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视阈下的健康传播研究述评
王晓虹 周彬
【摘要】21世纪以來，医患关系视阈下的健康传播成为传播学的新议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医患关系紧张引发了对这一议题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究。通过分析近五年来EBSCO传播学全文资源数据库有关该主题的文献，分类梳理了特殊疾病议题、医学信息技术下的医患沟通、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医生和患者人际沟通、患者健康素养五个方面的议题，旨在为本土研究提供借鉴经验。
【关键词】EBSCO数据库;健康传播;医患关系
一、研究缘起
“健康传播”概念提出者Jackson认为，健康传播是以大众传媒为信道来传递与健康相关的资讯，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为目标，其中包括健康营销和健康政策的制定。[1]学者Burgoon从人际沟通视角定义了健康传播：健康传播是患者和医疗提供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诊疗室里的人际传播活动。[2]学者Rogers把健康传播定义为“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标的行为”。[3]比较以上定义可见，健康传播定义内涵从最初以大众传媒的传播过程为核心的视角，发展到以医患人际传播为核心的视角，再发展到公民的健康态度和行为以及社区和国家的健康发展水平的视角。因此，健康传播的定义内涵在不断向外扩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医患关系逐渐紧张并成为一个全民性话题，也成为健康传播的一个新兴热点研究领域。由于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发生率逐年上升、医患矛盾突显、暴力事件频发、医患矛盾社会影响扩大、医疗纠纷处理复杂性远高于其他案件，健康传播的研究重心逐渐向医患关系领域聚焦。[4]
对医患关系的研究深化了传统的健康传播领域，并形成了大量有关健康传播的新议题。此背景下，在促进医患关系改善方面有哪些作为？英语世界对此形成了哪些研究议题？本文试图厘清这些问题，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医患关系视阈下的健康传播实践与研究提供参考。
本文通过分析EBSCO传播学全文资源数据库收录的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梳理该知识领域。EBSCO传播学全文资源数据库收录了超过670份国际传播学研究全文期刊，超过1000本国际核心期刊的索引与摘要，内容可回溯至最早1915年。包括诸如《传播学季刊》（Communication Quarterly）、《传播学年鉴》（Communicaiton Yearbook）、《传播学评论》（Communication Review）等传播学研究国际权威期刊，以及《美国健康传播杂志》（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iton）、《健康传播》（Health Communication）、《美国公共健康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等健康传播领域里的权威期刊。因而，该数据收录的研究成果足以代表传播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最高水平。
二、研究总体状况
本研究聚焦于该数据库过去5年（2013年1月至2018年1月）收录的有关医患关系与健康传播交叉领域的期刊论文，通过对该数据库使用Boolean/Phrase检索法，把“健康传播”“医患关系”两个词作为文献检索的关键词，有69篇文章;同时包含“医生”“沟通”“健康传播”的只有23篇文章;同时包含“患者”“沟通”“健康传播”的有139篇文章。在以上所有231篇文章中，有50余篇是重叠的，还有100余篇是分析医院经营与管理、保健常识、紧急服务、初级保健与护理、公共卫生、信息技术、职业指导等。根据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健康传播的定义，本文将这类文章排除在研究分析之外。从数量上看，比起“健康传播”16833篇学术论文的总量来说，无论是对医患关系和健康传播研究还是患者、医生和健康传播研究显然是不足的，只占到大约1.3%。
根据以上方式的检索，排除一些重叠的检索结果以及医患关系视阈下的健康传播在药品推广、医生队伍培养、职业指导、医疗保健方面的研究成果，则医患关系和健康传播的研究成果共计79篇。比起医患关系与其他领域的交叉研究，相关健康传播研究成果仍相对缺乏。
从研究力量来看，对比还是较为悬殊的。主要的研究者仍以欧美国家学者为主，但是出现了相当比例的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对象来看，有相当一部分聚焦于弱势群体，比如老人、青少年、妇女、退伍军人、新移民及有色人种。主要讨论弱势群体的健康素养对健康结果的影响、新移民因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对医患关系的影响等。
三、医患关系视阈下的健康传播议题
