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文化资本对学前教育机会的影响
王鹏程 龚欣
[摘 要] 保证学前教育机会是实现学前教育价值的前提。家庭对儿童获得学前教育机会有重要影响。本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6）数据，基于文化资本的综合测度，采用多元Logit回归方法检验家庭文化资本与学前教育机会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文化资本越丰富，儿童获得学前教育机会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相比其他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对学前教育机会的影响更大。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文化资本对农村儿童和女童的影响更大。家庭应重视自身文化资本的内涵发展，提高对学前教育阶段重要性的认识和家长陪伴质量，尽力为儿童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和创建良好的家庭养育环境。政府和社会应善用本地公共文化资源，提升社区中家庭的文化资本，同时应丰富普惠性教育资源，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积极帮扶弱势家庭子女获得均等的学前教育机会。
[关键词] 家庭文化资本;学前教育机会;文化再生产理论
一、问题提出
学前教育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学校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开端。1951年，我国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实施幼儿教育的组织是幼儿园。”1996年国家教委发布的《幼儿园工作规程》规定：“幼儿园是对3周岁以上学龄前幼儿实施保育和教育的机构，是基础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学校教育制度的基础阶段。”这明确规定了幼儿园的教育性质和在学制中的基础地位。[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指出，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奠基阶段和起始环节，不仅对幼儿身心健康、习惯养成和智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承担着实现教育公平的“起点公平”之责。[2]
（一）学前教育的价值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西方学者舒尔茨（Schultz）就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证分析，全面地概述了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及其他精神存量总称为人力资本，个体可通过对自身不断投资而累积人力资本。[3]这一理论关于人力资本早期投资收益的预测被日渐验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郝克曼（Heckman）认为，大脑结构和处理信息的技能要依靠早期能力的积累，这种能力发展过程将贯穿人的一生，且在早期阶段塑造性最强。[4]著名的“郝克曼曲线”也证实了人的生命周期中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将始终高于晚期，进一步证实了学前教育阶段个体能力培养和投资的价值。[5]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在“瓦尔拉斯模型”背景下更多地指向了对人的认知能力的解释，而鲍尔斯（Bowles）认为人力资本模型中的“能力”部分不只局限于认知能力，还应包括非认知能力。[6]集中在认知能力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聚焦在儿童学前阶段后的学业成绩表现。唐一鹏等利用PISA 2012年跨国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学前参与率每提高1%，可以带动儿童数学素养值和抗逆表现分别提高1.4%和4%。[7]利用相同的数据库，陈纯槿等采用准实验研究方法发现，学前教育经历对15岁中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素养等学业成就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8]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启动的“一村一园”项目也证实，参加学前教育的儿童学业成绩显著好于未接受过任何学前教育的儿童。[9]
由于學前儿童发展的特殊性，有关学前教育效果的研究还集中在非认知能力方面，但不同学者对“非认知能力”概念的界定不同。龚欣等人认为学前教育经历能显著提高学生初中阶段学习思维开通性、自律性和朋友质量。[10]张鼎权等人发现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初中学生在自我效能、不良情绪体验及自信心方面表现更佳。[11]李玲等人发现学前教育经历对个体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显著。[12]贾晋等人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估计，学前教育经历可以显著提高青少年在初中阶段的认知能力、学业表现和社交能力，但部分教育效果可能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而逐渐消减。[13]综上可见，学前教育对个体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作用被日渐重视。
