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文字学启示
张世超
提 要：本文根据已公布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材料探索了佚书《仓颉篇》秦汉间演变情况，讨论了秦始皇统一文字背景下的语言、文字问题及汉字在汉代形体发展的文化原因。
关键词：北大简；仓颉篇；书同文；隶书体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是2009年初接受捐赠而入藏北大的一批竹简，目前正在整理中。据介绍，此批竹简内容十分重要，可惜现在只公布了为数不多的一部分简的图片，我们仅能据已见到的材料进行一些讨论，鄙陋之处，在所难免，祈学界同仁指正。
《文物》2011年第6期上刊登有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文章《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下文简称《概说》），文中刊布了此批简中选自《仓颉篇》、《老子》、《周驯》、《赵正书》、《妄稽》、《反淫》、《荆决》、《雨书》、《医书》诸书中的28支简。嗣后，2012年9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墨迹选萃》（下文称《选萃》），后者放大制版，印刷较前者清晰，所刊出的28支简与前者相同。此外，还新公布了《老子》、《周驯》、《赵正书》、《妄稽》、《反淫》、《荆决》等书的篇题。《概说》简号1903者，《选萃》作1930；简号3910者，《选萃》作3190；简号2549者，《选萃》作2439，则明显是误植。看来，目前公布的零散材料，简号当以《概说》为准。201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内收竹书《老子》一种，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册完整公布的这批竹简材料。
一、关于《仓颉篇》
关于这批竹书的抄写时代，《概说》据一枚数术简上所记“孝景元年”及隶书书体推断，“这批竹简的抄写年代多数当在汉武帝时期，可能主要在武帝后期，下限应不晚于宣帝。”1此说是可信的。
对于北方匈奴的侵扰，汉初统治者除高祖曾率兵征伐过一次外，文、景二世均以和亲之手段安抚。武帝即位后，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征讨。元狩4年（前119年），大将军卫青率军出定襄，“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代二千余里”，“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2北大简《仓颉篇》简2469：“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胡无噍类，菹醢离异。”当即指此事。《居延汉简》（甲乙篇）9.1A+C+B：“汉兼天下，海内并厕，[胡无噍] 类，菹离异。”与此同出于武帝本的《仓颉篇》。1我们曾指出，《急就篇》中“贤圣并进，博士先生”源自武帝本《仓颉篇》，2而汉初本《仓颉篇》则作“[汉]兼天下，海内并厕，饬端修法，变……”见阜阳汉简《仓颉篇》。3而汉本《仓颉篇》“汉兼天下，海内并厕”一句应套改自“秦兼天下，海内并厕”。今以北大简2396简校之，知汉初《仓颉篇》“饬端修法”一句下当作“变大制裁”。“端”字用法具秦人语特点。4此二句当为秦《仓颉篇》原有之辞句。秦王政二十九年所立之罘刻石曰：
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燀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5
所谓“变大”，意为改变了“大矣哉”之宇内，所谓“制裁”，即指“普施明法，经纬天下”。
2008年8月甘肃永昌县水泉子M5汉墓出土的木简中有七言《仓颉篇》，从现存材料看，全篇都是在原有四言《仓颉篇》的基础上增加3字而成。当是开始进入七言诗时代的产物，在此之后，《急就篇》之类七言字书便出现了。其时代当在汉武帝之后，元帝、成帝之前。6
秦本《仓颉篇》迄今未见，推想此部分大抵不出泰山、峄山、琅琊台刻石赞颂秦王朝之辞。
