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王启超 张荣臣
摘 要：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全面领导”再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个过程贯穿在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虽然历经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但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领导核心，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些根本问题和根本认识不仅从未发生改变，而且逐渐成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理论起点、内在逻辑和价值取向。这是从我们党自执政开始、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一直努力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关键词：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理论起点;内在逻辑;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D26?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2096-5729（2020）04-0034-07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第一次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专题的中央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13项显著优势，部署了14项总体要求。其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1]（P6），是第一项也是最为根本性的任务要求，这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摄性地位。但为什么在14项任务中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放在前面，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六个具体制度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必须深刻把握，在实践中全面贯彻的重要问题。
一、确保党始终成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全面领导”再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个过程贯穿在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在这一进程中，虽然我们历经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党虽然对党的地位、党的身份和党的角色的认识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始终成为领导核心，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和根本认识上从没有发生改变。不仅从未发生改变，而且把它作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理论起点，这是从我们党自执政开始、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一直努力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所讲的那样，为什么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2]（P5）。这句话就很好地做了概括和回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复兴路上，进退失据、贻误战机，甚至颠覆性失误都可能出现，这就尤其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方面苏共就是教训。苏共在改革中，不但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更严重的是戈尔巴乔夫修改宪法，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使共产党完全丧失了组织力、领导力、凝聚力，结果导致苏共在顷刻间土崩瓦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的：“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3]可以说，这不仅是改革开放40多年党积累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也应是在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宝贵的实践启示。
应该指出的是，关于党的领导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他们对此都早有论述。无产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要完成这样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它不仅可以有效地克服阶级队伍中的分散性、自发性、软弱性等弊端，而且可以在实践上“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在理论上“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P285）列宁在其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中也不断强调，党要领导工人阶级的所有其他组织，“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5]（P256）。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依然坚持党“领导全体无产阶级的一切联合行动”[6]（P85），坚持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體现了列宁关于党的领导的一贯思想。他们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关于党的领导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历来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事实证明也正是如此，毛泽东同志以其天才性的发现和独创性的表达将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有中国特点的党的领导理论原则。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侵略与反动统治，为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已经英勇顽强地奋斗了80多个年头。事实证明，无论是当时的国民党还是其他的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7]（P1471）。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先进政党的领导，正是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夺取政权之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即国体与政体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7]（P1480）。此后，坚持党的领导成为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党自身建设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累的许多关于党的领导的宝贵经验，以及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所做的理论概括，对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认为这个领导地位归根结底是由党的先进性决定的，一方面在于党的理论的先进性，即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另一方面在于党的阶级队伍的先进性，这个先进队伍的构成在于“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有革命纪律”[8]（P266）。然而中国在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的时代和历史背景是世界各国都在搞现代化建设，中国也要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这个事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才能实现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造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动员亿万人民群众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宏大事业之中。这个事业的有序蓬勃开展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8]（P267）。但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只有不断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腾出更多时间来做“思想政治工作、人的工作、群众工作”[8]（P365），才能提高党的威信、发挥领导作用、担当领导重任。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党的建设比喻为“伟大的工程”，1962年他又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全党进行“伟大的斗争”;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着“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一承诺，号召全党进行“新的伟大斗争”。随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成为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并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9]（P20），把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创新和科学命题。再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维护党中央权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各方面和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实现党的领导的制度化。从伟大的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从伟大的斗争到新的伟大的斗争，从“党的领导”到“党的全面领导”再到“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些话语表达的转换，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的表现形式，更体现了执政党对自身建设和制度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二、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党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
党的十九大、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相继把“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载入党章和宪法修正案，为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提供了重要法律和法规基础。党的领导一直以来就是现实的具体的，在新时代就是要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保障和实现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就是对党全面领导在领导地位上的准确界定。与此同时，“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也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领导原则，这个领导原则如同党的领导制度一样绝不是那些空洞的、抽象的表达，而是扎扎实实地运用在理论中也运用于实践上，必须体现到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一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这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根本。共产党的“根”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断进行追问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初心使命彰显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体现的是党的一以贯之的自我革命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1月8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的：“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正是由于始终坚守这个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才能在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才能在濒临绝境中突出重围，才能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10]因此，初心使命不仅要进行主题教育，更要进行制度建设，使其形成常态、确保长效。
