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历程与热点问题
原黎黎 王子彦
摘 要：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后期才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日益加剧，滋生出一系列環境问题，人类开始觉醒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环境危机促使环境伦理学把人类的道德关怀延展到整个生态环境。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开展，对人类道德的完善和进步、地球文明的繁荣以及重构人与自然新的和谐关系产生有利影响。国内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逐渐步入学术化、规范化进程，文献产出数量稳步增长，研究的主体从西方主要学者观点分析转向国内实际情况的多元题材的研究，研究中心也在不同阶段有所转移。本文主要针对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现有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探讨国内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演进历程和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未来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应关注规范化研究，形成环境伦理学研究范式，强化环境伦理学史研究；开拓新视角，研究对象多样化发展；跨领域协作，推进环境伦理学国际化研究。
关键词： 环境伦理学；CiteSpace软件；科学计量
自有人类以来，自然界就开始面临挑战，自然界虽是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人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人类为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在改造自然的路上渐行渐远。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活动规模较小，干预自然的能力较弱，对自然界的破坏程度也低。随着科技快速进步，人类活动日益频繁，人类改造自然的消极作用开始显现。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在《美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不要过于陶醉我们对自然界掠夺的胜利，要警惕大自然因为人类的贪婪行为而进行报复。人类在享受征服自然的胜利中，忽视自然规律，无视生态环境和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一连爆发，直到“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和“日本水俣病事件”等“八大公害”灾难出现，人类才开始警醒。面对自然资源匮乏、能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灾害增加、生存环境污染等环境危机，人类为了继续生存、发展、繁衍，迫使自己运用智慧化解危机。工业化以来经济总量的增长是以生态环境破坏、人类生存健康为代价的，地球环境的恶化就是根源于人类。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正面临生存危机，许多志士仁人为保护自己的家园开始发声，对过度的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进行伦理讨伐。因而，人类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环境伦理的探讨也是十分必要的。人类需要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端正自然观，也必须以环境伦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或“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 ethics）这两个概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才开始被我国理论界认识和引进，环境伦理学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它是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学，经过近40年的发展，其研究流派繁多，成为一门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学科。虽然我国在这一学科的理论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也存在诸多不足，但通过科学计量的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总体呈良好趋势，这一学科假以时日会形成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
一、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基本状况
本文运用科学计量的方法，对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文献在逐年数量、发文机构和作者、基金项目三方面进行了分析。科学计量学是对所需检索时间段内的文献数据的关键词绘制共现网络，通过科学知识图谱来呈现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热点问题。科学知识图谱是科学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经常运用的研究工具，用来观察动态图像信息，直观呈现科学知识的发展脉络和结构关系，对所研究学科领域的演进情况和研究前沿问题给出探索和预测，最终得出较为清晰的前沿科学信息分析结果，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1本文分析使用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由美国Drexel大学华人学者Chaomei Chen研发2，是近几年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研究中使用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软件工具之一。3
（一）文献总量及趋势
本次研究使用的文献数据主要选取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数据库，筛选出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特色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几项，按题名检索方式，即以“主题=环境伦理学”为检索式进行检索，选取的时间是数据库收录文献的全部时间范围。此次共检索到符合要求的文献2 326篇，检索时间为2016年9月。
根据文献数据的走势可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数据库中才开始收录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与西方相较，我国较晚涉足这一学术领域；到1999年之前，每年的文献产出数量寥寥无几，研究处于平稳积累时期，是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起步阶段；2000—2003年研究产出增长迅速，从以往的每年几篇一跃近百，呈现快速的发展态势；2004—2008年，每年文献产出数量都是百余篇，整体上呈直线上升的态势，2008年超出两百，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产出高峰，可见这几年国内学者的研究热情高涨，学术氛围浓郁；2009年之后，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文献较往年出现稍微的震荡下滑趋势（图 1）。综上所述，这30年间，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从点点星光拓展到繁星满天，发展趋势良好，不久的未来很有可能又会迎来一高峰。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量的飞跃基础上加强质的提升。
（二）发文机构和作者
