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不足、根源及解决路径
何英
摘要：当前中美双边关系的管控举措偏政治经贸和外交，在双边军事和媒体及立法等层面的交流偏弱，且缺乏延续性和稳定性以及法律约束力。导致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对急剧变化的国际政治现实反应相对不足，中美文化差异以及中国媒体国际话语权严重不足。建立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具体举措主要是事先预防、事后危机补救及事后惩罚等。
关键词：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不足和根源;解决路径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77（2020）23-0001-03
0 引言
全球关注的2020年美国大选已尘埃落定，虽然拜登胜出，但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朝野上下高度一致的反华共识说明中美关系的实质和走向已彻底改变，指望拜登政府让中美关系完全回到从前并不现实，更何况落败的特朗普依然拥有强大的民意支持，四年以后很可能还会卷土重来。中国需要在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建设方面补短板，做好与美国反华势力打一场持久战的困难准备。本文从管控分歧的措施出发，分析中美关系近年来已有的各种管控措施产生的实际成效与存在的不足，探寻建立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可行性和具体举措。
1 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的缺失和不足
中美建交四十多年来，双边元首交流机制在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对华采取单边极限打压政策，导致中美之间很多交流机制被迫中断。
诚如本人在前期研究成果《中美關系冲突风险防控现状分析》一文中所言：中美双边关系当前的管控举措偏政治经贸和外交，在双边军事和媒体及立法等层面的交流偏弱，尤其军事领域是突出的短板。这反映了当前中美关系发展并不平衡的客观事实，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美各个领域摩擦的加剧。鉴于中美在台海和南海的摩擦日趋白热化，如何加强中美双方的军事交流机制更是迫在眉睫。
其次，双方交流机制既存在法律约束性严重不足，又存在美国单边霸凌主义。有一些条约美国国会并没有通过，只是中国立法机构单方面通过，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对中国有约束力，对美国没有约束力，象征意义更加大于实际意义。以中美军事交流状况为例，目前中美之间没有任何互相有约束性的军事双边条约，但美国国会反华势力频频提出对台军售议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因而中美在军事层面的彼此信任度是中美关系所有的领域中最低的，中美未来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系数相对来说也是最高的，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国防发展的高度戒备、疑虑和防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美正常的军事交流受到美国国内反华政客的严重干扰。
再次，美国政府每过四年举行总统大选，美国政客们为赢得竞选的胜利，势必会重视和顺应一些对华不友好的利益集团（如美国军工集团、工会组织、宗教和人权组织以及亲台机构等）的要求，制造中美之间摩擦争端。因此中美关系极易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缺乏延续性和稳定性。2018年以来，美国不但对华单方面发动贸易战，而且在涉疆、涉藏、涉港、涉台以及南海等多个中国内政问题上频频挑战中国的原则和底线，双方摩擦激烈，关系严重倒退，持续了14年之久的年度对话被迫中断。未来四年，拜登能在何种程度上修补被特朗普颠覆的中美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中美关系肯定再也回不到过去了，我们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艰苦准备。
2 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不足的根源
今年的美国大选让世界看到了美国政治的民粹化，美国主流民意和极右民意的严重对立导致美国社会严重撕裂，以中美两国建制派为主建立的人文交流机制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1）客观上对急剧变化的国际政治现实，反应相对不足。1）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不适应。主要是少数周边国家（如印度、日本和东盟部分国家）以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愿接受中国的崛起，希望利用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同邻国的纠纷挑衅中国，力图拉拢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构建制衡中国的包围圈。2）中国深刻融入经济全球化带来庞大海外经济利益的安全问题。例如，如何保护中国巨量的海外投资的安全？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内战、叙利亚内战、阿富汗战争都曾经让中国受到很大的经济损失，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深入拓展，每年亿万人次中国人的出境安全问题、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等问题，尤其是遍布中东政治高风险地区的中国海外投资项目的安全问题更加突出。3）经济全球化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极端民粹主义的挑战，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公的国际经济秩序亟待修正。4）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跨国有组织犯罪、恐怖主义等国外安全问题与国内的矛盾问题相互叠加，特别是境外反华势力对国内港独台独疆独藏独等问题的支持，是中国未来安全的最大挑战。5）中美关系成为美国选票政治的牺牲品。中美贸易争端反映了中美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利益集团给予美国政府的压力是挑起中美摩擦的主要原因之一。
