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厚重骨气端贞
〔作者简介〕陶武先，四川省第十届政协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四川 成都 610000。 陈子昂，表字伯玉，籍贯射洪，初唐诗人，品位拾遗。千百载以降，言诗者多师法其“风骨”“兴寄”，治世者常赞叹其高见卓识，修心者每感喟其凛然大义。四十二岁，英年早逝。然观其一生，才情厚重，骨气端贞，多难而奋厉，短暂而光彩。
一、诗文革新之先驱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1〕针对六朝以来颓靡文风，陈子昂提出了“风骨”“兴寄”的主张，从立论和践行两个层面开一代诗风。杜甫盛赞“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2〕当世奉为“海内文宗”〔3〕，后人誉为“诗骨”。
秉扬弃而定方位。沿既有道路前行，平易却难致远。而另辟新径，须合理扬弃。“一代唐音起射洪”〔4〕，陈子昂开启唐代诗文革新帷幕，是历史选择的偶然，也是其知行合一、革故鼎新的必然。——以知识奠基。不回溯清源，难涤荡浊流。“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5〕；今作“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6〕始于知之深切、识之准确，发于行之自觉。其历览丘坟群典，溯考诗歌流变，研摩汉魏诗作，甄较晋宋齐梁乃至时人作品。在反思历史中审视现实，秉承“兴寄”“风骨”之说，针砭“绮丽”“颓靡”之病，进而明晰了诗文革新“破”的“靶子”、“立”的方位。——以见识升华。稽古而不泥古，对传统文化之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实质是从深厚土壤汲取养分，为扬弃传统和改革现实蓄力。针对“风雅不作”的现状，倡导恢复汉魏风骨，“图正始之音……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7〕这种以继古为号、指向革新、破立并举的见识，与后来唐代古文运动异曲同工，具有推陈出新、革旧布新的实践意义。——以胆识行为。对于初唐诗文沿袭齐梁，形式绮靡、内容苍白、格调颓废、旨趣低俗的弊端，唐初魏征、王勃等曾予指陈，时人亦尝有挞伐。但如何“以风雅革浮侈”〔8〕，至陈子昂，始有一人振臂、群贤响应之举。其以“拔剑起蒿莱”〔9〕的胆识，棒喝“文章道弊五百年矣”〔10〕，力行“风骨”“兴寄”，引发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接踵而进，“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11〕，蔚成唐诗大观。能勾画革新线路，首肇新局，得益于见之广的眼界、识之深的智慧，更在其始终关注凝思史实，着力扬弃方位，于探寻中取舍，在继承中革新。
立风骨而开格局。“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12〕陈子昂对诗文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力倡继承“风骨”“兴寄”，力求拓展格局之宽，开唐音之雅正，启古文运动之前奏，为唐代诗文革新作了立论求索。“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13〕《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明晰而简炼地提出其诗文革新主张，从内容形式、艺术表达等方面阐述了诗歌的基本要求。以“骨气端翔”确立诗歌的内在精神，要结言端直，言之有物；意气端爽，阳刚劲健，有飞动之势。以“音情顿挫”阐释诗歌的艺术特征，音节抑扬顿挫，情感波澜起伏，声情并茂。以“光英朗练”展示诗歌的表达手段，強调文辞光彩、明朗皎洁，文质交融、相得益彰。以“有金石声”构建诗歌的审美标准，规避“诗缘情而绮靡”，体现铿锵有力、振聋发聩的效果。“尽扫六朝弊习，譬犹砥柱矻立于万顷颓波之中”。〔14〕其“风骨”“兴寄”，从一般意义上的立论提倡，凝炼为具有引导作用的实践主张，别开生面，使唐诗格局顿宽；彪炳后世，让后来者争相师法，堪称由初唐转变到盛唐诗歌史上的里程碑。《新唐书》言：“唐兴，文章承徐、庾遗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15〕可见，高雅冲淡之音成为唐诗的主基调，风骨端直成为唐诗的新潮流，与其倡导之功不无关联。
