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出生前后父母婚姻关系质量变化对头胎儿童的影响

    吴梦希 魏军

    [摘 要] 二胎的出生是引起家庭结构变化的重要事件，头胎儿童在经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一些心理与行为上的变化甚至问题，其中父母婚姻关系质量在二胎出生前后的变化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家庭系统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作为家庭系统“基石”的父母婚姻关系质量在二胎出生前后会发生比头胎出生前后更为明显的下滑。这使父母不仅容易采取专制或放任等消极教养方式对待头胎儿童，而且会严重影响父母协同养育的质量。与此同时，父母婚姻关系质量的下滑还会产生“溢出效应”，导致亲子关系变差，对头胎儿童的情绪安全感产生消极影响，由此引发或加重头胎儿童心理与行为方面的问题。除了改善教养方式与策略外，父母需要重点考虑如何在二胎出生前后维持或改善婚姻关系质量，并对头胎儿童心理与行为变化保持必要关注，让头胎儿童充分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

    [关键词] 头胎儿童;婚姻关系;家庭系统

    自2016年我国“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以来，很多家庭选择生育二胎。[1]二胎的降生在为家庭带来喜悦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挑战，因为它往往会引起头胎儿童的一些心理与行为上的变化，其中一部分孩子甚至可能出现让父母倍感压力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因此，这一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2][3]头胎儿童由独生子女状态向同胞关系状态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些变化和问题往往并非由“二胎出生”这件事情本身直接导致，而可能是由与此相关的儿童、父母或家庭因素所引起，其中父母婚姻关系质量从二胎出生前到出生后（下文简称“二胎出生前后”）的变化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影响因素。[4]本文综合有关理论和国内外实证研究，概述了头胎儿童在二胎出生前后心理与行为的变化情况与可能原因，并基于家庭系统理论着重阐述二胎出生前后父母婚姻关系变化对头胎儿童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最后探讨了未来相关研究方向以及维持和改善二胎出生前后父母婚姻关系的策略。

    一、二胎出生前后头胎儿童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及其成因

    二胎子女的出生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往往伴随着家庭环境与家庭成员个体在二胎出生前后的显著变化。尤其对于处于儿童阶段的头胎子女来说，对同胞关系的适应过程通常伴随着心理与行为方面的诸多变化。[5]虽然有少数研究发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例如头胎儿童的自我照料技能（例如吃饭和穿衣）有所提高，[6]但是多项横跨二胎出生前后的纵向研究发现了不少消极变化，例如在二胎同胞出生后，头胎儿童的悲伤、焦虑等消极情绪有所增多，快乐等积极情绪相应减少;[7]他们哭泣或向父母抱怨的次数增多了，也出现了更多的攻击性问题行为，[8][9]这些消极变化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改善，会对头胎儿童的后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10]

    值得注意的是，头胎儿童的这些变化存在明显的个体间差异，并非所有头胎儿童在二胎出生后都会表现出心理或行为方面的问题。[11]可见，头胎儿童此类变化及问题的出现可能并非由“二胎出生”这件事情本身直接导致，分析研究引起此类个体差异的有关原因是当前此领域的热点。已有综述研究指出，[12]头胎儿童在二胎出生前后的心理与行为变化主要受到儿童个体和家庭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且以家庭影响为主。在儿童个体层面，儿童的气质类型具有影响作用，例如困难型气质的儿童在面对二胎同胞出生时容易表现出适应困难，产生社会退缩和睡眠困难现象;[13]在家庭层面，父母抚养子女的水平、父母的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家庭环境氛围等因素在二胎出生前后的变化均可能导致头胎儿童出现心理与行为方面的问题。有研究表明，在二胎出生前后，父母对头胎儿童的关注和回应以及一起玩耍的时间均有所减少，[14]父母与头胎儿童互动时的温情和情感支持也明显减弱，[15]而对头胎儿童的控制、管教和训斥则有所增多。[16]