二是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这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总骨架”、“顶梁柱”[2]（P11），这一要求对于推动党的全面领导有效落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上，实现党中央有权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是实现党的领导尤其是党的全面领导的最高原则。同时在实践层面上，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维护是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制度的根本要求，因为在“四个服从”的纪律要求中，全党服从中央是最为关键的纪律要求。任何一个集体都需要一个领导核心，有了核心才会靠得住、行得通，如此才会行动一致、团结一致、目标一致。而且确立和维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其中一个最为基本的观点，这个基本的观点不断为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所证实并进而成为全党的一个规律性认识。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实际上就是要用制度来推动全党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的领导地位，这一制度越是不断健全、行之有效，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就会越是不断健全、不断完善。
三是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这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具体要求。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能力是党的全面领导的体现和保障，这不仅要求党的组织向党委负责和报告工作，而且“党委（党组）要加强向党中央报告工作”[11]（P722）。党的十九大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出了全面的部署与安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此又作出了具体的制度安排，下一步我们要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形成统一高效的领导体制，推动各方面协调行動、增强合力，保证其他机构协同联动、高效运行。
四是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这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宗旨要求。实际上，这一密切党群关系的具体制度，也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进行有机统一并落实到党治国理政上的具体体现，无疑，它有利于在新时代更好地巩固我们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将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人民的支持与否、拥护与否、人心向背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就是在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密切党群关系的制度实践。更具体地讲，不断实现和满足人民的利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追求，就是在不断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时刻在彰显着党执政为民的宗旨和理念。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是高度一致的，中国的革命、国家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与发展，哪一样也离不开党的领导;同样，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哪一样也离不开亿万人民群众的实干、参与和拥护支持。因为，人民才是国家的坚实根基，人民才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底气。
五是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这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方式方法。如何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和党的长期执政，这是一个自始至终执政党建设的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是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背景下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决定》适时地提出了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制度，并明确了健全这一制度的重点、要求和方式方法：比如，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就能充分彰显我们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健全科学决策机制这一领导班子实行领导的重要方式，其决策水平的提高直接决定整体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为了纠正“包揽一切”“代替各方”的错误认知，以更好地增强党的引领力、组织力、协调力、执行力和创造活力;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其根本之策在于培养和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等等。为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目标就要对它们认真地抓好贯彻落实。
六是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这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保障。马克思主义政党向来以严格的纪律性、组织性、政治性、先進性和纯洁性著称，而严格的纪律和组织又是区别于其他各种形式的政党的鲜明标志。中国共产党是最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是靠着党的自身建设和正确领导，才在中国大地近百年的历程中不断取得成功。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传统和优良作风，从革命年代一路走来，到国家建设年代始终在长管、长严。从党的十八大伊始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词语变化本身反映出全面从严治党从迫切形势的需要到向纵深发展持续发力的深刻转变。要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建设强，就要对我们党自身条件和现实形势有一个充分的且正确的认识，有了这个正确认识才会有接下来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应该指出，《决定》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高度出发并就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不管是体制机制建设方面、干部制度管理方面还是党内政治生活规定方面，在全方位扎牢制度的笼子方面，都是具体可行、真实有效的。
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诞生，始终有一个历史命题萦绕期间，那就是“为了谁、依靠谁、领导谁”;7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我们党开始面临、不断探索并努力回答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深刻总结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有益经验，对执政党运用怎样的执政方式、如何运用这些执政方式有了新的认识和拓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的要求，这是对我们党长期执政方式运用的科学把握和经验总结，目的在于更好地彰显我们党的领导和执政的优势与特点，“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2]（P8）。
（一）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坚持科学执政
党的领导问题，历来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党的各项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使党更加坚强有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完成党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尤其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党的领导的根本问题是执政问题，深入探讨并科学分析这一问题，对于正确实现党的领导有着重要的意义。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党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的问题开始，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这一总体要求和价值取向，15年的时间里反映了党对长期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体现了我们党对于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科学执政的提出，首先是基于对“执政”是“科学”的深刻认识。我们党是执政党，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者。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实行统一的领导。但是，党的领导不能简单地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职能，直接地掌握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权力而去管理国家事务。党只有通过法定程序、通过政权的特殊职能，通过各种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团体等渠道，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这是执政党实现领导的一个特定条件，也是执政党实现科学执政的特点。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说执政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学问，却并未在全党范围内达成共识并引起高度重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早就发现了党执政存在科学性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科学执政的思想，比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等思想。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视为同等重要的问题，很多学科都需要研究，都需要“赶快补课”。从此以后，关于执政理论与实践的科学研究逐步得到恢复并出现了新的生机，科学执政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学习、探索并逐渐掌握的基本执政方式。
科学执政，就是要使执政党的执政活动立足于执政规律之上。科学执政的内涵和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科学执政水平的提高也不是一劳永逸、一次完成的，而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执政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当前，面对复杂严峻的新的执政环境和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的新要求，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就要坚持科学执政。坚持科学执政，一方面，要用科学的思想理论来指导党的执政活动，这就要求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新成果来武装全党，有了这个思想指针和行动指南，也就会有整个党员队伍群体不断提高的理论、知识、本领和执政水平，才会使得全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保持强大的战斗力、坚定的意志力和协调的行动力，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另一方面，要用科学的制度和方法来保证科学执政的实现。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前提是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各项制度，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制度问题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更具有根本性和长期性，这也是被历史和实践不断证明了的。因此，要做到科学执政，既要有科学理论又要有制度保障，同时还要求认识规律、遵循规律、掌握规律，这也是我们党实现科学执政的基本着眼点。
（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坚持民主执政