统计发表文献的作者和所属机构两个方面，发表学术论文比较多的作者主要来自南京林业大学（56）、湖南师范大学（54）、吉林大学（5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46）、南开大学（43）、南京大学（39）、清华大学（38）、内蒙古大学（34）、山东大学（33）、复旦大学（32）、武汉大学（30）、河南大学（30）等高等院校。研究的高产作者主要有杨通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余谋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包庆德，内蒙古大学（18）；李培超，湖南师范大学（17）；陈也奔，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13）；郭辉，南京林业大学（13）。从产出文献的基金资助状况来看，研究成果的项目资助来源主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118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篇，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8篇，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7篇，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6篇，其他的基金项目资助则较少。
为了更清楚地展现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机构合作关系，利用CiteSpace软件工具选取数据库2006—2016年有关环境伦理学研究文献的发文机构和作者进行了聚类图谱绘制（图2），从图谱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南京林业大学为核心的网络占据中心位置，子网络辐射面积较广，与周围的机构有较多的合作联系。余谋昌是这一研究主题网络的代表作者，与相连机构也有较多合作。图谱右方是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为代表的，与清华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合作群；中间主要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代表的，与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余谋昌组成的的合作群；左方是以南京林业大学为代表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组成的合作群。在可视化的分析下，我国有关环境伦理学研究较多的机构合作群主要有三个，每个合作群所包含的机构较少，合作程度也不太高，而作者之间的合作更不是十分明显。由此可见，我国在环境伦理学方面的交流合作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演进历程
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步，自90年代开始，国内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逐渐步入学术化、规范化进程。文献产出数量稳步增长，研究的主体从西方主要学者观点分析转向国内实际情况的多元题材的研究，研究中心也在不同阶段有所转移，随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慢慢地被认同和传播。以下将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演进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并针对各阶段研究中心的特点进行归纳。
（一）1985—1999年：研究对象单调集中
由文献数据的分布可知，这一阶段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产出刚刚起步，处于平稳积累阶段。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内涵、理论体系和方法模式基本形成。国内学术界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各大高校的相关学者对于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也慢慢增加。1993年之前文献产出的数量较少，而这一阶段也较少有这一主题的专著，直到 1992 年我国才出版了第一本由刘湘溶撰写的《生态伦理学》，自此之后，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相关著作才有了雨后春笋的态势。1993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春秋的《生态伦理学》和陈春花的 《生态伦理学》，1994年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叶平所著的《生态伦理学》，1995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余谋昌的《惩罚中的觉醒——走向生态伦理学》。90 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定位主要局限于比较狭窄的专业领域，而90年代后期，环境伦理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尤其在实际应用上更为显著、有效。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特别是各大高校的相关学者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热情也慢慢地提高。1994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1998年8月21日，环境哲学筹备小组于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此阶段的环境伦理学研究中心都与这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息息相关，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在“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自然价值”等几个方面。
（二）2000—2008年：研究主题多元化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起步晚于海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0年后，大陆学者开始奋起直追，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专著，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此阶段的研究结合了中国本土环境与现实国情，为避免直接移植和原样照搬，不断反思适应性问题，反复推敲这一学科的发展方向，使其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具备重要的实践价值。这也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有关环境伦理学的文献增长迅速，涌现出百余篇，环境伦理学研究涉及对象种类也趋于多元化。此阶段的研究中心从“人类中心主义”转移到“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纷争”。人类中心主义分为三大类：“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阵“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对阵“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强人类中心主义”对阵“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全球环境危机的加剧下，人类中心主义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反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但现代的人类中心论是有其合理性的，并且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主流价值理念。由此衍生出“新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研究中心，它亦是對“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随着国内旅游消费的蓬勃发展，人们在享受自然环境带来愉悦的同时，随之带来的环境安全隐患也值得深思。因此，环境正义、生态文明、生态伦理、自然价值、代内关系、代际关系等研究中心比较活跃，其相关文献被引次数也较多。代内关系和代际关系又引发了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的探讨，代内公正认为任何的地区或国家在自身发展时，尤其需要注重维护欠发达的地区和国家的利益，不得损害他人的发展；代际公正主张当代人的发展不得以破坏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历史遗留问题免不了会扰乱了国际政治、经济等秩序，而发达国家掠夺并开发利用欠发达国家的资源与环境是导致欠发达国家贫困、环境恶化的首要因素，因而对于代内公正的落实，发达国家应该肩负起责任和义务，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才可能保证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南北差距，保护全球的永续发展。