    已有研究发现与家庭系统理论（Family System Theory）的观点较为一致，即家庭是一个有机、动态的系统，系统中的各因素相互影响。[17]儿童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并非独立事件，应置于整个家庭系统中看待：孩子的表现只是家庭的 “外显症状”，有时甚至是家庭问题的“替罪羊”，家庭系统的运作维持了孩子的“症状”，以使系统获得暂时的平衡。[18]其中，父母的婚姻关系作为家庭中的重要子系统，被称为家庭的“定海神针”或“基石”，是家庭系统中最基础和重要的一环。[19]婚姻关系的稳定有助于促进家庭中其他子系统（例如亲子关系）的平稳运行，且与儿童的情绪和适应能力密切相关。[20]已有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父母婚姻关系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父母教养子女的态度和方式、亲子关系的质量以及儿童的身心发展。[21]而且父母婚姻关系不管在头胎还是二胎出生前后都会经历显著的变化，进而对头胎儿童适应二胎同胞的到来产生潜在影响。[22]研究者们认为，家庭的阶段性转型（例如夫妻随着头胎儿童出生而转变为父母）是家庭发展中的重大压力事件，二胎儿童作为新成员加入家庭系统，对头胎儿童和父母来说都是不小的压力和挑战，这势必会打破原有系统的平衡，影响系统的基石——父母婚姻關系，进而影响其他子系统以及整个系统的运行状态。[23]因此，基于家庭系统观的视角，父母婚姻关系质量在二胎出生前后的变化可能是影响头胎儿童心理与行为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二胎出生前后父母婚姻关系质量的变化

    随着头胎儿童的降生，家庭中的夫妻开始扮演起父母的角色并承担起养育子女的责任，这一转变过程往往伴随着婚姻关系质量的持续下降，例如婚姻冲突增加，婚姻满意度和亲密度下降等，即使对婚姻关系相对满意的夫妻也是如此。[24]一项针对两百多对夫妻长达八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夫妻婚姻关系质量（包括关系满意度、沟通类型、冲突管理、关系信心等）总体上从怀孕期间到头胎儿童出生后一年内急剧下降，并且下降趋势一直持续到出生后第四年。[25]但这一婚姻质量变化趋势同样存在个体间差异，其中一部分夫妻的婚姻关系质量在产后并未下降甚至有所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引起婚姻关系质量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单包括养育新生儿所引起的身心疲劳，还包括产前婚姻质量、家务分工、产前家庭期望达成情况、婴儿个体特征等因素。[26]早期研究发现，父母婚姻关系在头胎儿童出生后便开始对其身心发展产生影响，例如婚姻冲突越多或对彼此越回避的父母，他们在子女出生后对其需求的回应就越不敏感，且夫妻婚姻关系质量从子女出生前直到出生后3～5年均与子女的安全感、依赖感和社会性显著相关。[27][28]

    此外，研究发现，父母婚姻关系质量总体上在二胎出生前后同样会发生下滑，甚至可能比头胎出生前后下滑得更明显。虽然头胎孩子到来后家庭中的婚姻冲突有所增加，然而大部分父母认为，婚姻关系真正遇到瓶颈是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的一段时间。[29]贝尔斯基（Belsky）等人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不管是一胎还是多胎夫妇在孩子降生后都普遍经历了婚姻满意度的下滑，但多胎夫妇在满意度的多个具体方面（如凝聚力、情感表达等）均低于一胎夫妇。他们又通过家庭观察进一步发现，多胎夫妇比一胎夫妇婚姻卷入度更低，彼此更少分享有关养育孩子的乐趣，与孩子互动也更少。除此之外，一胎父母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婚姻是“浪漫的”，而当第二个孩子降生后，他们更倾向于将婚姻描述为“合作关系”。[30]

