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外语教育现状比较及其对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启示
吴进善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教育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外语教育成果显著，但仍存在很多问题。通过回顾中美两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历程，从外语教育的政策与规划、课程标准和教育模式三个方面对中美两国外语教育现状进行比较发现：我国的外语教育存在政策研究不足、规划高度不够，课程标准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教育模式单一、教学方法过度西化等弊病。因此，应加强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研究，制定目标明确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加大外语课程标准改革力度，出台科学的、系统的《国家外语课程标准》；加速外语教学的本土化进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外语教育模式。
[关键词]外语教育改革；中美比较研究；教育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9.27；H08[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2.023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趋势对人类社会影响层面的扩张，国民的总体外语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其政治、经济、外交和国防安全，外语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战略意义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本土型国家”向“国际型国家”转变，逐渐提出了许多新的外语需求，外语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期[1]，外语教育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仍存在许多问题[2]。如何认清并逐步解决外语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外语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对中美两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历程作一回顾梳理，并从政策规划、课程标准和教育模式三个方面对中美两国外语教育现状进行比较，旨在学人之长、克己之短，以期为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一、中美两国外语教育发展回顾
从建国初期的“俄语热”到改革开放后的“英语热”，再到如今的“英语过热”质疑，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单一发展、逐步调整、文革受挫、稳定发展和创新发展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国初期至1958年，我国向苏联全面学习，全国“一边倒”地开展俄语教育[3]；第二阶段为1958—1966年，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开始有所调整，对英语和其他语种人才的培养逐步恢复；第三阶段为1966—1976年，“十年浩劫”使我国的外语教育受到重创，外语教学几乎停滞，直至1971年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后，我国的外语教育才逐步复苏[4]；第四阶段为1978年至20世纪末，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中国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在“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学习外语”方针的指导下，全国出现了学习外语的热潮，外语教育迎来了迅速恢复和稳定发展时期，外语在教育中的地位逐步得到提升，外语专业人才队伍空前壮大；第五阶段为21世纪初至今，中国的外语教育在进入鼎盛时期的同时，外语尤其是英语的大发展也引发了英语过热而汉语受到冷落、外语教育高投入低产出、“费时低效”[5]等诸多质疑，学界呼吁我国的外语教育应该重新定位[6]，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外语教育，探索新型外语教育发展模式，外语教育发展趋于理性、追求创新。
美国的外语教育发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二战前限制发展、二战后至1970年代末曲折发展、1980年代恢复发展、1990年代至20世纪末改革发展和21世纪初至今战略发展五个发展阶段。二战前，美国外语教育不受重视，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还曾一度禁止使用任何非英语语言，禁止学校开设外语课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满足战争需要，美国开始重视和研究外语教育问题[7]。《国防教育法》（1958年）、《高等教育法》（1965年）等系列法案的颁布虽确立了外语教育的地位，但1960年代未到1970年代后期，由于人们的关注点开始转向社会问题，外语教育再次停滞。1978年，卡特总统调整了美国外语教育发展政策，使美国的外语教育在1980年代重新崛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8]。19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日趋明显，美国针对外语教育出台了一系列法案，对外语教育进行了改革，有效地加强了外语教育的地位。2001年的“9·11事件”使美国政府更加意识到外语人才的短缺会严重地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开始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重视加强本国的外语教育，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在立法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外语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
