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毛泽东的熏陶和影响

    周意

    【摘 要】毛泽东作为对中国现当代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伟人，少年时期读私塾，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学时代又深受老师杨昌济的儒家思想熏陶；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利用马克思主义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批驳解析。纵览毛泽东的戎马生涯，儒家思想深深影响着他。

    【关键词】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毛泽东；影响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10-0028-0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数千年来影响着无数中国知识分子。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与东渐的西方进步思想一起熏染并影响着中国近现代的有志青年们，这其中以毛泽东为典型。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冲，前往当时的新式学堂——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临行前，他抄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的帐簿中：“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充分表达了高远的志向和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的決心。青少年时期是毛泽东从传统儒家思想为主的生活环境到新思想、新文化与传统儒家思想并存的生活环境的转折，本文将尝试以此为时间段来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对毛泽东的熏陶和影响。

    一、青少年时期，儒家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出生时，正值清朝末年，儒家思想作为国学依旧居于正统地位。因此毛泽东是在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逐步成长起来的。他8岁启蒙，在韶山度过了“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涯，熟读了《三字经》《诗经》《论文》等传统文化典籍。在后来进入新式学堂求学后，他虽然接受了一些新式教育，但当时在学校课程设置中，传统文化课程依旧占据相当大的比例，他依旧接受了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熏陶。

    虽然毛泽东对儒家思想中所宣扬的“中庸” 思想和伦理道德带着不满和批判的态度，但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儒家的大同思想、民本思想、忧患意识和入世精神等，还是在少年时的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例如，毛泽东少年时期对儒家所提倡的“大同”是颇感兴趣的。他尤其对李自成的平均思想非常欣赏。毛泽东在1910年秋，从湘乡东山学校放假去外婆家时买了一些“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后，最小的表弟闹着还要多分一点，毛泽东便对他说：“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所以，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正是受大同思想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在执政时提出了“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在执政后期，他更是把分配领域中的薪水制看作人与人之间森严等级制度的外化[1]（P.741-742）。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差异就是矛盾”。在他的设想中，一个真正公平的社会是“共产”的，所以他曾竭尽全力地试图消除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

    又例如儒家核心理念中的民本思想。1914年毛泽东所写的《讲堂录》，其中多处记录了屈原、顾炎武、王夫之、曾国藩等传统文化代表人物的言论和自己的感想。从他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民本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儒家经典著作《尚书》指出：“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这体现了儒家注重对“天命”“ 民心”的顺从与尊重，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曾为此不懈努力，也因而赋予了“天”“民”合一永恒的意义。从他们手上，毛泽东传承儒家民本思想，他曾对“天视自我民视”的思想做过深入的思索和详细的分析，并接过了“忧国忧民”的“接力棒”，将其发扬光大。他在革命生涯中深切意识到智慧和力量蕴藏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不再是供人驱使的工具在毛泽东思想中得以充分体现。他要让人民在经济上得到富足，让人民实实在在地享受文明，于是他终其一生都在为民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全社会范围内弘扬一种全新的、为“民”的价值观。

    孔子环游诸国，尝试以王道”来改变“礼乐崩坏”“王道湮没”“ 横行霸道”的世界，以躬体力行给后世的儒者演绎了入世精神。孟子则明确提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宋代一名叫张载的大儒则主张“为往世继绝学，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其中心意思就是入世。张载这句激情豪迈地宣言被儒家奉为经典。从小就熟谙儒家经典的毛泽东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生于动荡年代，混乱的时局更使毛泽东较早地意识到并承担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在东山学校求学时，为了表明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特意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子任”。他关心国家时事，投身社会实践，以实际行动积极融入到改造社会的洪流中。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更是投笔从戎，参加长沙的起义新军。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并写了大量的稿件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他在创刊号中发表了一篇《创刊宣言》，其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者我们的社会；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说，谁说？”他在《沁园春·长沙》一词中也吟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句句豪言壮语无不表达出毛泽东以天下为重的忧患意识和入世精神。

    儒家思想提倡“学而优则仕”，无论是过去的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都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而广大的莘莘学子们也是从小受其“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利诱熏陶，相信只要努力发奋读书，便会“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闻名天下知”。毛泽东的父亲、母亲也不例外，尤其母亲文七妹也不希望子女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当一辈子农民，所以对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的鼓励和鞭策要比父亲毛顺生更强烈。他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天资聪明，悟性很高，又喜欢看书，如果好好培养，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而且文七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相信迷信，认为只要每月初一、十五祭拜菩萨，多积德行善，她的子孙后代定有造化，所以少年毛泽东在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母亲的鼓励之下，就曾发出过“学不成名誓不还”的雄心壮志。尽管那个时候“成什么名”的具体目标并不明确，但有一条他是非常自信的，那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2]（P.102-103）。他意识到不能一辈子窝在这穷山沟中，要走出韶山冲，要开阔视野，从而索求更多的新知识。他走向省城，走向中国社会这个大舞台，事实证明，受儒家思想熏陶和影响，少年毛泽东就已具备要干一番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毛泽东少年时期至青年时期，接受的基本是传统文化教育，所读的书也主要是儒家的经典代表作。在这样一种传统文化浓郁的氛围中成长，毛泽东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他所形成的文化心理，带有一种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除了儒学思想之外，还接受了“法、道、墨”和“程朱理学”的教育，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读相关著作。他尤其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比较重视，毛泽东对这些历史书籍都是反复研读的。可以说，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热衷，对传统文化经典著作长期反复的研读、消化，并深受影响。这也为他毕生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