为了恢复、维持患者的健康水平，医患双方、大众媒介、社区及政府必须在促进大众健康水平等方面展开工作。本文根据健康传播学者[5]对健康传播研究领域的大致分类——特殊疾病议题、医学信息技术下的医患沟通、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医生和患者人际沟通、患者健康素养，来分析检索到的相关文献。
（一）特殊疾病议题
不同疾病患者有着不同的健康信息诉求。比如，抑郁症患者希望医务人员关注症状和非药物治疗的原因;希望医生讲明为何选择某种药物、评估治疗方案的伤害和效益、与其讨论替代治疗方案以及让患者参与决策过程。[6]乳腺癌患者希望医生提供性方面信息，包括：性生活的变化、两性关系变化、心理因素变化，但是，在加拿大只有41%的乳腺癌患者获得了这些信息。[7]冠心病患者希望医生提供冠心病的护理信息和并发症信息、患者日常生活问题以及心理困扰的解决方法信息。[8]
除了健康信息外，医患沟通与特殊疾病患者的健康结果往往有着密切关联。一方面，良好医患关系可能会促进健康结果。例如，研究表明，医患关系可能在七方面会影响慢性背痛患者的自我管理，包括：医患沟通程度、相互理解程度、医务人员的角色、信息传递过程、患者参与程度、个性化护理和医疗服务。[9]
另一方面，不良医患关系可能会导致不佳健康结果。医患双方的沟通不畅会导致患者的低依从性和不佳治疗效果。比如，研究发现，疼痛患者的叙述重点是慢性疼痛，强调阿片类药物治疗的作用，而医生的叙述重点则是接受阿片类药物治疗的患者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从而导致不良治疗效果。[10]又如，研究表明，医患沟通程度与青光眼患者对医疗依从性有着显著关系，当医生没有清晰传达青光眼可能会导致视力丧失这一知识时，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较差。
（二）医学信息技術下的医患沟通
国际上已出现大量依托互联网技术的医学信息系统用于促进、加强和改善医患沟通。美国83.9%的受访者倾向于通过信息系统与医生进行交流，84.5%的受访者认为信息系统易于使用，大多数受访者利用信息系统就健康问题和药物使用与医生进行沟通。[11]
这些系统软件采用先进信息技术，是一类专为医患沟通开发的程序，比如医疗服务系统ProjectHealthDesign、个人健康记录软件HealthTrak等。依托于医学信息系统下的医患沟通呈现出与传统面对面的医患沟通不一样的面貌与特征。
医学信息技术的有利方面得到了探讨。比如，加强了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沟通、提高了医疗效率并降低了成本、减少非必要的办公室访问。以病人为中心的电子病历可以记录患者病史、让医生随时访问患者的数据、帮助医生记住病人的病史和过去的数据、掌握病人的健康状况。[12]医疗服务系统Project HealthDesign可以收集和分享信息，降低护理成本。
（三）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
移动媒体可以提高低健康素养患者、艾滋病患者等弱势群体的医患沟通水平。比如，移动媒体可以有效地提供疫苗接种教育，并促使患者与医生交流、接种疫苗;移动媒体成本较低易于在低收入人群中推广使用;手机短信清晰易懂的文字提示可以提高患者理解水平，从而增加接种疫苗的可能性。[13]
互联网通过改善医患沟通、提供新技术、促进信息传播等方面促进医学进步。首先，互联网通过改善患者与医生之间的沟通来提升患者就医体验。研究发现，患者积极参与的能力与患者对医疗质量的认知成正相关，而通过互联网寻求健康信息的患者会更多地参与向医生寻求信息，因此，使用互联网的患者会对医疗质量有更高的评价。[14]其次，互联网提供的新技术可改变未来医学的新应用。研究发现，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口学方法，通过绘制自杀群体的地理空间，可以有效预测有自杀倾向的人群可能实施自杀的地点。[15]最后，互联网信息传播可以改善患者心理状况。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可以改善患者精神的健康状况。
广播和电视是欠发达地区青少年获取有关艾滋病和生殖健康信息的最佳渠道。尽管从卫生专业人员那里获得的信息更加可靠，但是担心暴露身份和被污名化仍然是从卫生中心获取有关艾滋病信息的障碍，因此，网络欠发达地区的青少年更愿意通过广播和电视获取艾滋病信息。[16]
（四）医生和患者的人际沟通
医患人际沟通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混淆病人和医生的工作;二是医生沟通水平有限;三是医患的信息不对称。首先，应区分病人的适应性工作与医生的技术性工作，技术性工作是属于医生的，适应性工作是属于患者的，避免不恰当地要求医生使用技术干预来解决患者的适应性问题，现代医患关系最大的问题是混淆了二者，将所有责任都推给了医生。[17]其次，医生并不总是能够提供令患者满意的解答，并不总是能够花足够的时间来回答，并不总是能够提供足够的医疗信息。医患双方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理解不一致。比如对于检查结果，患者侧重的是结果的含义和接下来要采取的步骤，但医生担心患者获得检查记录可能会突然增加担心和困惑，比如假阳性和假阴性是需要医生的进一步判断和解释的。再比如，患者常常认为手术会治愈他们的疾病，而不是医生所认为的缓和或暂时停止疾病发展;当肿瘤医生告诉患者其治疗成功率为20%时，患者并不总是意识到失败的概率是80%。[18]医患沟通策略包括以患者为中心、良好的沟通能力、积极的目光注视。第一，“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策略可以使患者感知更高质量的医疗质量。“以患者为中心”沟通策略具体包括：提供患者选择机会、关注患者问题、帮助患者处理不确定性等。[19]第二，医生的良好沟通能力包括花费足够时间、仔细聆听患者提问、提供清晰简单的解释、与每位患者制订行动计划。[20]以同情的方式询问患者的问题，避免官方性提问;让患者讲完病情描述，与病人建立融洽关系;使用开放式和封闭式的问题来收集和澄清信息。第三，医生发出的目光注视也是增进医患关系的重要驱动力。研究发现，所有由医生发出的目光注视都会引起患者的注视，部分由患者引发的目光注视会引起部分医生的注视。医生长时间的沉默则被认为是保留表达，强调他在沟通关系中的优越地位。[21]
