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利益与道德认知对学前儿童社会决策的影响

    卞军凤 李亮 李芊维 燕良轼

    

    [摘 要] 个人利益与道德认知是影响儿童社会决策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从12所幼儿园随机选取179名4～6岁学前儿童作为被试，随机分配到四种实验情境，结果发现当只需要考虑个人利益时，儿童倾向于选择“好人”提供的较多物质利益;当只需要考虑道德因素时，儿童倾向于选择中性人物提供的较多物质利益;当个人利益与道德认知发生冲突，且个人利益是主要影响因素时，儿童倾向于选择中性人物提供的较多物质利益，而非“好人”提供的较少物质利益;当个人利益与道德认知发生冲突，且道德认知是主要影响因素时，儿童倾向于选择中性人物提供的较少物质利益，而非“坏人”提供的较多物质利益。决策反应时间表明，随着个人利益与道德认知冲突程度的加剧，儿童的决策时间增加。儿童在决定是否接受“坏人”提供的较多物质利益时会产生强烈的内心冲突，所以决策时间最长。儿童在社会决策时既会考虑个人利益又会考虑他人的社会行为，相比对“好人”的单纯偏好，其对“坏人”形象及消极社会行为的认知加工更加复杂。

    [关键词] 个人利益;道德认知;社会决策

    一、问题提出

    社会决策（Social decision）是指在社会互动情境中，同时影响决策者和他人的决策。[1]社会情境中的决策常常需要决策者和另一个体产生互动，研究探讨儿童社会决策不仅可以描述和解释个体早期的社会行为，还有助于构建和完善儿童心理发展的发生机制。

    根据已有研究，个人利益与道德认知是影响儿童社会决策的两个重要因素。托马塞罗（Tomasello）指出，任何生物体都带有利己（proself）的特征，他们必须考虑自身的生存和福利。[2]有研究表明，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会表现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偏好，当儿童只考虑个人利益时，就会在物质利益驱使下倾向于依据利益大小做出决策。[3][4][5][6][7]也有研究发现多数儿童选择的是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而不是自我利益最大化。[8][9][10][11]在最后通牒博弈任务中，多数儿童提出的分配比例在45%至55%之间，反映了儿童“牺牲”自我利益来适应环境的社会策略。[12][13]综上，单一的追求自我利益偏好无法解释儿童的社会决策行为。而当儿童面临自我利益与道德准则冲突（不一致）时，行为决策变得更加复杂，儿童如何权衡自我利益，如何在两者中寻求平衡是社会决策的关键。

    学前期是个体社会决策形成的奠基时期，[14]也是儿童道德认知形成、道德行为发展的关键时期。[15]在儿童道德发展的研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道德认知发展的关注，最为成功和经典的研究来自皮亚杰以及受其影响的柯尔伯格等人。[16]对于儿童来说，在学会用语言表达之前，其主要通过观察个体如何对待他人的方式来做出判断。已有研究表明，从出生后的几个月开始，婴儿就更偏好喜欢那些帮助而不伤害自己的人;[17][18][19]且这种偏好普遍存在于个体发展的各个年龄阶段，[20][21][22]并突出表现为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倾向于用“好人”或“坏人”来判断他人。研究将儿童最初用来判断“好人”或“坏人”的认识标准称为早期儿童的道德考量因素。[23][24]研究发现，儿童自立行为发展水平是影响儿童道德考量因素的重要原因。[25]陈璟等指出，情境类型在儿童对行为者的道德判断及归因中产生重要影响，在不履行亲社会行为的情境中儿童的道德判断表现为责任定向归因，在反社会及反社会行为失败情境中则表现为弥补和掩饰定向归因，而在身体攻击和关系攻击情境中儿童能够做出恰当的道德判断。[26]早期儿童的道德考量是对道德规范中是非、对错、善恶、美丑等行为及其意义的理解和判断。而在道德认知发展早期，儿童则将是非、善恶、美丑等概念与具体事物、具体情境相联系，如根据个人对待他人的方式来对个人做出评价。[27]尽管已有研究表明，儿童倾向于根据一个人对待他人的方式来评价这个人，但是儿童对反社会行为（“坏人”）的谴责和对亲社会行为（“好人”）的认同之间的发展关系，以及两者表现的相对强度或程度等问题目前尚未有研究探讨并解决，本研究将对此做进一步探索。