（二）学前教育机会
保证学前教育机会是实现学前教育价值的前提。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学前教育的性质具有普及性与公益性，如美国、丹麦、芬兰、韩国、爱尔兰、法国、英国等都已经实行了学前教育免费政策。[14]在我国，学前教育暂处非义务教育阶段，学前教育机会受到政府供给与家庭投资能力的影响，而家庭投资能力的高低则取决于家庭资本占有量的多少。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通过系统讨论文化再生产理论，在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的观点中论述了资本的四种具体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性资本。其中，与教育关联度最高的是文化资本，如通过教育获得文凭与学历，能够在劳动力市场有效地转化为经济资本，如此一来，教育就能够成为文化资本的生产者，为参与者带来直接利益。通过理解各类资本的积累、转化，为本文从家庭文化资本的角度研究儿童入园机会提供了新视角。学前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初始阶段，是实现文化再生产的首要阶段，同时较丰富的家庭文化资本也是获得学前教育机会的物质保障。
当前关于家庭资本与学前教育机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背景、经济资本与学前教育机会的关系方面。李忠路和邱泽奇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儿童受教育机会的影响，研究显示，家庭社会资源的差异将造成儿童参与义务教育的质量差异，进而影响其学业表现。[15]孙东对南京市学前入学儿童家庭背景的分析发现，父母至少一方在“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的儿童更可能进入教办园，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更难进入教办园。[16]刘焱、龚欣等人从家庭收入的角度，证实了相对于高收入家庭，学前教育需求更容易对贫困家庭造成经济负担，家庭收入能够提高儿童入园率。[17][18][19]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对文化资本与学前教育机会展开研究。孙红的学前教育调查显示，学历越高的家长对子女的学前教育投入水平越高。[20]涂荣珍等人发现父母文化程度每增加一年，儿童学前教育机会可能增加11%。[21]即便如此，学界有关学前教育机会的探讨亟待补充，原因如下：第一，在中国，对学前教育发展的研究集中在学前教育价值方面，但学前教育机会是实现其价值的必要条件，应保证机会先行;第二，大多数研究集中在部分省市，抽样面积较小，缺少全国性数据的探索;第三，个别集中在家庭文化资本的研究，对其定义相对笼统单一，有必要用更全面的指标对其加以衡量。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北京大学“985”项目资助、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CFPS微观调查数据。CFPS数据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①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CFPS数据库于2010年开展基线调研，并将所有基线家庭成员及其今后的血缘、领养子女作为CFPS的基因成员，分别在2012年、2014年和2016年进行追踪调研。CFPS调查问卷共分为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4种问卷类型，其中少儿问卷分为家长代答问卷和儿童自答问卷（10～15岁）。由于这25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5%，因此可将CFPS数据视为一个全国代表性样本数据。
（二）样本、变量说明
本文进行分析研究的主要是CFPS数据库中2016年的追访数据。基于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选取样本中3～6岁儿童作为调查对象。本文的主要变量来自少儿问卷及其对应的家庭问卷和成人问卷。少儿问卷中主要选取儿童人口学统计变量、儿童入园情况、健康状况等;成人问卷中主要选取的是家庭成员政治事件参与情况;家庭层面数据库主要选取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祖辈是否健在情况。在剔除缺失和异常值后，对少儿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进行变量筛选，并以少儿问卷为中心数据库，将家庭问卷和成人问卷与其一一进行匹配，最后成功在CFPS 2016年中匹配了1089名幼儿。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学前教育机会获得。根据少儿问卷中“孩子目前是否正在上学/幼儿园/托儿所”，可将研究对象的入园情况分为：入园与未入园。②
