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倾向分析
李凌凌 张远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一项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需要沿线国家的支持，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通过选取“一带一路”非沿线国家英国的两家知名媒体《泰晤士报》《每日邮报》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英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倾向和有关问题，为我们准确把握“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格局提供参考。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英国媒体;报道倾向
一、文献回顾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
目前国内学界针对外媒关于“一带一路”报道的研究已有不少，总体来看，世界主要国家的媒体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经历了由强烈批判到渐趋客观的态度转变过程，但担忧、质疑和警惕心态始终未能完全消除。
作为中国的重要战略合作国，英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英合作逐步升级。2013年，中英关系升级为“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英国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是首先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1]。2017年和2019年，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分别出席了在北京举办的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同其他国家一起，签署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等协议，促进了双边的贸易与经济发展[2]。
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2020年1月30日，欧盟正式批准了英国脱欧。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发表文章，认为英国在与欧盟“离婚”后，急需寻找“新伴侣”[3]。英国需要积极与其他国家建立新的贸易关系来促进经济的新一轮增长，并最大程度地规避脱欧带来的经济疲软等一系列消极影响。这个时期的英国，有可能对“一带一路”倡议投入更多的关注和参与。从现有文献来看，我们对英国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研究较少，这种研究现状与中英外交的重要性不相匹配。英国作为世界媒体强国，其主流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和态度不仅会影响英国政府的决策与民间的态度，更会辐射到整个欧洲，因而对英国主流媒体“一带一路”相关报道进行分析研究具有较大的价值与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英国两家知名媒体有关“一带一路”报道的倾向性分析，研究英国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为有关方面提供参考。
二、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在媒体的选取方面，笔者综合考虑了报纸的受众范围、媒体类型、媒体立场等因素，最终选取了《泰晤士报》《每日邮报》两家媒体。《泰晤士报》是英国全国范围内发行的精英报纸，且发行量位居全国前列。被默多克新闻集团收购后，《泰晤士报》在重大事件中的政治立场基本与政府一致。《每日邮报》为英国大众化、通俗化的报纸，受众主要为中下层阶级。选取这两家媒体，立场涵盖了精英集团和下层民众，报纸风格涵盖了严肃与通俗，受众综合考虑了英国的中上阶层和下层民众，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在文本的获取上，笔者选择在Factiva数据库中以“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the Belt and Road”“Belt and Road Initiative”“the land and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一带一路”倡议目前最为通用的四种译法）为关键词来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从2013年9月7日“一带一路”提出，到2019年12月31日期间所有的新闻报道。经过检索，共查找到两家媒体89篇新闻报道。其中2013年和2014年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数量为零，所以本文中关于报道数量的统计图从2015年1月作為起点。
通过对相关报道的初步阅读，作者提出两个研究假设：（1）英国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的倾向性和其他大国一样，随时间发展而有所变化。（2）英国媒体对“一带一路”报道的倾向性随报道主题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接下来，我们将采取内容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检索到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以验证相关假设。具体来说，本文将以报道倾向作为核心变量，利用词云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来检验上述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拟态环境、文化帝国主义等理论来探讨这一倾向的具体表现及其成因。