    为何二胎降生对父母婚姻关系是一个重大挑战？首先，根据家庭系统理论，二胎儿童降生使家庭进入转型期，家庭将面临新增因素和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需要做出适应以维持新的平衡，而这一过程往往充满挑战。[31]其次，虽然夫妻养育头胎儿童的经验有助于他们为养育二胎做好准备，但是二胎降生后父母不单需要多养育一个孩子，还得处理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养育压力大幅增加，甚至可能超过头胎出生后增加的养育压力，进而导致夫妻双方对养育工作分配方面的不满更加突出，最终影响婚姻关系质量。[32]克里格（Krieg）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婚龄的影响后，二胎妈妈不但比一胎妈妈报告的婚姻积极因素更少，消极因素更多，而且不管在产前还是产后都对家务分配有更多不满。[33]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 “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观念，认为女性是照顾孩子的主力;而现代女性自我意识提升，追求男女平等和实现自我价值。如果二胎的到来使家庭养育压力剧增，而且夫妻双方未就家务分配进行妥善协商，则很容易激化夫妻矛盾，使婚姻满意度下降。除此之外，父母的情绪波动、家庭财政压力、时间精力的缺乏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头胎和二胎孩子出生后的父母婚姻关系质量。[34]

    三、二胎父母婚姻关系质量变化对头胎儿童的影响及其机制

    大量研究证实，父母婚姻关系质量与子女的各方面身心发展都有密切关联，不但会影响亲子关系、子女的同伴关系以及身体健康，[35][36]也会影响儿童学习、问题解决、社会交往等方面的能力，[37][38]而且父母婚姻关系不佳的儿童通常容易出现低自尊、抑郁、绝望等内化症状，[39][40]以及攻击行为等外化行为问题。[41]父母婚姻关系在头胎子女降生后已经经历过一次挑战，假如在没有调整好婚姻状况的情况下又迎接二胎降生，则可能导致婚姻关系持续恶化，使头胎儿童的心理与行为发展面临特别的风险，尤其对于本来就存在婚姻冲突的家庭中的头胎儿童而言。关于二胎出生后父母的婚姻关系质量变化如何影响头胎儿童的心理与行为发展，综合相关理论和以往研究，主要可以从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和儿童情绪安全感这三方面进行探讨。

    （一）父母教养方式

    在家庭系统中，父母婚姻关系质量下降会直接影响到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例如婚姻冲突的增多会导致父母的积极情绪减少以及消极情绪增加，在不良情绪状态下父母不但会减少对孩子积极、温暖的支持和回应，而且难以保持耐心与孩子沟通交流，特别是当面对孩子的行为问题时，更容易采取斥责、威胁、体罚等严厉的管教方式，[42]而这些都可能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造成不良影响。[43]一份基于39项研究的元分析报告指出，父母婚姻冲突越多，他们对子女的教养方式越消极，如提供更少的情感支持并采用更严苛的管控和惩罚手段。[44]卡诺伊（Kanoy）等人追踪了138对美国夫妻从头胎孩子出生前不久到出生后5年内的婚姻冲突和对子女进行体罚的情况，发现婚姻冲突总体上随着时间推移显著增多，与之相伴的是父母越多地使用体罚来管教子女。[45]另一项为期两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幼儿园儿童父母的婚姻冲突越严重，父亲（而非母亲）对子女的消极情绪就会越轻视或越多给予惩罚性的反应，这一趋势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加重。[46]王明珠等人通过对我国285名3～6岁幼儿家长的研究发现，婚姻冲突越多的家长表现出越多的专制型教养方式（如专断责罚与言语敌意）和越少的权威型教养方式（如温暖接纳与理解引导），[47]而大量研究已证实专制型教养方式相对于权威型教养方式对幼儿的心理与行为发展有诸多不良影响。[48][49]另一项针对我国488名幼儿及其家长的研究发现，父母婚姻质量越低，其越容易采用专制型和放任型等消极教养方式，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子女焦虑水平的升高。[50]二胎出生后，由于父母需要调配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照料新生儿，头胎儿童受到父母照顾和关爱的时间相比二胎出生前已经大幅减少，对父母的教养态度和方式上的变化也更为敏感，如果父母在二胎出生后采取更加消极的方式管教头胎儿童，将很可能引发或加重头胎儿童的心理与行为方面的问题。

