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人的“方外”意识
董涛
提要：“方”字的本意是“并”，其字形似并在一起的两只船，字义可能由于测绘工具“矩”而引申为方形、方向。而“方内”和“方外”则是人们世界认知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所在。“鬼方”是商周时期对西北地区部落的称谓，这一称谓的意思应当是“众鬼聚居之地”，这多少与“方外”为鬼神居住之地的观念有关。先秦两汉时期对西北地方居住的部落的称谓还有昆夷、猃狁、獯鬻、匈奴，以及王莽改称的“降奴”等，而称谓的改变折射出的是时人对“方外”世界认知的转变过程。
关键词：方外；规矩；鬼方；降奴；北方；鬼物
一、“方”与“方外”
《说文解字?方部》：“方，并舟也，象两舟省总头形”，是说“方”为象形字，象两只并在一起的船。段玉裁也认为“并船”是“方”字的本意，后来引申为“比方”，如“子贡方人也”，又引申之为方圆，为方正，为方向。另外“方”字也假借为“旁”，意思是“大”；又假借为“甫”，例如“方之，方有之也”。1显然，许慎主要说的是“方”字字形的来源，却没有讨论字义的来源。段玉裁认为“方”的字义都来自于“引申”和“假借”。而在“方”字的诸多意涵中，方圆、方正、方向是大致相同的一组，本文要讨论的“方位”之“方”的意涵，就是从方圆、方正之方而来的，但问题是，“方”的这一字义究竟是如何引申而来的呢？
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无规矩不成方圆”的说法，例如《礼记?经解》说：“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2《韩非子?奸劫弑臣》说：“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3《吕氏春秋?自知》也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4而《周脾算经》引商高之言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所谓“方出于矩”，或可理解为“方”这种形状是由“矩”绘制的；然亦可理解为“方”是由两“矩”并在一起形成的图形。例如《周脾算经》提到矩的使用方式时就说：“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5所谓“合矩以为方”就是说将两件相同的矩合并在一起就可以得到方的形状。联系前引《说文解字》所谓“方，并舟也”的说法，方的“方形”意涵之由来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方外”语汇的所指应当就是来自于方形。尹湾汉墓出土简牍有“博局图”，图正中的方格内有相较余字为大的“方”字，1学者们自然将其同《西京杂记》卷四所载许博昌六博口诀联系起来。许氏口诀有两说，一说为“方畔揭道张，张畔揭道方。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一为“张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张。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口诀中的“方”指的应当就是图中的方格。黄儒宣曾将现在能见到的主要博局图进行了精致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只尹湾汉简书写有“方”字，但几乎所有的博局图中央都有一方格。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博局图来源于古人的宇宙观念。2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博局图中的“方”的含义，是否与方位有关呢？是否可以说，方框内部就是“方内”，而外部就是“方外”呢？应当来说这样的推测是可能的，这个图式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形象地认知先秦两汉人心目中“方内”和“方外”的相对位置关系。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当明其罪，能使信服之”。3从马融的说法可知，四裔在九州之外更远的地方；而贾逵的“去王城四千里”说可能来自于五服说，荒服距离王畿两千里到两千五百里，四裔当更在荒服之外了。另外，汉文帝在诏书中也将“方外”和“四荒之外”并称，但特指的是当时对汉王朝威胁最大的匈奴地区：“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4是知在文帝看来，无论是“方外”还是“四荒之外”，都是汉朝的“德”，或者说是行政统治无法顺利推行的地方。而之所以说“方外”不为人们真正所认知，是因为在人们意识中这些地方是鬼神物怪的居住地，相关问题在本文的第二节中将详细述及。5
还应当提及的是，在庄子“游方之外”的思想影响下，与“世俗”对立，产生了另外一个系统的“方外”。这一“方外”在魏晋南北朝以后具有更大的影响。例如，阮籍被认为是“方外之士”；6桓温说谢奕是他的“方外司马”。7再后来，遂以“方外之士”称呼和尚道士等出家之人，以“方外之交”称呼士人与和尚道士非世俗的往来。然细思庄子所谓的“游方之外”思想，与之相对的“世俗”应当就是前引博局图方框之内的世界，只不过庄子所向往的“方外”不是边远荒蛮之地，而是一个更为理想的世界。或许正因为这一理想世界与宗教结合，就有了魏晋之后的“方外”观念。而至于《周易?坤卦》所谓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1后来成为“圆内方外”的修身思想的“方外”，则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意思了。
二、“鬼方”称谓的思想背景
