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月报》“启蒙”平议
卓俊科
【摘要】《小孩月报》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第一份儿童画报，它对中国儿童浅层“知识”的传授有“启蒙”作用，但没有“颠覆中国传统童蒙教育”的深层“启蒙”价值。同时，《小孩月报》因其“汉化”的办报理念，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中国传统“蒙学”教育的继承和延续，并非近代报刊中的“启蒙第一”。
【关键词】《小孩月报》;启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小孩月报》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创刊于广州①，187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M.W.Farnham）接手，迁往上海续办。由于办刊理念的童蒙教育导向，主要开设地球说略、游历笔记、省身指掌、论画浅说、圣经古史、寓言、逸闻轶事等版块;文笔清新流畅，说理通俗浅易;文体主要有短篇诗歌、传记文学;等等。为了便于理解接受，报刊还有大量精美配图。该报1875年5月5日于上海创刊后，先由美华书馆印刷，清心书院发行，1876年10月以后由清心书院独立印行。《小孩月报》印制初期以黄纸封面，线装32开本发行。1881年5月改名为《月报》，版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开本增大至24开本，封面也改用了进口的彩纸。1913年，由于上海圣教书会与汉口圣教书会合并，《小孩月报》停刊。1914年1月更名为《开风报》，当年12月停刊。
一、“启蒙第一报”
《小孩月报》的历史定位颇受关注，学者多将其视为“启蒙第一报”。作为基督教会创办的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报刊，传播基督教义是其基本出发点，但同时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也是其重要内容。正因为如此，《小孩月报》在教育启蒙上备受瞩目。1878年12月17日，《申报》刊载了一篇题名为《阅〈小孩月报〉记事》的文章，从该文可知，《小孩月报》内容新奇，文理浅切，思想以“善”为根本，更配以插图，尤为孩童喜爱，因之被冠以“启蒙第一报”之美誉。但事实上，仅从这一条“记事”就判断《小孩月报》为“启蒙第一报”是有些武断的。从文中“本馆”字样来看，这则发表在《申报》上的“记事”更像是《申报》为《小孩月报》刊载的一则广告，因此，我们无法据此确定《申报》对《小孩月报》赞美的真实动机。
随着近来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传教士文化活动的关注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近代报刊”研究一时间方兴未艾。值得思考的是，这些不同角度的研究，都在强调一个共同的主题——《小孩月报》是一份与中国传统童蒙教育的本质相对立的且对中国儿童以及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具有颠覆意义的报刊。但笔者认为，中国儿童的“现代启蒙”是否始于《小孩月报》，或者说被它颠覆，是需要我们以一个更宽广的文化视角加以审慎判断的。
二、“启蒙”与“中国蒙学”
（一）“启蒙”之剖析
“启蒙”的本意是消除蒙昧，启发心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在教育方面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使人获得最基本的知识，摆脱愚昧和无知;二是传授新知识，提升人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从语源学来说，“启蒙”的这一价值取向来自法文Les〓lumières，本义是“光”或者“光明”。因此，“启蒙”也就是光明对黑暗的驱逐，含有“点亮自己”“弄清自己”和“唤醒他人”的意思。[1]
在教育学的相关理论中，“启蒙”主要包含“知识的启蒙、情感的启蒙、道德的启蒙、主体资格的启蒙、科学思维方式的启蒙以及健全人格的启蒙”[2]。启蒙应是积极祛除和超越与人的存在和发展相对立的种种桎梏，推动人从种种压制、奴役和盲从中解放出来，不断地面向未来、面向人类自身进行持续的、动态的、开放的自我澄清和自我生成的过程。[3]
由此，我们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去理解“启蒙”。狭义的“启蒙”即获得新知，广义的“启蒙”则是在获得新知的基础上不断自我完善和促进完整人性生成的过程。因此，“启蒙”实质上包含了被动接受和主动创新的双驱动过程，伴随“成人”的整个过程，且贯穿人生的方方面面。由此来看，通过知识的传授使得懵懂无知的人习得知识并逐步进入文明的精神状态，仅仅是“启蒙”最浅近的内涵。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传授只是为启蒙提供了基本的材料或者启蒙的可能性，增大了进一步成长为具有独立个性和思维能力的人的可能性，强化了知识成为个人发展的重要动力的认知，却并未给人带去主动思考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启蒙、情感启蒙、道德启蒙等都只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形式或者手段，并不是启蒙教育的终极目标。
（二）中国“蒙学”要义
