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中国文化选择
张波 李群群
[摘要]以中、日、朝、韩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曾是近代前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这些国家在文化传统上有着丰富的同质性内容和先进的共同演进逻辑，因此从文化角度可以发现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文化选择
[中图分类号]G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1-0021-06
[收稿日期]2017-06-20
[基金项目]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社会公平与吉林省政府实践策略研究》；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项项目，项目编号：MKSLL30。
[作者简介]1.张波，女，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李群群，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长春130012）
一、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
（一）朝贡体制是历史上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外在表现形式
历史上，中国历代王朝都奉行所谓的文化天下主义。何谓天下？在这里，“天下”有三个基本意义：其一是指中国三元结构“天、地、人”中的“地”，亦即土地，是指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其二是指“民心”，这也就意味着“天下”不仅包含物质层面的东西，同时也包括心理层面的；其三则是指我们古人所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一种理想社会，或者说是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想象并追求着某种世界制度以及由世界制度所保证的一个世界政府。“天下主义”的基本旨趣在于：任何接受中原文化或效忠华夏统治者均可以视为同族同类，任何在文化上落后的少数族群政权，只要接受儒家学说，便可以入主中原。而且这一基本旨趣是通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支配下的“朝贡体制”来得到完整体现的。
我国夏朝时期的五服制度是朝贡体系的雏形。据《尚书·禹贡》所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1]（34）这就是最早的五服制，由此以天子为中心，形成了中心对周边、上对下、相互掣肘的关系。紧接着，在商朝时期，建立了“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的内外服制度，内外服制度主要是指在以天子为核心的内服地区设立主要的行政机构，从而对周边的外服区域实施管辖与统治的体系。传说，商纣王的叔叔箕子建立了朝鲜史上第一个王朝，在周朝时被封为侯爵，接受周王朝的统领，对周王朝进行朝贡。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被称为邪马台国的日本派遣使者造访中国，魏明帝册封当时的邪马台国国王的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安东都督府都督，此后无论中原政权如何更迭，日本国都以中国的臣子自居。
通过朝贡体制，古代的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地区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最初《尚书》记载的“五服制”，体现诸国与中国是一种不对等的上下级关系，其后朝贡体制发生了些许变革，虽然天子仍旧效法五服制，但是此时上对下，中心對周边不再是一种上下级关系，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掣肘的关系。但是无论是不对等的上下级关系还是相互制约的新型关系都表明诸国与中国之间是休戚与共的，这些关系都是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外在表现。通过对朝贡体制的践行，东北亚地区形成了一种物化交流、礼尚往来、互通有无的交往关系，尤其到了明清时期，明清政府对于来朝国家——日本等国，尤其对朝鲜，实行“厚往薄来”，使东北亚区域人民生存发展和文明进步有了更大的提升，而“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也得到了强化。
（二）儒家文化是历史上“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传输纽带
有学者说，儒家学说是东北亚地区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东北亚国家共同的文化根源都来源于儒教文化圈，用共同的文化基础，构成了东北亚文化的主流”。[2]（15）儒家文化自春秋时期诞生以来，不仅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思想，而且颇受朝鲜半岛国家领导人的青睐，多次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主流思想。
公元4世纪，儒学正式传入朝鲜半岛。此时朝鲜半岛正处于三国鼎立时期，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纷纷向中国学习儒学，并且高度重视儒学。高句丽在三国中最早接受儒学并且设立了专门传播儒家学说的最高学府“太学”。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学习儒家学说了解儒家书籍，高句丽还设置了扃堂。不同于太学是官方的学府，扃堂是一种私立的大学，主要为普通子弟提供学习的场所，扃堂中所教授的内容主要来自《史记》《诗》《书》《礼》《乐》《春秋》《三国志》等。在高句丽之后，百济也掀起了一股学习儒学的潮流，到了大约公元4世纪末时，百济也像高句丽一样建立起了完整的儒学教育制度。公元6世纪，高安茂、段相尔等儒家学者将百济的儒家学说带入新罗，并在新罗开始了儒学的传播，因此可以说新罗是三国中最后一个接受儒学思想的国家，到了公元8世纪中期，新罗设置太学监，并且规定《孝经》《论语》为太学监各科博士以及助教所必须学习的内容。并且在唐朝时期，新罗派大量遣唐使来到长安学习中国的先进思想以及文化。公元668年，新罗联合唐朝统一三国后，更加注重对唐朝文化与制度的学习，并于公元682年设立国学，国学的设立标志着新罗对唐朝教育体制的完全接受。由于三国对儒家学说的重视以及在本土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儒学在三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朝鲜半岛的居民。其主要表现为：在文化方面，仿照大陆设立儒学教育机构并且将儒家学说作为教授的重点；在道德伦理方面，极其重视“孝”的思想，并且他们以儒家的“仁”与“礼”结合而成的三纲五常作为道德规范，进而主张“家国一致、忠孝一致”的伦理道德。
据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载，儒家文化是由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传入日本的。公元7世纪，圣德太子进行改革，皇太子亲笔作宪法十七条，宪法十七条的重点在于“和为贵”，并且广泛引用儒家词条来明确君臣等级观念。“冠位十二阶”同样也是运用儒学的五德来区分官阶的。随后，日本大量向中国输送留学生，并将学成归来的儒士委以重用，建立培养人才的机制，以儒家经典为必备教材，教授儒家思想，经过镰仓幕府和江户幕府时期的发展，儒学在日本越来越兴盛。
儒家学说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广泛传播，使得朝鲜半岛、中国、日本列岛三个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三个地区的文化基礎越来越趋于一致，从而形成了东北亚共同的文化基础，构成了东北亚文化的同质性，因此，儒家文化的传播使得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有了共同的精神传输纽带。
（三）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交流载体