（三）2009—2016年：研究内容整合应用
近年来，文献产量虽有下滑趋势，但从论文内容以及2012年第二届中国环境伦理学国际研讨会、2013 中国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2016年中国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年会等会议主题可以发现，这一阶段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意识基本确立，各研究派别与立场更加鲜明，研究对象体系形成，研究中心也从多元转为整合，其研究内容偏向本土构建与应用。从一度争论分化的缓坡爬升到慢慢凸显出复归的生气，环境伦理研究虽然出现了波动，但是仍取得了一些有价值、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分化中凝聚，在构建和谐共处环境时共同目标越明确，就越少走弯路。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还处在探索环境伦理学的基础理论阶段，在梳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观念和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环境伦理资源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使得环境伦理相关观念在中国得以普及。有关环境伦理学方面的译著、专著每年都有问世，发表的论文也近百篇，大小的学术会议几乎每年都举办。不过总体来看，对于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来说，现阶段的成果还是远远不够的。1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尚在试验和探索的阶段，未来的发展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国内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选取1985年以来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通过CiteSpace软件的辅助分析，结合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和列出高频关键词，展现近年来环境伦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概貌。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关键词的共现网络聚类进行了分析，以能更清晰地说明国内环境伦理学近年的研究热点问题。
（一）高频关键词的分析
为了直观便捷地展现热点主题，在环境伦理学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上，笔者再次使用CiteSpace工具对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选取整理了我国环境伦理学产出文献的高频主题词（表1）。
国内文献有关文环境伦理学的共现关键词中，“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生態伦理、可持续发展、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罗尔斯顿、人与自然、内在价值”的共现频次较高（表1）。其中，共现频次（freq）最高的关键词“环境伦理学”和较高的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在当时十分火热。站位人类中心主义的阵营亦表示，环境伦理学是把“以‘自然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中介的伦理关系”当作研究对象。1当代人和后代人对自然资源的公正分配问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问题。共现频次最高的前10项中一半以上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因此这一时期是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最活跃阶段。
从图谱聚类的整体结构来看，已经形成了分别以“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子网络（图3）。有关环境伦理学的研究热点呈现出多元化的分化发展态势。“环境伦理学”位于图谱的中心位置，也是网络中的高频共现词，以“环境伦理学”为研究中心，形成了与其密切共现的节点如“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罗尔斯顿”“人与自然”“内在价值”等。
其中“人与自然”的节点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人与自然关系的争论是自然观演变的动力。自然观也称自然论或者自然哲学，是一种有关人类生产实践和科学探索所形成的对于自然的基本观点。我国古代的自然观以“天人合一”为主导，人们靠天吃饭，以天为神构建舆论统治国家，但也用天灾来约束帝王对自然及人民剥削的欲望，历朝历代的自然观都在不断地演变。
（二）研究热点主题分析
为进一步探析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和特色领域，笔者通过网络中的突现率（burst）指标数值进行分析。指标数值较高则表明这一主题词对应网络中共现频次出现突然变化的节点，依据数据分析，罗列出了本研究的高突现率的节点信息（表2）。
环境伦理学研究方面的主题词中，突现度最高的是“可持续发展”。结合原文献分析，这些关键词主要涵盖了环境伦理研究的几个分支，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有其独特的内涵，这种新型的环境伦理与以往的传统环境伦理观不同。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与发展的基础上，汲取了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中有益的部分，摒弃了原来理论上的缺陷，是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二者的一种整合，吸取了两者的正面成分，独立于两派的争论，形成一种更包容、更丰富、更完备的环境伦理观。