商周时人常以“某方”称居住在周边地区且与他们有所往来的部落，例如著名的“鬼方”，以及土方、吕方、苦方、龙方、马方、蜀方、盂方、羌方等。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中认为“鬼方之地，实由宗周之西而包其东北”，并详细论述道：“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猃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2王国维还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鬼方之名，原应作“畏方”，“畏”与“远”同意，汉人用隶书写定经籍时，改“畏方”为“鬼方”。按王氏的说法，“鬼方”是本名，又说“鬼”为“畏”为“远”，然细思之则可发现，当地人没有称呼自己为“远方”的道理，“鬼方”名应也是“中国人”所加的。而混夷、獯鬻、猃狁、胡、匈奴为本名的说法则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可能确实来自音译。3
而本文关心的是鬼方的“鬼”字究属何意。按照王国维的说法，此字原为“畏”字，意思是“远”；汉代人隶定为“鬼”字，然汉人用这样一个字描述历史上存在的民族的用意何在呢？本文推测这可能和留存在汉代人意识中的“方外”，尤其是西北方向为众鬼居住地有关。
在汉代早期的观念中，“冥界”思想尚未如后世那样定型，鬼不一定就生活在“黄泉”或者地下，后来盛极一时的“死人去泰山”的观念还只是在特定地域及人群中流行。而有一种冥界观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认为鬼生活在“四边之外”，例如王充在《论衡?订鬼》中说：
一曰：鬼者、物也，与人无异。天地之间，有鬼之物，常在四边之外，时往来中国，与人杂则，凶恶之类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见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鸟兽，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鸟兽者。故凶祸之家，或见蜚尸，或见走凶，或见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谓之鬼，或谓之凶，或谓之魅，或谓之魑，皆生存实有，非虚无象类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间家人且凶，见流光集其室，或见其形若鸟之状，时流人堂室，察其不谓若鸟兽矣。夫物有形则能食，能食则便利。便利有验，则形体有实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御魑魅。”《山海经》曰：“北方有鬼国。”4
王充所谓的“一曰”，是引述当时人的看法，则知此种看法在汉代也是颇流行的。但应当注意的是，王充在这里提到的“鬼”其实是“凶物”，而非人死为鬼之鬼。王充认为“凶物”同样为天地所生，就像有些人的模样和鸟兽类似，有些鸟兽也具有人的样子；具有人的形状的鸟兽有时被称为“鬼”，有时被称为“凶物”，有时也被称为“魑魅”，有实在的身体，或许也可以带来实在的伤害。1之所以强调“有形”，或者是要与当时更为普遍人死为鬼无形的认知作对比。不难想到，王充关于这类鬼物的思想来源应当就是《山海经》中的相关神话。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山海经》神话起源于西北地区，在战国两汉时代传播至楚地以及齐地东部沿海地区，其影响范围和深度实难断定，但为当时相当部分人接受应当是没有问题的。2
在王充为论证鬼物常在四边之外而举出的几条证据中，“投之四裔，以御魑魅”也见于《尚书》和《史记》，据《史记?五帝本纪》：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言语，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舜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3
大意是舜帝将有大恶的家族迁移流放到四裔之地，让他们抵御魑魅，这段文字背后当另有实际的政治寓意，此处不予深入讨论。而关于四裔之地前文已有论述，而这里的魑魅也就是鬼物，也就是说，或许在某一时段人们确实相信方外四裔生活着魑魅、鬼物，可能会对中原地区的人们带来某种威胁。4另外，《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回答楚庄王“问鼎”时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杜预正义云“百物”也就是“鬼神百物”。5到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提到这段话的时候将其转译为“夏禹之时，令远方图画山川奇异之物，使九州之牧贡金铸鼎以象之，令人知鬼神百物之形状而备之，故人入山林川泽，魑魅罔两莫能逢之。”6则知所谓魑魅，其实也就是鬼物，而这种观念对古人的思想中也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此外，《史记正义》引裴矩《西域记》描述当时人们对西北沙漠、戈壁地区印象的时候也提到了魑魅：“以其地道路恶，人畜即不约行，曾有人于碛内时闻人唤声，不见形，亦有歌哭声，数失人，瞬息之间不知所在，由此数有死亡。盖
魑魅魍魉也。”7知南北朝隋唐时代人们对“方外”的想象中仍有“鬼物”活动。至于《大唐西域记》“侈陈灵异”（四库提要语），乃至明清之后盛行于民间的《西游记》多神魔鬼怪，大抵都可视为这种“方外”意识的流变。
再者，《楚辞?招魂》有对四方恶劣环境的描述，也提到四方多有鬼怪，例如说东方有“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南方有“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西方有千里流沙，而且有“赤蚁若象，玄蜂若壶”；北方有“增冰峨峨，飞雪千里”，另外天上、地下也都有各种鬼怪。8《招魂》的本意是告知亡魂不要远走，而应该返回故居，并以“高堂邃宇”、“层台累榭”，以及“二八侍宿”、“九侯淑女”等相诱惑。这一仪式大概与《礼记》中记载的“复礼”有关，即在人死之后不久进行某些仪式请求人的魂魄归来，例如《礼记?礼运》说“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9宋玉的《招魂》大概与“皋！某复”的用意相同，只是描述多有夸张的成分，而这背后包含着人们对远方的恐惧情绪，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而在人们的意识中，“方外”之地尤其以西北方向最为险恶，例如前引《论衡》提到“北方有鬼国”，据《海内北经》载：“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贰负神在其东，为物人面蛇身”，此国的“物”具有人的面容但仅有一目，袁珂认为即《海外北经》的“一目国”，并且认为贰负神所杀死的窫窳也是“人面蛇身”，并推测两者均是天神。1