继《骚》《雅》而探前路。“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16〕如果说《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战斗檄文，那么，陈子昂率行诗文革新，则有似开路先锋。——题材体例不拘一格。虽然今存诗文数量不多，但题材广泛，体例多样，精彩纷呈。五言古体、五言律诗多有佳作。书、表、碑文、志铭、奏疏、政论等散文亦有善可陈。其诗文或怀古讽今，或借物抒怀；或摹山水田园，或酬文朋诗侣；或着笔边塞，或感遇言志；或近情黎庶，或悲天悯人；或及烟霞老庄，或致方外佛陀，等等。——“风骨”“兴寄”一以贯之。其力倡“洗心饰视，发挥幽郁”，更厉行讽喻规劝、资治教化，不发绮靡之音，不遗脂粉之气，不做无病呻吟。揆其诗作，可见一斑：《苍苍丁零塞》《朝入云中郡》反映边戍和边民苦难；《圣人不利己》刺大兴土木建构庙宇的佞佛时弊；《贵人难得意》《翡翠巢南海》喻滥刑苛政；《逶迤势已久》述骨鲠之臣不逢明主的悲哀；《兰若生春夏》发宏图难展的感慨；《蓟丘览古》《登幽州台歌》抒孤独遗世、独立苍茫的落寞。尽管其诗作也有形象不够丰满、说教冲淡情感等不足，但不失其诗文革新先驱地位，无损于“才名括天地”〔17〕的称誉。严羽《沧浪诗话》论及唐诗，以其独树一帜，标为“陈拾遗体”。〔18〕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19〕诚然，其横扫艳丽纤弱、先行朴素雄健之举，不独气钟岷峨、秀毓巴水，在中国诗歌史上，亦当举足轻重、影响深远。
二、 忧国爱民之志士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20〕二十四岁入仕，三十八岁归梓，致仕于拾遗，竟寿于不惑，抱憾于“铭鼎功未立”。〔21〕然察其言，观其行，报国安民的初心，笃定端直的追求，令人景仰。
感时思报国。〔22〕陈子昂政绩不显，或有历史原因。但治世卓见，却有史为证，《资治通鉴》多处征引其奏疏政论。“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23〕的报国情怀，至今犹发人感喟。——位卑不忘忧国。纵观其仕宦生涯，始终身在下僚，但匡时济世的抱负、佐君报国的热忱，又岂能因其地位卑微而予忽略。既有“欲揭闻见，抗衡当代之士”〔24〕的慷慨，又有越职上奏的无畏。游学京师，以“草莽臣”身份，上《谏政理书》；进士及第，尚未除官，上《谏灵驾入京书》；授麟台正字，身居抄录图书的闲职，上《答制问事八条》《谏用刑书》等重要奏疏，提出“措刑”“任贤”“招谏”“息兵”“安宗子”等成套主张。从武攸宜北征，位列军中参谋，却每欲运筹，数上军略；不顾多病羸弱，请缨率一万甲兵为先锋，愿为边塞安定而冒锋镝。——困厄益坚爱国。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仕宦期间虽与“武周”集团的关注点多有难合之处，但他仍从久安邦国的视角，提出了“立明堂，兴太学”“安天下百姓，勿使疾苦”〔25〕，安恤天下士庶的治世谋略。两次从军，两次遭贬，两次下狱，个人际遇坎坷，爱国之情，虽遇困境而益坚贞。多次面圣，“愿上大臣书”〔26〕，结果是“奏闻辄罢”，但冰冷的社会现实没能冻结其心头热血，犹不断陈情献策。“坐缘逆党”入狱的打击，也没能动摇其爱国之心，出狱即自请“束身塞上”“效一卒之力”“绥服荒夷”。〔27〕随征契丹，“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28〕，请战未遂，仍“不识时务”，切言进谏，直至被贬为军曹。——进退唯念报国。“每在山谷，有愿朝廷”“虽身在江海，而心驰魏阙”。〔29〕无论身在朝堂，还是边陲，时常心系国家。从军远征、枕戈边塞，不忘思虑国家靖乱戍边之策，《谏曹仁师出军书》《上西蕃边州安危事》可为佐证。落第归乡、居家丁忧，仍在关注考察蜀川经济潜力，专程赴剑南了解铜矿开采可能性，并据此《上益国事》，提出采矿铸钱以补给军资。卸职归养、栖身田园，还忧史书芜杂，不利资治，乃粗立《后史记》纲纪，以至因“附会文法”获罪，冤死狱中。〔30〕“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31〕其一心系国，执念报国，最终功业不成，或因难合“主意”、不逢“圣贤”，或因书生意气、不切时宜，或因孤身奋发、不善合力。后人为其感叹，应是基于对其治世之才的广泛认可、报国之心的世代颂扬。
悠悠念群生。〔32〕 “万物之灵，莫大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于安人。” 〔33〕 “安人”，是陈子昂治世主张的核心。——心系百姓疾苦。饱含“圣人不利己，忧心在元元”〔34〕的同情，鼓呼“安民”。多次上书，建议“薄徭轻刑”“不应危刑，以失民望”。《谏灵驾入京书》认为高宗灵驾从洛阳返葬长安，贻误农时，影响民生，应就近安葬以免劳民伤财；《上蜀川安危事》对人民“失业”“逃亡”深表同情，愤慨指责“官人贪暴”“侵渔”“剥夺”百姓；《上军国利害事三条》提出“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天下之人”〔35〕；《谏政理书》主张赈恤安抚鳏寡孤独等，促使“人得安其俗，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36〕——倡导各族繁荣。