1976年，坂本滕良在《生态经济学》一书中着重描写了经济要想持续良好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是重中之重。1980 年，“持续发展”的概念被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盟在《世界保护战略》的报告中提出。而第一次通过官方途径提出“可持续发展”内涵是于1980 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会中指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内容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和使用自然资源时的内在联系，在这之后人们才开始了解可持续发展。美国农业科学家莱斯特·R.布朗于1981 年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更加详细地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1987 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所带领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在第 42 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概念和理论转化为为全球性的实际行动，从此这一战略也成为人类迈向21世纪的共同发展战略。1992年 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再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此次的会议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全球环境与发展领域中正式形成的里程碑。1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明”“自然价值”“环境正义”等主题词突现度也较高，这些关键词都反映了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中，人类不再是“独裁者”，而是与自然环境平等，人们在改造自然环境时要考虑理性与道德方面，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需把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首位。非人类中心主义主要包含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探讨。动物权利论主张保护动物，反对人类虐待动物，承认动物的价值。辛格的《动物的解放》中提到动物应当得到人类的道德关怀，人类应该承认动物的独立生存价值，动物与人一样有痛苦和快乐的感觉能力。生物中心论则打破了动物解放权利论的枷锁，把自然价值和道德关怀从动物扩展到大自然中没有感觉的有生命之物，认为生物都应当被看作价值主体，是人类尊重的对象。生态中心论超越了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直接将道德保护对象扩展到生态整体，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整体主义。其他突现率较高的关键词也展现了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良性、公正、持续成为环境伦理学当下的研究热点。
四、未来发展方向
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文献的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显示，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在文献产出的数量上保持了稳步上升，研究对象从最初对两大主义对立的分析发展到多元化题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都不断提升，并且初步形成了具有不同研究特色的对象学派。从当前国内的研究现状及本文可视化分析数据显示出的不足来看，未来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应进一步强化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科研机构合作，加大资助基金投入
从前文的环境伦理学发文机构和作者聚类分析可明显看出，目前我国形成的合作群大致有三个，并且合作群的成员数量较少，之间的合作程度不够紧密，因而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队伍建设与合作仍需加强。科研人员和所在研究机构是学术研究的主导，一个学科理论想要有好的发展，离不开科研人员的个人努力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因而，一方面我们在壮大科研群体规模时，要兼顾数量和质量，培养年轻优秀的新科研带头人，挖掘和鼓励学者的研究潜力和创新思维，从而加強环境伦理学相关专业学生的基础理论教育，培养潜力接班人，扩大科研队伍；另一方面，加强研究人员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协作，在同一研究方向上达成合作，有利于新思想的碰撞和结论的巩固。
我国对环境伦理学研究重点项目的培植力上有待加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基金的资助，不但可以帮助科研的顺利进行，还能起到激励作用。除了国家和社会的基金立项支持以外，高等院校也要通过加大对环境伦理学研究的资助投入来提高环境伦理学在整个学校科研中的地位，调整和发展学校的学科培植项目支持比例，加大环境伦理学科研项目的扶持，激发科研人员的学术热情。
（二）增强学科继承性，强化环境伦理学史研究
在环境伦理学演进历程的分段论述中，提到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关于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但此期间相关文献的研究对象多样不一，一些学者探讨的问题、方法、范围都无明确的界定，这导致了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呈现出波动甚至滞缓的趋势。
同一主题的研究史能保证并推动学术的连贯发展。对于环境伦理学的探讨，不应为了单纯寻求新视角而无视前人的优异成果，科研者应强化对“环境伦理学史”的继承观念，在原有的研究成果上取其精华，再加上自己的创新，从而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继承是发展和创新的前提保证，对于环境伦理学的某一方面探讨需有继承，使其形成一个较为连贯的“环境伦理学史”。
增强环境伦理学的继承性是积极推进“环境伦理学史”完善发展的首要任务。一方面，不仅需要学者们在思想观念上意识到继承性在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还应积极倡导设立专业研究机构。虽然我国已有“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这样的学术机构，但远远不够，还要培养专业人员对环境伦理学综合探讨。另一方面，对科技史、环境哲学演变的历史也要专门研讨，从历史中寻找根基，在现实里提出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推进“环境伦理学史”体系的形成。
（三）跨领域交叉协作，推进环境伦理学国际化
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有关环境伦理学文献数量日益增加，这已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除了文献之外还应创建“环境伦理学”专有刊物，学会会员定期开展会议讨论，相关的专著也要有所增加。时代在进步，研究环境伦理学的视角、对象需要不断更新、多样化。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关环境伦理学的探讨必将超出我们的预想，其涉及边界范围仍将不断延伸，而环境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各个方向不断拓展和延伸也需多样的视角与对象来支撑。学者们要敢于突破、推陈出新，学科的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等具有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也更有利于科研的蓬勃发展。
不同领域科研经验碰撞，是产生研究创作灵感火花的催化剂。跨领域协作不单是环境伦理学内部研究的协作，还要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协同创新。实践证明，我国利用西方等发达国家跨地域环境主题研究已呈现佳绩。推进环境伦理学国际化，一方面应积极与相近文化联姻，借助异国科研发展的优势，在方法、对象、经验等方面与文化相近的国家相互扶持来促进社会科学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协同，关注环境伦理学发展的科研工具、物质资源、相关规范、有利政策等因素。
总之，环境伦理虽是道德规范，但其研究最终目的是为了构建和谐的生存环境，环境伦理学也要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1研究要与现实结合，构建起符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一味纸上谈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完善学科的同时要以提供理论价值保证为首要。另外，环境伦理学不仅是一门学科，除了学者的努力外还需政府、企业、教育机构和个人的支持与参与，尤其是高校要增设与此相关的学科博士、硕士研究专业。只有社会各阶层积极践行，才能使其成为一种民族文化、民族基因，才能在没有法律硬性规定的基础上形成民族自觉。