2. 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考察家庭文化资本对儿童入园情况的影响，根据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文章将解释变量定义为家庭文化资本。布迪厄认为家庭文化资本主要体现于三种形式：被归并化的形式、客观化的形式和制度化的形式。被归并化的形式是指长期在人体内稳定地存在的一種禀性和才能，如历经长时间的文化修养与教育过程养成的个人才能;客观化的形式指的是物化的文化产品，而且文化产品的价值与意义在于其所包含的那些旨在鉴赏与消费的支配性能力;制度化的形式是指通过合法化和正当化的教育制度而获得的各种头衔、学位与文凭。根据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理论的多视角界定，本文进一步将文化资本的表现形式界定为：（1）言传身教，主要是通过长辈对后辈的家庭教育体现出来;（2）文化产品，主要是家庭为子女教育而购买的实际产品;（3）制度性教育，表现的是家长本身的教育能力和水平。基于本文的数据可得性，具体对三种形式的文化资本进行操作化界定，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言传身教指标，主要包括培养孩子的文字符号意识、父母日常为孩子讲故事的频率和教育期望。这是因为通过父辈潜移默化形成的爱好和兴趣能够对子辈学习产生间接效益。经济学家贝克尔提出的家庭时间分配理论表明，父母对儿童的时间投入将影响教育产出。同时，有学者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子女在潜移默化中也会养成教育观念，保持较高的学习热情。[22]（2）文化产品指标，主要包括家庭藏书量、家人为孩子买书的频率。对这种客观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与供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文化资本的供给能力与供给意愿。（3）制度性教育指标，主要指父母的教育水平。布迪厄认为，接受教育机会并且受体制所衡量的能力，更多地依赖于家庭的文化惯习和家庭对教育成功的定义，即家庭对教育制度的认可度越高，子女受教育机会的可能性越大。[23]
3.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儿童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个体因素包括人口学统计变量，如性别、年龄、户籍。由于儿童年龄的特殊性，身体免疫机能较弱，因病就医可能会导致其暂缓入园，因此本文加入儿童去年看病就医的次数作为儿童健康指标。家庭因素除了本文关注的家庭文化资本外，还对家庭社会资本③、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加以控制，因为这三类资本与文化资本共同作为家庭资本的组成因素，都可能对儿童的教育获得起到一定影响。家庭经济资本常见的衡量指标为家庭收入，它是家庭成员生活的物质基础;学界也常用另一经济结果衡量经济资本，即家庭资产。这两者之间既有相关也有区别，相关在于资产和收入都是一种可计量的经济实力，区别在于收入可即时观测，而资产则是收入的累积。为了全面考虑家庭经济资本，本文将收入和资产进行对比控制。当前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并未统一，较早讨论社会资本的是科尔曼（Coleman），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人力资本的延伸，它存在于家庭与家庭之外的社区环境中。[24]帕特南（Putnam）在科尔曼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社会资本的三类表现形式：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他认为，这三种关系将社区中重要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跨越潜在的社会鸿沟，以桥梁的方式，通过强化合作服务于更加广泛的相互利益。本文所测定的社会资本是基于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在考虑中国家庭的社会网络结构及数据可得的前提下测定而成。在政权相对集中的体制中，家庭政治资本能够为子女获得教育资源提供一定的帮助，如某部分幼儿园只为相关群体的子女提供入园机会。目前大多数衡量政治资本的指标是共产党员身份，本文在此基础上还考虑到政治资本可能体现的便利性，增加了政治经历或政治事件作为衡量家庭政治资本的代理指标。考虑到教育机会的省际差异，本文还加入了研究对象的省份虚拟变量加以控制。本文相关统计变量的测量方式详见表1。
（三）解释变量操作化及描述统计
1. 测度思想。
当前学界的测度方式基本上分为两类：单一指标和多指标综合测度。前者指标过于单一，信息涵盖面不足，无论采用哪种相关度较高的指标，都未必能完全界定文化资本的概念。由于本文中对文化资本界定指标较多，且信息涵盖面较广，因此参考秦海林的综合测度方式，对本文的文化资本进行综合测度，对变异系数进行优化和使用。[25]
2. 测度步骤。
（1）首先对指标进行层级划分，借鉴层次分析法，将指标的层级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方案层。④其中目标层表示文化资本，准则层则为文化资本的二级指标，方案层则为文化资本的三级指标。
（2）将指标标准化处理。在标准化处理之前，对指标的属性方向进行鉴别，一般分为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表明效果越好）、中性指标（数值收敛于常数）以及负向指标（数值越小表明效果越好）。⑤本文的文化资本指标都是正向指标，社会资本中“对调查的疑虑程度”为负向指标。此处将以文化资本中文化产品指标作为正向指标的例子：
Xij=[Uij-min（Uij）]/[max（Uij）-min（Uij）] （1）
其中，Uij表示文化产品指标中第i个指标对应第j个家庭的原始数据，Xij表示第i个指标所对应的第j个家庭的标准化数据。
负向指标的标准化方式为：
Xij=[max（Uij）-Uij]/[max（Uij）-min（Uij）] （2）
（3）计算变异系数。首先计算三级指标的均值X 和标准差Si，则变异系数为Vi=Si / X。
（4）将变异系数归一化处理，计算出三级指标中各个指标的各自权重Wi。W=（W1，W2，W3，Wn…），Wi=Vi /Vi。
（5）对二级指标进行综合测度（如文化产品）：cultural_pro=Wi*？鄱uij
（6）按照以上步骤，重复计算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间的权重和加权值，最终得到一级指标的综合测度，并对其进行对数处理，得到一级指标的最后测度结果。表2展示了2016年文化资本的测度结果。