明确“制御戎狄，永安黎元”〔37〕的主张，强调“安边”。他两次参加唐军对西蕃、契丹的征战，亲身经历使其倍加同情戍边将士的遭遇，感同身受连年征战给边疆各族人民带来的苦痛。为此，先后上《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上西蕃边州安危事》《谏雅州讨生羌书》《上军国机要事》《上益国事》等，强调大国自谨、息兵止战，倡导“各族共欣荣，黎民方安然”。〔38〕这种与邻国和少数民族友好相处、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主张，具有突破时代局限的意义。——力促宗室安宁。洞察“天下士庶，思愿安宁”〔39〕的现实，呼吁“安士”。针对李唐宗室或遭诛杀，或被流亡，或遭监禁，惶惶不可终日的现状，直谏武则天安抚宗室、明讼恤狱，终止设铜匦、广开告密之门等做法。并以诗讽喻，“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40〕其从“安宗室”的角度出发，劝谏当政者戒薄情、滥杀，改善士不自安的现状，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
初心终不渝。陈子昂虽仕途艰难，但忧国爱民的笃定和坚守，却为其短暂生涯赋予了久远内涵。——执着于始终。以平生所学实现“成千岁之业，立万代之规”〔41〕的抱负，贯穿其仕途始终。他还是“草莽之臣”，便时常上书言政；表乞罢职归乡之际，犹上《上蜀川安危事》，“以义补国”。〔42〕从“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再取连城璧，三陟平津侯”〔43〕的雄心满怀，到“长鸣复谁闻”“时醉独未醒” 〔44〕的郁孤愤懑，毕生失意，四处碰壁，但自始至终能知而进言，力谏不止。——信守于挫折。屡次谏书针砭时弊、剖陈政见，往往石沉大海，有去无回。指责酷吏，言多切直，招致嫉恨，曾被构陷为“逆党”，几死狱中。言不为所用，人常遭其损，身心俱受创伤。尽管认清了“江海事多违”“贤圣不相逢”〔45〕的严酷现实，依然故我，信守初衷，近乎固执地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坦然于生死。“危言正色，抗议直辞，赴汤镬而不回，至诛夷而不悔……实以为杀身之害小，存国之利大。” 〔46〕其言也凿凿，心也切切，行也孜孜。作为谏官，其建言献策，往往不为自身进退而權衡得失，为利天下而不避趋个人祸福。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有此置生死于度外的襟怀，故能直陈治世利害而无禁忌，对于当时讳莫如深的李唐宗室、威权酷刑等，常“不惮死亡之诛以极谏”。〔47〕其“少学纵横术” 〔48〕，但入世不取纵横家的权变，“宁随当代子，倾侧且沉浮” 〔49〕，终因坚守内心方正，了无圆滑世故行迹，故于生死也坦然。
诚如王夫之所说“非但文士之选也，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颉颃姚崇，以为大臣可矣”。〔50〕其生逢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的盛世，惜乎不能“尽其才”，仕途政绩，不可与一代名相马周、姚崇同日而语。但是，若不以结局论英雄，其忧国之心、爱民之忱、治世之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担当，又岂能以仕宦品位衡量？
三、骨正气端之贤哲
诗作不多而绝唱千古，仕途不达而蜚声后世。倡导诗文革新，则横扫颓废而开一代新风；经历宦海沉浮，则立定脚跟而不左右摇摆；致力修齐治平，则集义气、志气、骨气为一体。以此而论，陈子昂不愧贤哲。
凛然有义气。承继家传纵横、墨家影响，兼得道、释濡染，深受儒家熏陶，陈子昂的豪侠、忠义之气，修养在心，焕发于行。——不平则鸣显侠义。“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51〕“尚气诀，弋博自如”〔52〕，他面对不平之事，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侠果敢。友人乔知之被武氏当权者迫害致死，知情者多三缄其口，他独不然。宗人死狱中，人或知其蒙冤，每惧峻法酷刑，畏言远祸，他“敢冒万死”〔53〕，上《申宗人冤狱书》，为其打抱不平。“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54〕其嫉恶如仇的侠肝义胆，于情可谓豪放仗义，于理亦显浩然正气。“持正论而不挠……而贼臣凶党，弗能加害，固有以服其心而夺其魄者，岂冒昧无择而身试虎吻哉”。〔55〕可见，《新唐书》论其“少威仪”，或失偏颇。侠之大者，正气在抱，则威仪其外。——为国利民守大义。因支持“武周”而上《大周授命颂》《为赤县父老劝封禅表》，拥戴武则天称帝，有人议其“贰臣”，訾其操守。其时，武则天当政，锐意改革，打击关陇士族集团，平民百姓更多受益；选贤任能，广开庶族文人入仕之路，陈子昂也得以凭科举授官。如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具体分析，不难发现，其拥武则天，或许有谋求仕途、施展抱负的意愿，但主流是拥护利国安民的施政改革。如从其仕宦生涯的角度具体考察，显而易见，在“武周”和“李唐”之间不模棱两可、左右逢迎；择拥“武周”，却又直陈为政之失，不一味阿附、违心顺从。因此，“贰臣”之议、“操守”之讥，显然有失公允。洗心守正义，立世或孤独。拂去历史的尘埃，凝视其茕茕的背影，可见取义舍利的果毅、“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56〕的刚直、“天下为公”的凛然大义。