    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在多种不同情境中违法者会激发儿童的厌恶感，且那些对他人表示不友善的人通常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社会同伴。[28][29][30]也有研究显示儿童（甚至是不满1周岁的婴儿）已表现出对“好人”的喜爱和偏好，他们会更加喜欢乐于助人的人而不是中性的人物。[31]但是对儿童的这两种心理趋势（认同亲社会行为和谴责反社会行为）的相对表现优势，目前尚缺乏清晰的验证和解释。尽管一些实验发现，儿童对违法者的厌恶程度超过了对行善者的偏好强度，儿童会对相对中性的人物形象给予帮助，而拒绝帮助坏人，但是他们选择帮助中性和友善的人物角色的比例几乎相当。[32]与此研究结果相一致，哈姆林（Hamlin）等人发现，3个月大的婴儿更喜欢中性特征的人物形象而不是坏人形象，但对中性和友善者表现出同样的喜好。[33]然而，也有研究提出，在一些情况下，儿童对“好”的认同会掩盖对“坏”的谴责。例如，相对于对“坏”的行为实施惩罚，儿童更加偏向于对“好”的行为进行奖励。[34][35]最近的研究发现，当儿童处在与“坏人”的互动情境中，他们会选择接受物质利益上的牺牲，接受较少的物质利益——但仅在一定程度范围内。[36]此时儿童拒绝了“坏人”所提供的两张贴纸（较多的物质利益），接受了“好人”的一张贴纸（较少的物质利益），但是当“坏人”提供更多贴纸（更强的物质利益诱惑）的时候，儿童会倾向于接受他们的贴纸。因此，儿童在面对各种有冲突的条件时，在一定程度上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做决定。例如，如果“坏人”给的礼物够多，他们也有可能接受“坏人”的礼物。因此，在权衡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时，儿童似乎是根据成本效益分析来做出社会抉择。

    为了进一步揭示自我利益对儿童在两种心理与行为倾向（认同亲社会行为和谴责反社会行为）中社会决策的影响，本研究基于物质利益的条件，考察儿童对正面（积极）人物和反面（消极）人物的相对优势态度。当儿童体验到冲突和矛盾时，这些独特的物质利益欲望将如何影响其做出社会决策？借鉴塔西米（Tasimi）的研究范式，通过考察儿童在自我物质利益与道德要素相冲突情境下的决策，可以了解儿童的认知发展过程，进而探索儿童社会决策的内在原因。[37]具体来说，本研究旨在探索和了解儿童在面对不同的冲突选择时，如何优先考虑不同的因素。因此，研究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在不面临道德认知的冲突时，4～6岁儿童会根据个人利益决策;假设2，在不面临个人利益的冲突时，4～6岁儿童会根据道德认知决策;假设3，当面临个人利益和道德认知冲突，且其中个人利益起主导作用时，4～6岁儿童主要根据个人利益决策;假设4，当面临个人利益和道德认知冲突，且其中道德的认知起主导作用时，4～6岁儿童主要根据道德认知决策。此外，随着道德认知对个人利益造成冲突程度增加，儿童用于决策的时间会相应增加，[38][39]故研究中将儿童做出决策的时间作为衡量冲突的指标。对自我利益与道德认知之间权衡机制的探讨是研究者们理解儿童社会决策行为的重要基础，[40][41]探索这一情境下儿童的社会决策，将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儿童心理理论与实践，为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提供实证依据和支撑。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从湖南省长沙市、江苏省苏州市各选取6所幼儿园，随机抽取中班、大班儿童共179名随机分到4个实验组，男女生比例相当，且每个实验组有基本相同数量的中班儿童与大班儿童。具体来说，第一组被试共44人，其中男生24人，女生20人;第二组被试共42人，其中男生21人，女生21人;第三组被试共45人，其中男生25人，女生20人;第四组被试共48人，其中男生25人，女生23人。实验在各自幼儿园的一个安静的房间里单独施测。实验前和每位幼儿家长签订书面知情同意书且征得孩子们口头同意。