沟通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同时也促进了国家间、民族间文化的双向交流，是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历史上，国家间进行来往的途径大致有两种：一是民间交流，二是官方交流，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则将这两者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丝绸之路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当时中国与诸多国家发展政治外交关系，并且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开辟了多条对外交往的路线，我们统称为丝绸之路。其中最著名的路线有四条：第一条是由我国北方地区通往亚洲中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北方丝绸之路”；第二条则是由中原再经中南部进入南亚的陆上国际交通线，又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三条是由我国的南部地区通往马来半岛的“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第四条是从我国山东半岛出发穿越黄海、渤海、朝鲜海峡，到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东北亚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密切往来，沟通了沿线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因此丝绸之路的构建对于建立地区命运共同体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周建立后，经东北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等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到了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使得东亚各国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交流与碰撞，这一壮举成为了中国航海史上最重大的里程碑，由此东北亚地区呈现出一种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干戈化玉帛、铸剑为犁、战马农耕的局面。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地区的丝绸、建筑行业的建筑技术、农业水利科技、养殖技术、四大发明等都传入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同时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技术和文化等也传入中原地区。例如，随着日本镰仓时代武士的兴起，刀剑甲胄的制造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因此，日本刀剑大量输入宋朝，受到了广大中原地区人民的喜爱。除了刀剑之外，宋代还从日本进口折扇、螺钿工艺品、纺织品等，这些工艺品都以精巧见称，因此也深受国人的喜爱。
在丝绸之路上进行的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和平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东北亚区域的文明进步，“历史上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展现在‘丝绸之路外交舞台上是和平、友善、互惠、共生共荣的正能量。”[3]（24～35）
二、文化因素在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的战略意义（一）保证东北亚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战略举措
历史上，东北亚各国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往来，沿线各个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如今，东北亚各国的经济贸易总额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一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完全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利益，因此东北亚各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一定是以本国的经济利益为核心的。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东北亚各个国家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赢，才是东北亚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才是振兴东北亚的必由之路。
东北亚各国在该地区实现了稳定与和平的发展局面，为了能够进一步增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从而实现东北亚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东北亚各国已达成基本共识，紧迫感也在与日俱增。当前形势下，区域内各国都认识到了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都在为把经济合作推向新阶段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自20世纪以来，东北亚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大宗商品，文化产品的贸易在总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文化能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使人们更易于接受。而文化产品的输出主要以影视产业为主，从而使得韩流席卷东北亚各地区，汉风也吹向了朝韩等地。
东北亚地区地域宽广，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经济政治形态，有以私有制为基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日本、韩国，也有以公有制为基础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还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可见，东北亚各国构成较为复杂，因此在合作中不免会出现多重困难。但是东北亚各国在产业、资源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互补性优势也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互补；二是劳动力资源的互补；三是自然资源的互补。韩国与日本两国，陆地面积狭小，土地资源、森林资源、一系列的矿产等资源较为紧缺，但是这两个国家属于发达国家，生产技术比较发达，生产力水平比较先进，适合发展技术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的企业。而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地大物博，各项资源较为丰富，特别是人力资源极为丰富，适合发展以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为导向的企业。各个国家通过互补使得联系加强，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济已经交织在一起，相得益彰，中日韩经济发展相互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甚至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了。“因此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区域内经济贸易相互依存度，有利于突出东北亚的力量和声音；将使该地区内所有国家通过克服排斥性而扩大相互理解，构筑共同生存的环境；将大大提高这个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综合竞争力”。[4]（1～6）
（二）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有效途径