    二、青年时期以后，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少年毛泽东爱读史书、诗词文集，对各学说的经典著作无不毕览，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广泛学习最终带给毛泽东一生难以抹去的记忆和影响。毛泽东对儒家思想有所继承，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与发展。比如他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注重实践的思想，在毛泽东一生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十分注重实践的现实主义观，在他早期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得以充分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进入长沙求学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有很多留学背景的老师，学校还开设了一些西方文化的相关课程。毛泽东开始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并受到影响。这些为毛泽东授课的老师，如杨昌济等，很受他敬仰；西方文化中一些精华也得到毛泽东的吸纳和信服。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像当时很多青年人一样从而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他对中西文化观的评价和比较还是持一种客观的态度，他在写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怀中（杨昌济教授）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对中西文化应该是同时吸收、同时改造的，这种包容的态度到现在仍有现实意义[3]（P.85-86）。杨昌济在教授《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写下了大量批注，其中说道：“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凡吾思想之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认为学、思以及人的行为的目的都在于实践[4]（P.202-206）。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理论联系实际，它就重在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表明，不论什么学说，什么思想，最终目的还是为现实服务，要为具体行动和现实情况改造与解放提供能量。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内圣外王”应该是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核心思想。“内圣外王”思想认为文人应该“修身然后平天下”，青年毛泽东立志成就“内圣外王”之业，决心做一个圣贤、豪杰，他说：“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毛泽东“内圣外王”的思想与前人不同的是，他更加注重增强自身的能力，实现自我，他曾表明：“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 [5]（P.246-248）。

    在青年时期以后，儒家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依然很多，其中尤以艰苦朴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调查研究和谦虚谨慎为典型。

    比如艰苦朴素。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民焉，可谓好学也已”，意思就是说人生一辈子，不要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而要将有限的精力用到实现远大志向上去。

    毛泽东终生信奉这些儒家观念，他一生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止是物质生活上朴素，也从没有停止过学习，在戎马倥惚的革命时期，在极其艰苦的长征岁月里，都没有间断过。有人说在战争年代，必然会要坚持艰苦朴素，可是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在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党的最高领袖后，却依然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优良传统，依旧坚持“活到老，学到老”，穿打补丁的衣服，住中南海要交房租，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喝茶主动交茶钱等等。

    再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攀迟问仁，孔子回答说是：“爱人。”墨子则表明：“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貧，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到了文化昌盛的唐宋时期，文学家们对“仁”的解读则愈加丰富。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博爱之谓仁”。宋程颢、程颐所撰《二程粹言》云：“仁道难名，惟公近之”。又说：“公者，仁之理；恕者，仁之施；爱者，仁之用。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它的意思主要是说仁的基础是公正、公平、公心，去施行“仁”必须要用包容的心，仁的功德是爱，他们宁愿牺牲一切也会要恪守自己仁义的原则，同时更不会为了自己活命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

    毛泽东带领着人民军队经常为广大的老百姓分忧解难，但从来也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如果仅是为了解放弱者的肉体，那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解放；解放的真正意义在于从思想上明白生活的意义不是压迫剥削，并正确地建立合理的生活和思想观念；毛泽东将这些观念植入人心，他教导弱者要做人生的主人公就应该自尊自强……这些仁爱之心都是建立在公道基础上的。

    毛泽东则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学生生涯开始，他就提倡调查研究，他利用寒暑假多次与同学到周边各县去游学；战争年代，他开展才溪乡调查、寻乌调查等等；和平年代，他又走遍祖国大江南北，让身边工作人员下乡调查。他通过调查研究，细致观察事物的各个方面，认真思考并探索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事物发生变化的规律，从而最终找出事物存在的因果关系，这是他经常能够高瞻远瞩，在事情发生前或在事情发生第一时间就能迅速做出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由此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及其享誉世界奠定了重要基础。毛泽东军事思想现在被很多国家所重视，他们的军事院校甚至专门开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课，比如著名的美国西典军校。

    此外，毛泽东还是谦虚谨慎的典型。孔子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他表示看到那些贤能的人，就要向他们看齐，学习他们的贤德，看到不好的人，应当检查自己的言行，约束自己不要犯他们那样的过错。

    毛泽东则说：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论他做出了多大的成就，他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的主体，是世界前进的动力，在他率领中国共产党即将赢得革命胜利之际，他仍然认为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他注重耐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同时，又不断教育党员领导干部，要求他们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所提倡的“一心为公”和“为人民服务”，正是对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仁”的提炼与升华。正因为一心为公，所以才会鞠躬尽瘁，勤政为民。“公”是“仁”的前提。儒家所提倡的崇高美好的道德品质，都是建立在“仁”的基础上，离开了“公”和“仁”，这些优秀个人素养也就无法培养。所以，以毛泽东为核心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儒家思想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深深熏陶和影响下逐渐成长起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同样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内圣外王”的思想和一些正确的理论思维形式被毛泽东以及以毛泽东为主要创立者的毛泽东思想所吸收，让毛泽东思想如同一棵参天大树，扎根在中国的土壤里，并且开花结果，从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 京：中国党史出版社，2008.

    [2]萧三.革命烈士诗抄[N].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

    [3]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5]龙剑宇.毛泽东的诗词人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 版社，2002.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