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传播”：从媒介转型、学科整合到问题域的确立
褚金勇
【摘要】“公共传播”是近年来学术界广为关注的学术话题。网络媒介的崛起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所不包的公共传播现象，也使得传播学研究呈现一种知识交融与学科互动的态势。通过将公共传播放置于学科互涉的知识框架中，探讨公共传播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可能性，进而勘测其内涵外延，最终探索并确立公共传播研究的问题域。
【关键词】问题域;媒介转型;学科整合;公共传播
“公共传播”是近年来引起学界关注的一个学术话题。新世纪以来，网络媒介的勃兴和公共事件的频发，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无所不包的公共传播现象，也使得传播学研究呈现出一种知识交融与学科互动的态势，吸引了诸多学科的学者纷纷拥向这一充满活力的问题之域。国内外很多新闻院校都已关注到这一新兴学科路向，一方面提出“面向社会培养公共传播人才”的口号以重塑新闻教育理念，另一方面设立公共传播学科点进行重点建设。[1]面对因互联网崛起而兴起的公共传播研究热潮，调整和改变新闻传播学既有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框架，已是今日传播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本文试图将公共传播放置于学科互涉的知识框架中，探讨公共传播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可能性，进而探究其内涵与外延，最终探索并确立公共传播研究的问题之域。
一、媒介转型：互联网催生的公共传播现象
公共传播这一学术命题的凸显，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媒介语境。30年前，大多数人可能还没听说过互联网，但现在人们几乎无法回避互联网的存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媒介环境之中，互联网改变着人类的传播活动，也改变着传播学的研究视域。媒介转型并非媒体内部的转型变化，它是影响到整个社会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的问题，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公共传播的现象。
（一）媒介转型：从传统媒介到网络媒介
媒介模式的转型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变革之一。纵观人类传播媒介的演进，我们经历了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及当下蓬勃发展的网络媒介。这里之所以用“媒介转型”而不是大家常用的“媒体转型”，是想指出网络的崛起与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形式不同，它不是一种媒体，更像一种基础设施、一种支撑社会的全新技术形态。报纸新闻是以文字传播为主，只能采取单一的、线性的报道方式，新闻信息的容量有限，缺乏个性化，不能全面满足受众的阅读需要;广播新闻主要以声音传播为主，声音稍纵即逝，不易记忆和保存，且缺乏直观、生动的视觉形象;电视虽具备声画结合的特点，但其表现形式仍不够丰富。互联网催生的新媒介形式则集声、图、文、动画等于一体，更主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成为继口头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之后的又一重要媒介形态。它打破了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制作机构，将信息打碎、重组，是赋予信息传播以全新路径的传播媒介。
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形态的稀缺性和垄断性不同，互联网是一个人人可以参与共享的媒介平台，它的精神主张的就是开放、分享和协作。网络媒介突破了时空观念和媒体限制，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将世界联成一体，让世界成为一个真正的“地球村”。网络中每一个成员可以平等地共享网上信息，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与互联网接通，就可以获取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信息。网络媒介让受众感受到了空前的平等与民主，这是传统媒介形态无法提供的享受与权利。网络媒介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信息生产者和信息提供者，在满足社会普遍信息需求方面起着一种公共服务的作用。网络媒介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具有广泛而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涉及普遍的社会秩序和公共生活。