    此外，二胎出生后，养育子女的任务和有关家务明显增多，同时照顾新生儿和头胎儿童对父母来说是不小的挑战，这就需要父母更好地相互协作来应对短时间内激增的养育压力。研究发现，父母的协同教养（Coparenting），即父母双方为履行父母责任并滿足孩子需求而共同协作来教导和养育孩子，对儿童的身心发展至关重要。[51]家庭系统观理论认为，父母婚姻关系是父母进行协同教养的基础。[52]婚姻质量好的父母往往能够在孩子出生后以建设性、支持性的方式积极协作，而婚姻关系若出现问题则容易影响到父母协同教养的质量。[53][54]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父母的婚姻关系质量通过协同养育情况影响儿童的心理与行为发展。[55][56][57]乐云英等人考察了164对夫妇的婚姻质量以及协同养育情况，结果发现，父母在产后6个月时的婚姻关系越好，3年后在协同教养方面的表现越积极。[58]两项横跨二胎出生前后（出生前三个月到出生后4～12个月）的追踪研究发现，二胎出生后短期内父母协同教养的冲突增加而合作减少，而且协同教养的质量还受到二胎子女气质类型的影响，即如果二胎子女具有困难型气质（表现为易怒、适应性差、迟钝等），则父母协同教养的质量在二胎出生后会明显下降，反之则协同教养质量保持稳定或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但婚姻满意度更高的父母在二胎出生后协同教养合作会有所增多。[59][60]可见，二胎的出生对父母的协同养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假如父母婚姻关系质量持续下滑，则可能无法在教养子女方面进行有效的协同合作，甚至可能采用更消极的教养方式，再加上头胎儿童在应对二胎出生这一家庭重大转变的过程中心理状态较为敏感，父母由婚姻关系导致的协同养育困难很容易对头胎儿童的身心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二）亲子关系

    家庭系统观认为家庭内部的各种人际关系，包括父母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同胞关系等是紧密关联的。[61]当家庭中的“定海神针”——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时，通常会产生“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即婚姻关系质量的变化会影响到家庭中的其他人际关系。[62][63]例如夫妻间的紧张关系、负面情绪和冲突矛盾往往会转移到亲子关系中，这可能是由于婚姻关系中经历的愤怒和冲突让父母变得易怒、失去耐心或情感上很疲惫，难以积极地与子女互动，敏感地回应子女的需求，导致亲子关系变差。[64]早期研究发现，从二胎出生前到出生后，母亲与头胎儿童进行互动时表现出更少的积极情感与更多的中性和消极情感。[65][66]大量研究证实，亲子关系是婚姻关系质量影响儿童早期心理与行为发展的重要途径。[67][68]贝尔斯基（Belsky）等人的一項研究追踪了从怀孕到头胎孩子出生后第三年父母婚姻关系变化与亲子互动关系情况，发现父母婚姻关系质量的变化可以正向预测母子互动和父子互动质量的变化，同样也可以预测孩子三岁时的社会性情感发展水平。[69]一项基于68个有关研究的元分析研究发现，婚姻关系质量与亲子关系质量存在稳定的中等程度正向关联，即家庭中父母婚姻关系越好则亲子关系也越好，婚姻关系越差则亲子关系也越差。[70]另一项为期5年的纵向研究发现，5至11岁儿童父母的长时间婚姻冲突会通过亲子冲突导致儿童出现内在情绪问题（如悲伤、焦虑、抑郁等）和外在行为问题（如欺凌行为、待人刻薄、容易发脾气等）。值得注意的是，溢出效应一般在父亲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即父亲比母亲更容易将婚姻关系中的情绪和行为迁移到亲子关系中。[71]李春凯等人基于近两万名中国儿童及其父母的面板数据分析同样发现，父母的婚姻关系可以通过亲子关系预测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72]如果父母婚姻关系由于二胎子女出生而持续恶化，则很有可能会通过影响亲子关系进而影响头胎子女的身心发展。