因国情不同，中美两国外语教育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但自1980年代以来，两国对外语教育重要地位的认识是一致的，美国在外语教育改革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对我国的外语教育具有重要启示。
二、中美外语教育对比
受各自国内、国际形势、教育需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美两国的外语教育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现状。下面笔者将从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外语教育课程标准和外语教育模式三个方面对中美两国外语教育现状进行对比，寻找差异，发现问题。
1.中美外语教育政策和外语教育规划比较
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涉及外语教育全局，涉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外交诸多领域。外语政策与外语规划含义不尽相同，本文的外语政策指国家有关母语和外语，以及各语种之间的关系、地位的决策；而外语规划则指国家有关外语发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
外语教育政策比较。我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强制性和单一性特征。实用性体现在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是为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以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国际的政治交往；强制性体现在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实行自上而下的、由儿童至成人的“外语终身必修制度”；单一性则体现在事实上的英语一统天下，似乎中国的外语教育就是英语教育，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根本就没有选择其他语种的余地[9]。相比而言，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具有明显的战略性、自由性和多元性特征。其战略性体现在，自1958年开始制定明确的国家外语政策以来，美国的外语教育政策就与其国家安全密切相关[10]。“9·11 事件”以后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国家安全语言倡议》《K- 16关键外语渠道法案》等10多项语言政策法案都是由国防部、国家安全部等部门牵头或参与完成的。其自由性体现在，美国宪法规定，教育的权力在地方。美国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有是否开设外语课程的权力，学生也拥有选修与否的权力[11]。学生选修外语与否取决于学生的兴趣和就业市场导向，联邦政府需要通过财政手段来鼓励和吸引学生学习“关键外语”。其多元性则体现在美国语言政策的制定充分考虑了本国内在的多种族、多语言特征，以及外在的多边外交、全球反恐的战略需求，其外语教育并非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语种，而是根据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国防、反恐等多方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所需的通用语种和关键外语人才。
外语教育规划比较。我国中小学、大学和成人的外语教育管理工作分属不同部门，主管部门虽然在不同时期对于外语教育有政策性的指示和部署，但一直没有设立专门部门来统筹制定外语教育的长期规划[3]。“通用语中何者为先，各语种按重要性应如何排列，各自应占什么比例，每个语种应该设立多少专业点，应培养多少学生，非通用语种应该设立多少，大中小学应如何连贯起来成为一体，在什么情况下外语可以作为教学语言，在社会上外语的使用以及双语教育”[12]等，这些本应全局考虑的规划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美国自“9·11事件”以后，倡议设立了国家语言管理权力部门，成立了国家外语协调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外语教育规划的决议和提案，并在美国国会、国防部、国家安全部、教育部、商业界等重要机构的支持和倡导下，发起了美国外语学习年、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等一系列有计划的外语学习运动，其内容之全面、计划之明晰，集中反映了美国外语教育规划对世界局势的战略性回应，也凸显了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战略性特征[13]。
2.外语教育课程标准比较
课程标准是规定某一学科的课程其课程性质、课程目的、内容目的、实施建议的教学指导性文件，是管理和评价课程教学的基础文件，中美两国不同的外语教育政策和规划必然会在其外语教育课程标准中有所体现。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从小学至大学针对各个阶段的英语课程标准。2001年7月，我国颁布了由教育部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编制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2002年又颁布了《国家英语课程标准（义务教育阶段）》，确定了小学至高中阶段的英语课程标准，提出了一个包括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学习策略、情感态度和文化意识等外语能力的综合发展目标。