（责任编辑 张月红）
摘 要：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后期才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日益加剧，滋生出一系列環境问题，人类开始觉醒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环境危机促使环境伦理学把人类的道德关怀延展到整个生态环境。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开展，对人类道德的完善和进步、地球文明的繁荣以及重构人与自然新的和谐关系产生有利影响。国内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逐渐步入学术化、规范化进程，文献产出数量稳步增长，研究的主体从西方主要学者观点分析转向国内实际情况的多元题材的研究，研究中心也在不同阶段有所转移。本文主要针对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现有文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探讨国内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演进历程和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笔者认为，未来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应关注规范化研究，形成环境伦理学研究范式，强化环境伦理学史研究；开拓新视角，研究对象多样化发展；跨领域协作，推进环境伦理学国际化研究。
关键词： 环境伦理学；CiteSpace软件；科学计量
自有人类以来，自然界就开始面临挑战，自然界虽是人类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人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人类为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在改造自然的路上渐行渐远。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活动规模较小，干预自然的能力较弱，对自然界的破坏程度也低。随着科技快速进步，人类活动日益频繁，人类改造自然的消极作用开始显现。早在1845年恩格斯就在《美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提出，不要过于陶醉我们对自然界掠夺的胜利，要警惕大自然因为人类的贪婪行为而进行报复。人类在享受征服自然的胜利中，忽视自然规律，无视生态环境和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环境污染一连爆发，直到“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和“日本水俣病事件”等“八大公害”灾难出现，人类才开始警醒。面对自然资源匮乏、能源枯竭、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灾害增加、生存环境污染等环境危机，人类为了继续生存、发展、繁衍，迫使自己运用智慧化解危机。工业化以来经济总量的增长是以生态环境破坏、人类生存健康为代价的，地球环境的恶化就是根源于人类。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人类正面临生存危机，许多志士仁人为保护自己的家园开始发声，对过度的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进行伦理讨伐。因而，人类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环境伦理的探讨也是十分必要的。人类需要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端正自然观，也必须以环境伦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环境伦理学”（environmental ethics）或“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 ethics）这两个概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才开始被我国理论界认识和引进，环境伦理学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它是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学，经过近40年的发展，其研究流派繁多，成为一门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学科。虽然我国在这一学科的理论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也存在诸多不足，但通过科学计量的可视化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总体呈良好趋势，这一学科假以时日会形成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
一、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基本状况
本文运用科学计量的方法，对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文献在逐年数量、发文机构和作者、基金项目三方面进行了分析。科学计量学是对所需检索时间段内的文献数据的关键词绘制共现网络，通过科学知识图谱来呈现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热点问题。科学知识图谱是科学计量学与文献计量学经常运用的研究工具，用来观察动态图像信息，直观呈现科学知识的发展脉络和结构关系，对所研究学科领域的演进情况和研究前沿问题给出探索和预测，最终得出较为清晰的前沿科学信息分析结果，属于科学计量学的研究范畴。1本文分析使用的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由美国Drexel大学华人学者Chaomei Chen研发2，是近几年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分析技术研究中使用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软件工具之一。3
（一）文献总量及趋势
本次研究使用的文献数据主要选取中国知网的相关文献数据库，筛选出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特色期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几项，按题名检索方式，即以“主题=环境伦理学”为检索式进行检索，选取的时间是数据库收录文献的全部时间范围。此次共检索到符合要求的文献2 326篇，检索时间为2016年9月。
根据文献数据的走势可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数据库中才开始收录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与西方相较，我国较晚涉足这一学术领域；到1999年之前，每年的文献产出数量寥寥无几，研究处于平稳积累时期，是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起步阶段；2000—2003年研究产出增长迅速，从以往的每年几篇一跃近百，呈现快速的发展态势；2004—2008年，每年文献产出数量都是百余篇，整体上呈直线上升的态势，2008年超出两百，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产出高峰，可见这几年国内学者的研究热情高涨，学术氛围浓郁；2009年之后，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文献较往年出现稍微的震荡下滑趋势（图 1）。综上所述，这30年间，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从点点星光拓展到繁星满天，发展趋势良好，不久的未来很有可能又会迎来一高峰。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量的飞跃基础上加强质的提升。
（二）发文机构和作者