    （二）实验程序

    借鉴国外塔西米、约翰逊和韦恩等人的研究范式，[42]儿童被随机分配到第一组实验条件（好人给2面红旗/中性人物给1面红旗）、第二组实验条件（坏人给1面红旗/中性人物给2面红旗）、第三组实验条件（好人给1面红旗/中性人物给2面红旗）、第四组实验条件（中性人物给1面红旗/坏人给2面红旗）中。以第一组实验为例，实验程序如下：在儿童面前呈现两个孩子的照片，告诉被试儿童一张照片上的孩子名叫“安安”，然后在儿童面前评价“安安人很好，总是喜欢帮助别人（好人）”;而另一张照片上的孩子叫“明明”，给出的评语是“明明总是穿着鞋子（中性）”。再将两面红旗放到“安安”的照片前，将一面红旗放到“明明”照片前。询问儿童：“你想要谁的红旗呢？”在坏人角色实验条件下，坏人的角色描述为故意破坏规则，其评语为：“这是安安，安安总是爱捣乱。”实验中将这些红旗放在不同角色人物的照片前，代表他们向孩子们提供这些红旗。

    在所有的实验条件下，人物形象的性别、名字和被试性别、名字都进行匹配和平衡，具体如下：人物的名字被试事先均没有听说过;人物名字與实验条件进行顺序平衡。

    儿童的反应通过录像、录音记录下来，然后由两名助理根据不同实验和假设条件下的录像、录音结果对儿童做出抉择的时间进行编码。每次访谈结束，立即以毫秒为单位对儿童抉择时间进行编码，编码可靠性达到97.81%，抉择时间编码以平均值计算。

    三、结果与分析

    （一）决策结果

    在第一组实验条件下，儿童倾向于正面人物的2面“红旗”（44名儿童中43人选择了“好人”形象，1人选择了中性形象，二项分布检验，P<0.001），不存在年龄、性别显著差异。在第二组实验条件下，儿童倾向于中性人物的2面“红旗”（42名儿童都选择“中性”形象），不存在年龄、性别差异。在第三组实验条件下，绝大多数儿童选择了中性人物形象（45名儿童中有40名选择接受来自中性人物的2面“红旗”，5人选择来自好人形象的1面“红旗”，二项分布检验，P<0.001），且4～5岁儿童在决策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二项分布检验，P<0.01），5～6岁儿童在决策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二项分布检验，P=0.361）。在第四组实验条件下，多数儿童选择接受中性人物形象的1面红旗（48名儿童中有34名选择接受来自中性形象的1面“红旗”，12人选择来自坏人形象的2面“红旗”，二项分布检验，P=0.038），且4～5岁儿童在决策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二项分布检验，P<0.001），5～6岁儿童在决策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二项分布检验，P=0.211）。