2000年4月，经教育部高教司审批的《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出台，明确提出了 21 世纪外语人才为 “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2007年9月，教育部出台《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作为各高等学校组织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教学的主要依据，该《要求》明确了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其听说能力，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美国现行的国家外语课程标准为《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ACTFL，1999）[14]。该标准是由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和美国多个语种教师协会联合成立的“全国外语教育目标课题组”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代语言学理论历时6年完成的。该标准主张外语教学的“一条龙”体制，不仅适用于幼儿园、中小学，而且还适用于大学外语教学。该标准包含基本理念、教育目标、教学内容、抽样进步指标和学习方案五个方面的内容[15]，以交际能力理论为基础，重视培养外语学习者在多元文化世界中进行交流的能力，同时强调外语对思维能力的促进作用[16]，具有课程目标终身化、课程实施人本化、课程内容综合化、课程评价多元化四个特点[17]。
与美国的外语教育课程标准相比，我国的外语教育课程标准有以下三方面的不足。一是课程标准不统一。我国的外语课程标准是分阶段由不同部门来制定的，中小学的课程标准与大学的课程标准、外语专业与非外语专业的课程标准之间缺乏衔接，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可供参照，而美国的国家课程标准是“一条龙”地涵盖了从小学至大学的外语教育，标准统一，便于操作执行。二是各语种课程标准不均衡。美国的《21世纪外语学习标准》是一个跨语种的课程标准，由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多个语种教师协会的专家参与制定，1999年修订时又增加了关于特定语言标准的九个新增部分。而我国的外语教育课程标准是以英语为主要语种来制定的，非英语语种的课程标准编制相对落后，除教育部2003年出台的日语、俄语课程标准外，很多小语种的课程标准并未出台。三是外语与其他学科缺乏融合。外语课程与其他学科的整合有利于使二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美国的国家课程标准提倡外语教学和其他学科整合，强调外语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美国国家课程标准中“教育目标”的第三条即为“贯连其他学科”。而我国外语教育虽然也提倡外语教育应培养复合型人才，却未在课程标准中有所提及，外语课程仍是一门以语言技能教学为主的孤立学科。
3.外语教育模式比较
受中美两国外语教学政策，课程标准，以及教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中美两国的外语教育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模式是一个宏观概念，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把教育模式分为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两个方面。
教学模式比较。美国的外语教学模式较为多样，主要有传统模式、探索模式、沉浸模式和双向沉浸模式四种[18]。传统模式主要运用于小学，这种模式将外语作为单独的一门课程，学生在了解对象国文化的同时发展外语技能。探索模式强调学生对某种语言和文化的了解程度，并不着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沉浸模式要求学生在校期间部分或全部用外语来学习，可以分为完全沉浸和部分沉浸两种。完全沉浸模式要求学生用外语来学习所有的科目，部分沉浸模式则只要求学生用外语学习部分科目。双向沉浸模式把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和非英语为母语的学生编在同一个班内（通常各占一半），以两种语言进行教学活动，两种语言各占 50%的时间[18]。相比而言，我国的外语教学模式较为单一。近年来，国内虽然也开始提倡进行探究型学习、双语教学等多种教学模式的尝试，但主流教学模式仍是传统模式，外语与数学、语文等其他科目一样，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每周安排2～6个学时集中学习，在进行听、说、读、写技能学习的同时了解外国文化。
教学方法比较。中美两国在教学方法上各有其特点，集中体现在中国的“西方化”和美国的“综合化”。受教育传统的影响，我国的外语教师过分强调教师对课堂的“驾驭”能力，大都采取“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掀起了外语教学方法改革的热潮，“以教师为中心”逐步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视听法、任务法、认知法、功能法、情景法、交际法、折中法等教学方法被引入国内并走进中国的外语课堂。这无疑为中国外语教学注入了新的理念和活力。但是这些理念和方法都是在未经过消化、改造和吸收的背景下，就应用于中国的课堂教学实践的。这种 “拿来主义”态度导致外语教学中出现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甚至产生了诸多误区，出现了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西方化倾向[19]。美国的教学方法改革起步较早。二战时期，美国亟需大量外语人才，而其传统的教学方法短期内又无法满足其军事需要，教学法改革便由此拉开序幕。自1980年代起，“交际教学法”和“全身反应法”被广泛采用。1999年《21 世纪外语学习标准》的出台，促使美国外语教学法发生了本质转变，它规定了美国外语教学法的发展动向，提出了整体的、交流的、发展的语言学习原则，“内容融合型”的综合外语教学法逐渐成为美国中小学外语教学的主要教学方法[20]。
三、启示与借鉴