《论衡?订鬼》还引用了另外一段据说出自《山海经》的材料：“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2大致相同的记述也见于蔡邕《独断》及应劭《风俗通义》，3但不见于今本《山海经》，推测应属古本《山海经》轶文。王充说万鬼出入的鬼门在沧海之中，没有提及方位，而在《乱龙》中又说“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4则度朔山在东海之中，而山以“朔”为名，是地理位置在偏北方亦未可知。而鬼门在度朔山的东北方，后世之风水学中也以东北为鬼门，两者恐怕并非仅仅是巧合。
另外，《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带来旱灾的鬼神“女魃”就居住在北方：
有系昆之山者……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乱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5
从《山海经》以及《淮南子?地形》的相关记载来看，赤水是位于北方的一条河流，女魃则是被流放到赤水更北的地方。另外，驱逐女魃的咒语是“神北行”，也是请求她回归原本在北方的居所。
而史籍中也有关于人们死后头朝向北方的记载，例如《礼记?礼运》说：“死者北首，生者南乡。”《礼记?檀弓下》也说：“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6《孔子家语?问礼》也说：“故生者南向，死者北首，皆从其初也。”7然考古发掘的结果却证实此说可能未必，例如秦人的墓葬多西首，二里头墓葬虽朝北者多，然亦有相当一部分西首，而商王大墓的朝向也不一定。8所以“死者北首”很可能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是当时知识阶层出于某种理念所作的设计。但同时也不能否认，这种设计背后应当也包含着对北方为幽冥之地的认知。
再者，“九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意思是墓地，应当是当时人观念中的幽冥之界，《礼记?檀弓下》记载：“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同样在《檀弓下》又有“九京”之说：“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9“九京”被认为是“九原”之讹，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正是“九原”与“黄泉”结合，才有了后来“九1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11页。只是无论“人面一目”，还是“人面蛇身”，在《山海经》的诸多物怪之中并不能说有何特异之处，王充怕也只是以“鬼国”为例讨论“订鬼”的问题，这是我们不得不明确交代的。
2黄晖：《论衡校释》，第936页。
3《风俗通义》云：“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章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縳以苇索，执以食虎。”此《黄帝书》当是流行于东汉时期，与《山海经》类似的著作；而同样的内容王充以为出自《山海经》，《史记集解》认为出自《海外经》，未知孰是。
4黄晖：《论衡校释》，第699页。
5袁珂：《山海经校注》，第430页。
6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21，《礼运第九?礼运》，第1415页；《礼记正义》卷9，《檀弓下第四?檀弓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302页。
7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27页。
8 相关考古报道见社科院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周原博物馆：《周原遗址刘家墓地西周墓葬的清理》，《文博》，2007年4期；周原博物馆：《1996年扶风黄堆老堡子西周墓清理简报》，《文物》，2005年第4期。宋镇豪认为墓葬朝向因地区性、群体性、族类，以及鬼魂的善恶而有所不同，见氏著：《中国上古时代的丧葬礼俗》，载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国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32—847页。
9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10，《檀弓下第四?檀弓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315、1316页。泉”的观念，同样指的是人死后要去的幽冥世界。1然而奇怪的是，最早赵国人在北方新占领的地区设郡，并称之为“九原”，此后秦人及西汉人又沿用旧称，这一称呼是否与当时人们北方为冥界的信仰有关，就不得而知了。2后来汉武帝似颇觉此名不雅，遂改“九原”为“五原”。3只是这种猜测是否能够成立，还需要更多史料的支撑。
