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到银幕：《美丽佳人奥兰多》的先锋意识与性别诗学
曾庆涛 王春凤
电影《美丽佳人奥兰多》是由导演莎莉·波特根据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奥兰多》改编而成的。小说《奥兰多》讲述了主人公奥兰多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近400年的人生经历。奥兰多从男性到女性的生理性别的转变以及他自身对社会性别的重新认识、理解与融合，奥兰多最后成为一名20世纪的独立女性，从而实现了他的个体存在价值。伍尔夫在小说中不断进行她的“雌雄同体”[1]的理论建构，而对这一文本进行改编、导演的萨利·波特也在电影艺术中还原了伍尔夫关于女性主义理论的建构，同时也利用为电影艺术所独有的视听艺术手段表达出自己关于女性主义理论的理解。
一、从小说到电影：内部与外部的变异
由于小说与电影的叙事手段的不同，小说《奥兰多》与电影《奥兰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时间的把握。小说中的时间是以人物的心理时间的绵延为主，而电影中的时间则是凝聚在每一帧画面的时间之下。伍尔夫倡导一种心理真实，这与她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西方自文艺复兴起就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便贯彻在文学、科学等社会自然领域和精神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也带来了与自然相对立的地位的翻转，人不再将自然视为神秘性的超验世界或是给人以宗教安慰的神圣物体，反而认为自然应该为人类征服、服务。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人类的欲望愈发膨胀，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的残酷和人类的贪婪使得西方知识分子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信仰。
在这样的背景下，理性在外部世界的失败致使人向内反省，开始重视不为逻辑与理性所容纳的情感、幻想及冲动。“幻想”是《奥兰多》中重要的元素，其情节浪漫奇幻挑战了读者、观众对传记人物的认知;而奥兰多从男到女、从古至今的双重的穿越并不是模仿社会生活或仅是为了奇幻而奇幻的作品，而是表达了伍尔夫对这个时代的精神探索，因此她肯定的心理的真实，即是生命本身。[2]对生命本身的关注，使伍尔夫对个体心理的描述十分重视，通过叙述者的客观呈现来还原心理真实。伍尔夫的理论大部分来源于法国直觉主义的代表亨利·柏格森。在小说《奥兰多》中对时间有这样的描述：“时光尽管精确无比地创造了动植物的兴衰，对人的心智却没有同样简单的功效。此外，人的心智对时光的作用也同样奇特。一旦嵌入人的精神的奇异成分，一小时就可能拉长，甚至可能超出其时钟长度的50或100倍。另一方面，在人的心智的计时中，一小时又可能由一秒钟来精确表示。”[3]这种对时间的直观体验来自于对人类心理的真实刻画，在柏格森看来这种通过直觉体验到的时间即“心理時间”，对此他称之为“绵延”，绵延既不是同质的，又是不可分解的。它不是从运动中抽象出来的某一种属性，而是像河水一样川流不息，各阶段相互渗透，交融汇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永远处在变化中的运动过程。[4]如同柏格森关于数数的描述，数数时的绵延只有将数字放在空间中才能实现，心理时间也只能在具体的空间中才能具象化，将时间附着在具体的空间中，这就使得现实空间与心理时间绵延而带来的想象的空间得以共存。小说中的奥兰多在练习剑术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与他的祖先们所同样感受到的驰骋在非洲原野的狂野以及与摩尔人的残酷战争。