与美国的外语教育相比，我国的外语教育存在政策研究不足、规划高度不够，课程标准缺乏科学体系，教育模式单一、教学方法过度西化等多种弊病。对比中美两国的外语教育，我们可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1.加强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研究，制定目标明确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外语教育规划，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21]。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不足、规划高度不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策、规划的制定主体不明确。为此，建议改革现有的外语教育多头分管模式，借鉴美国成立“国家外语中心”的做法，在原有的多个管理部门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统筹管理机构，从而进一步加强外语政策和规划研究，制定目标明确、带有全局性、前瞻性与战略性的国家外语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
2.加大外语课程标准改革力度，出台科学系统的《国家外语课程标准》
统一的课程标准有利于统一要求、统一内容，从而有助于统一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制定课程标准可以使学生的英语知识、技能、态度、能力等发展方面的要求具体化。主管部门应统筹规划，加大外语课程标准的改革力度，在现有标准的基础上出台一个涵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至研究生阶段的外语教学“一条龙”式的《国家外语课程标准》，并建立与课程标准相配套的外语能力认证体系，以此指导我国的外语教育，使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解决我国现行外语教学课程标准不统一、不均衡所带来的教学、评估等方面的混乱。
3.加速外语教学的本土化进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外语教育模式
教育模式是外语教育成效的重要保障，教育模式决定着外语教育政策、规划的贯彻和课程标准的落实。鉴于目前中国外语教学模式“单一化”和教学方法“西方化”的弊病，建议广大外语教师和研究者在教学方法改革中进行理性反思，更多关注我国现实国情、文化教育传统、语言环境等非语言因素，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语教学途径，立足本土，结合实际，加速中国外语教学的本土化进程，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外语教育模式。
综上，在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外语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工具，其现实功用和战略意义不言自明。我国现有的外语教育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外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认清并逐步解决外语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外语教育改革至关重要。本文仅从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课程标准和教育模式三个方面对中美两国的外语教育模式进行了宏观比较和局部分析，更加具体、全面的多国外语教育比较研究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李宇明.中国外语规划的若干思考[J].外国语，2010（1）：2.
[2]戴维栋.我国外语专业教育60年：回顾与展望[J].中国外语，2009（5）：10.
[3]胡文仲.新中国六十年外语教育的成就与缺失[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5）：163.
[4]曾玲琴，戴立黎.中美外语教育改革的比较与启示[J].教育探索，2010（9）：147.
[5]胡壮麟.中国英语教学中的“低效”问题[J].国外外语教学，2002（4）：3.
[6]屠雨迅.我国外语教育应该考虑重新定位[J].求是，2004（6）：50.
[7]江世强，庾鲜海，梁彬.中外外语教育的比较及其启示[J].美中外语，2007（6）：1.
[8]刘文宇，王慧莉.当代美国外语教育现状及政策的演变[J].现代教育管理，2010（7）：111.
[9]张治国.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语言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10]鲁子问.美国外语政策的国家安全目标对我国的启示[J].社会主义研究，2006（3）：115.
[11]梁中贤.中美外语教育比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19.
[12]胡文仲.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4）：245.
[13]贾爱武.以国家安全为取向的美国外语教育政策[J].比较教育研究，2007（4）：13.
[14]ACTFL.Standards for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 [M].Kansas：Allen Press Inc.，1999.
[15]肖建芳.美国外语教育改革及其启示[J].中小学外语教学，2002（5）：5.
[16]韩宝成，常海潮.中外外语能力标准对比研究[J].中国外语，2011（4）：39.
[17]周芬.《中国英语课标》与《美国外语学习标准》的比较研究[D].成都：西华大学，2009.
[18]李正栓，索磊.美国外语教学模式给我们的启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7）：21.
[19]张绍杰.对舶来教学法说“不”——我国当今外语教学现状考察与反思[J].中国外语，2007（3）：4.
[20]董玲.美国外语教学法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剖析[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1（3）：44.
[21]张绪忠，王晓辉.我国语言规划中外国语言因素的缺失及应对策略[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