表2展示了2016年家庭文化资本的指标测度结果，可以看出言传身教、文化产品和制度性教育三类指标的权重分别是0.279、0.487、0.234。可见，目前大多数已有研究将父母文化水平直接作为衡量家庭文化资本的替代指标可能并非绝对合理，因为从本文指标权重上看，由家庭陪伴和教育期望共建的言传身教指标权重仅为0.279，而表示文化程度的制度性教育指标权重仅为0.234。通过三类指标的权重值对比发现，制度性教育文化资本的指标权重占比最低。在我们的认知中，通常会将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作为子女文化教育水平的参照，认为拥有较高文化程度的父母会更倾向于培养出高教育程度的子女。但就学前阶段的教育培养而言，高质量的亲子陪伴与父母文化程度对儿童发展有着同等重要的影响。在文化资本的二级指标中，权重占比最大的是文化产品指标，达到0.487，说明客观化的文化资本是学前教育阶段家庭最主要的教育资本，大多数家庭比较倾向于为子女提供较为丰富的文化辅助工具。
（四）模型设计
由于被解释变量y为二值变量，故采用多元Logit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形式设置为：
y* = β0 + β1 economic + β2 cultural + β3 social + β4 political +βi xi + u
其中y*为二元变量y背后的潜在变量，代表儿童入园倾向，为连续变量。economic，cultural， social，political分别为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本文主要关注家庭文化资本系数。xi为影响儿童入园倾向的各种其他因素，如性别、年龄、户口等。u为随机扰动项，服从logistic分布。儿童是否入园的二值变量y与y*的关系如下：y=1，y*≥c0，y*<c
c为特定的临界值，P（y=1）=P（y*≥c）為入园的概率，P（y=0）=P（y*<c）为不入园的概率。入园与不入园的概率比值的logit表达式如下：
ln?= β0 + β1 economic + β2 cultural + β3 social + β4 political +βi xi + u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统计
表3展示的是CFPS 2016年入园儿童与未入园儿童的描述统计情况，结果显示，入园与未入园儿童的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存在显著差异性，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中，家庭文化资本在这两类家庭中表现出的差异值最大，家庭经济资本与家庭社会资本的差异值相对较小。家庭政治资本在这两类家庭中不存在显著差异。表3展示的是2016年入园与未入园儿童在主要变量方面的初步描述统计结果。
（二）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观察家庭文化资本与学前教育机会的关系，本文采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对模型进行敏感度分析。学前教育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性决定了家庭需要承担一部分教育成本，因此家庭资本占有量的高低，决定了家庭在“争夺”教育资源时的优势。虽然家庭资本被分为四类，但不同的家庭资本在教育获得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大小和方式不同。具体结果见表4，表中所列为原始系数。
首先，在模型（1）中控制了家庭结构、个体因素和省际差异，包括性别、户籍、就医次数、母亲住家、祖辈健在等，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文化资本对学前教育机会的获得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拥有较丰富的文化资本的家庭更可能获得学前教育机会。当在模型（2）中加入经济资本后，家庭文化资本对学前教育机会仍然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家庭的经济资本未表现出积极的影响。在模型（3）中考虑了家庭社会资本后，家庭的文化资本和新加入的家庭社会资本皆能显著提高儿童获得学前教育机会的可能性。在模型（4）中加入政治资本后，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社会资本仍然保持正向显著效应。总体而言，在控制其他资本的影响下，家庭文化资本对学前教育入园机会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呈现统计显著性，影响系数稳定地保持在0.8左右。
根据表4的逐步回归结果可知，文化资本相对于其他三类资本而言，对儿童入园机会的影响在统计水平上体现出更强的显著影响。可以看出，文化资本作为一种具体化、客观化和体制化的资本形式，对儿童学前教育机会的获得有着独立且不可替代的影响。除了文化资本能显著提高儿童入园的可能外，在模型（3）至模型（4）中都可以看到社会资本对儿童入园机会的影响在5%的统计性水平上显著。部分学者在讨论社会资本和教育获得关系时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相对隐性资本，它主要是通过家庭网络结构和制度体系中的社会资源优势影响教育获得。但是从本文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社会资本虽然没有同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那样，有可直接的外在表现形式，但由于受教育机会也是社会资源之一，需要通过竞争获得，因此在家庭文化资本和其他资本一定的情况下，社会资本积累越多的家庭，儿童入园的可能性越大。