当我们谈到东北亚安全的积极因素大于消极因素以及强调和平与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时，并不意味着东北亚的安全已经没有任何问题。相反，东北亚在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上，仍旧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要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还存在着一些危险因子。
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各国之间的互信度很低，区域的热点安全问题持续升温，各国之间的相互猜忌在增加；二是一些国家在努力加强军事同盟的建设并且某些大国为了重返亚太，重新掌握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与控制权，使得民族主义情绪在诸多国家蔓延。另外，冷战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也影响着东北亚的局势。
东北亚地区受儒家和佛家思想影响较大，儒家文化注重和谐并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和合文化”，主张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来化解矛盾纷争，同时也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容仁爱的理念，这种和平的处世观念将人类的共同利益指向了和谐世界。而佛陀的创教宗旨就是为了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和谐美好，拒绝一切杀戮行为，因此，在儒佛思想的指导下，东北亚各国能更加和平共处，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稳的局面。对于中韩关系来说，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交流日渐频繁，然而，在2016年开始，两国关系跌入谷底，韩国借力美国在韩本土内布置萨德反导系统，其监控范围可达大半个中国，由此引来了中国政府与民众的不满，双方贸易往来受到极大损失。中日之间也是问题重重，首先是钓鱼岛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其次日本政府不正视侵华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等也一再使得中日关系降至冰点。至于朝鲜，最主要的問题是核试验，严重危害了周边地区的安全。除此之外，朝鲜与韩国的民族矛盾等一系列的问题与矛盾冲突也在严重威胁着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因此，构建东北亚地区认同感是缓和东北亚地区矛盾的必经之路，而共同的文化基础在构建东北亚认同感时无疑是一个最有效的砝码。
（三）推动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必然要求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区域化。区域化的基础是区域共同体的发展并形成一种以区域主义为核心的一整套规范、原则和相应的机制。中国学界普遍对区域化有着明确认知，他们认为区域化是指地理位置相邻的国家为了得到共同的发展机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进行的一系列的合作与互动，从而谋求一个以地区为依托的相对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区区域一体化加速整合，东北亚区域一体化也初现端倪，然而，由于美国为了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控制制订了亚太战略，韩国亲美离亚，日本急功近利，极力想要摆脱亚洲加入欧美国家行列等都为东北亚一体化进程带来了诸多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和阻碍并不能完全阻断东北亚区域的一体化进程。
共有文化暗含了共同的行为逻辑、行为方式和目标指向。东北亚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因此虽有对立和冲突，但是合作与交流仍然是第一位的。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中提到：“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在沿着文化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5]（129）东北亚地区共同的儒家文化基础使得他们走在了一起，使得东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逐渐加深。1994年3月，中韩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韩政府文化合作协定》，这一协议的签订真正开启了中韩文化交流的新篇章。2004年，中国在韩国首尔设立驻韩中国文化院，2007年又设立驻华韩国文化院。双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使得“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加快了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三、中国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的文化选择（一）坚守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我国传承几千年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民族之魂，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一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到今，爱国主义都是国家间进行外交行为时所要坚持的首要原则。在外交中爱国主义则表现为维护国家荣誉和利益，保护其不受损害。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五项内容所要表达的一个核心就是在和平中维护本国的利益，这是一种对和合社会的向往，更是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主义表现在个人身上是一种自愿感性的行为，表现在官方则不仅仅包括政府对内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更表现为在进行外交活动时对本国利益的坚决捍卫。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内涵，因而爱国主义体现在外交中自然也会有不同的内涵。在清末时期，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新时期，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则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打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努力实现中国梦。但是无论怎么变，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不被损害始终是核心。
（二）尊重仁义原则
仁义原则在我国的外交政策中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仁义思想是孔子最早提出的，并成为了儒家思想最核心的内容。何谓“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也”，即人与人之间应当亲密无间，互相爱护。所谓“义”，就是指“道义”。墨子也提倡“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说义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义是有利于人民的。由此可见，我们先人非常重视仁义的思想，早就形成了“仁民爱物”的人文传统，而且他们素以亲仁善邻、“强不执弱”、“富不侮贫”为高尚的品德。这一思想在我国近代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作为朝鲜最亲密的邻邦，我国抗美援朝，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我国本土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是出于对邻邦兄弟的人道主义援助。
