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皇家寺院到文化博物馆
王琳珂
北京西山是太行山余脉，其间山岭连绵拱卫着北京的西大门。自中国封建社会有王朝定都于此，西山就成为建设皇家园林和皇家寺院的首选之地，现今西山有碧云寺、卧佛寺、大觉寺等游览胜地。这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大觉寺，该寺兴建于唐，历辽、金、元、明、清五朝而长盛不衰。大觉寺兴建伊始的唐朝与辽朝具体情况不详，从金朝以降历朝定都北京，大觉寺开始由皇族主持修建逐渐成为皇家寺院。宗教一直是封建王朝稳定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大觉寺便是在封建王朝的支持下得以不断修建与扩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大觉寺成为西山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向游客开放。千余年的历史沧桑，已经使大觉寺成为一座传统文化的博物馆，接下来让我们在历史中追寻大觉寺千年来的沧桑巨变。
一、由“清水院”到“大觉寺”
当我们沿着盘山道逐渐走近大觉寺的山门，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这种历史感不是短时间可以形成的而是已经沉淀了上千年。千年来大觉寺大多数时间是作为皇家寺院而存在，一直处于香火鼎盛的状态。虽然在王朝交替时期屡有因战争而遭损毁，但是新的王朝又不断在原址重建大觉寺，这便是大觉寺千年历史的积淀过程。在这千年之中，大觉寺最初的名称为“清水院”至明代才正式更名为“大觉寺”。今天我们可以亲身体验大觉寺优美的风景和清幽的环境，但是大觉寺的变迁我们只能在史书中寻觅。
清人英和在《恩福堂笔记》中记载了大觉寺的历史变迁，“西山大觉寺，金之清水院，故名灵泉，明宣宗易以今名，正统间复葺之。”[1]下面我们先进入辽朝的历史，探寻大觉寺的起源。辽朝是一个崇信佛教的政权，不仅统治者信奉佛教而且其人民也普遍信奉佛教。据《辽史》卷七十二《义宗倍传》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向朝臣询问：“我是受天命之君，应当事天敬神。在祭祀上天诸神时，应当以谁为先？”大臣们都认为应当先敬佛。由此可见辽朝信佛的程度。在这种崇信佛教的背景下，辽朝的统治者在环境清幽的西山选址兴建了清水院。清水院的具体创建时间已经无法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寻觅，但是现在大觉寺中存有辽咸雍四年（1068）的《阳台山清水院藏经记碑》，该碑碑阳刊有《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上载：“阳台山者，蓟壤之名峰；清水院者，幽都之胜概。跨燕然而独颖，侔东林而秀出。”据此碑的存在可知清水院的创建要早于公元1068年。
与辽朝相同，女真人在灭亡辽朝以后也开始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始宗教，崇信佛教。金朝的皇帝与皇后见到佛像会以佛礼参拜，公卿大夫到佛寺后在入座的顺序上也以僧人为上。《恩福堂笔记》中提到的“清水院”出现金章宗时期，乃著名的金章宗“西山八院”之一。金朝时以今北京为中都，如历代皇朝一样，金朝统治者也寻求风景优美之地建皇家苑囿，金章宗时期金朝国力强盛、府库充裕，作为狩猎民族的金人喜欢狩猎，于是在西山一带选址建造行宫，以供游山、避暑、打猎之用，一共在西山建造八座寺庙即史称的“西山八院”。“西山八院”包括：清水院（大觉寺）、香水院（法云寺）、泉水院（玉泉山芙蓉殿）或温水院、金水院（金仙庵）、潭水院（香山寺）、双水院（双泉寺）、圣水院（黄普寺）、灵水院（栖隐寺）。[2]清水院即灵泉佛寺的前身，取此名即因为该寺南十五里有黑龙潭并有一清水环绕，故名清水院。[3]金元易代，金中都（今北京）数遭兵燹，西山佛寺自然也无法幸免。《大金国志》记载：“燕京自天会初不罹兵革，殆将百年，僧寺、道观、内外园苑、百司庶府，室屋华盛，至是焚毁无遗。”[4]世事无常，西山八院虽然在朝廷的支持下经过几十年的香火繁盛但是也无法避免战争的破坏。元代以来不见统治者对西山佛寺的修复，不知当时的情景，据《大觉禅寺》一书推测“灵泉佛寺”即元代翻修时更名。[5]
明人沈榜曾任顺天府宛平县知县，他留心地方掌故并著有《苑署杂记》一书，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到明代修建大觉寺的记载。成化十五年（1479）十一月初二日立《御制大圆通寺重修碑》，碑文载：“寺创劫于唐，旧额曰平坡大觉，乃金元重修之。皇曾祖命重建，改今额，工未成，宫车晏驾矣。皇祖宣宗章皇帝继成其绩，皇考英宗睿皇帝每值大节，皆遣中使，赉香奠币，用答景贶。迄今岁久，木植者倾，版筑者圯，绘者漫，墍者落，不有以葺之，而祖宗崇奉之意，将至或替。”[6]明人已经将大觉寺的历史追溯到了唐朝，到明朝诸帝对该寺屡有修葺，甚至已经将其视为崇奉祖宗的象征。