（2）国际政治是国家间观念互相建构的结果，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会建构出相近的国家利益和相对和谐的国家关系，如欧美之间;反之，价值观迥异可能会建构出完全相悖离的国家利益以及对抗性的国家关系。因此，历史和文化差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的不同导致中美两国构建出各自不同的核心国家利益，这导致中美关系的发展必然充满各种对抗的风险因素，从而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干扰。因此预防和控制中美可能的摩擦和冲突也要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和价值观因素入手。一方面，美国的对外文化霸权行径来源于美国强烈的个人主义、“白人至上”及“美国至上”的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在美国人看来，美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美国，这种极度的优越感导致美国人把中美经济贸易关系看作是美国对中国的单边施舍， 把崛起中的中国看作是美国推行霸权的主要障碍。即使是今年抗击疫情严重不力且发生严重种族主义问题，美国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的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更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会步前苏联的后尘。另一方面，在中美关系中，美国人习惯于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要求中国，用美国自己的国内法对中国实行长臂管辖，几乎完全忽视了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特别是中国近代屈辱史对中国人的敏感性，自然会引发与中国之间激烈的冲突与对抗。而中国在处理中美贸易问题上，始终秉持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的“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寻求与美国的合作共赢。总之，美国还沉溺在冷战中，用陈旧的冷战思维看待中国和世界。
（3）中国对外媒体发展严重滞后，在化解和防范中国外部风险方面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严重不足。美国人口虽然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但垄断了世界大部分地区80%～90%的新闻，所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1]。与美国媒体相比，中国媒体在涉华报道方面的国际话语权是非常欠缺的，美国媒体对中国报道非常密集，尤其是美国总统大选前后，中国往往成为两党核心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看待中国往往引用的都是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中的观点，而本应发出中国权威声音的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等中国权威媒体关于中国的发声却相当微弱。这一方面导致中国媒体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也间接造成美国媒体对华负面舆论的大行其道。另外，中国媒体在传播技巧和关键议题的理论深度分析等方面也有很多不足，比较刻板公式化和脸谱化，缺乏讲故事的能力，而且存在一词多译、一篇报道多个译法等混乱现象[2]。因此，如何提升中国媒体的国际话语权，更好地捍卫国家利益以抵御日益尖锐复杂的外部挑战和风险，是中国媒体对外发展的当务之急。
3 中美关系冲突风险防控机制不足的解决路径
中美关系的异常复杂性要求建立一套不仅涵盖各个层面，而且系统化和高度整合的冲突风险防控机制。防控机制的建立应包括事先预防、事后危机补救和惩罚措施三个互为补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增强中国对美国对华决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升中国防范和控制美国对华决策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1）事先预防就是要加强对美国当下政治新情况的研究，形成中国自己各个层面的应对预案。中美两国对彼此文化差异缺乏充分、深入地了解和理解，是导致摩擦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美国排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并企图用它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压倒、甚至取代中国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因此，中美摩擦治理的根本在于加强中美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的互相尊重和理解，求同存异。建构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y， 2004）认为，观念是定义国家利益的根本因素，是构筑国家认同（State Identity）的基石，不同的国家认同可以导致两个国家的关系成为敌对性的恶意竞争关系，也可以导致两国关系成为合作性的友好关系[3]。从文化理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方面增进中美两国文化理念、价值观互相理解，构建两国的政治互信，可有效遏制和治理中美贸易摩擦。