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文化资本对学前教育机会的影响系数最大，计量结果也再次印证了文化资本在教育获得以及文化再生产中的重要程度。正如古尔德纳（Gouldner）在布迪厄的基础上所阐述的文化资本与阶级的关系那样，他认为文化资本同经济资本一样都是阶级权利的来源，文化资本本身的所有者就是一个新的阶级地位的基础。可以说，教育过程是文化资本形成社会阶级制度的重要途径，是人们再生阶级地位的重要过程。因此，在教育机会“争夺”中，文化资本的投入可能会是提高教育机会的关键性因素。
（三）文化资本的异质性影响
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教育资源的分布不仅受到家庭资本占有量的影响，同时还可能受到城乡户籍结构的影响。如韩军辉等人就城乡家庭学前教育机会公平性的研究发现，相对于城镇家庭，民工家庭组群中学前教育机会被富裕家庭所占的可能性较大。[26]陈纯槿等人对学前教育省际差异进行分析发现，2016年城乡小学生中接受过学前教育比例的差异达到均衡化的省份为16个，占总体水平的51.6%，仍然还有48.4%的省份未达到省际均衡。[27]与此同时，性别公平是衡量教育公平的维度之一，也是社会公平与教育发展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的起始阶段，男女平等接受学前教育也是后阶段教育公平的基础。因此下文将继续对儿童入园机会的城乡、性别异质性进行检验。
从表5可知，相对于城市儿童而言，农村家庭所占据的家庭资本量对农村儿童的入园机会的影响更大，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对于农村家庭的儿童而言，实际上城市家庭通常在文化资本方面的内部差异性较小，无论是家长的文化教育水平还是家庭文化产品的供给，都要比农村家庭的更高。通过均值比较发现，本文城市样本的家庭文化资本指数均值为1.578，而农村样本的则为1.170。这说明城市家庭的文化资本均值相对高于农村家庭，主要体现在城市家庭的父母一般会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子女的文化产品方面的投入也更多。对于农村的家庭而言，家长的文化资本相对占有量都比较低，因此增加家庭文化资本将显著增加农村儿童的入园机会。
从性别异质性来看，家庭文化资本在性别方面的影响基本一致，即家庭文化资本对男/女童的学前教育机会影响显著，而相对于男童而言，对女童的影响效应更大。从分样本的结果来看，不同性别的儿童的教育机会受到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不同。这说明，提高家庭文化资本对于提高女童学前教育机会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从长期发展来看，也能够进一步地改善教育性别不公平的现状。
四、讨论
学前教育是教育体系的起步阶段，也是后阶段教育成就的基础。本文基于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 2016）的追踪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角度探索家庭文化资本与儿童学前教育机会的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文化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儿童入园机会。具体而言，总结如下。
第一，家庭文化资本是影响儿童入园的主要因素。本文根据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定义以及数据的可得性，从“言传身教”“文化产品”和“制度性教育”三方面对家庭文化资本指数进行综合测度，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文化资本是影响儿童入园机会的关键因素，家庭文化资本对儿童入园机会的边际影响大约为0.124，即家庭文化资本每提高100%，儿童入园机会将显著提高12%。相对于其他资本对儿童入园机会的边际影响而言，家庭文化资本的边际影响更强。
文化资本在阶级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一直都是社会分层议题中高度关注的因素。根据布迪厄等人的分析，文化資本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理论逻辑为：阶层地位→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学业成就。但是如果理论链条中某些环节被制约，就可能削弱文化资本的作用，如影响某阶段教育机会的阶层界限被某种社会力量强制抹除，使得教育机会高度同化，那么文化资本所带来的禀赋很难在这一阶段起到关键作用。[28]我国学前教育机会作为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起始，教育资源的分配弹性较大。政府为学前教育资源提供较为开放的选择空间，家庭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去竞争有限的学前教育资源。同时，随着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到来，学费越来越不会成为儿童获得学前教育机会的阻碍和关键考量因素。从本文的结果来看，文化资本对学前教育机会的影响远高于其他资本的影响，造成这种结果可能的原因是父母的文化程度、对学前教育的观念以及对学前阶段的重视程度已越来越成为影响儿童是否入园的因素。