至于将方外作为鬼物居住地，但是特别强调西、北方的原因，可能和太阳自东南升起，至西北落下有关。例如《楚辞?天问》就说“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王逸注释云“天之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也。”4太阳在西、北落下，是以在人们意识中这两个方位也就和黑暗联系起来。《庄子?逍遥游》里的“北冥”之说，怕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在阴阳观念盛行之后，鬼物属阴，自然就与这一方向搭配在一起。另外，西、北地区常有强梁的少数族部落崛起，对中原政权构成威胁，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恐慌和沉重的负担，恐怕也是人们刻意丑化这一地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从“鬼方”到“降奴”
——方外意识的转变
从整体上来看，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于“方外”保持着相当遥远的心理距离，并将其视为鬼魅物怪的居住地；尤其是对中原政权构成挑战的西、北地域，丑化多于理性认知。这种社会意识形成于十分久远的历史时期，并一直存留在人们心底深处，时时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认识的提升和交流的增多，人们的意识也在发生改变，尤其是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出于政治的需要开始更多理性地思考处理“方外”问题。汉代自文帝开始，试图将“德”散布到“方外”地区，例如汉文帝在与匈奴和亲的诏书中说：
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5在这段诏书中3次提到了“德”的问题，可见文帝的个人追求以及这一时代的政治风气，而所谓“远德”指的是将汉朝的“德”流布到边远之地，以感化那里的人们。虽然诏书中体现的文帝的“远德”追求只是为了粉饰被迫和亲的无奈之举，但这种理念却逐渐为后来者继承。至武帝时代，在国家实力增强的背景之下，人们对于“远德方外”的追求更为强烈，汉武帝在即位之后的第一次贤良对策中就向董仲舒提出了如何将“德”传播于“四海”和“方外”的问题：
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宓方外，延及群生？6
是知与文帝类似，汉武帝的行政的“大政方针”也在于“德润四海”、使汉的德泽“施宓方外”。而针对汉武帝的提问，董仲舒给出了“更化”的对策，认为遵循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就可以做到“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了。董仲舒强调统治者首先要做到自身“德”的强大，然后以之感化民众和“方外”，应当说这一思想符合儒家的一贯追求。7另外，董仲舒还主张“王者爱及四夷”，其实也是以“德”感化四夷的一种1 萧登福：《先秦两汉冥界及神仙思想探源》，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第21—22页。
2九原郡为赵国人所设置之材料见于《水经注》卷3，《河水》引《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矣”，也就是说早在秦人占领以前此地就被赵人称为“九原”。然《左传》中的“九原”原就在赵地，赵人恐怕是以旧地名称呼新地。相关研究可参见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河山集》（第7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6—384页；陈仓：《战国九原郡补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辑；另参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文史》，2006年1期。
3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载：“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9页）。
4 汪兴祖：《楚辞补注》，第93页。
5 司马迁：《史记》卷10，《文帝本纪》，第431页。
6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497页。有关董仲舒对策的年代可参见岳庆平：《董仲舒对策年代辨》，《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7有学者指出，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里吸收与发挥了黄老的“刑德”思想，主张两手并用，而已仁义教化为根本，见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99页；另见李玉洁：《董仲舒的德治思想》，《孔子研究》，2002年3期。
具体体现。1虽然汉武帝之后的对外政策，尤其是针对匈奴的政策并没有采用董仲舒的对策，但董仲舒思想却不乏追求者。盐铁会议中“文学”说：“春秋‘王者无敌。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车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泽。蛮、貊异国，重译自至。”2这种思想强调有德就可以感化蛮夷之国，应当就是董仲舒思想的延续。
另外，淮南王刘安也曾给武帝上书，对当时武帝经营南越的问题提出意见，其中也涉及了当时知识阶层对方外问题的看法。例如淮南王说：“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又说：
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蔬为囿，江海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3