三、文本基本要素的描述性统计
在89篇新闻报道中，有67篇来自《泰晤士报》，22篇来自《每日邮报》。在进行有关报道倾向性的研究之前，有必要对报道的数量、引用信源、报道主题等基本要素进行统计，以便展开更深层次的分析。
（一）报道数量
图1 2015年9月1日—2019年12月31日《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数量统计
在对不同时间的报道数量进行统计后可以发现，在2017年之前，两家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呈基本缺位的状态。在2017年之后，报道数量呈持续增长的状态。其中有以下几个高峰点：
第一个报道高峰为2017年5月，报道数量达到了6篇，并集中在5月15日—5月20日之间。这次报道的高峰源于2017年5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Philip Hammond）作为首相特使和时任伦敦市长的鲍满诚（Charles Bowman）出席了这次论坛。6篇报道集中报道了高峰论坛、“一带一路”发展情况和对“一带一路”的相关评价。
第二个报道高峰为2018年10月，报道数量达到8篇。2018年10月30日，第五届“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在海南博鳌开幕，英国《每日邮报》集团顾问、前执行总裁盖伊·齐特（GuyZit）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8篇报道集中在了论坛情况、中英关系以及“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第三个报道高峰为2019年3月，报道数量达到8篇，多集中在3月15日—25日。2019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意大利进行国事访问，中意双方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首个签署该协议的G7国家。意大利签署备忘录后，仅3月21日一天《泰晤士报》就有2篇关于此话题的报道，从中也可以看出英国对欧洲国家加入“一带一路”的关注程度之高。
第四个报道高峰为2019年4月，报道数量为8篇。2019年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Philip Hammond）出席本次会议。8篇报道集中在论坛情况、中英合作、中国对“一带一路”误解的澄清、“一带一路”海外建设等内容。
总体来看，从“一带一路”提出至今，两家媒体的总报道数共89篇，前期“一带一路”倡议并未引起英国社会过多关注，2013年、2014年和2015年三年更是接近零报道。近些年，有关“一带一路”的报道数量逐年递增，体现了英国对其关注度上升。从报道高峰来看，四次报道高峰中的三次都是与英国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峰会有关，另外一次高峰发生在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前后。报道的数量和高峰，体现了英国社会对“一带一路”的关注聚焦于英国和欧洲本身的利益关切，符合新闻的接近性和相关性原则。
（二）报道体裁
在89篇样本中，消息体裁的报道最多，有47篇，评论22篇，通讯17篇，其他体裁（访谈录等）3篇。
在以传达事实性信息为主的消息报道中，对“一带一路”进行基础信息普及的客观报道仅有9篇。而通讯和评论等具有明显主观色彩的报道篇数较多，有39篇，占总报道篇数的近二分之一。媒体受众所接收到的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客观报道和知识性信息不足，而媒体提供的立场性信息偏多。在这样的报道结构中，媒体的倾向很容易左右受众的判断，不利于受众对“一带一路”建立起全面客观的认知。
（三）报道主题
英國媒体的报道主题集中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其余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涉及较少。政治报道高达48篇，经济报道为25篇，二者相加为73篇，几乎占据总样本数的80%。由于政治、经济类报道样本数量较大，因此，下文中针对不同主题的倾向性差异的分析，将主要针对这两类议题展开。
（四）报道信源
在本研究中，凡是在报道中被直接或间接引用的信息来源都称为信源。本文中，主要对新闻文本采用信源的数量和类别两方面进行了统计。
在信源数量方面，未曾引用任何信源的报道为21篇，主要集中在评论方面。引用1个信源的报道为33篇，引用多个信源（≥2个信源）的报道数量为35篇。在引用多个信源的报道中，采用2个信源的文本篇数有26篇，引用3个信源的文本数量最少，仅为9篇。
信源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消息来源，还关乎“谁在新闻报道中说话”的问题，是话语权和解释权的主体[4]。从信源选择上来看，政府为被采用最多的信源类别，采用的信源包含政府的报道共计57篇，采用信源包含学界和媒体的报道篇数分别为13篇和10篇。同时，经济类话题的报道有23篇，但采取商界作为信源类别的文本仅有7篇。采用的信源包含民间类别的新闻报道仅有8篇。综合来看，英国媒体的报道存在信源类别引用不均衡的情况，政府的声音得到了充分表达，商界和民间的声音缺失。
在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给诸如英国、意大利等非沿线国家带来更多的是商品进出口的往来与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而这些建设更直接和明显的受益主体为公司与人民。报道中弱化了商界与民间的声音，也就削弱了倡议真正的海外受益主体在“一带一路”形象构建中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报道倾向性的偏差。
