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江苏省工业调整述论
柳森
[摘要]1950年代后期“大跃进”后，一方面，江苏省工业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管理混乱，质量和效率低下，企业亏损严重；另一方面，江苏省农业连年减产，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根本无法支撑巨大的工业规模。1960年代初期，在国民经济调整中，中共江苏省委在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领导下，针对本省工业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灵活执行国家工业调整政策，采取了精减职工、缩短工业战线、调整工业布局、转变工业服务方向、清仓核资、恢复和重建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等措施，使被“大跃进”运动破坏的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江苏省工业调整是江苏省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江苏省国民经济的好转做出了巨大贡献，可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工业调整；江苏省；国民经济调整
[中图分类号]F429.1；K291；K27[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1.015
1950年代后期开展的“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6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国民经济调整，而工业调整是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直接以1960年代中国工业调整为研究对象的单项成果还很少见，相关成果都是中共党史或中国当代史研究成果的一个部分，主要涉及领导人层面、政策制定层面、会议层面，存在着上层研究多、下层研究少，政策制定过程和政策内容研究多、政策实施过程和绩效研究少，重复性研究多、创新性研究少等特点，特别是研究如何根据地方实际，因地制宜地灵活执行国家工业调整政策和政策实施效果的成果较少。本文基于大量档案资料，试图以江苏省工业调整为个案来展现这一历史事件，以期为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江苏省工业调整的缘起
“大跃进”给江苏省的工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大跃进”后，江苏省工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工业规模过大，工农业比例失调，工业内部比例失调
1958—1960年，江苏省地方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17.3亿元，为1953—1957年的14.8倍；从基本建设投资分配比重看，用于工业的投资从“一五”时期占总投资的35.71%上升到55.72%，而用于农业的投资由“一五”时期的33.88%下降到181%。与“一五”时期相比，江苏省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的工业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1.7%，为“一五”时期（10.6%）的3.9倍[1]；与1957年相比，1960年的工业总产值增加143.08%，农业总产值却下降255%。[2]1957年年底，江苏省有全民所有制企业 2 322 个，职工40万人（若包括基建、交通，则有56.9万），到1960年底全民所有制企业发展到 6 131 个，职工102.4万人（若包括基建、交通，则有131.3万人）。[3]1960年江苏省的重工业异军突起，产煤560万吨，比“大跃进”前增长190%；生铁、钢从无到有，生铁生产56万吨，钢生产18万吨，钢材生产9.7万吨；机床生产1.07万台，增长3.5倍；动力机械达到76万马力，增长5.9倍。[4]但人民需要的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大量下降。江苏省粮食总产量1957年为212亿斤，1960年为191亿斤，下降98%[5]；棉花产量从1957年的15.01万吨下降到1960年的12.43万吨，下降17.2%；油料作物产量由1957年的25.07万吨下降到1960年的13.18万吨，下降52.6%；生猪存栏数由1957年的829.56万头下降到1960年的513.80万头，下降381%。[6]（P6）1957年，苏州市日用轻工业主要产品品种共有457种，1959年第一季度正常生产的只占32.32%，生产时断时续的约占38.95%，停止生产的占28.23%。[7]
2.工业管理混乱，事故多发
在“大跃进”中，批判“一长制”“专家治厂”“白专道路”“计件工资”“经济核算”等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盲目追求高指标，层层加码，忽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各种蛮干层出不穷，原有的规章制度被破坏，工业管理混乱。江苏省重工业厅1959年的生产计划编了30次，1960年的生产计划到1960年12月31日才下达，以至于大家普遍反映：“一年计划计划一年，编计划变计划，边编边变。”据江苏省纺织工业厅反映：“现在下任务是翻一翻，统计资料凭主观要求匡一匡，根本没有科学根据，亦没有群众基础。”[8]由于管理混乱，工业事故增多。据江苏省委工业办公室统计，1960年7月上中旬，工业部门死亡人数达到18人（全省30人），超过了六月全月死亡人数17人（全省33人）；1960年7月16日，南京气体厂制氧车间由于储气袋进入过量氧气而引起爆炸，3个工人被炸伤，200平方米厂房全部被炸坏；1960年7月18日，南京钢铁厂吊运中的钢水包遇水爆炸，6人受伤（其中重伤2人），6天未能生产。1960年7月上旬，江苏省发生的煤矿事故达881次，7月中旬又发生影响生产时间半小时的事故782次；徐州煤矿由于事故多，7月中旬有38%的工作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9]
3.工业生产效率低下
1957年江苏省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 7 620 元，1961年下降为5 549元，大约下降266%；1957年江苏省煤炭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每工日生产0.948吨，1961年为0.461吨；1957年江苏省轻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6 606元，1960年为5 590元，1961年为4 500元。[10]据统计，全省工业1961年劳动生产率比1957年下降27.2%[11]。
4.产品质量下降
1956年江苏省保温瓶合格率为85%，1958年下降为73.98%，1959年又降为71.14%，1960年 1～4月份下降为69%；由于合格率降低，从1958年到1960年4月产出废品40万只。[12]无锡曙光五金厂生产的铁皮锁不用钥匙一拉就开，苏州市金星锁厂生产的锁一把钥匙可以开三千把锁，群众称为“君子锁”。[13]1957年江苏省煤炭含矸率0.4%，1962年为1.11%。[14]
5.企业亏损严重
1957年，江苏省地方全民所有制企业基本无亏损。1961年上半年，江苏省地方全民所有制企业出现亏损的有514个，亏损额3 214万元；1962年上半年出现亏损的有427个，亏损额2 654万元。1957年，江苏省工业总产值16.25亿元，利润1.3亿元，利润率为7.9%；1962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11.54亿元，利润5 629万元，利润率为4.9%。[15]综上，“大跃进”后，江苏省工业急需调整。
二、我国工业调整的四个阶段
江苏省工业的调整与全国国民经济的调整是同步的。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是统一中共高层对经济的认识，调整工农政策，降低工业指标，整合农、轻、重工业关系的过程。笔者根据中共高层对国民经济的认识转变过程、调整内容和调整进度，把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调整的酝酿时期（1960年下半年—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以前）