但对电影来说，时间不能像在小说文本中一样可以随着心理时间的绵延带来现实时空与心理时空的共存。电影画面只认唯一的一种时间，即“电影中的一切始终处于现在时”。[5]因此在电影中就不能同时展现奥兰多的心理时空与现实时空，为了符合电影的唯一时间，导演用画格连接画格的方式对小说时间进行了处理。导演将奥兰多近400年的人生经历，根据时间的顺序划分为7个主题，即死亡、爱、诗歌、政治、社交、性以及重生，将时间浓缩在每个主题中，也就是将时间附着在具体的空间中进行叙述，在不同时间阶段和主题下展现了奥兰多在人生不同阶段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在小说中，奥兰多为伊丽莎白女王呈上一只盛满玫瑰水的钵时是这样描写的：“他太腼腆了，以致除了女王伸入水中的那只戴着戒指的手，其他什么都没有看到，但这就足矣。那是一只让人难忘的手，瘦骨嶙峋，细长的手指佝曲着，好似王位上的宝球，又似象征王权的节杖。它是那么神经质、乖戾和病态，又是那么威严，稍稍一抬就会有人头落地。”[6]而在电影中，为了呈现女王的威严，女王在水钵里濯洗戴着各种戒指的手指便给了长达数秒钟的特写，电影艺术通过具体画面给观众以自由联想的空间，而小说中则是通过细腻的描述给读者创造出画面感。
电影中的时间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进行叙述，但电影叙事的基本单元就是画面，而画面就是一种完美的空间所指，人物情节的发展都需要在具体的空间中展现，这就使电影叙事的时间无论怎样进行，空间始终都与叙事时间完美相配。虽然在电影叙事时间中无法与小说中时间的任意流动性相比，但由于每一画面具有自身的时间属性这一特点，使得电影画面可以同时展示时空，而这在小说叙事中是无法做到的。在小说叙事中，对任何事件的描写都在时间的绵延中展开，不存在描述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但在电影叙事中，通过镜头语言的表现，可以在同一场景中对不同事物进行细节上的关注。在小说中，伍尔夫用细腻的笔调描写了一个长相秀气、身材秀美、沉浸在诗歌世界的青年，他穿过城堡，躲避各色人物才来到了属于自己的空间的大橡树下。而在电影的一开始，便展现了身材秀美的奥兰多站在大橡树下面读书的画面，镜头将画面焦点对准在奥兰多修长秀美的小腿上，镜头切换后又对奥兰多的面貌进行特写，在完成文本内容还原的同时，又兼具对象征奥兰多远离尘世的精神家园的大橡树这一景物进行叙述，电影叙事将人物形象特质与含有意象的景物放在同一画面中，进而放大人物特质。电影叙事将人物与环境描写结合在一起，完成了文本叙述中不能同时描述两件物体的任务，使人物特质与景物关系更加密切。
电影叙事中对时间的把握虽然不如文本叙述中的时间具有灵活性，但在导演的努力下，通过运用主题的形式来结构时间，弥补关于叙事时间灵活性的不足的同时，还放大了电影叙事的特色，将人物动作与景物描述同时进行，弥补了文本叙事描述的有限性。在电影的7个主题下，我们更能了解到每个阶段奥兰多所追求的人生意义。
二、电影叙事的先锋性探索
《美丽佳人奥兰多》在选材上就展现其先锋意识。作为一部具有浪漫传奇色彩的传记文学作品，《奥兰多》在文类上就难以进行归类，传记式的文体，浪漫奇幻的内容以及叙述者的客观叙述，使《奥兰多》这一文本本身就带有丰富的可阐释性。而运用电影艺术手段来将这一复杂的文本进行改编，可见导演选材的大胆与创新，因此如何将奇幻的色彩与客观陈述进行结合是电影改编所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首先，导演为了符合小说浪漫的奇幻色彩，在色调上选用了纯度较低、明度较暗的色相。奥兰多是英国贵族，为了符合他贵族的气质以及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的时代，电影在色彩上通常选用纯度较低的猩红色和金色以显示其尊贵的地位和所处的年代感。在电影叙事的发展中，奥兰多作为特使来到东方国家后，在荒凉的国土中只有奥兰多穿着一身红衣，显示其地位与文化上的差异。当奥兰多变成女性出现在18世纪，与其他文人出现在小沙龙时，奥兰多又身着淡绿色的蕾丝裙成为人群焦点，由于性别的转换她更能理解女性并与文人鄙视女性的浅陋观点进行辩驳，奥兰多出现在20世纪时，画面仍不是明亮的，导演仿佛在用晦暗的色调暗示奥兰多寻找生命的意义从来不是坦途。但在每一次奥兰多昏睡后的觉醒，画面是明亮的，色彩是柔和的，仿佛是奥兰多与过去种种的执着行为的某种言和，也是在表现伍尔夫对女性精神主体性的不断探求的过程。