儒家思想非常看重仁义道德，强调对利的追求不仅要合理合法，更要合乎道义，重精神追求而轻物质利益，反对不择手段地谋取利益，在义和利发生冲突时一定会选择义，义高于利，这便是由儒家仁义道德演化而来的义利观，同时这种“舍利取义”的义利观已经内化到我国历代领导者的决策理念之中。朝鲜与中国关系的亲密程度可以说是超过了朝鲜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不仅体现在抗美援朝时我国政府的增援，更体现在对朝鲜进行的一系列人道主义援助。金日成访问中国寻求援助时，与中国签署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7个文件，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在1950年到1953年年底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金额达72900亿元人民币，并且全部免于偿还，在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对于邻邦有难时仍然不计回报地伸出援助之手。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收容数千名难民儿童，并且承诺抚养这些难民儿童长大成人，像普通中国儿童一样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同时还帮助赡养了很多难民家庭。我国目前对于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是：“亲邻、富邻、睦邻、安邻”，外交政策的确立以及我国对周边国家的实际行动将儒家的仁义观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崇尚“和合”思想
“和合”思想是儒家思想最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成为了儒家思想的精髓。[6]沿袭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未曾有过中断，“和合”理念作为主线始终贯穿其中。到了春秋时期，“和合”二字开始联合并用为一词，和合的范畴由此构成。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看来，“和”是指和谐、和平，“合”则是指联合、合作之意。在外交活动中，和合理念表现为：爱好和平，追求合作共赢，最终建立和谐世界。中国的外交实践证明了中国的慎战避战、崇尚和平自主、追求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的正确，证明了中国绝不是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和威胁者，而是世界和平的坚定捍卫者与守门员。中国在实现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积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积极落实“睦邻”“安邻”与“富邻”政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结成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和而解”属于和合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也被用来解决国际矛盾冲突。重视“和而解”的思想，不仅体现了一种博大的道德情怀，更体现了一种宽广的气概。把“和而解”作为化解矛盾冲突的一种方式，反映出我国外交中坚持“和合”的价值取向。
现今，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虽然时好时坏，但是我国始终从大局出发，从两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在与日本交往时手持和平橄榄枝，在赞扬日本政府有利于两国人民利益的政策的同时，也会谴责日本政府的一些违背仁义道德的行为。针对钓鱼岛问题，2012年，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反对，宣布购买钓鱼岛，此举一出，引来我国政府的极度不满，我国在发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历来都是中国的领土”严正声明的同时，也提倡国内民众要理性爱国，虽民众自发提倡购买国货反对日货，但是我国政府在给予日本政府警告的同时并未借机制裁日企或者阻断中日两国的贸易往来。近两年来，中韩萨德问题剑拔弩张，最初针对萨德问题，我国政府坚持协商对话，并对韩国政府一意孤行的做法表示强烈警告，用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矛盾，这些都体现了“和合”思想。
（四）践行合作共赢理念
作为首个将合作共赢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目标的国家，我国为这一理念的践行付出了诸多努力。2013年，习近平主席防俄期间，呼吁各国应一起推动建立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而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就是合作共赢，号召全世界各国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次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要把合作共赢体现到经济、政治、国防、科技、文化交流等对外合作的各个方面。
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想法，它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发扬，也是我国对于当代国际秩序观的重大创新与变革。共赢理念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切实体现在我们外交的种种实践中。2014年，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亚太梦”，“亚太梦”指出了亚太地区发展的一个大致方向：呼吁亚太各国家地区共同做大做强亚洲发展的蛋糕，携手共同促进亚太地区的繁荣大发展，而这一切的核心都在于合作共赢。中国提出“亚太梦”，展现了我国的发展不是自己一国的事，中国自身的发展是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的，中国的发展与亚太地区整体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必须互相扶持、共同发展。为了实现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的局面，我国积极参与六方会谈，推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设立亚投行，为丝路建设提供基金支持等一系列的实质性战略举措，这些都彰显出我国在亚太地区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东北亚作为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亚太的繁荣也就是东北亚的繁荣。
四、结语
随着东北亚各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区域安全合作进程的加快，再加上势不可挡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欧洲一体化等一些外在因素的刺激，东北亚各国为了谋求发展，开始积极寻求区域合作，而有着共同文化基础的东北亚各国开始积极寻求共同点，文化交融及其张力也在日益加深和彰顯。“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而文化在构建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入挖掘东北亚地区共同的文化基础，才能使“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早日建立。
参考文献：
[1]贾太宏注释：《尚书》，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年。
[2]申险峰，朱荣生：《中国周边国家文化外交·东北亚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
[3]李宗勋：《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外交》，《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4期。
[4]方浩范：《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动因及其政治阻碍》，《东疆学刊》，2009年第2期。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