（二）网络媒介促成的公共传播现象
网络媒介以其自身的传播优势不可避免地对传统媒体造成巨大的冲击。当电脑、手机等网络终端进入千家万户，当照相机、摄像机和手机结合，一直被动接收新闻信息的大众终于拥有了记录和发布新闻事件信息的工具。这使得任何人都有可能在新闻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从现场向全世界发出画面、声音和文字消息。网络赋予普通公众的话语表达能力，也正在催生普通公众的主体意识和公民意识。这些具有主体意识和公民意识的人群通过网络可以建构一种联系，成为“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传播的本质是寓于传播关系的建构和传播主体的互动之中的，传播是社会关系的整合。”[2]若从关系角度来审视互联网传播，我们会发现网络媒介的功能本质，在于通过打通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之间的连接，从而无限构建人和人、人和物、物和物之间的关系。网络媒介使得人类交往成本迅速降低，正在使组织的横向革命从生产领域扩展到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中去，并且迟早会把我们每一个人大脑内部的思维网络并入那个无限扩展了的外部信息网络，从而彻底改变人类传统的“主体—客体”认知模式。
在技术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中，公共传播作为一种内生性力量，已成为推动现代社会有机运动不可或缺的要素。正如学者指出的：“公共传播不是某些传统传播形态的放大、拼接或大杂烩，亦非与之并列的一种新形态，而是现代性转型、全球化和互联网革命等多重语境下一种新的传播结构、格局和境况。”[3]网络媒介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并全方位地改变着人类社会，改变着我们的思考方式、行为倾向、社区形态以及自我认同。现代的信息传播已经“由单向传播模式向双向传播模式、互动传播模式和‘整体互动模式进化，传播学研究所面对的也不再是孤立的、个别的传播现象和问题，而是从一定角度、窗口审视和研究‘整个世界，即它向自己要解决的那个任务的所有现象开放”。[4]互联网给当代社会带来的改变不是一种局部性变动，而是一场能引起社会转型的全局性的、革命性的转变，一个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公共传播时代正在到来。
二、科際整合：公共传播研究中的学科互涉
新媒介语境下的公共参与催生了包罗万象的公共传播议题，也推动了学界开展相关问题研究的学科互涉。学术研究是探知现实世界的过程，应该遵从以问题为导向的知识路径探索前行，而不应受条块化的学科框架所限。因此，公共传播研究需要进行有效的科际整合，加入到社会科学共同体的交流与沟通中，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问题进行传播学视角的把握，如此才能承担起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的学科所应承担的学术任务。
（一）学科互涉：网络媒介语境下的公共传播研究
网络媒介不但赋予了人类信息知识传播更多的公共性元素，而且以其无所不包的公共传播观念撬动了传统的学科范式。学科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科学知识体系。[5]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是文史哲不分家的杂糅体系，直到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它以分科治学的理念催生了中国现代的学科概念。伴随着学科知识的精细化，使得知识不断分支，再分支，以分科为主导的趋势促使知识领域也越来越专业化。然而，互联网应用掀起的媒介转型不仅促成了信息知识的爆炸式增长，也催生了学术研究的学科互涉问题。[6]在传播学研究中，理论假设中的学科边界和现实研究中的学科互涉之间有着种种张力与错位，而公共传播想要化解这种张力与错位，就需要实现新闻传播学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跨学科对话，从而使公共传播真正成为具有公共意识的实践性和理论性相结合的学科领域。
学科是分化的科学领域，多元对话成为网络媒介语境下传播学研究的显著特征，学科之间的互涉也不断增多。学科互涉使得公共传播研究处于多种知识依据的引导之下，呈现一种知识交融与学科互动的态势。在学科互涉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知识生产的常态之时，公共传播研究已经不能单单以新闻传播学科来作为理论支撑，而是在新闻传播学的基础之上进行自我革命式的改造，不断整合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而凝练学科独属的问题域，才能保持继续发展的势头。
（二）科际整合：公共传播研究的知识依据