统计发表文献的作者和所属机构两个方面，发表学术论文比较多的作者主要来自南京林业大学（56）、湖南师范大学（54）、吉林大学（5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46）、南开大学（43）、南京大学（39）、清华大学（38）、内蒙古大学（34）、山东大学（33）、复旦大学（32）、武汉大学（30）、河南大学（30）等高等院校。研究的高产作者主要有杨通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余谋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包庆德，内蒙古大学（18）；李培超，湖南师范大学（17）；陈也奔，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13）；郭辉，南京林业大学（13）。从产出文献的基金资助状况来看，研究成果的项目资助来源主要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118篇，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0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篇，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8篇，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7篇，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6篇，其他的基金项目资助则较少。
为了更清楚地展现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机构合作关系，利用CiteSpace软件工具选取数据库2006—2016年有关环境伦理学研究文献的发文机构和作者进行了聚类图谱绘制（图2），从图谱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南京林业大学为核心的网络占据中心位置，子网络辐射面积较广，与周围的机构有较多的合作联系。余谋昌是这一研究主题网络的代表作者，与相连机构也有较多合作。图谱右方是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为代表的，与清华大学哲学系、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合作群；中间主要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代表的，与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余谋昌组成的的合作群；左方是以南京林业大学为代表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组成的合作群。在可视化的分析下，我国有关环境伦理学研究较多的机构合作群主要有三个，每个合作群所包含的机构较少，合作程度也不太高，而作者之间的合作更不是十分明显。由此可见，我国在环境伦理学方面的交流合作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演进历程
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步，自90年代开始，国内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逐渐步入学术化、规范化进程。文献产出数量稳步增长，研究的主体从西方主要学者观点分析转向国内实际情况的多元题材的研究，研究中心也在不同阶段有所转移，随后这一领域的研究慢慢地被认同和传播。以下将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演进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并针对各阶段研究中心的特点进行归纳。
（一）1985—1999年：研究对象单调集中
由文献数据的分布可知，这一阶段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产出刚刚起步，处于平稳积累阶段。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基本内涵、理论体系和方法模式基本形成。国内学术界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各大高校的相关学者对于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也慢慢增加。1993年之前文献产出的数量较少，而这一阶段也较少有这一主题的专著，直到 1992 年我国才出版了第一本由刘湘溶撰写的《生态伦理学》，自此之后，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相关著作才有了雨后春笋的态势。1993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春秋的《生态伦理学》和陈春花的 《生态伦理学》，1994年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叶平所著的《生态伦理学》，1995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余谋昌的《惩罚中的觉醒——走向生态伦理学》。90 年代中期以前，我国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定位主要局限于比较狭窄的专业领域，而90年代后期，环境伦理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尤其在实际应用上更为显著、有效。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特别是各大高校的相关学者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热情也慢慢地提高。1994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研讨会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召开；1998年8月21日，环境哲学筹备小组于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此阶段的环境伦理学研究中心都与这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息息相关，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在“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自然价值”等几个方面。
（二）2000—2008年：研究主题多元化
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起步晚于海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2000年后，大陆学者开始奋起直追，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专著，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此阶段的研究结合了中国本土环境与现实国情，为避免直接移植和原样照搬，不断反思适应性问题，反复推敲这一学科的发展方向，使其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还具备重要的实践价值。这也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有关环境伦理学的文献增长迅速，涌现出百余篇，环境伦理学研究涉及对象种类也趋于多元化。此阶段的研究中心从“人类中心主义”转移到“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纷争”。人类中心主义分为三大类：“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阵“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对阵“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强人类中心主义”对阵“弱人类中心主义”。在全球环境危机的加剧下，人类中心主义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反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但现代的人类中心论是有其合理性的，并且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主流价值理念。由此衍生出“新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研究中心，它亦是對“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随着国内旅游消费的蓬勃发展，人们在享受自然环境带来愉悦的同时，随之带来的环境安全隐患也值得深思。因此，环境正义、生态文明、生态伦理、自然价值、代内关系、代际关系等研究中心比较活跃，其相关文献被引次数也较多。代内关系和代际关系又引发了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的探讨，代内公正认为任何的地区或国家在自身发展时，尤其需要注重维护欠发达的地区和国家的利益，不得损害他人的发展；代际公正主张当代人的发展不得以破坏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历史遗留问题免不了会扰乱了国际政治、经济等秩序，而发达国家掠夺并开发利用欠发达国家的资源与环境是导致欠发达国家贫困、环境恶化的首要因素，因而对于代内公正的落实，发达国家应该肩负起责任和义务，与发展中国家一起努力，才可能保证可持续发展，逐步缩小南北差距，保护全球的永续发展。