“大觉寺”一名始见于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该年明宣宗朱瞻基奉其母昭孝皇太后之意，重修阳台山“灵泉佛寺”。明宣宗在《御制大觉寺碑》文中说：佛法包乎天地，它带来的光明超乎日月。他的母亲昭孝皇太后，性格清净、崇尚自然、深信佛法。虽然深居九重深宫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时时考虑百姓的生活，进食时会考虑到普通百姓是否有食可以果腹，穿衣会考虑到普通百姓是否有衣可以蔽体，这个问题所能解决的最重要方法就是广施佛法。所以拨付内帑银在灵泉佛寺的基础上重建寺庙。建成之后寺庙俨然成为西天的缩影，因此正式改名了大觉寺。[7]“大觉者”乃佛教用语，有顿悟之意、有佛之意，通读碑文可知大觉寺之大觉虽为佛之意，同时也不免有想让世间众生在此顿悟参佛之期望。至此大觉寺之历史进入“大觉寺”的时代。
明宣宗在重新修缮大觉寺以后还让已入耄耋之年的高僧智光入寺担任主持，并度僧百余人为其徒。宣德十年（1435）六月十三日八十八岁高龄的智光圆寂，朱瞻基还御书赞辞以示尊崇。在此后明朝皇帝多次临行大觉寺并拨付专款进行修缮。正统十一年（1446）明英宗驾临大觉寺，现在寺内存有《御制重修大觉寺之碑》，该碑文交代了重修的原由。明英宗说他经常想起其父亲在世时的种种，希望能在父亲修建的大觉寺内找到父亲的踪影，因此对大觉寺流连忘返。当他走到大觉寺外感觉岁月的沧桑已经笼罩在了这里，因此想对寺庙重新修缮，一来表达对父亲的思念，二来表达自己礼佛的诚意。于是在同年三月庚辰于内廷出资，命工部右侍郎王佑督工修大觉寺。明英宗还十分喜欢这里的环境并亲自作文盛赞大觉寺的自然风光。“其地灵泉涌溢，无间冬夏，抚视其四旁则峰峦之峭扳，岩谷之深邃，原壤之萦回，树艺之茂密，无不在于指顧之间。仰望台殿楼阁，俨然若自天降，而置之林壑之表者也。”
明宪宗朱见深在位期间佞佛现象十分严重，又开始了一次对西山等处佛寺的修缮。据寺存明成化十四年（1478）《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文载，该年对大觉寺的殿宇、廊庑、楼阁、僧舍、山门等都进行了再修缮，这次乃是明宪宗秉承其母亲周太后的旨意。周太后一方面是追思先人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我圣母皇太后追思曾祖妣之任，又世居其山之麓乃失心重造。”周太后是昌平人，或许出于对家乡的怀念她让自己的儿子重修大觉寺，相传现在大觉寺周围的周家巷、周家坟等地名都与其有关。大觉寺重修以后周太后命其从弟僧人周吉祥主持大觉寺的事务，寺额未变。
二、清代的大觉寺
中国古代建筑多为木制，战火是其最大的克星，尤其是在朝代交替的战火中总有数不胜数的古建筑被毁。大觉寺在历代战火中得以幸免。黑龙潭“北十五里曰大觉寺，宣德三年建。寺故名灵泉佛寺，宣宗赐今名，数临幸焉，而今圮。”[8]清代是封建社会后期大觉寺又一次的鼎盛时期，与前代不同的是大觉寺不仅受到皇家的钟爱更受到文人雅士的青睞。
自清王朝在中原的统治稳固以后，也开始了对西山寺院的兴建，虽然清朝康熙末年已经对大觉寺有所修整，但真正的兴盛却是在雍正、乾隆时期。
雍正自幼研读佛法、熟读佛家典籍，他曾说自己年少之时读书时特别留意佛事并且对大觉寺十分钟爱，在潜邸之时还曾写过一首诗《大觉寺》：翠微城外境，峰壑画图成；寺向云边出，人从树梢行。香台喧鸟语，禅室绕泉鸣；日午松荫转，钟传说偈声。[10]康熙末年修建大觉寺就是由他而出的提议，雍正在《雍正朝起居注册·上谕内阁》中说他在潜邸之时经常与性音和尚探讨佛法，认为他的佛学修养、人品、见地都在其他僧人之上，故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特地以皇子的身份重新修建了大觉寺。重新修葺完成之后雍正以性音为主持并赐名为迦陵禅师，开堂演法、刊印佛教典籍，现存有雍正亲自撰写的《送迦陵禅师安大觉方丈碑记》记述此时。（寺存清康熙五十九年《送迦陵禅师安大觉方丈碑记》）雍正四年（1726）性音和尚去世以后雍正赐其“圆通妙智大觉禅师”，在大觉寺南塔院建灵塔安放其灵骨。
清乾隆帝与其父雍正帝一样笃信佛法，他的一生与大觉寺关系匪浅，乾隆帝不仅重修过大觉寺还为大觉寺题过诗，更时不时在大觉寺小住。乾隆帝于乾隆十二年（1747）出内帑钱翻修大觉寺，他在《御制重修大觉寺碑文》中表达了对其父亲雍正帝的思念，对佛法有益于治世的情感。“我皇考福慧两足，镜智圆明，自潜邸时深究宗乘，证悟无上了义。……工既告竣，勒石以纪岁月。俾尔后住山大众，时念法王显现、化导因缘，与国家累业护持正教，振起宗风之至意云。”大觉寺现存大雄宝殿“无去来处”、无量寿佛殿“动静等观”及憩云轩匾额均为乾隆皇帝御笔题写。[11]除此以外乾隆帝常常临幸大觉寺，小住几日，因此撰写了不少有关大觉寺的诗文。在于敏中《日下旧闻考》中存有乾隆十二年（1747）《御制初游大觉寺诗》与乾隆三十三年（1768）《御制游大觉寺杂诗》，记述大觉寺中的优美风景。[12]