（五）报道倾向
在对报道倾向的分析中，作者将倾向分为正面、负面、中立（既表明了“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好处，又阐述了对其的担忧）和“仅叙述客观事实，未表明态度”四类。
根据统计，中性报道和“仅叙述客观事实，未表明态度”的报道占比较大，但负面报道仍占27.5%，数量接近正面报道的两倍。
为了对报道倾向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笔者进一步将报道倾向进行分类排序，正面倾向中分为“直接的表扬话语”和“引用正面言论”。负面倾向分为“直接的批评话语”和“引用负面言论”。
在表达正面倾向时，英国媒体多采用“引用正面言论”的方式，在表达负面倾向时，多采用“直接的批评话语”。
四、报道的倾向性分析
（一）整体报道趋于客观，但负面报道仍占据一定比例
由图2可知，中性报道和“仅叙述客观事实，未表明态度”的报道数量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增多，整体呈上升趋势。中性报道和“仅叙述客观事实，未表明态度”的报道相较于直接的正面或负面报道，具有较高的客观性。这两类报道的增多，体现了英国社会开始对“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影响予以重视，能够客观全面地介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变化与态度变化。
但是我们也发现，中立报道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负面报道数量的减少。从2017年的2篇到2018年的10篇再到2019年的13篇，负面报道的数量随着整体报道数量的增加也在快速提升。中立性报道的数量增加对前些年较多的负面报道形成了缓冲作用，但在西方社会本身的新闻价值观和对我国的刻板印象之下，负面报道所形成的影响仍不可忽视。
（二）政治类话题与经济类话题的不同倾向
笔者通过制作不同类话题高频词词云的方式来进行统计，发现诸多经济要素的高频词，如market（市场）、bank（银行）、project（项目）、deal（交易）、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等出现，体现出英国对“一带一路”能给英国带来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改变比较在意。对相关文本的分析表明，负面报道中政治类话题为21条，经济类话题呈现负面倾向的报道仅为3篇，说明负面倾向报道主要集中在政治类话题上。
（三）政治类话题中的负面形象建构
英国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部分报道用负面的词语或信息对受众造成认知干扰，用隐喻的方式构建关于“一带一路”的负面想象空间，反映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
《泰晤士报》2019年3月20日刊发了一篇题为《China wants to devide and rule in Europe（中国试图分裂和统治欧洲）》的新闻报道，文中有这样的描述：“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not a new version of the Marshall Plan but a device that allows China to peel the onion of the West layer by layer.”意为“一带一路”不是马歇尔计划的新版本，而是让中国一层一层剥开西方世界洋葱的工具。文章忽视了中间的逻辑推导过程，直接用“分裂”等词语来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描述，用“剥洋葱”的隐喻为受众构建一个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进而产生误导。
部分报道还使用无关负面信息来建构想象空间。多篇报道将香港暴乱问题混杂其中，潜意识地引导受众将两件事情进行关联和类比，为受众创造关于中国形象的负面想象空间。如《泰晤士报》在2019年9月25日刊发新闻报道《Chinas birthday parade should worry us all（中国的国庆游行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人担心）》一文中，先是在前面阐述了香港现状，紧接着，又有以下言论：“Here then is China's world-view in a nutshell： love us or we will crush you. ……The Belt and Road network is billed as refined soft power， a way of attracting new friends and trading partners. In fact it is a return to an ancient system of tribute： do what we say or we will withdraw our love （or at least call in our loans）.”意为：简单地说，这就是中国的世界观：爱我们，否则我们会碾碎你。……“一带一路”被宣传为精致的软实力，是吸引新朋友和贸易伙伴的一种方式。事实上，这是一种古老贡品制度的回归：听我们的，否则我们将收回我们的爱（至少收回我们的贷款）。在这里，作者用一种所谓的“世界观”将香港问题和“一带一路”倡议构建起本不存在的联系，借无关的事情来做不合理的类比，给人造成两件事情有关联性的假象，诱导受众形成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和态度偏差。
五、研究结论