坚贞有志气。“陈君道可以济天下，而命不通于天下；才可以致尧舜，而运不合于尧舜”。〔57〕陈子昂失意当时，惜乎壮志难酬；传诵后世，贵能笃定其志。——志存高远常思振奋。“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58〕其仰慕鬼谷子“囊括经世道”“舒之弥宇宙” 〔59〕的雄才大略，不愿“空与麋鹿群”。〔60〕读书时便立下“以公济天下”〔61〕的大志。有生之年，或上书规劝，或诗文讽喻，锲而不舍表达自己的治世主张。数蒙召见，不曲意逢迎而邀宠幸；“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62〕，不为求闻达而改立场；“位下何足伤，所贵者圣贤”〔63〕，历任三职，遭贬两度，不为求苟安而弃坚守。最后，宁愿“归从海上鸥”〔64〕，辞官归乡，也不改弦易辙。——志循大道终能独善。痛苦始于思考，悲愤源于求索。其“幽居观大运”〔65〕，考察天人，上下求索天地之道、时运之道、治世之道、人生之道，饱尝了落落寡合之寂寞。经天纬地的大志，最终换得遗世孓立的孤独。但是，道阻且遥的严酷，未能终止其对“大道”的追寻，反而使其思考愈加深邃、悲天悯人之情更加浓郁。于是，幽州台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66〕面对悠远时间、广袤空间，他深深感同“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67〕的苦闷、“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68〕的愤懑。其所“见”所“念”所“涕”，以及喷薄于胸中的呐喊，岂止因于个人功业未就，或更源于报国安民的壮志未酬、壮心未已。匡时济世之愿，终如水月镜花。然而，稳如磐石的立场，九死不悔的坚守，于有识之士，又岂能或缺。
不屈有骨气。“恶凶险之类”“无邪佞之朋”“憎贪冒之党”“疾苟且之徒” 〔69〕，陈子昂高蹈豪迈，底蕴于骨气端直。——“事君端忠贞”〔70〕的耿介。正所谓公道于心，则骨必正、气必华、言必直。“拥武”而不为“武”所用，个中存因或在耿介端贞，不溢美，不讳疾。其力谏酷吏之害、穷兵之祸、佞佛之弊……无时不显“骨鲠”秉性。杜甫评价其“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71〕，而新旧唐书却言其“褊躁”，或许恰好证明了他不说违心话，不行苟且事，不做两面人。——“众趋明所避”〔72〕的方正。渴望仕途有所建树，但绝不“骄荣贵工巧，势利迭相干”。〔73〕倍感孤独无助，而又不党不群，打心眼里鄙视“市人矜巧智”“倾夺相夸侈”。〔74〕拥戴武则天，却与武三思、武攸宜等武氏权贵形同陌路；与酷吏来俊臣之流、宵小薛怀义之辈泾渭分明。“逶迤势已久，骨鲠道斯穷”〔75〕的现实，反而坚定了内心的坦荡，宁愿选择地位卑微，也不附势求荣，玷污骨子里的清高。——“此节无凋零”〔76〕的劲朗。“岁寒霜雪苦，含彩独青青……春木有荣歇，此节无凋零”。〔77〕正如其诗中的“修竹”，一生多“霜雪”，而大节无亏，风骨劲朗。居庙堂以“诤言”尽臣节，事父母以孝悌尽子节，重人品则“朋友笃信诚”“立身贵廉明”〔78〕，养官德则“从官重公慎”“理讼惟正直”〔79〕，至“纵横策已弃”“私有挂冠之意” 〔80〕，则独善其身养气节。为此，初唐至五代，其高尚气节广为颂扬。李白称其为“凤与麟” 〔81〕，杜甫称其为“哲匠”，白居易“每叹陈夫子，常嗟李谪仙”〔82〕，陆龟蒙盛赞“李杜气不易，孟陈节难移” 〔83〕，牛峤将陈子昂、杜甫称作“二贤” 〔84〕……北宋以后，才有“无节”“善谀”“不知礼义廉耻”之议。诚然，站在客观论人的角度，白璧有瑕，人无完美，存在不足未可避免；站在知世论人的角度，史实背景不可脱离，存在历史局限也是必然。但“无节”“善谀”之论仍可商榷。以近侍朝官身份，竟逝于县令冤狱，试使子昂果善于谀佞，又岂如是哉？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85〕诗家浩如烟海，名宦繁若星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86〕历史长河大浪淘沙，而陈子昂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因其诗文欤？因其忧国欤？因其气端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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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纯琳）