第二，通过分样本回归分析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对农村儿童入园机会的影响要显著强于城市儿童。相对于男童而言，女童的入园机会更容易受到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议题，特别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本文的结果显示，文化资本占有量小的家庭相对更容易忽视女童的学前教育机会，这或许仍然与中国社会传统的观念有关。教育性别公平作为教育公平的重要维度之一，虽然近些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向好发展，但已有研究表明，在农村地区、西部地区以及社会地位较低的下层群体内部，性别间的教育不公平仍然存在。[29]长期滞后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不均衡的城乡家庭经济水平也使得农村学龄儿童入园指标远低于城镇儿童。截至2017年，农村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与城镇仍相差约60个百分点。[30]与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城市相比，农村地区教育资源布局分散，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许多有条件的农村儿童会随着父母进城获得质量较高的学前教育，缺少一定量的集中生源也使得乡村民办园数量减少。在某些办学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幼儿园布局不合理，园所过于集中在乡镇上，因此可能会迫使一些偏远地区的家庭不得不放弃学前教育机会。[31]
五、政策建议
第一，从家庭角度而言，家庭文化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儿童入园的可能，因此多元且充足的文化资本是儿童学前教育机会的重要保障。首先应该重视家庭文化资本的内涵发展，不论是从言传身教、文化产品还是制度性教育资本的角度，都应该提升对文化资本的内在推动力，意识到文化资本占有量少将会造成儿童在未来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大多数贫困家庭的经济收入大部分都用于生活开支与子女学费方面，低估了家庭文化资本的重要性。正如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所言，只有满足了人的低层次需要后，人们才可能有时间与精力去追求精神和心理上的需求。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获得教育机会不仅有可能实现文化再生产路径，同时也能够满足精神和心理的需求。从家庭内部而言，要提高对学前教育阶段重要性的认识，比如为儿童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提高家庭陪伴的质量，尽可能为儿童创建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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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Household Cultural Capitals on Preschool Attendance：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FPS Survey Data
Pengcheng Wang，1 Xin Gong2
（1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ational Science，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China; 2School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cultural capitals and preschool attendance is tested to discover how household capitals influence on preschool attendance. By using CFPS2016 data and multiple Logit regression method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 of cultural capital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richer the household cultural capitals are， the more likely children have access to preschool admission. Moreover， compared with other types of capital， household cultural capitals have greater impact on preschool attendance.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household cultural capitals have greater impact on rural children than on urban ones， more influence on girls than on boys. It is advised that the family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her cultural capital. The government and society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public cultural resources to build community level family capital an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public-interest preschool resources.
Key words： household cultural capitals， preschool education opportunity，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