    当家庭出现某个新变化时，家庭内部的其他因素也会相应调整，使家庭保持相对的平衡。二胎到来后，如果父母的婚姻关系持续恶化，那么头胎儿童作为家中年龄更大的孩子，更有可能卷入到父母的冲突中，以维持家庭成员间关系的平衡。例如，有研究者提出婚姻关系与亲子关系间还可能存在补偿效应（Compensatory Effects），即父母为了补偿对婚姻的不满意而在亲子关系中倾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73]头胎儿童有可能和父母其中的一方形成某种联盟，反对另一方，以满足父母的情感需要。例如母亲因为照顾二胎子女身心俱疲，却长期得不到父亲的理解与支持，则可能试图从头胎孩子那里获得更多情感支持，并与孩子形成联盟关系来共同对抗父亲，但卷入父母间的婚姻冲突容易对儿童的心理发展产生不良影响。[74]

    （三）儿童情绪安全感

    戴维斯（Davies）和卡明斯（Cummings）在探讨父母婚姻关系对孩子的影响时，在依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情绪安全感（Emotional Security）”这一概念及相应理论，认为儿童有一种基本需要，即感受到家庭是一个温暖、安全、能满足自己需求的地方，而父母的婚姻关系质量会影响到儿童在多大程度上在家庭关系中感到安全，进而影响儿童的身心发展。[75]依恋理论认为亲子间的依恋关系通过孩子安全感的建立来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而情绪安全感理论将原来依恋理论中重点关注的亲子间一对一的二元关系，扩展到范围更大的家庭内部关系，认为儿童的情绪安全感源自亲子关系和父母婚姻关系的质量。[76]儿童早期从良好的父母婚姻关系和家庭氛围中感受到保护和安全，逐渐建立起情绪安全感，这将深刻影响他们后续的身心发展，包括管理和调节情绪的能力、与他人建立积极关系的能力和积极探索环境的能力等。[77]相反，父母婚姻关系若存在严重冲突或对立会使孩子在情绪上感到不安，进而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和行为发展，例如产生焦虑、抑郁、退缩、饮食失调、攻击行为等问题。[78][79][80]多项研究已证实，儿童情绪安全感是父母婚姻关系质量影响儿童心理与行为问题的重要机制。例如戴维斯（Davies）和卡明斯（Cummings）等人开展的两项研究追踪了数百位学前儿童和学龄青少年及其父母长达数年时间，发现父母关系不和与婚姻冲突可以显著预测不同年龄段子女的情绪安全感的降低，进而预测子女的内在心理问题和外在行为问题。[81][82]

    儿童情绪安全感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父母互动的情绪反应。当父母婚姻关系欠佳或发生冲突时，儿童的情绪警觉性和唤起度提升，体验到更多的悲伤、恐惧、愤怒等情绪。[83]虽然情绪的高敏感性和高唤起对孩子而言可能有短暂的适应性功能，孩子通过放大潜在威胁可以调动身体和心理资源以快速应对压力，但长此以往可能导致儿童出现心理和行为问题。研究发现，孩子由于父母不良婚姻关系导致的负面情绪唤起度越高，越可能发展出内化心理症状和外显行为问题。[84]儿童情绪安全感第二部分是儿童对父母互动的内部表征，即儿童如何看待和评估父母互动情况。在父母婚姻关系不良的家庭中，儿童在认知方面更可能将家庭看成一个不稳定、不安全、无法满足他们需求的地方。[85]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容易将父母冲突看作对他们自身和家庭关系的威胁：父母的婚姻冲突可能升级为暴力或导致离婚，并殃及父母和自己的关系等。[86]父母婚姻关系质量如果在二胎到来后持续下降，会增强头胎儿童的情绪敏感性以及负面情绪的唤起频次，促使他们将父母冲突视为对家庭的“威胁”，或是将父母在教养上对自己有意或无意的忽视解读为父母“不爱自己了”，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情绪唤起度和情绪调节异常，这种恶性循环会导致儿童一系列心理和行为问题。[87]情绪安全感的第三部分是儿童针对父母婚姻互动（尤其是婚姻冲突）的行为调节。当父母关系不和谐时，儿童会通过调节自己的行为来减少直面冲突场景所带来的压力，以维持情绪安全感。儿童的行为调节有多种类型，有的通过问题行为将父母的注意力从不良婚姻关系中转移开;有的直接“卷入”父母婚姻冲突，如安抚父母的情绪，或通过与父母其中一方结盟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试图“改善”父母关系;另一些则通过 “退缩”来回避父母冲突。[88]头胎儿童采取这些方式可以暂时性地减轻二胎同胞出生后父母关系恶化所产生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可能由此发展出不良的行为调节模式，例如长期使用回避的方式，或遇到压力时压抑情绪，导致抑郁等内化症状;而采用问题行为来转移父母注意力的做法有可能发展成外显行为问题。[89]