一、诗文革新之先驱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1〕针对六朝以来颓靡文风，陈子昂提出了“风骨”“兴寄”的主张，从立论和践行两个层面开一代诗风。杜甫盛赞“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2〕当世奉为“海内文宗”〔3〕，后人誉为“诗骨”。
秉扬弃而定方位。沿既有道路前行，平易却难致远。而另辟新径，须合理扬弃。“一代唐音起射洪”〔4〕，陈子昂开启唐代诗文革新帷幕，是历史选择的偶然，也是其知行合一、革故鼎新的必然。——以知识奠基。不回溯清源，难涤荡浊流。“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5〕；今作“不崇教义之本，偏尚淫丽之文”。〔6〕始于知之深切、识之准确，发于行之自觉。其历览丘坟群典，溯考诗歌流变，研摩汉魏诗作，甄较晋宋齐梁乃至时人作品。在反思历史中审视现实，秉承“兴寄”“风骨”之说，针砭“绮丽”“颓靡”之病，进而明晰了诗文革新“破”的“靶子”、“立”的方位。——以见识升华。稽古而不泥古，对传统文化之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实质是从深厚土壤汲取养分，为扬弃传统和改革现实蓄力。针对“风雅不作”的现状，倡导恢复汉魏风骨，“图正始之音……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7〕这种以继古为号、指向革新、破立并举的见识，与后来唐代古文运动异曲同工，具有推陈出新、革旧布新的实践意义。——以胆识行为。对于初唐诗文沿袭齐梁，形式绮靡、内容苍白、格调颓废、旨趣低俗的弊端，唐初魏征、王勃等曾予指陈，时人亦尝有挞伐。但如何“以风雅革浮侈”〔8〕，至陈子昂，始有一人振臂、群贤响应之举。其以“拔剑起蒿莱”〔9〕的胆识，棒喝“文章道弊五百年矣”〔10〕，力行“风骨”“兴寄”，引发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接踵而进，“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11〕，蔚成唐诗大观。能勾画革新线路，首肇新局，得益于见之广的眼界、识之深的智慧，更在其始终关注凝思史实，着力扬弃方位，于探寻中取舍，在继承中革新。
立风骨而开格局。“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12〕陈子昂对诗文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力倡继承“风骨”“兴寄”，力求拓展格局之宽，开唐音之雅正，启古文运动之前奏，为唐代诗文革新作了立论求索。“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13〕《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明晰而简炼地提出其诗文革新主张，从内容形式、艺术表达等方面阐述了诗歌的基本要求。以“骨气端翔”确立诗歌的内在精神，要结言端直，言之有物；意气端爽，阳刚劲健，有飞动之势。以“音情顿挫”阐释诗歌的艺术特征，音节抑扬顿挫，情感波澜起伏，声情并茂。以“光英朗练”展示诗歌的表达手段，強调文辞光彩、明朗皎洁，文质交融、相得益彰。以“有金石声”构建诗歌的审美标准，规避“诗缘情而绮靡”，体现铿锵有力、振聋发聩的效果。“尽扫六朝弊习，譬犹砥柱矻立于万顷颓波之中”。〔14〕其“风骨”“兴寄”，从一般意义上的立论提倡，凝炼为具有引导作用的实践主张，别开生面，使唐诗格局顿宽；彪炳后世，让后来者争相师法，堪称由初唐转变到盛唐诗歌史上的里程碑。《新唐书》言：“唐兴，文章承徐、庾遗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子昂所论著，当世以为法”。〔15〕可见，高雅冲淡之音成为唐诗的主基调，风骨端直成为唐诗的新潮流，与其倡导之功不无关联。