刘安提到的“四海”、“九州”、“八蔬”、“江海”等都可以理解为方内，而南越则是所谓的“方外之地”，有关汉武帝时代早期人们心目中的方内和方外的地理位置，在这则上书中有着极好的说明。另外，刘安也强调对于方外之地应当采取“怀”的措施，也就是以德感化，这与董仲舒的思想极为类似。
然而，与要求以“德”感化“方外”不同的是，武帝时期的群臣要求“填抚方外”、“并方外”、“拒敌方外”的思想也十分强烈，也就是以武力对抗来自周边族群的挑战，而且整个汉武帝时代的“对外政策”也可以说是沿着这一思路在推进。武帝的“对外政策”，尤其是针对匈奴的军事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防御为主，是受到普遍肯定的，争议比较大的是武帝后期在西域和匈奴地区的军事活动。陈苏镇曾考察武帝后期对西域的政策，认为武帝的主要军事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效果，将汉朝拨乱反正的事业推向极盛之顶点。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就要实现对西域地区的控制，而要保证对西域各国的控制，保持西域道路的持久畅通，只有彻底征服匈奴一个办法，所以太初至政和年间对匈奴的用兵就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发动的。4这一看法是深为本文认同的。
然而随着商丘成、马通无功而返，李广利投降匈奴，武帝的这一战略目的并没有实现，而巫蛊之乱的严重后果也迫使武帝对以往的政策作出调整。但是此后由于匈奴内部的分裂及其他原因，汉对匈奴的实力对比逐渐发生转变，当然这一改变也影响着社会意识的变迁。在这一背景影响之下，王莽时代对于“方外”的思想更倾向于征服和吞灭，试图把周边不服从的地区全部纳入中央政府的实际统治范围。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王莽曾派遣五威将出巡四方：
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鷩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 5
王莽所谓的“四表”可以理解为当时能够抵达的四方的极致，包括了西汉及以前人们认知的“方外”，例如匈奴以及玄菟、乐浪、高句骊等。“化四表”或者说“光被四表”，是传说中三皇、帝尧、舜时代的丰功伟绩，王莽此举恐怕也有模仿上古帝王的含义在。但王莽的使者把方外地区的王改为侯，把玺改为章，显然有把这些地区真正纳入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的含义，比上古帝王应该是更加向前了一步，向着真正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目标前进了。
始建国前四年可以说是王莽事业达到顶峰的时期，班固评价他“志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是对王莽此时心态的极好描述。然此后不久，王莽对匈奴的政策遭受抵制，双方矛盾日益激化。而王莽似乎下定了决心以军事行动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于始建国二年（10年）十二月，“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随后开始对匈奴的军事征伐活动，并发布诏书说：“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四条，侵犯西域，延及边垂，为元元害，罪当夷灭。”1是知王莽的战略目标是“夷灭”匈奴。而把匈奴改为“降奴”，可以看作是王莽大规模更改变地名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一改变的思想背景应当是当时颇为盛行的压胜巫术，与之类似的还有改高句骊为“下句骊”等。而与更改其他地名不同的是，王莽最终目的是要将这匈奴和高句骊纳入自己帝国的版图之中。他所期待自己统治的“天下”包含了前代认知的“方外”地区，并不承认自己建立的帝国里还有不服从统治的地区。
实际上，自昭君出塞起，汉与匈奴有60多年的和平时期，史载“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2而随着交往的增加，西汉中后期的人们已经很少把“方外”当成是鬼物居住的地方，人们对当地的人群和政权都有了更多的了解，至元帝时期汉民中甚至出现了“匈奴中乐”的想法，汉人“越塞”进入匈奴地区生活可能已经比较普遍，所以王莽“四条”中第一条就是“中国人亡入匈奴者……皆不得受。”而汉人和匈奴人的结亲生子也是值得留意的现象。3再加上匈奴实力已不如先前强大，在这种情形之下，像王莽这样的帝王准备彻底消泯“方内”与“方外”的界限，真正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理想，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王莽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随之引起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作为中原地区的最高统治者，王莽试图消泯“方内”、“方外”的界限，并构建和平统一帝国的愿望和追求是不容忽视的。
四、结论
“方”的字形来源于并在一起的船，而字义来源于古老的绘图工具矩；而“方外”指的是中央政府统治无法抵达的地方。“鬼方”一词起源甚早，其最初之含义或许就是王国维所说的“远方”之意。但这个词被汉人隶定之后具有了“众鬼聚居之地”的意思，这与时人将“方外”尤其是西方和北方当作是幽冥之地的意识有关。若深入追究，可以发现这一观念可能来自太阳东南升、西北落的自然现象，当然也包含了中原地区人们对西、北方向强梁民族的恐惧印象。而随着汉代人对远方世界的探索的深入，人们对于“方外”的看法也经历了较大的转变，从最初的认作是鬼怪聚居之地而刻意丑化，到希望将王朝的“德”流布于斯，再到王莽时代的压胜与强服，其中折射的“方外”意识的转变，是关注先秦两汉问题不能不予以充分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