[6]谢文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境遇》，《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全红]
[摘要]以中、日、朝、韩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曾是近代前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这些国家在文化传统上有着丰富的同质性内容和先进的共同演进逻辑，因此从文化角度可以发现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文化选择
[中图分类号]G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1-0021-06
[收稿日期]2017-06-20
[基金项目]吉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社会公平与吉林省政府实践策略研究》；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项项目，项目编号：MKSLL30。
[作者简介]1.张波，女，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李群群，女，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长春130012）
一、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
（一）朝贡体制是历史上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外在表现形式
历史上，中国历代王朝都奉行所谓的文化天下主义。何谓天下？在这里，“天下”有三个基本意义：其一是指中国三元结构“天、地、人”中的“地”，亦即土地，是指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其二是指“民心”，这也就意味着“天下”不仅包含物质层面的东西，同时也包括心理层面的；其三则是指我们古人所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一种理想社会，或者说是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的一种社会形态，它想象并追求着某种世界制度以及由世界制度所保证的一个世界政府。“天下主义”的基本旨趣在于：任何接受中原文化或效忠华夏统治者均可以视为同族同类，任何在文化上落后的少数族群政权，只要接受儒家学说，便可以入主中原。而且这一基本旨趣是通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支配下的“朝贡体制”来得到完整体现的。
我国夏朝时期的五服制度是朝贡体系的雏形。据《尚书·禹贡》所述：“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1]（34）这就是最早的五服制，由此以天子为中心，形成了中心对周边、上对下、相互掣肘的关系。紧接着，在商朝时期，建立了“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的内外服制度，内外服制度主要是指在以天子为核心的内服地区设立主要的行政机构，从而对周边的外服区域实施管辖与统治的体系。传说，商纣王的叔叔箕子建立了朝鲜史上第一个王朝，在周朝时被封为侯爵，接受周王朝的统领，对周王朝进行朝贡。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被称为邪马台国的日本派遣使者造访中国，魏明帝册封当时的邪马台国国王的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安东都督府都督，此后无论中原政权如何更迭，日本国都以中国的臣子自居。
通过朝贡体制，古代的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地区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最初《尚书》记载的“五服制”，体现诸国与中国是一种不对等的上下级关系，其后朝贡体制发生了些许变革，虽然天子仍旧效法五服制，但是此时上对下，中心對周边不再是一种上下级关系，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掣肘的关系。但是无论是不对等的上下级关系还是相互制约的新型关系都表明诸国与中国之间是休戚与共的，这些关系都是命运共同体的一种外在表现。通过对朝贡体制的践行，东北亚地区形成了一种物化交流、礼尚往来、互通有无的交往关系，尤其到了明清时期，明清政府对于来朝国家——日本等国，尤其对朝鲜，实行“厚往薄来”，使东北亚区域人民生存发展和文明进步有了更大的提升，而“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也得到了强化。
（二）儒家文化是历史上“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传输纽带
有学者说，儒家学说是东北亚地区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东北亚国家共同的文化根源都来源于儒教文化圈，用共同的文化基础，构成了东北亚文化的主流”。[2]（15）儒家文化自春秋时期诞生以来，不仅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思想，而且颇受朝鲜半岛国家领导人的青睐，多次成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主流思想。
公元4世纪，儒学正式传入朝鲜半岛。此时朝鲜半岛正处于三国鼎立时期，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纷纷向中国学习儒学，并且高度重视儒学。高句丽在三国中最早接受儒学并且设立了专门传播儒家学说的最高学府“太学”。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学习儒家学说了解儒家书籍，高句丽还设置了扃堂。不同于太学是官方的学府，扃堂是一种私立的大学，主要为普通子弟提供学习的场所，扃堂中所教授的内容主要来自《史记》《诗》《书》《礼》《乐》《春秋》《三国志》等。在高句丽之后，百济也掀起了一股学习儒学的潮流，到了大约公元4世纪末时，百济也像高句丽一样建立起了完整的儒学教育制度。公元6世纪，高安茂、段相尔等儒家学者将百济的儒家学说带入新罗，并在新罗开始了儒学的传播，因此可以说新罗是三国中最后一个接受儒学思想的国家，到了公元8世纪中期，新罗设置太学监，并且规定《孝经》《论语》为太学监各科博士以及助教所必须学习的内容。并且在唐朝时期，新罗派大量遣唐使来到长安学习中国的先进思想以及文化。公元668年，新罗联合唐朝统一三国后，更加注重对唐朝文化与制度的学习，并于公元682年设立国学，国学的设立标志着新罗对唐朝教育体制的完全接受。由于三国对儒家学说的重视以及在本土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儒学在三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朝鲜半岛的居民。其主要表现为：在文化方面，仿照大陆设立儒学教育机构并且将儒家学说作为教授的重点；在道德伦理方面，极其重视“孝”的思想，并且他们以儒家的“仁”与“礼”结合而成的三纲五常作为道德规范，进而主张“家国一致、忠孝一致”的伦理道德。
据日本最早的正史《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载，儒家文化是由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传入日本的。公元7世纪，圣德太子进行改革，皇太子亲笔作宪法十七条，宪法十七条的重点在于“和为贵”，并且广泛引用儒家词条来明确君臣等级观念。“冠位十二阶”同样也是运用儒学的五德来区分官阶的。随后，日本大量向中国输送留学生，并将学成归来的儒士委以重用，建立培养人才的机制，以儒家经典为必备教材，教授儒家思想，经过镰仓幕府和江户幕府时期的发展，儒学在日本越来越兴盛。
儒家学说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广泛传播，使得朝鲜半岛、中国、日本列岛三个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三个地区的文化基礎越来越趋于一致，从而形成了东北亚共同的文化基础，构成了东北亚文化的同质性，因此，儒家文化的传播使得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有了共同的精神传输纽带。
（三）丝绸之路是历史上“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交流载体