继《骚》《雅》而探前路。“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16〕如果说《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战斗檄文，那么，陈子昂率行诗文革新，则有似开路先锋。——题材体例不拘一格。虽然今存诗文数量不多，但题材广泛，体例多样，精彩纷呈。五言古体、五言律诗多有佳作。书、表、碑文、志铭、奏疏、政论等散文亦有善可陈。其诗文或怀古讽今，或借物抒怀；或摹山水田园，或酬文朋诗侣；或着笔边塞，或感遇言志；或近情黎庶，或悲天悯人；或及烟霞老庄，或致方外佛陀，等等。——“风骨”“兴寄”一以贯之。其力倡“洗心饰视，发挥幽郁”，更厉行讽喻规劝、资治教化，不发绮靡之音，不遗脂粉之气，不做无病呻吟。揆其诗作，可见一斑：《苍苍丁零塞》《朝入云中郡》反映边戍和边民苦难；《圣人不利己》刺大兴土木建构庙宇的佞佛时弊；《贵人难得意》《翡翠巢南海》喻滥刑苛政；《逶迤势已久》述骨鲠之臣不逢明主的悲哀；《兰若生春夏》发宏图难展的感慨；《蓟丘览古》《登幽州台歌》抒孤独遗世、独立苍茫的落寞。尽管其诗作也有形象不够丰满、说教冲淡情感等不足，但不失其诗文革新先驱地位，无损于“才名括天地”〔17〕的称誉。严羽《沧浪诗话》论及唐诗，以其独树一帜，标为“陈拾遗体”。〔18〕
“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19〕诚然，其横扫艳丽纤弱、先行朴素雄健之举，不独气钟岷峨、秀毓巴水，在中国诗歌史上，亦当举足轻重、影响深远。
二、 忧国爱民之志士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20〕二十四岁入仕，三十八岁归梓，致仕于拾遗，竟寿于不惑，抱憾于“铭鼎功未立”。〔21〕然察其言，观其行，报国安民的初心，笃定端直的追求，令人景仰。
感时思报国。〔22〕陈子昂政绩不显，或有历史原因。但治世卓见，却有史为证，《资治通鉴》多处征引其奏疏政论。“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23〕的报国情怀，至今犹发人感喟。——位卑不忘忧国。纵观其仕宦生涯，始终身在下僚，但匡时济世的抱负、佐君报国的热忱，又岂能因其地位卑微而予忽略。既有“欲揭闻见，抗衡当代之士”〔24〕的慷慨，又有越职上奏的无畏。游学京师，以“草莽臣”身份，上《谏政理书》；进士及第，尚未除官，上《谏灵驾入京书》；授麟台正字，身居抄录图书的闲职，上《答制问事八条》《谏用刑书》等重要奏疏，提出“措刑”“任贤”“招谏”“息兵”“安宗子”等成套主张。从武攸宜北征，位列军中参谋，却每欲运筹，数上军略；不顾多病羸弱，请缨率一万甲兵为先锋，愿为边塞安定而冒锋镝。——困厄益坚爱国。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仕宦期间虽与“武周”集团的关注点多有难合之处，但他仍从久安邦国的视角，提出了“立明堂，兴太学”“安天下百姓，勿使疾苦”〔25〕，安恤天下士庶的治世谋略。两次从军，两次遭贬，两次下狱，个人际遇坎坷，爱国之情，虽遇困境而益坚贞。多次面圣，“愿上大臣书”〔26〕，结果是“奏闻辄罢”，但冰冷的社会现实没能冻结其心头热血，犹不断陈情献策。“坐缘逆党”入狱的打击，也没能动摇其爱国之心，出狱即自请“束身塞上”“效一卒之力”“绥服荒夷”。〔27〕随征契丹，“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28〕，请战未遂，仍“不识时务”，切言进谏，直至被贬为军曹。——进退唯念报国。“每在山谷，有愿朝廷”“虽身在江海，而心驰魏阙”。〔29〕无论身在朝堂，还是边陲，时常心系国家。从军远征、枕戈边塞，不忘思虑国家靖乱戍边之策，《谏曹仁师出军书》《上西蕃边州安危事》可为佐证。落第归乡、居家丁忧，仍在关注考察蜀川经济潜力，专程赴剑南了解铜矿开采可能性，并据此《上益国事》，提出采矿铸钱以补给军资。卸职归养、栖身田园，还忧史书芜杂，不利资治，乃粗立《后史记》纲纪，以至因“附会文法”获罪，冤死狱中。〔30〕“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31〕其一心系国，执念报国，最终功业不成，或因难合“主意”、不逢“圣贤”，或因书生意气、不切时宜，或因孤身奋发、不善合力。后人为其感叹，应是基于对其治世之才的广泛认可、报国之心的世代颂扬。
悠悠念群生。〔32〕 “万物之灵，莫大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于安人。” 〔33〕 “安人”，是陈子昂治世主张的核心。——心系百姓疾苦。饱含“圣人不利己，忧心在元元”〔34〕的同情，鼓呼“安民”。多次上书，建议“薄徭轻刑”“不应危刑，以失民望”。《谏灵驾入京书》认为高宗灵驾从洛阳返葬长安，贻误农时，影响民生，应就近安葬以免劳民伤财；《上蜀川安危事》对人民“失业”“逃亡”深表同情，愤慨指责“官人贪暴”“侵渔”“剥夺”百姓；《上军国利害事三条》提出“修文德，去刑罚，劝农桑，以息天下之人”〔35〕；《谏政理书》主张赈恤安抚鳏寡孤独等，促使“人得安其俗，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36〕——倡导各族繁荣。明确“制御戎狄，永安黎元”〔37〕的主张，强调“安边”。他两次参加唐军对西蕃、契丹的征战，亲身经历使其倍加同情戍边将士的遭遇，感同身受连年征战给边疆各族人民带来的苦痛。