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佛教文化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
方平鸽
摘 要：尼泊尔著名学者阿木汉松经过多年研究后，发表长篇论文，得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中国人的重大结论。阿木汉松指出，尼泊尔在上古时代属于华夏民族统治的区域，是上古时代中国人在印度洋上开展大航海贸易最重要的物资中转站之一，他还提供了“十大证据”，证明释迦牟尼是中国人。美国著名学者卡明斯基和日本学者井松根一致认为阿木汉松的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是佛教文化最繁荣兴盛的国度。
关键词：佛教文化;山水画;禅宗思想
我们所了解的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是源于两汉之际，现在普遍认为佛教在汉哀帝时期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得以弘扬，至唐代达到鼎盛。佛教在印度于公元13世纪初消亡，被商羯罗赶出印度，在中国却作为“大乘佛法”得以发展和创新。至于“佛祖”祖籍，中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众多，如身毒、天毒、天竺等，但这里不对此作详尽叙述。本文重点叙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之际，中国山水画尚未形成，还处于萌发时期。陈传席所著《中国山水画史》认为，山水画萌芽于晋，而晋之前的时代，如汉魏时期的绘画中，已具有不少山水画的因素了。《历代名画记》卷四记载，“孙权尝叹魏蜀未平，思得善画者图山川地形。夫人乃进所写江湖九州山岳之势。夫人又于方帛之上绣作五岳列国地形……”，尽管只是军事上使用的地图之类，但也是山水画发展的必要环节。更早一些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出现的山水成分，亦不可忽视其在山水画形成之前对画者审美产生的影响。真正的山水画正式萌芽于晋，至刘宋（南北朝时代的第一个朝代）而成。而后不久，佛教便在中国大为流行了。达摩祖师就是在南北朝梁武帝时期来到中国的。
由于佛教是外来宗教，中国山水画是本土产物，而且专门从事绘画的士大夫们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他们往往受道家思想尤其是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甚大，所以中国古代山水画一直和老庄之道联系得很紧密，佛教文化起初对中国山水画并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因早期山水画并无真迹流传，只有文献记载，但从敦煌石窟壁画中可以找到一些以前山水画的发展痕迹，而这些山水形象多出现在描绘佛教经典的故事或经变内容的壁画中，所以很难讲当时绘制这些壁画的工匠们有没有受到佛学思想的影响。至隋唐时期，不仅山水画迎来了蓬勃发展，佛教在此时也发展兴盛。这个时代流传下来了现在普遍认为是中国山水画史上第一张完全意义的山水画作品——展子虔的《游春图》。展子虔被称为“唐画之祖”，对李思训的青绿山水影响重大。也是这个时代，佛教由外来文化演变为本土文化，受众也越来越广泛。与李思训的青绿山水不同，开创水墨山水画的王维就是崇佛的。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而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王）维也无间然。知言哉。”
以上两段文字摘自明朝画家董其昌画论原文。“南北宗”原是禅家的宗派，董其昌以“南北宗”喻画，从侧面反映出佛教文化与山水画深远的历史渊源。
佛教文化之所以会对中国山水画产生深远的影响，就是因为之前提到过的佛教本土化。达摩到达中国后，曾在嵩山少林寺面壁苦修九年，此便为禅宗开始行的渐次苦修法。后达摩传袈裟于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这些都是苦修派。传至五祖弘忍之时，被认为是下一代继承人的神秀曾写下一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慧能听了此偈，便写了一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于是弘忍把袈裟传给了慧能。禅宗从此就有了以神秀为首的北方“渐悟”派和以慧能为首的南方“顿悟”派。慧能因没有读过书，忽然作偈，又那么彻底地了解禅宗的教义，是为顿悟（董其昌以禅家“南北宗”喻画主要取义于此）。禅宗由慧能传至神会后再无单传，一般以神会为七祖，而神会也是王维的好友。也许就是此时，佛教与中国山水画开始有了深厚的联系，神会的禅宗思想影响了王维，间接影响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
