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崎骏动画电影传统文化的银幕诠解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对一定文化内涵的承载、呈现与传播，对文化的传播、传承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宫崎骏作为日本乃至全球知名的动画电影创作人，其动画电影深深根植于日本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蕴含着浓郁的日本传统文化意识，充分彰显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宫崎骏动画电影在全球的风靡，不仅为日本电影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收益，产生了显著的经济价值，也通过电影艺术的形式，依托动画电影这一载体，将日本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叙述与呈现，使之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提升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了日本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文化效益。
一、神道文化：万物有灵论
上映于2001年的《千与千寻》是宫崎骏极具代表性的动画电影作品之一，该片讲述了女主人公原本有着自己独立的名字，即“千寻”，由于一场意外，千寻一家人误入到由汤屋老板魔女所控制的奇特世界之后，受到诅咒的影响，代表其独立灵魂的名字“千寻”便不复存在了，而是代之以“千”，并以“千”的身份在该奇特世界经历磨难与成长的历程。“千”与“千寻”作为两个不同的名字，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灵魂，也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当女主人公回到原来的世界后，也就找回了原本那个叫“千寻”的身份和灵魂，而在汤屋的诡异世界中，只能以“千”的身份而存在，直到她回忆起自己原本的名字，方能解除身上的咒语，离开由汤婆婆所控制的诡异世界，回到人类世界。
《千与千寻》塑造了现实世界与汤屋世界这两个一“实”一“虚”的空间，并通过名字这一代表个体独立、自由身份和灵魂的文化符号将两个空间联系起来。而汤屋世界中各种神灵的存在以及灵异事件的不断发生，则是对日本神道文化独特内涵的艺术呈现。神道文化是围绕神道教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日本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一部分。神道教是在日本原始自然崇拜基础上，充分吸纳中国道教、儒家思想及佛教思想之后形成的相对完整的宗教体系。早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的日本弥生时代，对天地神灵、山川风雨等自然精灵和祖先神灵等的崇拜与祭祀就已经在日本社会广泛盛行，这不仅构成了日本神道教的原初形态，蕴含其中的万物有灵论思想更是伴随着神道教的不断发展而始终延续下来，成为神道文化的基本思想。根据记录日本古代先民神话传说和天皇家事系统的《古事记》记载，日本列岛由伊耶那岐与伊耶那美兄妹二人所创造，日本乃是神造之国，整个世界万物皆为神的化身，即便人类的各种活动，都与特定的神灵密不可分。
在神道文化看来，世间的一切事物皆有灵气，不仅看得见的山川河流等自然之物皆有灵，即便是看不见的语言等人类社会之物亦有灵。因为语言是实现人与神沟通的重要介质，同时，语言也是构成具有求生克死功能的咒语的基础条件。语言禁忌广泛存在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语言禁忌也延展到了与语言相对应的文字之中，尤其是名字。在神道文化体系里，名字是一种关系个人灵魂的独立存在，有着特殊的力量。名字是和它的主人紧密关联的，不同的名字代表了不同的身份和灵魂，如果某个人受到了诅咒，那么他的名字也会有所改变。事实上，很多诅咒也是以名字为中间介质而作用在具体的对象之上的，这在《千与千寻》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彰显。“神道教是日本人最普遍的信仰，它渗透到了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1]神道文化作为日本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文化内容，对日本人及日本社会有着深厚的影响。宫崎骏在《千与千寻》这部作品中所构建的汤屋世界，象征着一个神灵无处不在的神道文化空间，各种人物以及魔法、咒语等行为背后都有着与之关联的神灵，而名字是象征着是否属于该魔法空间的文化符号。可以说，《千与千寻》通过艺术化的想象与创作，将原本存在于日本民众群体中间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记忆搬至银幕之上，实现了对广泛盛行于日本社会中的神道文化进行电影艺术化的表达与呈现。
二、照叶林文化：“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