    （二）决策时间

    在决策时间上，被试在第一组实验条件下的平均决策时间M=3.47秒，在第二组实验条件下的平均决策时间M=3.91秒，在第三组实验条件下的平均决策时间M=4.73秒，在第四组实验条件下的平均决策时间M=4.49秒。此外，以四种实验条件及被试年龄（4岁、5岁、6岁）作为自变量，决策时间作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实验组别主效应显著，F=6.21，P=0.02，ηp2=0.30;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儿童在四种实验条件下的决策时间差异极其显著，表现为随着实验情境和任务复杂化，儿童所需的决策时间逐渐增加，ts（179）=2.14～9.33，ps<0.001。被试年龄主效应显著，F=19.86，P<0.001，ηp2=0.11，多重比较发现，三组年龄儿童在决策时间上的结果差异性显著，表现为随着年龄增长，儿童所需的决策时间逐渐增加，ts（179）=0.14～8.11，ps<0.001。组别与年龄的交互作用显著，F=16.56，P<0.001，ηp2=0.35。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四组实验条件下，不同年龄儿童的决策时间均存在差异，方差分析结果分别为：F=15.6，F=18.74，F=22.13，F=25.98，P<0.001。多重比较表明，在每一组实验条件下，4岁、5岁、6岁三个年龄段儿童决策时间的两两比较结果的差异性均极其显著，检验结果分别为：ts （179）=6.23～20.43，ts（179）=3.19～21.98，ts（179）=7.87～28.55，ts（179）=6.63～31.77，ps<0.001。

    四、讨论

    首先，在决策结果上，研究显示，无论是低年龄还是高年龄儿童，在不面临冲突时，儿童会根据个人利益或道德认知的单一线索迅速决策：第一实验组多数儿童选择提供较多物质利益的“好人”;第二实验组大都选择了提供较多物质利益的中性人物，且在四组实验条件下，第一实验组的平均反应时间最短，其次是第二实验组的平均反应时间。而当面临个人利益与道德认知冲突时，4～6岁儿童已经能够同时考虑物质利益和道德认知这两方面因素：当个人利益是主要影响因素时，儿童更倾向于选择提供较多物质利益的中性人物，而非提供较少物质利益的“好人”;当道德认知是主要影响因素时，儿童则倾向于选择提供较少物质利益的中性人物，而非提供较多物质利益的“坏人”。

    该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一方面，理性经济人的理论充分解释了单纯的物质利益条件下儿童社会决策的偏好，即人们总是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43]另一方面，关系取向的人际互动原则则揭示了单纯道德认知线索条件下儿童社会决策的倾向，[44][45][46]即儿童总是将人、事、物分为“好的”或“坏的”，道德决策能够建立起稳定的社会关系、合理的伦理秩序以及长远的社会预期。以往研究也表明，相比积极信息，消极信息更能够激发个体的唤醒度和优势度，且这一结果在不同年龄段中普遍存在。[47][48]的确，人们对消极刺激的高度反应似乎在个体发展早期就已经显现出来，即使是3个月大的婴儿，在面对中性形象和坏人形象时也会更偏爱前者，但在好人形象和中性形象之间，却不会表现出任何偏爱。[49]当前研究揭示了个体早期这种对负面、消极事物厌恶加工的结果：它可以强大到足以引导儿童抵制利益的诱惑（第四组实验结果）。这也解释了在实验情境中，为什么当儿童意识到个人利益与道德认知冲突时，即便是4岁儿童都会倾向于放弃个人利益而根据道德认知来决策。同时，有研究也支持了早期儿童对道德行为的选择偏好，只是随着心理发展水平的提高，儿童的道德倾向从认识单纯的规则到真正意义的规则;[50][51][52]许晶通过“好孩子”的系列研究也证明早期儿童便开始习得“关系”的文化规范，这也是儿童适应和塑造道德世界的过程。[53]