沟通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同时也促进了国家间、民族间文化的双向交流，是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历史上，国家间进行来往的途径大致有两种：一是民间交流，二是官方交流，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则将这两者进行了完美的结合。丝绸之路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当时中国与诸多国家发展政治外交关系，并且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开辟了多条对外交往的路线，我们统称为丝绸之路。其中最著名的路线有四条：第一条是由我国北方地区通往亚洲中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北方丝绸之路”；第二条则是由中原再经中南部进入南亚的陆上国际交通线，又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三条是由我国的南部地区通往马来半岛的“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第四条是从我国山东半岛出发穿越黄海、渤海、朝鲜海峡，到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东北亚丝绸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密切往来，沟通了沿线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因此丝绸之路的构建对于建立地区命运共同体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西周建立后，经东北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以及水稻种植技术等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到了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使得东亚各国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交流与碰撞，这一壮举成为了中国航海史上最重大的里程碑，由此东北亚地区呈现出一种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干戈化玉帛、铸剑为犁、战马农耕的局面。通过丝绸之路，中原地区的丝绸、建筑行业的建筑技术、农业水利科技、养殖技术、四大发明等都传入东北亚各国和地区，同时东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技术和文化等也传入中原地区。例如，随着日本镰仓时代武士的兴起，刀剑甲胄的制造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因此，日本刀剑大量输入宋朝，受到了广大中原地区人民的喜爱。除了刀剑之外，宋代还从日本进口折扇、螺钿工艺品、纺织品等，这些工艺品都以精巧见称，因此也深受国人的喜爱。
在丝绸之路上进行的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和平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各国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东北亚区域的文明进步，“历史上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展现在‘丝绸之路外交舞台上是和平、友善、互惠、共生共荣的正能量。”[3]（24～35）
二、文化因素在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的战略意义（一）保证东北亚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战略举措
历史上，东北亚各国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往来，沿线各个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如今，东北亚各国的经济贸易总额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一个国家的外交行为完全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利益，因此东北亚各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一定是以本国的经济利益为核心的。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东北亚各个国家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赢，才是东北亚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也才是振兴东北亚的必由之路。
东北亚各国在该地区实现了稳定与和平的发展局面，为了能够进一步增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从而实现东北亚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东北亚各国已达成基本共识，紧迫感也在与日俱增。当前形势下，区域内各国都认识到了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都在为把经济合作推向新阶段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自20世纪以来，东北亚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大宗商品，文化产品的贸易在总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文化能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使人们更易于接受。而文化产品的输出主要以影视产业为主，从而使得韩流席卷东北亚各地区，汉风也吹向了朝韩等地。
东北亚地区地域宽广，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经济政治形态，有以私有制为基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日本、韩国，也有以公有制为基础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还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可见，东北亚各国构成较为复杂，因此在合作中不免会出现多重困难。但是东北亚各国在产业、资源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互补性优势也非常突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的互补；二是劳动力资源的互补；三是自然资源的互补。韩国与日本两国，陆地面积狭小，土地资源、森林资源、一系列的矿产等资源较为紧缺，但是这两个国家属于发达国家，生产技术比较发达，生产力水平比较先进，适合发展技术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的企业。而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地大物博，各项资源较为丰富，特别是人力资源极为丰富，适合发展以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为导向的企业。各个国家通过互补使得联系加强，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中国与日本、韩国的经济已经交织在一起，相得益彰，中日韩经济发展相互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甚至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了。“因此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区域内经济贸易相互依存度，有利于突出东北亚的力量和声音；将使该地区内所有国家通过克服排斥性而扩大相互理解，构筑共同生存的环境；将大大提高这个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综合竞争力”。[4]（1～6）
（二）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有效途径