对自然生态的叙述是宫崎骏动画电影中的重要内容。宫崎骏不仅在自我内心深处重点强调并观照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在他所创作的多部动画电影中批判了人类对自然的无尽破坏，描绘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憧憬，彰显了“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在1984年上映的《风之谷》动画电影中，宫崎骏塑造了“腐海”森林和“风之谷”这两个对比鲜明的自然空间。“腐海”森林代表着遭受人类社会巨大破坏的自然界。“腐海”森林阴森恐怖、毒气无处不在，人类要想进入该森林，必须佩戴专门的面具，否则就会因吸入蔓延在森林中的毒气而烂肺至死。然而最初的“腐海”森林并非如此，而是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的美好空间。正是人类社会的无限索取与无尽破坏，才使得原本美好的森林变成了毒气弥漫的“腐海”。“风之谷”则是未被破坏的自然空间，是人类社会最后的净土。女主人公娜乌西卡作为人类社会的使者，不断游走于人类与自然之间，希望获得自然界的原谅，取得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和平共处。人类与自然界共同生存于同一个地球上，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本是平等的关系，然而自大的人类凭借着科技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欲望变得日渐膨胀，对原本充满无限敬畏之情的自然界开始进行无尽的索取与破坏，征服大自然似乎成為人类社会的一大目标。宫崎骏通过《风之谷》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理念：人类对自然界的破坏，必将遭受自然界相应的报复，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诚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2]
《幽灵公主》是宫崎骏又一部围绕森林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电影作品。在《幽灵公主》中，宫崎骏描绘了一幅古老、神秘而又和谐、美好的森林景象，里面生长着各种参天树木，清澈的山泉水自由流淌。森林之中还住着诸如树精、猪神、狼神等自然神灵，它们共同守护着美好的森林家园。这些神灵甚至将作为人类的幽灵公主桑作为抚养的对象，将她视为同等的生物，并没有因为桑是人类而将她吃掉，或是置若罔闻。直到有一天，欲壑难填的人类终于向森林发起了进攻，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走向激烈化。在人类对自然无情攻击和破坏过程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并随着山兽神麒麟被人类杀死而走向顶点，也随着山兽神麒麟头颅的找回而消弭。通过《幽灵公主》，宫崎骏再一次向世人传递了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念。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前提，正是自然界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才孕育了人类的繁衍生息和持续发展。人类与世间万物一样，皆属于整个宇宙生物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本为一体，是一种相互促进、天人合一的共生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自然生态观念不仅是宫崎骏在《风之谷》和《幽灵公主》这两部电影作品中所阐述和表达的核心思想，也是日本照叶林文化的核心理念。照叶林文化是日本大阪府立大学中尾佐助教授于1966年提出的一个农耕文化概念。照叶林文化并非日本独有，而是广泛分布于从喜马拉雅山南麓经不丹、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北部、中国云南南部、中国长江南岸一直到日本西南部这一带状地域空间。照叶林文化在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日本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日本知名哲学家和思想史学者上山春平曾提出了日本深层文化论，并认为照叶林文化是日本深层文化的重要表現。在照叶林文化所分布的带状地域空间范围内，广泛分布着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也即“照叶林”。共同而独特的以照叶林为主要植被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出了以栽种水稻、杂粮、薯类等作物为主的农耕文化，因而将广泛分布于这一地理空间、特质相似的文化命名为“照叶林文化”。自然生态环境对文化具有一定的形塑作用，相似的自然生态环境有助于形成具有同质特征的文化形态，正是自然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孕育了文化的多样性。照叶林文化强调独特地理环境下的人类文化创造，是人类认识、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的结果。而人类文化创造与发展的前提是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是照叶林文化的核心，正是长期生活在照叶林带沿线的先民们在充分认识、适应和利用当地独特地理环境基础上，创造了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农耕文化，才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照叶林文化带。
三、物哀文化：哀愁美学