（三）2009—2016年：研究内容整合应用
近年来，文献产量虽有下滑趋势，但从论文内容以及2012年第二届中国环境伦理学国际研讨会、2013 中国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年会、2016年中国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年会等会议主题可以发现，这一阶段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意识基本确立，各研究派别与立场更加鲜明，研究对象体系形成，研究中心也从多元转为整合，其研究内容偏向本土构建与应用。从一度争论分化的缓坡爬升到慢慢凸显出复归的生气，环境伦理研究虽然出现了波动，但是仍取得了一些有价值、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分化中凝聚，在构建和谐共处环境时共同目标越明确，就越少走弯路。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还处在探索环境伦理学的基础理论阶段，在梳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观念和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环境伦理资源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使得环境伦理相关观念在中国得以普及。有关环境伦理学方面的译著、专著每年都有问世，发表的论文也近百篇，大小的学术会议几乎每年都举办。不过总体来看，对于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来说，现阶段的成果还是远远不够的。1中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尚在试验和探索的阶段，未来的发展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国内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选取1985年以来的文献数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通过CiteSpace软件的辅助分析，结合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和列出高频关键词，展现近年来环境伦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概貌。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关键词的共现网络聚类进行了分析，以能更清晰地说明国内环境伦理学近年的研究热点问题。
（一）高频关键词的分析
为了直观便捷地展现热点主题，在环境伦理学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上，笔者再次使用CiteSpace工具对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选取整理了我国环境伦理学产出文献的高频主题词（表1）。
国内文献有关文环境伦理学的共现关键词中，“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生態伦理、可持续发展、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罗尔斯顿、人与自然、内在价值”的共现频次较高（表1）。其中，共现频次（freq）最高的关键词“环境伦理学”和较高的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研究对象在当时十分火热。站位人类中心主义的阵营亦表示，环境伦理学是把“以‘自然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中介的伦理关系”当作研究对象。1当代人和后代人对自然资源的公正分配问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问题。共现频次最高的前10项中一半以上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因此这一时期是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最活跃阶段。
从图谱聚类的整体结构来看，已经形成了分别以“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子网络（图3）。有关环境伦理学的研究热点呈现出多元化的分化发展态势。“环境伦理学”位于图谱的中心位置，也是网络中的高频共现词，以“环境伦理学”为研究中心，形成了与其密切共现的节点如“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罗尔斯顿”“人与自然”“内在价值”等。
其中“人与自然”的节点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人与自然关系的争论是自然观演变的动力。自然观也称自然论或者自然哲学，是一种有关人类生产实践和科学探索所形成的对于自然的基本观点。我国古代的自然观以“天人合一”为主导，人们靠天吃饭，以天为神构建舆论统治国家，但也用天灾来约束帝王对自然及人民剥削的欲望，历朝历代的自然观都在不断地演变。
（二）研究热点主题分析
为进一步探析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和特色领域，笔者通过网络中的突现率（burst）指标数值进行分析。指标数值较高则表明这一主题词对应网络中共现频次出现突然变化的节点，依据数据分析，罗列出了本研究的高突现率的节点信息（表2）。
环境伦理学研究方面的主题词中，突现度最高的是“可持续发展”。结合原文献分析，这些关键词主要涵盖了环境伦理研究的几个分支，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有其独特的内涵，这种新型的环境伦理与以往的传统环境伦理观不同。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与发展的基础上，汲取了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中有益的部分，摒弃了原来理论上的缺陷，是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二者的一种整合，吸取了两者的正面成分，独立于两派的争论，形成一种更包容、更丰富、更完备的环境伦理观。
1976年，坂本滕良在《生态经济学》一书中着重描写了经济要想持续良好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是重中之重。1980 年，“持续发展”的概念被国际保护自然与自然资源联盟在《世界保护战略》的报告中提出。而第一次通过官方途径提出“可持续发展”内涵是于1980 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会中指出“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内容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和使用自然资源时的内在联系，在这之后人们才开始了解可持续发展。美国农业科学家莱斯特·R.布朗于1981 年在《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中更加详细地论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1987 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所带领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在第 42 届联大“环境与发展会议”上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由概念和理论转化为为全球性的实际行动，从此这一战略也成为人类迈向21世纪的共同发展战略。