当我们谈到东北亚安全的积极因素大于消极因素以及强调和平与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时，并不意味着东北亚的安全已经没有任何问题。相反，东北亚在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上，仍旧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要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还存在着一些危险因子。
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集中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各国之间的互信度很低，区域的热点安全问题持续升温，各国之间的相互猜忌在增加；二是一些国家在努力加强军事同盟的建设并且某些大国为了重返亚太，重新掌握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与控制权，使得民族主义情绪在诸多国家蔓延。另外，冷战及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也影响着东北亚的局势。
东北亚地区受儒家和佛家思想影响较大，儒家文化注重和谐并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和合文化”，主张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来化解矛盾纷争，同时也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容仁爱的理念，这种和平的处世观念将人类的共同利益指向了和谐世界。而佛陀的创教宗旨就是为了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和谐美好，拒绝一切杀戮行为，因此，在儒佛思想的指导下，东北亚各国能更加和平共处，实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稳的局面。对于中韩关系来说，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交流日渐频繁，然而，在2016年开始，两国关系跌入谷底，韩国借力美国在韩本土内布置萨德反导系统，其监控范围可达大半个中国，由此引来了中国政府与民众的不满，双方贸易往来受到极大损失。中日之间也是问题重重，首先是钓鱼岛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其次日本政府不正视侵华历史、参拜靖国神社等也一再使得中日关系降至冰点。至于朝鲜，最主要的問题是核试验，严重危害了周边地区的安全。除此之外，朝鲜与韩国的民族矛盾等一系列的问题与矛盾冲突也在严重威胁着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因此，构建东北亚地区认同感是缓和东北亚地区矛盾的必经之路，而共同的文化基础在构建东北亚认同感时无疑是一个最有效的砝码。
（三）推动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必然要求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区域化。区域化的基础是区域共同体的发展并形成一种以区域主义为核心的一整套规范、原则和相应的机制。中国学界普遍对区域化有着明确认知，他们认为区域化是指地理位置相邻的国家为了得到共同的发展机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进行的一系列的合作与互动，从而谋求一个以地区为依托的相对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区区域一体化加速整合，东北亚区域一体化也初现端倪，然而，由于美国为了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控制制订了亚太战略，韩国亲美离亚，日本急功近利，极力想要摆脱亚洲加入欧美国家行列等都为东北亚一体化进程带来了诸多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和阻碍并不能完全阻断东北亚区域的一体化进程。
共有文化暗含了共同的行为逻辑、行为方式和目标指向。东北亚地区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因此虽有对立和冲突，但是合作与交流仍然是第一位的。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中提到：“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在沿着文化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5]（129）东北亚地区共同的儒家文化基础使得他们走在了一起，使得东北亚区域一体化进程逐渐加深。1994年3月，中韩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中韩政府文化合作协定》，这一协议的签订真正开启了中韩文化交流的新篇章。2004年，中国在韩国首尔设立驻韩中国文化院，2007年又设立驻华韩国文化院。双方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使得“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进程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加快了东北亚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三、中国在“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的文化选择（一）坚守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我国传承几千年的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民族之魂，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一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到今，爱国主义都是国家间进行外交行为时所要坚持的首要原则。在外交中爱国主义则表现为维护国家荣誉和利益，保护其不受损害。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五项内容所要表达的一个核心就是在和平中维护本国的利益，这是一种对和合社会的向往，更是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主义表现在个人身上是一种自愿感性的行为，表现在官方则不仅仅包括政府对内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更表现为在进行外交活动时对本国利益的坚决捍卫。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内涵，因而爱国主义体现在外交中自然也会有不同的内涵。在清末时期，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新时期，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则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打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努力实现中国梦。但是无论怎么变，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不被损害始终是核心。
（二）尊重仁义原则
仁义原则在我国的外交政策中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仁义思想是孔子最早提出的，并成为了儒家思想最核心的内容。何谓“仁”，孔子说“仁者爱人也”，即人与人之间应当亲密无间，互相爱护。所谓“义”，就是指“道义”。墨子也提倡“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说义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义是有利于人民的。由此可见，我们先人非常重视仁义的思想，早就形成了“仁民爱物”的人文传统，而且他们素以亲仁善邻、“强不执弱”、“富不侮贫”为高尚的品德。这一思想在我国近代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作为朝鲜最亲密的邻邦，我国抗美援朝，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我国本土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是出于对邻邦兄弟的人道主义援助。