    其次，在决策时间上的基本特点是，随着实验情境和任务复杂化，儿童所需的决策时间逐渐增加。儿童做社会决策时既考虑物质利益也考虑道德因素，且这种对物质利益与道德因素的整合加工不仅反映在他们的倾向性选择上，也体现在决策时间上。[54][55]本研究中，随着实验情境复杂化（道德认知与个人利益冲突凸显），被试的决策时间显著增加，尤其是当道德认知带来的冲突较为强烈时（第三实验组的平均反应时间显著高于第一实验组和第二实验组，第四实验组的平均反应时间最长）。具体说，一方面，在四组实验条件下，不同年龄儿童的决策时间均存在差异，这体现了心理发展水平对行为决策的影响。[56]另一方面，在三个年龄组中，儿童在四种实验条件下的决策时间存在显著差异，除了第一组和第二组实验情境下决策时间无显著差异，第三组和第四组实验情境下决策时间无显著差异，其他情境下两两比较结果的差异均极其显著。换言之，儿童的决策时间只在没有冲突和有冲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已有研究显示，冲突决策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儿童在冲突情境下认知加工变得更加复杂，进而决策时间更长。[57][58]有学者指出，不同人物形象影响儿童的决策时间，相比好人和中性形象，儿童认为坏人形象和中性形象之间的差别更大，需要更久的加工时长。[59]然而，也有研究解释，相对于好人/中性形象的条件，儿童在坏人/中性形象的条件下更容易产生混淆，[60]儿童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处理呈现出的不一致信息（坏人形象比中性形象更慷慨）。当然，在实验室以及現实生活中，儿童是否以及为什么要选择拒绝坏人形象可能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利益的性质和物质的数量，以及坏人形象和好人形象的性质，例如他们在哪些方面表现的坏或好，他们行为的极端程度等。[61]

    后续研究将进一步探讨儿童因为受道德认知影响而拒绝坏人形象的原因。我们推测其可能性有三：第一，厌恶，即儿童可能认为坏人是不受欢迎的人，因此愿意牺牲自我利益，拒绝他们的给予;第二，怀疑，即儿童可能会怀疑坏人的动机，他们可能会疑惑为什么这个人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坏，对我却表现得友善？第三，名誉管理，即儿童可能会担心自己因为接受了坏人的给予，而被他人批评或指责。鉴于以上不同的可能性，只有关注儿童自己的解释才能对他们选择的潜在原因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所选取的实验材料（红旗）属于社会奖赏，没有考虑其他奖赏类型（如经济奖赏）的作用结果。此外，未来研究可改进实验设计，如考虑二因素实验设计以进一步探索儿童个人利益与道德认知之间的交互影响。

    五、教育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本研究对家长和教师在儿童成长早期道德教育的建议如下。首先，家长和教师应重视、引导儿童早期的道德认知教育，关注儿童真实的道德生活情境，注重构建适应儿童的道德场域，并进行正确的道德认知和规范教育。其次，注重4岁乃至更早阶段儿童道德行为的示范与引导，发挥文化规范在儿童习得“关系”中的积极作用。再次，研究儿童对于自己以及他人如何对待坏人的做法有助于教育者和研究者了解在面对利益与价值冲突时儿童的社会决策以及早期个体是以何种方式解决其道德冲突。这将为开展儿童早期道德教育的最佳时机（关键期）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把握道德教育的关键期，及时、有效、科学地引导和促进儿童道德认知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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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luence of Self？鄄interest and Moral Cognition on Preschool Childrens Social Decision？鄄making

    Junfeng Bian，1，2，3 Liang Li，3 Qianwei Li，3 Liangshi Yan3

    （1School of Marxism of Changsh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Hunan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Changsha 410114 China; 2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3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interest and moral cognition on preschool childrens social decision？鄄making， the study selected 179 children aged 4～6 years and divided them into four experimental situations random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en only self？鄄interest was considered， children tended to select the offering of a do？鄄gooder over a neutral individual for more material benefits. When only moral factor was considered， children tended to select the offering of a neutral individual over a wrongdoer for more material benefits. When faced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self？鄄interest and moral cognition and moral cognition was not prominent， children tended to select the offering of a neutral individual over a do？鄄gooder for more material benefits. When faced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self？鄄interest and moral cognition and moral cognition was prominent， children tended to select the offering of a neutral individual over a wrongdoer for less material benefits. As the conflict between self？鄄interest and moral cognition intensified， childrens response times increased gradually. When moral cognition was prominent， childrens average response time was the longest. Compared with their pure preference for the image of a do？鄄gooder， childrens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the image of a wrongdoer and negative social behavior is more complex.

    Key words： self？鄄interest， moral cognition， social decision？鄄ma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