（2）事后危机补救则是指突发事件发生后通过各个中美联络渠道冷静处理危机后果、尽可能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和恶化。中美两国都是核国家，如果因台湾问题而发生冲突，极可能会导致冲突升级，其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美国的某些盟国依仗美国势力，在与中国的海上领土争端中进行武装挑衅，也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武力较量。中美如果陷入对抗，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和世界带来灾难性影响[4]。因此，在发生突发危机后，中美各个层面加强紧急对话和交流，尽可能保持交流渠道畅通，对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稳定至关重要。2018年至2019年持续了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双方政府层面的沟通和谈判极为频繁，无论是两国元首会晤还是双方谈判团队的正面交锋，对促进双方争端的最终缓和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3）处罚措施则是指在前两者前功尽弃的情况下，对肇事方进行重罚，让对方为引发冲突付出沉重高昂的代价。这是最后的杀手锏，恐招致对方疯狂的报复致冲突更加失控，必须谨慎使用。如何以较小的成本来实现有效和可持续的国家安全？有全方位综合国力的支撑，中国已具备实现国家安全的多样化手段，需要有后发制人的反制性实力。
1）在军事上，中国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发展能有效捍卫国家安全的最低限度的核威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和海洋权益以及全球经济利益。尤其是当下台独气焰异常嚣张，台美勾结已屡屡突破中国红线，我们要时刻做好必要的战争准备，采取一切手段确保中国领土不受侵犯，制止“台湾独立”的任何图谋。
2）在经济上，中国遵守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制度规范的同时，要对某些实行对华歧视性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进行适度反制，保障中国正当的经济利益。2018年至2019年持续了一年多的中美贸易战之所以能缓和，也是和我们针锋相对的坚决反制分不开的。
3）在外交上，要提高外交反制的有效性，面对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蛮橫挑衅予以坚决回击，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内政不容干涉的权利。特朗普政府执政的四年，不但密集通过了多个涉疆、涉藏、涉台、涉港法案，全面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还肆意打压中国驻美企业和媒体的合法权益以及两国正常人文交流。另外，美国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对此，我们给予了坚决回击和反制，特别是制裁美国相关的反华议员和对台售武的美军工企业，精准打击了美国反华势力的嚣张气焰。
4 结论和思考
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中美冲突之所以可能，原因在于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的基本动机是追求权力最大化;大国都渴望获得霸权，当一个大国获得地区霸权后，它就会尽力阻止其他大国获得地区霸权，所以中美冲突是很有可能出现的。中美之间的确存在深刻的矛盾：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米氏观点被学界诸多学者质疑，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美两国未来的摩擦和冲突将会越来越频繁。不过中美关系又是对立统一的。中美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将是中美关系的常态，也将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稳定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中美关系的异常复杂性要求必须建立一套不仅涵盖各个层面，而且系统化和高度整合的冲突风险防控机制。防控机制的建立应包括事先预防、事后危机补救和惩罚措施，不仅应关注政治经贸军事等传统层面，还应关注美国议员、利益集团、媒体及智库和学者等微观层面，以增强中国对美国对华决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提升中国防范和控制美国对华决策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本文完成之时，美国大选刚刚尘埃落定，特朗普执政四年来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急剧变化极大地增加了中美关系的预测难度，也让本课题的后续研究更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综合上述分析，对于刚刚结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即将开启“十四五”规划的中国来说，过去四十多年的卓越成就已经积聚了应对挑战的坚实基础，未来一定会面临来自外部世界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紧迫的围追堵截。有效安全不是静止的，被动消极防守并不一定能让国家更安全，只有在不断处理问题中增强抵御重大外部风险的能力，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安全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中央关注的若干重大问题[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2]叶淑兰.中美战略关系话语构建再思考：分歧与前景[J].社会科学，2017（5）：3-11.
[3]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夏立平.全球共生系统理论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J].美国研究，2017，31（1）：21-45+5.
（责编：赵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