物哀是日本江户时代著名学者本居宣长所提出的一个文学理念。“物”就是世间万物，“哀”是指悲哀、悲伤、哀怜等个体情感。物哀强调个体对世间万物的感触，也就是个体在接触到外界事物之时，自然而然或情不自禁产生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这种感触或喜悦、或愤怒、或恐惧、或悲伤等等。物哀文化追求的是一种哀愁之美，是与中国人常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相对立的一种观念，但却与中国话里的“性情中人”相类似。触景生情是物哀文化最直观的体现，这与我国古代诗词中借景抒情、借物明志的艺术风格尤为相似，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等。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物哀文化是个体与外界事物接触后自然流露出来的感情，强调个体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与感触，尤其是外界事物对个体心灵和情感带来的触动。我国古诗词中所惯用的借景抒情等艺术手法和风格则是以个体情感为主，强调借助外界事物来表达个体多元化的内心活动和情感。物哀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对世界万物皆持有一种悲凉与哀怜之感，突出一种哀愁之美。物哀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物哀意识已深深地镌刻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成为大和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代表日本国家形象的国旗和国歌中，都带有明显的物哀文化特点。如日本的国旗以纯白色作为底色，这在世界所有国家国旗中都是较为罕见的。在日本人看来，白色犹如皑皑白雪，代表着纯洁，然而白雪并非永恒，而是会伴随着太阳的升起而逐渐消融的，蕴含着一种世事无常的悲凉之感。又如日本国歌，既无雄壮的气魄，也没有欢快的节奏，而是带着丝丝哀调。
《红猪》被认为是宫崎骏以自己为故事背景而创作的一部动画影片，是一种自传式的书写。日本物哀文化在《红猪》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彰显。男主人公波鲁克·罗梭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于意大利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对自己已经战死的挚友的妻子吉娜产生了强烈的爱意。对自己挚友的思念、愧疚以及对吉娜的爱恋，相互交缠并强烈冲击着波鲁克·罗梭的内心，而世俗社会的各种规范也极大地束缚和制约甚至谴责着他的行为。桀骜不驯且不盲从的波鲁克·罗梭最后选择将自己诅咒成为一只红猪，继续着自己飞行员的老本行，开始了自己孤独而悲苦的生活，借此逃离世俗的束缚。他深爱着那个同样也深爱着自己的吉娜，但迫于世俗的压力只能远离吉娜。《红猪》反映了男主人公厌恶世俗、不屑与人类为伍的魄力，也体现了迫于世俗强大压力的无奈选择。在男主人公离群索居的孤苦生活和无限纠缠的内心矛盾描述之中，一种孤苦、悲凉而又极富同情的人类情感逐渐呈现出来，并深深触动着观众的内心，物哀文化情结和审美体验逐渐得到彰显和表达。
四、菊与刀文化：亦刚亦柔的民族性格
电影《哈尔的移动城堡》改编自英国作家戴安娜·温妮·琼斯的《魔幻城堡》。在该作品中，宫崎骏融入了更多的日本传统文化元素，将男主人公哈尔塑造成为一位集温和又好斗、勇敢又怯懦、黩武又爱美等矛盾性格于一身的“日式”人物。如哈尔通过与火魔卡西法之间达成了一个交易而成为没有心的人，但是哈尔却又感到内心无比的空虚而迫切需要爱情。他交了很多个女朋友，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成为一个“无心”与“有心”的矛盾体。影片的开头就将哈尔描述为一个挖人心、吃人心的危险人物，直到被诅咒成为老太太的苏菲进入到城堡之后，才发现原来哈尔并非传说中那么恐怖和残忍，而是一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且向往平静生活的普通人，是一个“危险”与“平和”的矛盾体。哈尔原本是一个十分胆小的人，但是一旦有苏菲的存在，又会立刻变得无比勇敢和坚强，又成为一个“怯懦”与“勇敢”的矛盾体。
这种多元复杂的矛盾性特点被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赋予了一个极为形象的表述：菊与刀。《菊与刀》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之时受美国政府委托而开展日本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本尼迪克特用象征着日本皇室的“菊”与代表武士道精神的“刀”来体现日本文化的独特模式。“菊”与“刀”，一个柔软，一个刚烈，反映了日本民族性格中的矛盾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怯懦;保守而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3]“菊与刀”文化虽是作者基于西方视野对日本民族文化的总结与提炼，但凭借其丰富的访谈和深入的研究，成为对日本文化发展模式和日本民族文化的精辟凝练，甚至成为被日本人自己所认可和接受的文化内容。
电影艺术是科学技术不断变革与创新的智慧成果，是技术发展的产物。电影艺术又是以深厚的文化土壤为根基的，是多元文化的艺术呈现。宫崎骏作为日本动画电影界的个性标杆和典型代表，他不仅推动了日本动画电影的发展，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动画电影风格，引领了日本动画电影的发展时代，而且凭借着动画电影中无处不在而又深入浅出的日本传统文化解读与表达，将独具特色的日本传统文化以动画电影的艺术形式展现在全球观众面前，实现了日本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与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永生.日本神道文化及其力量[ J ].世界宗教文化，2017（03）：60.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8.
[3][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56.
【作者简介】 ?吴翠平，女，河南鹤壁人，西安外事学院国际合作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7年度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编号：17JK1090）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