儒家思想非常看重仁义道德，强调对利的追求不仅要合理合法，更要合乎道义，重精神追求而轻物质利益，反对不择手段地谋取利益，在义和利发生冲突时一定会选择义，义高于利，这便是由儒家仁义道德演化而来的义利观，同时这种“舍利取义”的义利观已经内化到我国历代领导者的决策理念之中。朝鲜与中国关系的亲密程度可以说是超过了朝鲜与任何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不仅体现在抗美援朝时我国政府的增援，更体现在对朝鲜进行的一系列人道主义援助。金日成访问中国寻求援助时，与中国签署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7个文件，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据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在1950年到1953年年底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金额达72900亿元人民币，并且全部免于偿还，在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对于邻邦有难时仍然不计回报地伸出援助之手。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收容数千名难民儿童，并且承诺抚养这些难民儿童长大成人，像普通中国儿童一样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同时还帮助赡养了很多难民家庭。我国目前对于周边国家的外交政策是：“亲邻、富邻、睦邻、安邻”，外交政策的确立以及我国对周边国家的实际行动将儒家的仁义观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崇尚“和合”思想
“和合”思想是儒家思想最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成为了儒家思想的精髓。[6]沿袭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未曾有过中断，“和合”理念作为主线始终贯穿其中。到了春秋时期，“和合”二字开始联合并用为一词，和合的范畴由此构成。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看来，“和”是指和谐、和平，“合”则是指联合、合作之意。在外交活动中，和合理念表现为：爱好和平，追求合作共赢，最终建立和谐世界。中国的外交实践证明了中国的慎战避战、崇尚和平自主、追求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的正确，证明了中国绝不是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和威胁者，而是世界和平的坚定捍卫者与守门员。中国在实现自身和平发展的同时，积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积极落实“睦邻”“安邻”与“富邻”政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结成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和而解”属于和合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也被用来解决国际矛盾冲突。重视“和而解”的思想，不仅体现了一种博大的道德情怀，更体现了一种宽广的气概。把“和而解”作为化解矛盾冲突的一种方式，反映出我国外交中坚持“和合”的价值取向。
现今，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虽然时好时坏，但是我国始终从大局出发，从两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在与日本交往时手持和平橄榄枝，在赞扬日本政府有利于两国人民利益的政策的同时，也会谴责日本政府的一些违背仁义道德的行为。针对钓鱼岛问题，2012年，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反对，宣布购买钓鱼岛，此举一出，引来我国政府的极度不满，我国在发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历来都是中国的领土”严正声明的同时，也提倡国内民众要理性爱国，虽民众自发提倡购买国货反对日货，但是我国政府在给予日本政府警告的同时并未借机制裁日企或者阻断中日两国的贸易往来。近两年来，中韩萨德问题剑拔弩张，最初针对萨德问题，我国政府坚持协商对话，并对韩国政府一意孤行的做法表示强烈警告，用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矛盾，这些都体现了“和合”思想。
（四）践行合作共赢理念
作为首个将合作共赢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目标的国家，我国为这一理念的践行付出了诸多努力。2013年，习近平主席防俄期间，呼吁各国应一起推动建立一种新型国际关系，而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就是合作共赢，号召全世界各国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为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次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要把合作共赢体现到经济、政治、国防、科技、文化交流等对外合作的各个方面。
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想法，它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与发扬，也是我国对于当代国际秩序观的重大创新与变革。共赢理念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切实体现在我们外交的种种实践中。2014年，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亚太梦”，“亚太梦”指出了亚太地区发展的一个大致方向：呼吁亚太各国家地区共同做大做强亚洲发展的蛋糕，携手共同促进亚太地区的繁荣大发展，而这一切的核心都在于合作共赢。中国提出“亚太梦”，展现了我国的发展不是自己一国的事，中国自身的发展是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的，中国的发展与亚太地区整体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必须互相扶持、共同发展。为了实现亚太地区共同繁荣的局面，我国积极参与六方会谈，推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设立亚投行，为丝路建设提供基金支持等一系列的实质性战略举措，这些都彰显出我国在亚太地区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东北亚作为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亚太的繁荣也就是东北亚的繁荣。
四、结语
随着东北亚各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区域安全合作进程的加快，再加上势不可挡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以及欧洲一体化等一些外在因素的刺激，东北亚各国为了谋求发展，开始积极寻求区域合作，而有着共同文化基础的东北亚各国开始积极寻求共同点，文化交融及其张力也在日益加深和彰顯。“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潮流，而文化在构建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入挖掘东北亚地区共同的文化基础，才能使“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早日建立。
参考文献：
[1]贾太宏注释：《尚书》，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年。
[2]申险峰，朱荣生：《中国周边国家文化外交·东北亚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
[3]李宗勋：《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外交》，《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4期。
[4]方浩范：《东北亚文化共同体动因及其政治阻碍》，《东疆学刊》，2009年第2期。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
[6]谢文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境遇》，《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