面对因互联网崛起而产生的大量公共传播现象和公共传播问题，调整和改变传播学的理论视野与问题意识，已是今日传播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传播学一方面畫地为牢，固守媒体本位，与其他社会科学缺少“共通性、共谋性、共识性”;另一方面又趋向专业化、科层化和体制化，导致学术与社会间互动与互构关系的萎缩。[7]作为分科治学的学术研究有助于推进思维深度、改善知识管理、提高研究效率，因此现在的学科越分越细，研究也越来越专业化，但门第森严的学科藩篱也容易导致学者对知识世界的机械割裂。在学科不断细分的语境下，学者的学术视野也会越来越小，学术研究的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扁平化，而公共传播现象所造就的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具体问题的研究都将涉及不同学科的交流、交叉与互补。现在公共传播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受到精细化的学科分类影响的学术研究重新恢复其复杂性，打通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壁垒，实现学术研究领域的科际整合。
在网络媒介的语境下，研究者面对具体、复杂的公共传播问题时，单纯的传播学科视野愈加凸显出其局限性，因此研究者必须以跨学科的知识储备作为知识支撑。学科整合真正的目标是让传播学能够与其他社会学科通力协作，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有学者曾经指出，“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种发展过程中的学科，即处于动态的关系结构之中”，“当人们用该学科建立的认知图式和解说系统难以覆盖新的学科疆界时，就必须对原有的规定性边界进行重新划分，重新看待原有解说系统的有效性，并建立新的系统以便进行针对性的分析”。[8]面对学术分科精细化和学术研究互涉性的双重知识背景，跨越学科边界进行公共传播研究日益成为普遍现象。此中，既有传播学者探讨诸如政治效能、环境治理等涉及其他学科知识的公共传播问题，[9]也有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介入探讨公共传播领域的问题，[10]同时还有传播学者与自然科学、社会学等领域学者合作开展的公共传播研究。[11]传播学者跨学科探讨公共传播问题，可以为其他学科领域带来新的思维视角，而其他学科学者利用本学科的知识优势来分析网络场域的公共传播问题，他们的研究比传播学界的相关研究会更有深度，不同学科对同一公共传播现象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通过多学科研究，才能全方位理解公共传播现象的本质。也只有如此，我们所研究的公共传播问题才能纵横交错、编织成网，克服单一学科导致的学术局限问题。因此，从事公共传播研究必须保持学科互涉和科际整合的心态，补足自己的知识短板，随时跨越学科界限，进行跨学科的“边界作业”。
三、问题域的确立：公共传播作为学科如何守土拓疆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公共传播研究尽管人声鼎沸、成果频出，但它远没有获得学科的尊严。来自各个学科的公共传播研究者似乎也很少形成理论共识，整个研究领域呈现一种碎片化状态。[12]前面我们所探讨的只是一种松散的学科互涉，而想要建构一个学科领域则必须有学科的专业性。尽管公共传播研究需要有多样的理论视角，但如果只有公共性为其开疆拓土，没有专业性为其安营扎寨，就无法建立有效的学科知识体系，公共传播也很可能会沦落为边界不明、四处漂流的一叶学术扁舟。公共传播想要建构成一个学科领域，首要的事情是确立自我的问题域，并对学科的内涵、外延进行勘测，厘清公共传播问题的范围、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和逻辑的可能性空间。[13]下面我们将从公共性和专业性两个维度来勘测公共传播的问题域。
（一）公共传播：与“私密”相对的公共性问题
确立公共传播的问题域，首先要解决的是公共传播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其据以成立并获得学术共同体认同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以“公共”命名的学科领域非常多，但它们并不在同一个层次的学科问题域之中。尝试用公共经济学、公共管理学、公共政治学等学科框架来思考公共问题，并不能将其简单地纳入公共传播学的理论范畴。即使具体到公共传播也是一个有着多元概念指向的学术话语。例如作为公共关系的职能拓展的公共传播;面向公众、服务公众的信息知识传播;围绕公共议题的意见生产与传播;作为公益性观念、知识和行动的传播。[14]以上对公共传播的理解，虽然都涉及“公共”和“传播”两个关键词，但都是从具体的维度来界定公共传播，它无法超越具象而超拔出一个既能反映历史情境又能凸显学科内涵的学科概念。围绕公共传播的理论基础问题，首先需要阐述的是人类公共传播活动中的公共性问题。所谓“公共性”，包含人类社会中“公”和“共”两方面的意涵，具体可体现为：（1）共在性、共处性、共和性;（2）公有性、公用性、公利性;（3）共通性、共谋性、共识性;（4）公意性、公义性、公理性;（5）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15]如果说公共是对一种社会事实的判断，那么公共性是对公共这一事实属性的界定，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