二、“书同文字”与汉字的发展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中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7关于“书同文字”，《说文·叙》中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8“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即以秦文字统一全国的文字，这本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说文·叙》紧接此句云：“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9《汉书·艺文志》曰：“《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10学界一向以为古本的《仓颉篇》是用小篆写的。其实，从出土的文字材料看，从战国时期的秦国延至秦汉，一直是篆、隶二体文字并行的。虽然《说文·叙》有“秦书八体”之说，但当年通行的字体只是小篆和隶书。《仓颉》、《爰历》、《博学》三书的产生与秦统一文字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兼有识字教科书、规范字样双重功能的《仓颉篇》，自然应有篆、隶二种版本——《说文》、《汉书》是仅叙其篆文者而已。实际上，从文字的应用看，当年隶书本的《仓颉篇》应是更为流行的，迄今所见汉简中之《仓颉篇》皆为隶书抄写，正证明了这点。由此而衍生的“秦始皇以小篆统一文字”、“秦以隶书统一文字”之说，皆为偏颇之论。
2002年出土于湖南龙山里耶的简牍中，有一片木方，最早由张春龙先生在芝加哥大学顾立雅中心2008年10月召开的国际简帛论坛会议上公布，后刊于《简帛》第四辑。初次公布时，此木方被称为“8—455号”，后著录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编号为“8—461号”。今择其与本文有关的内容迻录于下：
诸官为秦尽更。故皇今更如此皇，故旦今更如此旦。曰产曰疾，曰曰荆。毋敢曰王父曰泰父，毋敢谓巫帝曰巫，毋敢曰猪曰彘。王马曰乘舆马。1
诚如研究者们的推断，此木方可能“是其一位书手的个人行为，将秦改制后的相关称谓汇于一牍以便记颂和查验，以免在抄写公文时触犯忌讳。”2“我们怀疑，木方的制作者是一位担任了秦吏的楚人，他不光对统一后的秦朝制度、称谓不熟悉，对官方规定的语言辞汇的正读也很不熟悉，需要‘恶补，因而制作了这样一块木方。”3秦始皇平定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确实进行了不少改制和更名的工作，例如“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更名民曰‘黔首。”4但如果认为木方上所记的语辞变化都是官方规定，甚至皇帝下诏通告天下的，显然不符合事实。秦王朝建立后，对于官署的设置，职官的称谓等只需延续战国时秦国的做法，一个楚国故吏而在秦王朝任职的人当然要熟悉、遵循秦的职官称谓，木方文“诸官为秦尽更”正是表明此意。与此同时，秦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以及高级官员都使用秦方言，他又必须理解并学会运用这些方言语汇。木方是他为适应新的政治形势而制作的自我提示版，唯其如此，有的地方简略到只需作者自己能看懂就行。例如“曰产曰疾，曰曰荆。”意思是官场上经常说“产”说“疾”，说“”说“荆”。
“产”作为“生”的同义词，表示人或动物的出生，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哀成叔鼎铭：“余郑邦之产，少去母父。”战国时，秦地以“产”表人之出生较为常见，如：李斯《谏逐客书》有“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云梦秦简《编年纪》有“正月，速产”、“十二月甲午鸡鸣时，喜产”、“十一年，十一月，获产”。秦统一后，官吏以“产”为官场常用词。大概正因如此，秦汉之际，“产”代替“生”的趋势越来越强。“牲畜”义战国时秦语似还作“生”，云梦秦简《日书》乙89简：“杀生（牲），必五生（牲）。”孔家坡汉简《日书》70简已作：“杀产，必五产。”此外，汉简中“产”又代替“生”有了“活的”、“生的”（与“熟”相对）之义。木方提示作者，现在官场上说“产”，不说“生”。
轻捷之义，楚人说“佻”，《离骚》：“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方言》十二：“佻，疾也。”木方提示作者，现在官场上说“疾”，不说“佻”。
“曰曰荆”相当于说“不说吴楚”，而说“荆”。5重点在“荆”的说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是秦特有的字体，石鼓文中有“”字，即以“”为基本声符。
下面说有关字形的两条提示。
第一条“故皇今更如此皇”，前一“皇”字作“”，意思是从前写作“”（从“自”）的字现在要写作“皇”（从“白”，不是黑白之“白”）。其实，现在所见秦汉文字中的“皇”字一般都从“白”，秦代偶有人写作从“自”的原因，可能是楚文字“皇”所从之“白”上部一竖往往加有短横饰笔作形，陵君豆“皇”字作，所从之“白”已很近于“自”了。6上部从“自”的“皇”很可能是楚地人学习秦文字后出现的异体。不管怎么说，秦代已有人将“皇”字写作从“自”了。《说文》正是选取了这秦汉文字中并不多见的“”作为“皇”字正篆。