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执政实践中，面临着党所处的地位、环境和执政要求的变化，不仅提出了保持和提高党的先进性、科学性的课题，而且伴随着民众参与社会实践的发展，给党提出了提高和发展民主性、现代性的要求，也就是要求提高党民主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事实上，发展民主、坚持民主执政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本质要求。民主相对于君主而言是人类进步的象征和尺度，民主的程度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人民进步的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就把民主规定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奋斗目标。自然，革命胜利之后掌权的执政党应该把民主执政视为其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在当今世界，民主已然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民主执政也就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执政党主要的执政方式。在中国，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的重大命题，之后党政机关和理论学界关于民主执政的科学内涵、基本要求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中国共产党提出“民主执政”的重大命题，也把民主执政作为重要的执政方式进行实施和运用，而对于民主执政重要意義的认识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在理论意义上，理解民主执政，不仅要认识到“执政”是民主执政这一概念的核心，即党作为执政党要掌握国家政权并且要长期执政，既要有执政地位又要有执政方式，还要认识到“民主”是民主执政这一核心概念的本质，即民主执政要求党作为执政党以民主的理念、原则、制度、方式和程序对党和国家社会事务进行有效治理。一定意义上讲，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才是对民主执政内涵的真正理解。在实践意义上，民主执政则主要体现为党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执政所体现的三个方面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简言之，为人民执政是要体现党的基本立场问题，靠人民执政是要体现党的依靠主体力量，而支持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要体现党执政的根本目的。可以说，民主执政的理论阐发和生动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和提高民主执政水平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在新时代要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要求党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坚持民主执政，因此，对共产党而言民主执政既成为了价值追求，也成为了方式要求，坚持执政的人民性，以人民拥护和接受的方式进行执政。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的执政地位才会长期巩固。为此，就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坚持民主执政，牢牢把握坚决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谋好利”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把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贯穿到党的执政实践中;牢牢把握“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这一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确保人民充分行使各项民主权利，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与此同时，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条件下，就要求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进一步把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发挥出来，为国家兴旺发达和党的民主执政、长期执政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坚持依法执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直在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地探索如何更好地执政，何种执政方式更符合规律、科学有效，在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就全党而言，不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是为实现党的目标、政党功能的保障、规范党的行为的需要，都体现了法治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之必需。因而坚持依法执政，就是我们党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前提下，不断推进党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等各方面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使得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实践方略的实施，从而更好发挥党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
“依法执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进行执政的基本方式，这是执政党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背景下做出的执政选择。法治的方式是实现执政党执政目标和使命的基本途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实质上就是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手段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来实现其纲领路线方略的。无疑，依法执政是所有方式当中最为有效的一种。作为党的基本执政方式，特别是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它不仅要求执政党执政要科学、民主，更主要的就是要求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应和宪法法律有内在的关联衔接，使得执政者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执政活动，因而，它是前两项基本方式得以贯彻落实的重要法治途径。党的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是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前提和背景下进行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能不能走对路，最为关键的是前进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可靠，在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把握及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关于党和法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的讲话中明确讲道，“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12]（P128）。这一明确的关于党和法的关系的重要论断，为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如何更好地执政领导指明了方向。
从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依法执政”的执政新理念作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依法执政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并强调“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13]（P177），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1]（P6）“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1]（P13），这些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明确要求，这一历程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用法来治党治国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了依法执政对于党而言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在新时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执政，就必须在国家建设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就必须在法治建设上形成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以及党内法规的体系建设;就必须在实践要求上全面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立法体制机制和社会公平正义等诸多方面的监督与保障。通过这些环环相扣的理论实践与制度建设，不仅能够有力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而且有利于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并提高党的执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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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ering to and Improving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internal logic and value orientation
WANG Qi-chao，ZHANG Rong-chen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arty Construction，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From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o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o “adhering to and improving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the Party”，this process run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Party leading the people to carry out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it has gone through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in this process，we should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ensure that the Party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of leadership，give better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Party in “taking charge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and coordinating all parties” in terms of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scientific governance，democratic governance，and govern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have not only changed in these fundamental issues and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s，but also gradually become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internal logic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adhering to and improving the Party leadership system. This is what our Party has been trying to do since the beginning of its ruling，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which reflects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uling la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ey Words：Party leadership system;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internal logic;value orientation
責任编辑：彭 澜
收稿日期： 2020-02-05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研究”（18AKS002）;2018中央党校课题“关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取得伟大成就和中国人民深刻改变命运研究”（18MKS05）
作者简介： 王启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研究;张荣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