负面倾向报道数量的增加，用隐喻和联想构建负面想象空间以及选择性挑选信源类别来进行报道的方式，都表现了英国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时的固有偏见，这也体现了目前国际传播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文化帝国主义”蕴含着文化同一体的意义，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培养西方强势文化认同观[5]。英国媒体负面倾向的多篇报道在“西方中心”的思维下对“一带一路”进行讨论，忽视其背后真正蕴含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作者担心，作为新闻事件的客体传播对象的“一带一路”逐渐被符号化，形成一个意识形态或价值定位的“词媒体”和舆论符号，构建一个与现实有差异的“媒介域”，进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形象建构形成负面影响。
政治与经济类话题在倾向性上的差异，反映了目前的英国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处在纠结和矛盾的状态。莫伊西的情感冲突理论用希望、羞辱和恐惧三种情感类型来重构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6]从莫伊西的理论来看，在经济上，英国媒体的形象建构更多地符合“希望文化”。“一带一路”能提供给英国的商品进出口优惠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利益，让脱欧后的英国对其不得不重视。但在政治上，尤其是前期，英国媒体则被“恐惧文化”所主导。这一时期英国媒体所塑造的“一带一路”形象和美国主流媒体塑造的形象有诸多共同之处。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中国提出的这一周边外交战略构想具有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等多重动机，并对其不乏偏见与误解。[7]近些年，在西方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中，虽“东方崛起”等相对客观中立的描述增多，但“新殖民主义”等负面描述仍占主流地位。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心理揭示了当今一些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普遍态度：在经济上开始逐渐正视“一带一路”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在政治上仍处于犹豫态度。尤其是欧洲的一些国家，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消息对它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它们又因美国长期以来所施加的政治压力而难以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
在对外传播中，存在“让新闻真正到达受众”和“让受众真正理解新闻”两个过程。若想“让新闻真正到达受众”，需要把握报道时机，让传播内容以需要的视频、文字等多种形式在多平台上共同发力。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一带一路”媒体合作论坛英国媒体报道较多，这样的论坛可以多举行、多发出“一带一路”的声音。同时，我们还需注重在他国构建“以我为主”的传播路径与平台，为他国民众获取信息提供更多的渠道和更丰富的视角，为“一带一路”乃至我国国家形象的提升创造机遇。
若想达到“让受众真正理解新闻”的目的，需以他国人民感兴趣的内容为切入口，吸引受众关注，并通过报道内容的设计使其进一步了解“一带一路”所能带来的利益与好处。在现行国际秩序下，政治“猜忌”压倒经济“贸易”的悖论不可能完全化解[8]，但从经济“贸易”方面以小见大、由点及面地进行传播，有利于对政治“猜忌”形成一定的缓冲。在进行有关“一带一路”基础性知识普及的同时，对西方媒体的“中国威胁论”等观点通过摆事实、列数据等方法进行集中驳斥，循序渐进地破除带有意识形态倾向的符号传播与“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为“一带一路”倡议正名。
参考文献：
[1]英首相访华|参与“一带一路”，事关英国脱欧后“大国地位”[EB/OL].https：//m.sohu.com/a/220266221-260616？spm=smbd.comtent.footer.o.1593320404582ueir9008_trans_=01004_bdxcx_shw.
[2]英国财政大臣：英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优势互补[N].新京报，2019-04-26.
[3]英国脱欧要找“新伴侣” BBC：“一带一路”倡议展现魅力 [N].参考消息，2018-09-18.
[4]王继周，马亚芳.从“话语权削弱”到“流动的倾向性”：BBC“一带一路”议题建构研究[J].新聞与传播评论，2019（4）.
[5]赵永华，刘娟.文化认同视角下“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路径选择[J].国际新闻界，2018（12）.
[6]张凯滨.国际主流舆论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情绪与预期：基于情感地缘政治学的视角[J].国际传播，2018（6）.
[7]周萃，康健.美国主流媒体如何为“一带一路”构建媒介框架[J].现代传播，2016（6）.
[8]张凯滨.国际主流舆论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情绪与预期：基于情感地缘政治学的视角[J].国际传播，2018（6）.
（李凌凌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远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在读本科生）
编校：王志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