佛教在继唐五代之后于两宋时期继续繁盛。在宋代，众多朝廷重臣和文坛领袖也热衷于释典，研究佛学。北宋时期“士大夫多修佛学”，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等人。此外，北宋后期文坛泰斗苏轼、黄庭坚等也与佛禅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北宋后期的士大夫社交圈子里，幾乎出现了“不谈禅，无以言”的状况，人人开口即谈禅，后来形成一种“口头禅”。苏东坡就经常与佛印等人吟诗作赋，坐而论禅，而他在绘画方面无疑也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如其画作《枯木怪石图》，画面中的一石一木，好似具有佛家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禅意。到了南宋，则出现了一批禅宗画家，他们以禅宗思想入画，不少传入日本，对日本产生很大的影响。
元代虽然短暂，但山水画的发展是继五代之后的另一座高峰，由于元代的特殊性，士大夫们在此时作画更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元四家”中，黄公望做过道士，王蒙号香光居士，倪瓒长期信奉道教。而在元朝统治者看来，佛教只是一种政治工具。
到了明代，儒释道三教并重是当时统治者的政策，以儒家为信仰主导，以佛、道为辅助使得禅宗在明初得以盛行。由于明朝社会经济发展，山水画家多世俗，画作多为制作商品。担当，俗姓唐，名泰，字大来，为明末禅画家。早在五代时期就有画僧巨然，至清代为人所熟知的便有“四僧”，而明代真正能称得上禅画家的只有担当一人。担当师从董其昌，又能摆脱董齐昌风格的束缚，画风超逸又禅味十足。他和他老师都精通画理，又通禅，或许董其昌对禅的研究更深入，但在其画作中少有体现，以画通禅，董其昌逊于担当。担当说：“画本无禅，唯画通禅。”画中本来是无禅的，而他的画中空寂、虚幻的意境和笔趣正是他意识中禅的外化，见画而知禅也。所以，“唯画通禅”，画理和佛理相通。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主要取意禅宗“南顿北渐”，主张像“北宗”那样“面壁苦修”，“其术亦近苦矣”，不宜学，且作画为“自娱”，使身心健康，而“南宗”顿悟十分省力，境界上也超过“北宗”。实际上董其昌的思想是以庄学为基础的，他的《论画》以“淡”为宗，这正是庄学的思想意境，不过由“淡”上升为“寂”和“空”，这正是禅学对他的影响。由于董其昌精通禅学，并将当时人们所认识到的问题以禅家作喻，说得简洁明了，而他所反映的思想也是历代文人的一贯思想，所以影响很大。
王维学佛参禅，他的枯淡空寂、萧简清静的禅宗思想必然会反映到他的画中去，所以董其昌选王维为“南宗”之祖。不过王维并没有以禅喻画，直至宋人黄山谷始曰：“余未尝识画，然参禅而知无功之功，学道而知至道不烦，于是观图画悉知其巧拙功楛，造微入妙。”其后，论画及禅者甚多。
清初四画僧之一的石涛，对“南宗”的教义颇有所得，也反映到他的画论上。他强调“法自我立”，“夫画者，从于心者也”，从而弥补了董其昌的缺失。明末清初有许多遗民画家，他们多与僧人来往，虽未出家，但思想已经入禅，如渐江、石溪，八大山人也是，不过他以花鸟画为主。
以上重点叙述了佛学禅宗思想对山水画家的影响。其实佛教传入中国，除了思想上的影响，佛教带来的题材，如佛陀、菩萨、罗汉的造型造像，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绘画。除了洞窟壁画，佛教建筑如寺庙、宝塔本身也是中国山水画经常描绘的对象。更有将佛像雕凿于山壁石崖中，使之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如龙门石窟、乐山大佛等。佛教禅宗对中国水墨山水画影响深远，而早期的青绿山水画亦受到了佛教绘画的影响（前文中提到的敦煌壁画中的山水形象多出现在经变图中，壁画上的设色之法以及取色的偏向都和之后的青绿山水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很深的关联）。当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时，它就注定了和中华文化的其他部分相互影响，相互发展。直到现在，从事创作山水画的艺术工作者们会从佛教典籍中寻找灵感，而佛教思想也会无形中体现在许多画家的作品中。
作者单位：
中国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