为此，先后上《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上西蕃边州安危事》《谏雅州讨生羌书》《上军国机要事》《上益国事》等，强调大国自谨、息兵止战，倡导“各族共欣荣，黎民方安然”。〔38〕这种与邻国和少数民族友好相处、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主张，具有突破时代局限的意义。——力促宗室安宁。洞察“天下士庶，思愿安宁”〔39〕的现实，呼吁“安士”。针对李唐宗室或遭诛杀，或被流亡，或遭监禁，惶惶不可终日的现状，直谏武则天安抚宗室、明讼恤狱，终止设铜匦、广开告密之门等做法。并以诗讽喻，“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麑翁。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40〕其从“安宗室”的角度出发，劝谏当政者戒薄情、滥杀，改善士不自安的现状，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
初心终不渝。陈子昂虽仕途艰难，但忧国爱民的笃定和坚守，却为其短暂生涯赋予了久远内涵。——执着于始终。以平生所学实现“成千岁之业，立万代之规”〔41〕的抱负，贯穿其仕途始终。他还是“草莽之臣”，便时常上书言政；表乞罢职归乡之际，犹上《上蜀川安危事》，“以义补国”。〔42〕从“方谒明天子，清宴奉良筹。再取连城璧，三陟平津侯”〔43〕的雄心满怀，到“长鸣复谁闻”“时醉独未醒” 〔44〕的郁孤愤懑，毕生失意，四处碰壁，但自始至终能知而进言，力谏不止。——信守于挫折。屡次谏书针砭时弊、剖陈政见，往往石沉大海，有去无回。指责酷吏，言多切直，招致嫉恨，曾被构陷为“逆党”，几死狱中。言不为所用，人常遭其损，身心俱受创伤。尽管认清了“江海事多违”“贤圣不相逢”〔45〕的严酷现实，依然故我，信守初衷，近乎固执地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坦然于生死。“危言正色，抗议直辞，赴汤镬而不回，至诛夷而不悔……实以为杀身之害小，存国之利大。” 〔46〕其言也凿凿，心也切切，行也孜孜。作为谏官，其建言献策，往往不为自身进退而權衡得失，为利天下而不避趋个人祸福。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有此置生死于度外的襟怀，故能直陈治世利害而无禁忌，对于当时讳莫如深的李唐宗室、威权酷刑等，常“不惮死亡之诛以极谏”。〔47〕其“少学纵横术” 〔48〕，但入世不取纵横家的权变，“宁随当代子，倾侧且沉浮” 〔49〕，终因坚守内心方正，了无圆滑世故行迹，故于生死也坦然。
诚如王夫之所说“非但文士之选也，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颉颃姚崇，以为大臣可矣”。〔50〕其生逢上承“贞观”、下启“开元”的盛世，惜乎不能“尽其才”，仕途政绩，不可与一代名相马周、姚崇同日而语。但是，若不以结局论英雄，其忧国之心、爱民之忱、治世之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担当，又岂能以仕宦品位衡量？
三、骨正气端之贤哲
诗作不多而绝唱千古，仕途不达而蜚声后世。倡导诗文革新，则横扫颓废而开一代新风；经历宦海沉浮，则立定脚跟而不左右摇摆；致力修齐治平，则集义气、志气、骨气为一体。以此而论，陈子昂不愧贤哲。
凛然有义气。承继家传纵横、墨家影响，兼得道、释濡染，深受儒家熏陶，陈子昂的豪侠、忠义之气，修养在心，焕发于行。——不平则鸣显侠义。“始以豪家子，驰侠使气”〔51〕“尚气诀，弋博自如”〔52〕，他面对不平之事，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侠果敢。友人乔知之被武氏当权者迫害致死，知情者多三缄其口，他独不然。宗人死狱中，人或知其蒙冤，每惧峻法酷刑，畏言远祸，他“敢冒万死”〔53〕，上《申宗人冤狱书》，为其打抱不平。“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54〕其嫉恶如仇的侠肝义胆，于情可谓豪放仗义，于理亦显浩然正气。“持正论而不挠……而贼臣凶党，弗能加害，固有以服其心而夺其魄者，岂冒昧无择而身试虎吻哉”。〔55〕可见，《新唐书》论其“少威仪”，或失偏颇。侠之大者，正气在抱，则威仪其外。——为国利民守大义。因支持“武周”而上《大周授命颂》《为赤县父老劝封禅表》，拥戴武则天称帝，有人议其“贰臣”，訾其操守。其时，武则天当政，锐意改革，打击关陇士族集团，平民百姓更多受益；选贤任能，广开庶族文人入仕之路，陈子昂也得以凭科举授官。如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具体分析，不难发现，其拥武则天，或许有谋求仕途、施展抱负的意愿，但主流是拥护利国安民的施政改革。如从其仕宦生涯的角度具体考察，显而易见，在“武周”和“李唐”之间不模棱两可、左右逢迎；择拥“武周”，却又直陈为政之失，不一味阿附、违心顺从。因此，“贰臣”之议、“操守”之讥，显然有失公允。洗心守正义，立世或孤独。拂去历史的尘埃，凝视其茕茕的背影，可见取义舍利的果毅、“以私义而害公法，仁者不为”〔56〕的刚直、“天下为公”的凛然大义。