（五）患者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被定义为个人有能力获得、处理和理解他们作出适当健康决策所需的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的程度。[22]
影响患者对健康信息理解的因素有多种，包括文化因素、医生的健康知识及沟通技巧、情境需求、健康信息传递的环境及时间限制、满足自己医疗需求的能力、理解复杂概念的能力、使用计算机和网络的能力。[23]目前，患者健康素养领域开始逐渐关注成人的识字能力，及其对健康信息的理解。[24]
健康素养对患者理解医疗知识产生显著影响。首先，低语文水平患者所使用的语言会导致他们与医疗专业人员之间的沟通不畅，这种情况由于医生使用充满医学术语的语言而加重，导致患者降低了坚持治疗的可能性并增加了用药错误的可能性。其次，缺乏获取书面信息的机会将导致患者对其疾病的了解程度降低。是知识的减少，加上信息获取能力的下降，削弱了患者对医疗建议的依从性。[25]
此外，某些特殊疾病患者的健康素养降低与疾病本身有关。在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中，健康素养降低可能与低氧血症相关的抽象推理和记忆障碍以及抑郁和焦虑的继发性障碍相关，从而影响患者学习、理解和决策能力。[26]低健康素养水平与不良健康效果有明显相关性。比如，低健康素养的成年人住院风险增加、医疗服务遇到障碍、不太可能了解医疗建议;即使控制了各种社会人口学变量，低健康素养者的健康状况也比高健康素养者差;低健康素养者容易接受低质量的护理，并由于沟通障碍而暴露医疗错误。[27]
四、结语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健康传播发展为传播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健康传播研究成果丰富。进入21世纪以来，医患关系成为重要话题，医患关系视阈下的健康传播研究方兴未艾。从研究议题来看，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涉及了健康传播的主要话题，既讨论了医生和患者的人际沟通、大众健康传播媒介与效果、患者健康素养与健康结果关系、特殊疾病议题、组织健康传播等传统议题，又关注了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下的医患沟通新模式，甚至进一步考察了健康与心理的关系。研究视野相对宽广，涉猎的领域相对全面。
相比中国健康传播研究成果，英语世界健康传播的研究切入点普遍小且深，研究问题具体而明确，研究方法扎实规范，研究成果具有实际应用价值。英语世界健康传播研究对象往往是新近时期出现的新健康传播技术、新健康传播现象、新健康传播问题;研究问题主要侧重于新健康传播技术的应用及传播效果、新健康传播现象的因素、新健康传播问题的解决办法;研究方法上以量化研究为主，辅以质化研究，质化研究中最常见的方法是半结构化訪谈;研究成果以测评各类媒介载体的传播和使用效果、提出具体健康传播问题的解决策略，或者是解释具体健康传播现象的原因为主。
在以医患关系为视阈的健康传播研究中，忽略了非医患关系视阈下的健康传播研究成果，这可能会导致人们对整体健康传播研究议题的偏见。因为，医患关系视阈下的健康传播研究忽略了以下这些议题：健康传播外部环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健康传播史等。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健康传播研究刚刚起步，研究议题处于建立发展初期，更需要全面考虑非医患关系视阈下的健康传播研究。
英语世界的医患关系总体比较和睦，区别于中国医患关系的高度紧张与对立，加上英语世界多实行全科医生制度，只有重症患者会被转诊到专科医院，这也区别于中国的医疗体制，因此，英语世界的健康传播研究议题无法涵盖中国医患关系中的所有重要方面。此外，不同的检索方法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会有所差异，造成本文在勾勒英语世界的健康传播研究图景时难免有遗漏和偏颇之处。
[基金项目：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8YJC860035）]
参考文献：
[1]Jackson，L.D.信息复杂性和医学交流：技术语言和医学信息中信息量的影响[J].健康交流，1992（4）：197-210.
[2]Burgoon，M.陌生人间的陌生人：哲学博士生在医学博士的土地上[J].语言和社会心理学，1992（11）：102.
[3]Rogers，Everett M.当今健康传播领域[J].美国行为科学家，1994.
[4]江默.健康传播视角下的医患关系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安徽大学，2013：22.