盛世的辉煌终不免随着盛世的结束而逐渐为人所遗忘，大觉寺在结束其在雍正、乾隆盛世的佛教鼎盛之后，面临的便是与王朝衰落相伴随的残破。在嘉庆、道光、咸丰之时便不再见皇家对大觉寺的修缮，大觉寺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皇家寺院的风光。慈禧虽然在光绪五年（1879）斥资修建过大觉寺南塔院，但已经不能与其先祖同日而语。
当皇家再无力修葺大觉寺之后，这样的环境清幽、禅声笼罩之地便成了文人雅士的游览胜地。清康熙年间的高士奇就曾写有一首《西山大觉寺》，诗中的大觉寺还不免有荒凉之感，“偶向招提作胜游，白云深处梵声幽”。雍正、乾隆年间不见有文人写记大觉寺之诗。嘉庆年间的斌良、道光年间的进士宝鋆均写诗记大觉寺的风光，尤以宝鋆所做为多。在宝鋆的文集《文靖公遗集》中存有六首游览大觉寺后的诗作。道光年间的治水名臣完颜麟庆，在其《凝香室鸿雪因缘图记》也记载了许多大觉寺的景物。从这些诗作中也可以看到清代大觉寺的兴衰与皇家的密切关系，在雍正、乾隆以前士人可以游览大觉寺，但是当皇帝青睐此处以后或许已经成为皇帝独享的园林。当皇家无力营建以后，这样的风景优美之地又可以让士人游览。
三、大觉寺的时代转型
随着清廷的国力衰弱，大觉寺已经逐渐失去了皇家寺院的地位，逐渐成为文人雅士的游览胜地。进入民国以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仅1921年对大觉寺进行了局部的修缮，大觉寺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不过这一时期许多文士、学者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近代著名画家溥心畬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称。他在西山旅居期间留下许多诗篇，如今大觉寺还存有他亲笔题写的诗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觉寺再一次焕发了生机。1952年大觉寺被选为北京林学院校址，在此筹建校舍；1979年大觉寺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仍由林业部、农林部管理使用；1988年大觉寺移交给北京市文物局再次开始修缮工作，1992年对公众开放；现在大觉寺已经成为北京民众休闲娱乐、放松身心、感触自然的最佳游览地之一。但是大觉寺的历史文化价值并没有消失，大觉寺在清代作为皇家寺院保存有大量的清代契约文书，已经被学界逐渐发掘出来。孙荣芬、张蕴芬首先关注到了大觉寺契约文书的价值。后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的姬脉利、张蕴芬二位先生整理、出版《北京西山大觉寺藏清代契约文书整理及研究》一书，对大觉寺所存上至清康熙七年（1668）、下至民国十三年（1924）的土地房产典当契、买卖契、租赁契等进行了初步整理及研究，这批资料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大觉寺经历了千余年的沧桑巨变，屡次毁于战火又屡次在战火后重生。在封建社会时期大觉寺的地位主要是作为皇家寺院而存在；进入新中国以后大觉寺不仅成为人民游览观光的游览胜地，陶冶情操、洗涤心灵的宝地，还成为历史研究资料的渊薮。沧桑巨变，大觉寺始终为世人所瞩目，相信在将来大觉寺定能持续绽放其光彩。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英和.恩福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1.
[2]人弋.京西“八大水院”史话[J].北京水利，1997.2；苗天娥、景爱.金章宗西山八大水院考（上）[J].文物春秋， 2010.4.
[3][8]刘侗.帝京景物略[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 177.
[4]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M].崔文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309.
[5][10]孙荣芬、张蕴芬、宣立品.《大觉禅寺》[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6：28、53.
[6][7]沈榜.苑署杂记[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207.
[9][11]于敏中.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1766-1767.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