第二条“故旦今更如此旦”，前一“旦”微有泐损，游逸飞先生认为与后一“旦”字没有不同之处，是不确切的。7前一“旦”字原应作“”，此写法直至西汉末年仍很流行。1“旦”字在睡虎地秦简中有两类写法：第一类作，强调“日”与“一”之相连，乃源自西周金文之构字之意，此种结构入秦汉后衍变出两种字形：一种即是上文说到的，另一种今见于北大简作（此体两汉时代文字中多见）。第二类作，为了书写方便，已放弃了“日”“一”相连的构字之意。与秦简相同的二类“旦”字形在汉初的马王堆帛书《出行占》中还可以见到。2《说文》选取后一类字形作为正篆，其实是不妥的。
就像木方所记的词语使用提示一样，有关字形书写的提示也仅是作者对于当时文字形体的认识，既非“书同文字的规定”，也非“秦政府推行”。有的所谓新字形其实是早已有之的；木方所谓不应再用的字形实际上秦汉时期一直在用。
秦统一以后的秦汉两代，汉字处在一种以战国秦系文字为基础的统一、规范进程中。推动这一进程发生的前提是秦汉时期大一统的政体。统一的王朝管理强调文字的规范，“书或不正，辄举劾之。”3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我们不能误认为当年就具有类似我们今天的文字规范手段和标准。今天我们规范文字的标准有二个：一是社会的约定俗成，也就是看别人是怎么写的、书报上是怎么印的；二是为了更加清晰、准确，制定标准字形表，例如1965年公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86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1988年公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以及2009年8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用规范汉字表》等。而秦汉时期的规范标准则仅有前者，即以社会上的约定俗成字形为准，或者说是看别人是怎么写的。如果我们把这一文化环境中发生的文字变化都归为“书同文字”的结果，就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
还有两个事例可以证明我们的推论。
1.合文，在睡虎地秦简中还见有不少的合文，如“大夫”、“之志”、“货贝”、“婺女”、“牵牛”、“蓦马”等。在秦及汉初的简帛文字中，这些合文大部分都分解了，唯有“大夫”作为合文还十分常见，直到西汉末的尹湾简里，才见到分解形式的“大夫”（YM6D1正、YM6D2反、YM6D3正）。如果是秦朝初年就进行了有计划的、细致到具体字词的规范，就不至于使“大夫”合文延用到那么晚才分解。
2.卄、卅、卌
在战国文字中，卄、卅、卌三字六国文字一般都加有重文号，秦文字则一般不加重文号。无论六国文字还是秦文字，都应分别读为“二十”、“三十”、“四十”，即读为二音节。4
《说文》：“卄，二十并也，古文省。”似许慎尚知“卄”可读为“二十”二音节。据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三“开业寺碑”条，“卄”读如“念”始见于宋代。是较晚的事情。宋版《说文》引《唐韵》“人汁切”，《广韵》“人执切”，与“入”同一小韵。这一读音实际上源于“二”“十”二字的相切，与“卅”读“苏沓切”源于“三”“十”之相切同理。这些读音显示出人为地将二音压缩为一音的痕迹。学界总结相关的文字材料，认为这些字有单音、双音两种读法。5其实，应解释为这些字由先秦的双音读规范为单音读。出土文献材料中最早之读为单音节之例，今见于北大简。《荆决》曰：
镌龟告筮，不如荆决。若阴若阳，若短若长，所卜毋方，所占毋良，必察以明。卅筭以卜，其事若吉若凶，唯筭所从。左手持书，右手操筭，必东面，用卅筭。分以为三分，其上分衡，中分从，下分衡。四四而除之，不盈者毋除。
句首“告”字整理者释“吉”，董珊先生改释为“告”，甚确。6“告筮”即行筮前之向神祷告。《仪礼·少牢馈食礼》：“遂述命曰：‘假尔大筮有常，孝孙某来日丁亥，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郑注：“述，循也。重以主人辞告筮也。”这是典籍所见之“告筮”。
整段简文有韵，阳、长、方、良、明，阳部韵；卜、凶、从，屋、东通韵；筭、面、筭，元部韵。前半段以四言为主，后半段以三言为主。出现二次的“卅”显然是读单音节的。
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卄卅卌”条：
今人书二十字为卄，三十字为卅，四十为卌，皆《说文》本字也……按秦始皇凡刻石颂德之辞，皆四字一句。《泰山辞》曰：“皇帝临位，二十有六年。”琅琊台颂曰：“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颂》曰：“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会稽颂》曰：“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此《史记》所载，每称年者，辄五字一句。尝得《泰山辞》石本，乃书为“卄有六年”，想其余皆如是，而太史公误易之，或后人传写之讹耳，其实四字句也。1
是则“卄、卅、卌”诸字秦代即有读为一音节者。