[5]张自力.健康传播研究什么：论健康传播研究的9个方向[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3）：42-48.
[6]Nederlof，Mariette;Cath，Danielle C.;Stoker，Lennart J.;Egberts，Toine C.G.;Heerdink，Eibert R.抗抑郁治疗期间医师和药剂师的指导：患者的需求和改善建议[J].BMC精神病学，2017（17）：1-10.
[7]Ussher，Jane M.;Perz，Janette;Gilbert，Emilee.信息需求与乳腺癌后性健康的变化有关[J].高级护理杂志，2013（1）：327-337.
[8]Polikandrioti，Maria;Babatsikou，Fotoula.给冠心病患者的信息[J].健康科学，2013（1）：3-10.
[9]Fu，Yu;McNichol，Elaine;Marczewski，Kathryn;Closs，S.José.患者的专业伙伴关系和慢性腰痛自我管理：定性的系统综述和综合研究[J].社区卫生与社会关怀，2016（3）：247-259.
[10]Esquibel，Angela Y;Borkan，Jeffrey.医生和患者的痛苦：阿片类药物处方在初级保健中的冲突与协作[J].疼痛，2014（12）：2575-2582.
[11]Lam，Richard;Lin，Victor S.;Senelick，Wendy S.;Hong-Phuc Tran;Moore，Alison A.;Koretz，Brandon.老年消费者对电子病患医师消息传递的态度和偏好[J].美国管理式护理杂志，2013（19）：7-11.
[12]Asan，Onur;Tyszka，Jeanne;Fletcher，Kathlyn E.捕捉患者声音：规划以患者为中心的电子健康记录[J].国际医学信息学杂志，2016（95）：1-7.
[13]Phillips，Ashley L;Kumar，Disha;Patel，Sajani;Arya，Monisha.使用短信改善种族和少数民族成年人之间的医患沟通：增加流感疫苗接种的创新解决方案[J].预防医学，2014（69）：117-119.
[14]Xiang，Jun;Stanley，Samantha J.从在线到离线：探索电子卫生保健消费，患者参与以及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保健质量观念交流[J].人类行为计算机，2017（70）：446-452.
[15]Christensen，Helen;Petrie，Katherine.信息技术是加速精神卫生保健发展的关键[J].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精神病学杂志，2013（2）：114-116.
[16]Adams，Rachel M.;Riess，Helene;Massey，Philip M.;Gipson，Jessica D.;Prelip，Michael L.;Dieng，Thierno;Glik，Deborah C.了解塞内加尔青少年和年轻人在何处以及为何获得健康信息：一项混合方法研究环境和个人对健康信息的影响[J].卫生保健通讯，2017（2）：116-148.
[17]Thygeson，Marcus;Morrissey，Lawrence;Val Ulstad.适应性领导和医学实践：一种基于复杂性的方法来重新建立医患关系[J].临床实践评价，2010（5）：1009-1015.
[18]Roscoe，Lori A.;Tullis，Jillian A.;Reich，Richard R.;McCaffrey，Judith Czaja.超越良好的意愿和患者的感知：生命末期頭颈癌护理中有效沟通的竞争定义[J].健康沟通，2013（2）：183-192.
[19]Xiang，Jun;Stanley，Samantha J.从在线到离线：探索电子卫生保健消费，患者参与以及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保健质量观念交流[J].人类行为计算机，2017（70）：446-452.
[20]Quigley DD;Martino SC;Brown JA;Hays RD.评估高性能临床医生所说的CAHPS（[R] ）临床医生和小组调查中的沟通项目以及补充项目的内容[J].医师杂志，2013（3）：169-177.
[21]CIUBOTARA？U-PRICOP，Laura.医生与患者的沟通策略[J].国际传播研究杂志，2013（4）：310-316.
[22]美国妇产科学院患者安全和质量改善委员会.第676号委员会意见：健康素养以提高护理质量[J].妇产科学，2016，128（4）：183-186.
[23]Minsoo Jung.消费者健康信息学：促进疾病和健康的患者自我保健管理[J].卫生保健经理人，2016，35（4）：312-320.
[24]Aldoory L.健康素养研究在健康交流中的地位和未来机会[J].2017，32（2）：211-218.
[25]Sadeghi，Shiva;Brooks，Dina;Stagg-Peterson，Shelley;Goldstein，Roger.提高COPD患者的健康素养重要性的认识[J].COPD：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杂志，2013，10（1）：72-78.
[26]Janssen DJA，Engelberg RA，Curtis JR.面向COPD患者的个性化教育[J].病人教育和咨询，2010（81）：1-2.
[27]美国妇产科学院患者安全和质量改善委员会.第676号委员会意见：健康素养以提高护理质量[J].妇产科学，2016，128（4）：183-186.
（作者单位：王晓虹，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周彬，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编校：张红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