1960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危机已经显露出来。为了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俗称“下马会议”，重点讨论了国际共运和国内经济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和《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决定以后国民经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当时主持国家经济工作的陈云、李富春提出必须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方针（时称“八字方针”），标志着由全面跃进转向重点跃进。特别是1960年7月，苏联突然撤走专家和撕毁协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要炼“争气钢”，要争取生产2 000万吨钢，提前实现钢产量赶上英国的目标。[16]（P891-892）当时，中共高层对国民经济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1960年11月下旬，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召开，会议认为，“全国经济形势很好，但有困难，有比较严重的一个指头的问题”[17]（P183）。1960年12月，毛泽东认为，“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要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18]（P696）。当时，中央片面认为农业上有问题、工业上问题不大，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农业问题解决了，国民经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指望稍加调整后重新实现‘大跃进，这当然不能全面正视和彻底纠正了！”[16]（P883）这一时期，虽然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国民经济调整主要在农村，工业调整主要是下放工业企业私拉乱雇的劳动力，由全面跃进转向“保粮保钢”，把钢铁生产当作政治任务来抓，钢铁工业一马当先，工业其他方面的调整无从谈起。
2.全面调整的缓慢展开时期（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正式提出要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标志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正式开始。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等文件，对国民经济开始进行全面调整，工业开始缩短战线、减少投资等。1961年6月28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文件，并在1961年精减了城镇人口1 000万。之所以把这一时期称为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的缓慢展开时期，是因为国民经济调整虽已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国民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有些地方甚至还在恶化。中共高层“基本想法是工业生产维持和巩固住1960年‘大跃进的水平，农业上能有一定的增长，即放慢了工业建设速度，既不再‘大干快上，也不想后退”[19]（P397）。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要求生产粮食 4 100 亿斤、棉花3 200万担、钢1 900万吨、原煤436亿吨、发电量660亿度、铁路货运6.75亿吨、基本建设投资167亿元、大中型项目建设900个。这样的高指标是与1958、1959、1960年的高指标一脉相承的，是建立在1958年“粮食7 500亿斤”、“棉花 7 000 万担的农业特大丰收”的虚假基础上的（实际上1961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 950亿斤、棉花产量只有1 600万担[20]（P170））。农业无力支撑如此庞大的工业建设，这样的高指标根本无法完成。当时，中共高层对农业的好转想得过于简单，认为通过“十二条”“六十条”等农业调整政策的下达，农业很快就会好转，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由于认识上的限制，没有对工业生产、基本建设指标坚决削减，主要抓了恢复农业、调剂市场、精简职工等方面的调整工作”[20]（P86）。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调整的主要阵地在农业，工业调整效果不大，国民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3.调整的高潮时期（1962年“七千人大会”——1963年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大跃进”运动后，有些地方领导发现，谁听从中央调出了粮食，谁“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多，所以，之后谁也不愿意向中央调出粮食，造成1962年粮食征购无法完成。为了解决国家农产品的征购困难问题，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21]（P18），会议最初的主题是反对分散主义，加强农产品征购，但由于与会代表强烈要求中共中央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会议主题很快被改变，因此，“七千人大会”被开成了总结“大跃进”运动经验、教训和统一国民经济调整思想的会议。“七千人大会”只是统一了全党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想，未能对国民经济调整制定出具体的措施。1962年2月14日召开的“西楼会议”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把‘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涉及或未能展开讨论的问题讲透了，并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16]（P1047）。随后召开的几次国务院扩大会议，特别是陈云1962年2月26日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为国民经济调整指明了方向。1962年4月，国务院对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又重新做出调整，计划钢产量600万吨、原煤2.39亿吨、基本建设投资46亿元，充分认识到工业指标不坚决退下来，调整就无法进行，过高的工业指标经历了一年多时间终于被彻底降了下来。196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全国各地严格执行各项国民经济调整措施，并决定在1962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 1 000 万人，其中职工850万人。这样，到1963年7月，全国共减少近 2 000 万职工和2 600万城镇人口。[22]（P257）“五月会议”标志着国民经济调整真正进入了高潮时期。虽然毛泽东在1963年8～9月间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但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提出的政治运动不要影响国民经济调整的建议，国民经济受政治运动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统一了中共各级干部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思想，制定了积极调整措施，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终于退下来，进行了“伤筋动骨”的调整，既减“和尚”又拆“庙”，由原来的缓慢调整到主动、积极调整，调整的主要阵地也从农业转向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