在里耶第六层出土的一枚木牍上记有九九表，以其中的“四五卄”、“五六卅”、“五八卌”与“二三而六”、“二四而八”、“二五而十”比较，可知前者中的“卄”、“卅”、“卌”应当读如“二十”、“三十”、“四十”等二音节。2由此可知，从秦至汉，“卄、卅、卌”等字一直有着单、双音节的二种读法。如果秦王朝对此有所规定，也不会出现这些歧异的读法。
秦汉之际的文字中，合文的分解，“卄”“卅”
“卌”等字改为单音读，都是由汉字极其普遍的一字一音现象类化推动而形成的自然规范。
三、“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与汉字的发展
《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这一举措大大地激发了读书人的读经热情，客观上促成了秦火之后的文化兴复。以儒学为主的古代典籍开始在九州大地广泛传播。以前我们不明白，汉字为什么至汉朝发展成了一种扁方体的隶书，现在可以从这一大的文化背景得到解释，并从北大汉简的字迹中得到证明。当人们传抄长篇的著作于竹简时，自然地要趋向于两种效果：简容字多与视觉清晰。因此，为适应传写长篇著作供人阅读的需要，在武帝朝以后的抄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扁平体的隶书。用这种字体抄书，同样长的一支竹简可以多容若干字，即使抄写同样的字数，读起来也令人感觉眉目疏朗，视觉清晰。用这种字体抄写的著作，我们早在五十多年前便于甘肃武威出土的《仪礼》简册中见到了。
下面作一些简单的比较：上博简《孔子论诗》简长55.5cm，平均容字55个；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与《秦律杂抄》简长均为27.5cm，《秦律十八种》平均容字37个，《秦律杂抄》平均容字29个，如果将其乘以2，则二书之简容字分别为74与58。而以这种扁方隶体书写的武威汉简《仪礼》与之基本等长的简，平均容字多者逹80或100。当然，由于抄手的习惯不同，字的疏密间距也有很大差别，仅以单简的容字量进行比较，效果不算明显。但如考虑到容字量和视觉清晰两方面因素，这种扁方体隶书的优势就十分明显了。
北大汉简的字体与秦及其前的古隶关系十分密切，这一点，从“左右”作（2148简）、“明”从“目”作（2427简）、“面”作（2594简）等字形看得很清楚。另一方面，书写者在字形上追求扁方的用意十分明显。例如：字所从之“艹”写作（2469简），每个“屮”字两侧的竖笔几乎压缩至无有；“屈”字作（3883简），所从之“出”字两侧竖笔亦近于无（23776简之“出”字同）；“之”字作（2172、5056简）、“生”字作（2311简）、“告”字作（2427简），都是同样道理。“告”字如不注意其中间竖笔，几乎与“吉”字全同，正因如此，原整理者将其误释为了“吉”；“岁”字作（3819简），上部所从“止”字的写法也表现出强烈的求扁倾向（《赵正书》篇题“正”字同）。
以秦简中之古隶与北大汉简中之隶书比较，秦简“失”字上部竖笔两侧由两斜笔相对，构成一个两端上翘的弧形，而在北大简隶书中已变为一平画，两端仅余顿笔。秦简“遠”字所从之“辵”，在北大简隶书中简化作形，置于字之左侧，使全字的结体呈扁平形。
一些字形的演变也于此找到了原因，例如处于字下部的“火”东汉碑刻文字中基本都变成了并列的四点，《反淫》中之“焦”字作（1599简），为了求扁，所从之“火”已与东汉隶书一样压为并列四点。《赵正书》有“然”字作（2376简），不仅所从之“火”，已简化为四点，而且置于右下角，将字变为整体的左右结构。
《说文》卷二有“”字，下附古文“”。卷八有“”，所从之“见”为“贝”之讹，学界已有共识。睡虎地秦简中偶见“见”字简写类似“贝”形者，但“见”“贝”二字基本上还是分得很清的。北大汉简文字中，为了压缩字的高度，由“见”构成的上下结构字，“见”字都被写得与“贝”形无别。如《反淫》“（霰）”字作（1599简）。大约汉代人见到“”字形，便认为上部所从本应是“见”，于是逆推复原，造出了“”字。
《说文》“春”字作（卷一），从艸从日，屯声，这一字形已经得到古文字材料的证明，春秋时期金文有与之完全同构之字，战国金文尚有省“艸”之“从日屯声”者，1然汉碑“春”字作2
字形的来源颇令人费解。今北大汉简《雨书》有“春”字作（2022、2411简），根据我们对此种字体的了解，可以将其结构分析为：从“艸”、 从“日”，“出”声。汉碑“春”字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演化的结果。睡虎地秦简中“春”字《日书》甲作（87简），字中所从之“”当是“艸”之异形。同简《日书》乙作（202简），则为省“艸”之“从日出声”者。古音“春”，昌母文部，“出”，昌母物部，声为同纽，韵为对转，自可以“出”为“春”之声符。《释名·释天》：“春，蠢也，动而生也。”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曰：“……苏舆曰：《玉烛宝典》引作‘春，蠢也，蠢动而生也……《尚书大传》，‘春，出也，万物之出也。春出双声，出亦生也。”3看来，训“春”为“出”是有其语源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