其次，对于文本的意义的解读，导演莎莉·波特用自己独特的镜头语言进行了阐释。伍尔夫在《奥兰多》中的塑造中，不论是男性奥兰多还是女性奥兰多，他（她）都在寻找关于生命的意义，而这也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之后，伍尔夫身为一名女性作家在经历思想的不断发展后对个体主体性的思考与探求。而同样身为女性的导演莎莉·波特，更是运用电影叙事手段将伍尔夫关于主体性追寻这一贯穿整篇小说的意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小说文本中，伍尔夫始终以第三人称的作传者身份对奥兰多的一生进行叙述，在小说开头伍尔夫这样写道：“他，这自然就表明了他的性别，虽说其时的风气对此有所掩饰，正朝梁上悬下的一颗摩尔人的头颅劈刺过去。”[7]在电影中，莎莉·波特导演为了强调奥兰多对主体性的追寻，在电影旁白对奥兰多进行描述时，奥兰多突然面向镜头直视观众，他将“he”这一第三人称进行否认，进而强调自身的“I”，这是电影艺术对小说文本的先锋性改编。通过人物直视镜头与观众互动，从而加强观众对奥兰多这一人物个性的鲜明认识。奥兰多在出场不久就大声向观众宣告自己的主体身份，为他一生追求主体性精神奠定了基调。在电影中，无论是男性奥兰还是女性奥兰多都数次直视观众，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而从奥兰多的自白中观众也可以看到，由于性别转变给他带来看待周围事物的看法上的影响。
除此之外，导演经常运用特写镜头来表现人物特质。在小说中，奥兰多为伊丽莎白女王呈上洗手的水钵时，其视线只能看到女王威严的手指;而在电影中，通过先对女王戴着戒指威严的手指进行特写后，采用仰拍的手法，使观众从一个较低的位置抬头看见女王威严的面容。仰拍带来视角的抬高，使得观众犹如亲身面见女王，增加了女王的威严感。
小说《奥兰多》的奇幻色彩和客观叙述是电影改编的最大难题。在电影中，导演为了追求奇幻的气氛，先描绘出奥兰多穿着淡绿色的裙撑在花园迷宫里不断奔跑、逃离、寻找的画面，紧接着通过蒙太奇的手法，出现了身着黑色的裙撑奥兰多在草地上奔跑。通过镜头的拼接，观众可以体会到奥兰多在精神世界里的苦苦追寻，直到她摔在草地上恳求自然给予她精神上的慰藉。
最后，电影艺术不同于小说，不能将小说中方方面面都展现在电影里，因此作为导演和编剧的莎莉·波特对小说内容进行了选取，而这样的选择使得奥兰多一生更为连贯，使观众对奥兰多追求主体性的人生意义更加明晰。小说中的奥兰多是一个过于忧郁的文学青年，而在电影中，奥兰多的人生经历是被区分起来的，迷恋文学的奥兰多只作为在一个时期内奥兰多对诗歌的执着来表现，通过对奥兰多个性和不同人生阶段的区分表现，使得人物形象及其人生经历更为立体和清晰，这种直观表现是文本难以做到的，但电影又在一些细节上补充，对执着于写作的奥兰多是通过对厚厚一摞有有发黄的纸张和现代复印纸来表现的。
导演通过对电影画面、内容和镜头的调度，实现了对文本较高的还原度，也因其先锋性的改编，使电影并不比文本逊色，而是具备了自身的特点，运用电影艺术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可听可视的奥兰多的故事。
三、性别角色与社会身份的解构与重构
英国在女权运动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现代女权主义作家的伍尔夫，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后开始思考这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在吸取前人理论思想的同时，她在精神层面关注女性的主体性意识，并将这种思考带进自己的小说《奥兰多》。