具体到公共传播的问题，可以从议题的公共性和传播的公共性两个角度来审度。需要注意的是，现实社会中所谓的公共传播未必具有公共性，而具有公共性的议题也未必是公共传播的，但这些都可以纳入公共传播的研究领域。我们可大体将其分为三个问题域：（1）公共性议题的公共传播。公共性议题是公众关注、聚焦的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例如环境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公共性议题被置于公共空间或公共语境进行传播，是一种基于公共前提下的传播形式，是与社会民众和国家机构直接发生关联的。（2）私密性议题的公共化传播。公共传播理应都是公共性议题，体现人类社会的公共关怀。然而，媒介化语境下的话语民主导致很多私密性议题也以公共传播的方式呈现出来。例如私人情感话题的电视讨论、私人生活场景的网络直播、私人道德问题的媒介审判等。（3）公共性议题的隐秘化传播。诸多私密性议题以公共传播的方式呈现的同时，很多公共性议题却以隐秘化的方式呈现。例如，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未经公共讨论便匆匆颁布推行，部分有违公共安全的生产项目未经征询公众意见便匆匆施工作业。诸如此类的本应以公开、公正的方式进行传播的公共议题却以暗箱化、隐秘化的方式进行。这些问题也应该纳入公共传播的问题域，而且应该通过学者的研究力促这些隐秘化传播的公共议题重新公共化。
（二）公共传播：与传播相关的专业性问题
不管是公共议题的公共传播，还是私密性议题的公共化传播，抑或公共性议题的隐秘化传播，都会在公共的旗帜下涉及诸多学科领域的话题。公共传播研究尽管出现了学科自主化意识，但公共传播不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一个学科，而是一个极为丰富庞杂的知识领域。它的丰富庞杂性源于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學、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对其所做的分散研究和多学科释义。公共传播想要整合所涉学科的公约数，探索建构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就不能仅仅停留于公共性以统摄全局，更需要以传播的“紧箍咒”来限制公共性，进而凸显自己的专业性追求。
以传播来框定公共传播，可以进一步确立公共传播研究的问题域：（1）以媒介为重心，研究公共传播中的媒介与信息。在传播学研究中，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媒介无疑处于学术中心位置。从口头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到电子媒介、网络媒介，各种形式的媒介一直都是以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出现，连接着传者与受者，连接着政府与社会，连接着人类与自然，以其强大的媒介影响力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关涉着人类普遍的公共生活和社会秩序。公共传播研究也应该以媒介研究为重心，以媒介之上的信息传播分析为进路，由此可以框定公共传播的中心问题域。（2）以人类为主体，研究公共传播中的传者与受者。公共传播是人类的传播，是多元主体基于公共性展开的沟通过程、活动与现象。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把握人类在公共传播中的主体性，承认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才能从多样化（政治传播、经济传播、文化传播、宗教传播等）、多层次（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相互交织的公共传播中剖析传者与受者的关系建构问题。（3）以意义为旨归，研究公共传播的效果与价值。公共传播不仅要关注人类传播的行为事实，更要关注人类传播的价值意义，关注人类的情感、态度、道德、观念，关注社会的自由、民主、和谐、文明。“是”指向事实知识，“应当”则指向价值知识，“是”不必然指向“应当”。[17]现在学界研究太过偏重以各种实证方法测量信息传播的实然效果，而缺少信息传播的价值引导。公共传播研究不但要探知事实，而且要引领价值;不但要关注公共传播对人类情感、态度、道德、观念带来的传播效应，而且要关注公共传播对社会自由、民主、和谐、文明的传播效应，并且能够通过分析公共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因应策略。
[本文为2017年度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平台重点项目（2017-XWXY-00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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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传播学博士）
编校：张红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