坚贞有志气。“陈君道可以济天下，而命不通于天下；才可以致尧舜，而运不合于尧舜”。〔57〕陈子昂失意当时，惜乎壮志难酬；传诵后世，贵能笃定其志。——志存高远常思振奋。“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58〕其仰慕鬼谷子“囊括经世道”“舒之弥宇宙” 〔59〕的雄才大略，不愿“空与麋鹿群”。〔60〕读书时便立下“以公济天下”〔61〕的大志。有生之年，或上书规劝，或诗文讽喻，锲而不舍表达自己的治世主张。数蒙召见，不曲意逢迎而邀宠幸；“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62〕，不为求闻达而改立场；“位下何足伤，所贵者圣贤”〔63〕，历任三职，遭贬两度，不为求苟安而弃坚守。最后，宁愿“归从海上鸥”〔64〕，辞官归乡，也不改弦易辙。——志循大道终能独善。痛苦始于思考，悲愤源于求索。其“幽居观大运”〔65〕，考察天人，上下求索天地之道、时运之道、治世之道、人生之道，饱尝了落落寡合之寂寞。经天纬地的大志，最终换得遗世孓立的孤独。但是，道阻且遥的严酷，未能终止其对“大道”的追寻，反而使其思考愈加深邃、悲天悯人之情更加浓郁。于是，幽州台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66〕面对悠远时间、广袤空间，他深深感同“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67〕的苦闷、“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68〕的愤懑。其所“见”所“念”所“涕”，以及喷薄于胸中的呐喊，岂止因于个人功业未就，或更源于报国安民的壮志未酬、壮心未已。匡时济世之愿，终如水月镜花。然而，稳如磐石的立场，九死不悔的坚守，于有识之士，又岂能或缺。
不屈有骨气。“恶凶险之类”“无邪佞之朋”“憎贪冒之党”“疾苟且之徒” 〔69〕，陈子昂高蹈豪迈，底蕴于骨气端直。——“事君端忠贞”〔70〕的耿介。正所谓公道于心，则骨必正、气必华、言必直。“拥武”而不为“武”所用，个中存因或在耿介端贞，不溢美，不讳疾。其力谏酷吏之害、穷兵之祸、佞佛之弊……无时不显“骨鲠”秉性。杜甫评价其“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71〕，而新旧唐书却言其“褊躁”，或许恰好证明了他不说违心话，不行苟且事，不做两面人。——“众趋明所避”〔72〕的方正。渴望仕途有所建树，但绝不“骄荣贵工巧，势利迭相干”。〔73〕倍感孤独无助，而又不党不群，打心眼里鄙视“市人矜巧智”“倾夺相夸侈”。〔74〕拥戴武则天，却与武三思、武攸宜等武氏权贵形同陌路；与酷吏来俊臣之流、宵小薛怀义之辈泾渭分明。“逶迤势已久，骨鲠道斯穷”〔75〕的现实，反而坚定了内心的坦荡，宁愿选择地位卑微，也不附势求荣，玷污骨子里的清高。——“此节无凋零”〔76〕的劲朗。“岁寒霜雪苦，含彩独青青……春木有荣歇，此节无凋零”。〔77〕正如其诗中的“修竹”，一生多“霜雪”，而大节无亏，风骨劲朗。居庙堂以“诤言”尽臣节，事父母以孝悌尽子节，重人品则“朋友笃信诚”“立身贵廉明”〔78〕，养官德则“从官重公慎”“理讼惟正直”〔79〕，至“纵横策已弃”“私有挂冠之意” 〔80〕，则独善其身养气节。为此，初唐至五代，其高尚气节广为颂扬。李白称其为“凤与麟” 〔81〕，杜甫称其为“哲匠”，白居易“每叹陈夫子，常嗟李谪仙”〔82〕，陆龟蒙盛赞“李杜气不易，孟陈节难移” 〔83〕，牛峤将陈子昂、杜甫称作“二贤” 〔84〕……北宋以后，才有“无节”“善谀”“不知礼义廉耻”之议。诚然，站在客观论人的角度，白璧有瑕，人无完美，存在不足未可避免；站在知世论人的角度，史实背景不可脱离，存在历史局限也是必然。但“无节”“善谀”之论仍可商榷。以近侍朝官身份，竟逝于县令冤狱，试使子昂果善于谀佞，又岂如是哉？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85〕诗家浩如烟海，名宦繁若星辰，“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86〕历史长河大浪淘沙，而陈子昂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因其诗文欤？因其忧国欤？因其气端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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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纯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