伍尔夫想追求一种和谐，社会的和谐、两性的和谐以及生活的和谐，为了实现这种和谐，伍尔夫提出了她的“雌雄同体”理论，并在小说《奥兰多》中予以表现。在小说中，奥兰多出现时即是贵族子弟，颇得女王的赏识成为女王身边的红人，被女王赐予嘉德勋章。奥兰多凭借身份的高贵和财产的富有，在年轻时遵循男人的内心想法行事。他不顾婚约在身和俄罗斯大公的女儿谈情说爱成为宫中的丑闻，被女人抛弃后又投向文学世界，他一直在追寻。但是，当奧兰多在出使东方国家后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变成女性时，他对自身没有过多的怀疑也没有一丝慌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性别的转变。尽管奥兰多性别从男性变为女性带来生理性别上的转变，但奥兰多本人并没有任何变化，伍尔夫在此设置了奥兰多生理性别上的流动，解构了性别上的二元对立，用经历过两种性别生活的奥兰多继续阐释她的“雌雄同体”理论。
奥兰多变成女性后，首先面对的就是财产和地位上的变化。在奥兰多所处的时代，只有男性才能获得财产和爵位，身为女性的奥兰多曾经被赐予的财产要被剥夺，而她只有依靠父亲或者丈夫才能重新得到这些原本属于她的财富。奥兰多在出席文人沙龙时，遭遇到了文人的讽刺与冷遇，于是奥兰多开始追寻作为女性主体的生命意义。伍尔夫解构了奥兰多的男性性别，又建构起她的女性性别，但性别的转变带来的不光是生理上的改变，奥兰多的社会身份随之也发生改变。奥兰多经历了她身为男性时对女性的傲慢无礼和霸道，男性奥兰多在追求俄罗斯大公的女儿时，说道：“你属于我，因为我爱慕你。”当奥兰多变成女性时，同样也经历了哈利大公对她的这番表白。得到男性的爱慕就是一个女性存活于世的全部意义吗？奥兰多拒绝了，她开始建构作为女性自身的精神世界。伍尔夫通过设置了一个从前是男性后来转变为女性的人物，使这个个体能同时理解男性的心理和女性的处境，能更真切地寻找到身为人的全部生命意义。
在电影中，奥兰多的追寻通过主题上的划分更加明确，男性奥兰多追求一切的便利和女性奥兰多遭遇到的各种困境，通过电影画面使观众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而当电影最后奥兰多重回到她的精神家园大橡树下，看着自己的女儿拿着摄像机奔跑时，奥兰多终于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在大天使加百列的歌声中，表达了伍尔夫的“雌雄同体”理论：“我来了，来了！我最终而来，既非女也非男。你我合二而一，永不分开。”电影的主旨最后在大天使的歌声中得到了升华，使影片中奥兰多对和谐主题的追寻最后得到了提炼。
结语
伍尔夫的性别诗学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二元对立的，而应该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通过对女性主体性的强调，增加多元的看法与观点来平衡一元论的世界。导演莎莉·波特通过先锋性与继承性兼容的电影艺术手法展现了伍尔夫的“雌雄同体”理论，让观众通过电影画面更直观地感受到不同性别的立场、观点与生存困境，通过独特的电影艺术手法最终将这一奇幻的文学作品呈现为电影画面，给观众一个更加直观、立体的奥兰多。在经历过诸多苦难后，认识到世界不应该只有分裂与对抗，同时也需要更多元的存在模式这已经成为集体的共识。
参考文献：
[1][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芙随笔全集[M].石云龙，刘炳善，李寄，黄梅，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78.
[2][4]朱立元.西方当代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6，59.
[3][6][7][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M].林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53，6，1.
[5][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