发展与唐太宗战前的设想并无分别。唐军一路穷追不舍,以不到半年的时间,取得了这场战争的全面胜利。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太宗下诏让吐谷浑复国,并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但慕容顺不为国人拥戴,不久便在内乱中丧命,他的儿子燕王诺曷钵继位。此后,吐谷浑正式成为唐朝的属国。
诺曷钵是吐谷浑第15代王,吐谷浑亡国的命运就落在他的头上,对手是后起于西藏地区的强大政权—-吐蕃。然而诺曷钵也并非一生暗淡,比起他那些孔武威风的祖先,也有荣耀之处—-诺曷钵先于藏王松赞干布,迎娶了唐朝的皇室女儿弘化公主;得到了“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的封号;公元652年,他和公主同赴长安“归宁朝见”,弘化公主成为唐朝远嫁边疆的15位公主中惟一回过娘家的人。
但这点荣耀一旦与亡国之痛比起来,便全然失去了意义。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吐蕃禄东赞大举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国内亲吐蕃的大臣素和贵逃奔吐蕃,把吐谷浑的虚实及兵力部署情况全盘告诉了禄东赞。吐蕃大军顺利攻入吐谷浑境内,在黄河边上击溃了吐谷浑军。吐谷浑政权350年的基业就此烟消云散。
诺曷钵夫妇仓皇逃到凉州之后,热切希望阿舅天子赶紧派兵攻打吐蕃,助其恢复故国。但此时的大唐皇帝唐高宗优柔寡断,迟迟不肯发兵。直到7年之后的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才派大将薛仁贵统兵10万攻打吐蕃。这场战争最终在今青海南部的大非川落下帷幕,吐蕃的40万铁骑轻而易举地大败唐军。薛仁贵带来的10万人几乎全军覆没,而他自己也是在向吐蕃统帅求和后侥幸得脱,狼狈不堪地回到内地,将一世英名毁在了青海。诺曷钵的复国之梦,也就真的成了一场支离破碎的梦。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国灭不等于族亡。亡国后的吐谷浑作为一个部族,分别归吐蕃和唐朝统治,散居在今青海、甘肃、陕西、宁夏等地。他们顽强地在西部大地上生存了下来,并且最终汇入了民族大融合的洪流之中。
那么,吐谷浑的后裔是否留存到了今天呢?或者说,他们是否融合到了某个民族之中呢?一些学者认为,今日土族与古代的吐谷浑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可以把吐谷浑视为今天土族的祖先、主要的族源,但并不能将土族视为吐谷浑的直接后裔,因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吐谷浑人已经与藏、蒙、汉、羌等民族融合到了一起,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吐谷浑人了。
在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小庄村,我问一位双目失明的土族老人:您的祖先是什么人?老人回答说: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人。也许老人并没有错,他只是不能使用专业的术语,把这些与“民族融合”联系起来。历史学家们忙于在文本和各种历史遗存中寻找“民族融合”的证据,而老人也许原本就在这洪流之中。
历史太宏大,总会忽略掉什么……
(作者单位:青海省文物考古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