1992年 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再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此次的会议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全球环境与发展领域中正式形成的里程碑。1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文明”“自然价值”“环境正义”等主题词突现度也较高，这些关键词都反映了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中，人类不再是“独裁者”，而是与自然环境平等，人们在改造自然环境时要考虑理性与道德方面，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需把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首位。非人类中心主义主要包含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探讨。动物权利论主张保护动物，反对人类虐待动物，承认动物的价值。辛格的《动物的解放》中提到动物应当得到人类的道德关怀，人类应该承认动物的独立生存价值，动物与人一样有痛苦和快乐的感觉能力。生物中心论则打破了动物解放权利论的枷锁，把自然价值和道德关怀从动物扩展到大自然中没有感觉的有生命之物，认为生物都应当被看作价值主体，是人类尊重的对象。生态中心论超越了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直接将道德保护对象扩展到生态整体，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整体主义。其他突现率较高的关键词也展现了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的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良性、公正、持续成为环境伦理学当下的研究热点。
四、未来发展方向
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文献的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显示，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在文献产出的数量上保持了稳步上升，研究对象从最初对两大主义对立的分析发展到多元化题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都不断提升，并且初步形成了具有不同研究特色的对象学派。从当前国内的研究现状及本文可视化分析数据显示出的不足来看，未来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应进一步强化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科研机构合作，加大资助基金投入
从前文的环境伦理学发文机构和作者聚类分析可明显看出，目前我国形成的合作群大致有三个，并且合作群的成员数量较少，之间的合作程度不够紧密，因而我国的环境伦理学研究队伍建设与合作仍需加强。科研人员和所在研究机构是学术研究的主导，一个学科理论想要有好的发展，离不开科研人员的个人努力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因而，一方面我们在壮大科研群体规模时，要兼顾数量和质量，培养年轻优秀的新科研带头人，挖掘和鼓励学者的研究潜力和创新思维，从而加強环境伦理学相关专业学生的基础理论教育，培养潜力接班人，扩大科研队伍；另一方面，加强研究人员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协作，在同一研究方向上达成合作，有利于新思想的碰撞和结论的巩固。
我国对环境伦理学研究重点项目的培植力上有待加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基金的资助，不但可以帮助科研的顺利进行，还能起到激励作用。除了国家和社会的基金立项支持以外，高等院校也要通过加大对环境伦理学研究的资助投入来提高环境伦理学在整个学校科研中的地位，调整和发展学校的学科培植项目支持比例，加大环境伦理学科研项目的扶持，激发科研人员的学术热情。
（二）增强学科继承性，强化环境伦理学史研究
在环境伦理学演进历程的分段论述中，提到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关于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学术论文，但此期间相关文献的研究对象多样不一，一些学者探讨的问题、方法、范围都无明确的界定，这导致了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呈现出波动甚至滞缓的趋势。
同一主题的研究史能保证并推动学术的连贯发展。对于环境伦理学的探讨，不应为了单纯寻求新视角而无视前人的优异成果，科研者应强化对“环境伦理学史”的继承观念，在原有的研究成果上取其精华，再加上自己的创新，从而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继承是发展和创新的前提保证，对于环境伦理学的某一方面探讨需有继承，使其形成一个较为连贯的“环境伦理学史”。
增强环境伦理学的继承性是积极推进“环境伦理学史”完善发展的首要任务。一方面，不仅需要学者们在思想观念上意识到继承性在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还应积极倡导设立专业研究机构。虽然我国已有“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这样的学术机构，但远远不够，还要培养专业人员对环境伦理学综合探讨。另一方面，对科技史、环境哲学演变的历史也要专门研讨，从历史中寻找根基，在现实里提出理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推进“环境伦理学史”体系的形成。
（三）跨领域交叉协作，推进环境伦理学国际化
近年来，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有关环境伦理学文献数量日益增加，这已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除了文献之外还应创建“环境伦理学”专有刊物，学会会员定期开展会议讨论，相关的专著也要有所增加。时代在进步，研究环境伦理学的视角、对象需要不断更新、多样化。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有关环境伦理学的探讨必将超出我们的预想，其涉及边界范围仍将不断延伸，而环境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各个方向不断拓展和延伸也需多样的视角与对象来支撑。学者们要敢于突破、推陈出新，学科的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等具有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也更有利于科研的蓬勃发展。
不同领域科研经验碰撞，是产生研究创作灵感火花的催化剂。跨领域协作不单是环境伦理学内部研究的协作，还要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这样才能更好地协同创新。实践证明，我国利用西方等发达国家跨地域环境主题研究已呈现佳绩。推进环境伦理学国际化，一方面应积极与相近文化联姻，借助异国科研发展的优势，在方法、对象、经验等方面与文化相近的国家相互扶持来促进社会科学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外部环境的协同，关注环境伦理学发展的科研工具、物质资源、相关规范、有利政策等因素。
总之，环境伦理虽是道德规范，但其研究最终目的是为了构建和谐的生存环境，环境伦理学也要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1研究要与现实结合，构建起符合国情、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学。一味纸上谈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完善学科的同时要以提供理论价值保证为首要。另外，环境伦理学不仅是一门学科，除了学者的努力外还需政府、企业、教育机构和个人的支持与参与，尤其是高校要增设与此相关的学科博士、硕士研究专业。只有社会各阶层积极践行，才能使其成为一种民族文化、民族基因，才能在没有法律硬性规定的基础上形成民族自觉。
（责任编辑 张月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