    四、总结与展望

    二胎的出生是引起家庭结构变化、重塑家庭成员关系的重要事件，头胎儿童在经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一些心理与行为上的变化甚至问题，有不同的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从个体和家庭层面对此进行解释，其中父母婚姻关系在二胎出生前后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90]结合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本文主要从家庭系统理论的视角聚焦探讨父母婚姻关系质量的变化及其对头胎儿童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及其机制。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婚姻关系质量在头胎或二胎孩子出生后均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91]而父母婚姻关系作为家庭系统中的“定海神针”，其变化容易产生“溢出效应”，可能会对父母的教养方式、亲子关系以及子女的情绪安全感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头胎儿童心理与行为的发展。换句话说，父母婚姻关系质量不单可能作为家庭背景因素调节二胎兒童个体特质对其身心发展的影响，婚姻关系质量的变化还可能是二胎出生事件对头胎儿童心理与行为影响的重要根源之一。[92]然而已有相关实证研究主要以西方家庭为研究对象，而且以关注头胎儿童出生前后婚姻关系质量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居多，有针对性地考察二胎出生前后婚姻关系质量变化对头胎儿童心理与行为的影响及其具体影响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针对中国本土二胎家庭的相关研究（尤其是追踪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在我国全面实施二胎政策的背景下，未来学前教育研究有待专门探索二胎出生前后中国父母婚姻关系变化情况，及其如何通过教养方式、亲子关系及情绪安全感等具体机制影响家庭中的头胎儿童的心理与行为发展，来为我国二胎家庭的子女养育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借鉴。

    针对二胎家庭中头胎子女的养育问题，由前文分析可以得出的启示是，父母首先需要在生育二胎前充分了解和意识到同时养育两个孩子的挑战性和困难程度以及生育二胎可能会对头胎子女带来的潜在影响，做好各方面的充足心理准备。其次，除了考虑具体的教养方式和策略，父母需要重点考虑如何在二胎出生前后维持或改善婚姻关系质量，为头胎和二胎孩子共同营造一个更安全、温馨、稳定的家庭氛围，并且警惕二胎出生可能会对婚姻关系质量造成的影响及其对头胎儿童心理与行为的连带影响。特别是在二胎出生前婚姻关系已经遇到挑战的夫妻，在二胎出生后婚姻关系质量很有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因而尤其需要在二胎出生前甚至计划要二胎前有意识地改善婚姻关系，例如通过提升沟通质量、增加相互支持和理解来调整好婚姻关系，为迎接二胎到来以及做好两个孩子的养育工作奠定良好基础。例如有多项干预研究发现，学习了解婚姻冲突行为的类型和影响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训练可以增加父母双方建设性冲突行为（如解决问题、相互支持）并减少破坏性冲突行为（如批评指责、隔离），从而改善父母教养方式并提升儿童的情绪安全感，最终减少子女的心理与行为问题（如减少抑郁、焦虑等内化症状和攻击行为等外显问题）。[93][94][95]此外，父母在二胎出生前后特别需要对养育任务和家务分配进行充分协商沟通，并且积极寻求家人在育儿方面的支持，以减少潜在的婚姻冲突和矛盾，维持有利于头胎儿童成长的和睦融洽的家庭氛围。[96]此外，父母在二胎出生前后应当对头胎儿童的心理与行为动态状况保持必要关注，努力避免因为照顾二胎子女而忽视了头胎儿童的身心发展，使头胎儿童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并未随着二胎同胞的到来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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