在中国，“蒙”出自《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王弼《周易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这是我国最早关于“蒙学”的论述，也是蒙学概念提出的渊薮。“蒙学”的内核即“解惑”，途径即“先传道而后授业”。中国向来注重儿童“蒙学”，且更加强调“道德”蒙学在整个儿童成长发展过程中的根基作用和终身教育的重要性，而这也恰恰成为后世学者诟病中国“蒙学观”和“儿童观”的焦点——中国儿童是被传统道德束缚和压抑的群体，“其人格与个性受到了严重的漠视和摧残”[4]。西方传教士更是抓住这个辫子不放，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其《教化义·养贤能》中说：“孔子开办的学校不是为童男稚女开设的，而是为政治家们开设的。”“中国科举制度导致士人只重形而上之儒学，轻视形而下之艺学。中国以艺贱之，全不讲求，无怪乎四民之业坠也。中国人自幼是所学非所行，所用非所学。”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只学习五经之糟粕，不问科学……中国人科技落后，根源是科举”[5]。这让我们必须回到教育“实用还是灵魂”之辩中来剖析。
首先，高尚的道德品质、丰富的精神世界是人性塑造和成长的重要标尺，是判断一个人是否脱离蒙昧的标准。人是否脱离蒙昧成长为独立精神的自我，成长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人，关键在于他的言行是否符合社會道德的共同价值标准，他的精神世界里是否装着社会共同的规范和理想，而不在于他是否发现了自己并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一认知在中国古代教育中是得到充分践行的。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体系中，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向来是最核心的教育。从“四书五经”到“朱熹蒙学”再到清代成熟的蒙学体系，中国传统的蒙学教育一直遵奉着儒家“礼乐”思想的内在逻辑。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齐治平所表达的正是这一种从个人走向社会、从一家走向国家的人格成长机制。事实上，这种机制是完全符合人性成长发展基本规律的，也符合儿童认知的基本规律和其人格成长的基本过程，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逾越的。这正是“启蒙”教育所追求的面向未来、面向人类自身进行持续的、开放的、动态的、自我澄清和自我生成的过程。
其次，中国传统蒙学也从不缺乏“实用”之学，从儒家传统教育的“六艺”到最基础的识字为主的综合性蒙学读本《千字文》《百家姓》，再到名物教育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再到各种“家训”“家诫”，所学涉猎之广泛，遍及天文地理、鸟兽草木虫鱼之属，不可谓不丰富。
可以说，中国蒙学之“启蒙”不仅有浅层知识传授之“智育”功能，更注重深层人格养成之“德育”功能，也遵循着“启蒙”最基本的“人性人格养成”之秩序。近代以来以西方科学知识之传播而作为启蒙之肇始，其实是用一种偏见纠正另一种偏见而已，并非真正的启蒙。
三、欧洲“启蒙”要义与《小孩月报》之“启蒙”偏离
康德在《答复一个问题：“什么叫启蒙”》一文中提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6]这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也是更广阔意义上的人的主动“成人”的过程。这与我们上文所理解的“启蒙”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在英国和美国，“启蒙运动能容纳不同意见，很多信仰与怀疑都可与之俱存……它们也没有让过去与现在斗争，让开明的见识与落后的习俗对抗，在理性与宗教之间制造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宗教派别的多样性本身就是自由的保证，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如它是精神得救的工具一样，它也是社會改革的工具”[7]。从这里不难看出，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发展路线其实是与宗教发展相伴而行的，且追求着多种宗教并存的自由意识，而它的现代科学则源于对“非科学”神秘力量的执著探索。以此来审视《小孩月报》，则其“启蒙”价值颇值得怀疑：
首先，从办报理念看，《小孩月报》的创设只是西方传教士传播基督教教义的一个工具，“启发童蒙”只是其附属品。正是基于对“启蒙”的认知，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来华传教士一直都在努力解决以下矛盾：数千年的儒家文化信仰与西方宗教的碰撞、磨合与接受。作为《小孩月报》的主编，范约翰认为，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有效途径必须与中国儒学相结合，从而淡化基督教色彩。因此，他在第一卷合订本卷首写下一篇《〈小孩月报〉志异序》。在这篇序言中，范约翰对《小孩月报》的稿件选取给出了要求，即“新奇见解，（须）合于圣道”。这彰显了该报“传教”的本质，而其所谓童蒙教育的理念、方法，即“首在器识，文艺次之，故以二者兼而行之……俾童子观之，一可渐悟天道，二可推广见闻，三可辟其灵机，四可长其文学”，只不过是传教士传教的一种策略或者手段罢了。传教士的核心目的是传教，“启蒙”是范约翰找到的一个突破口，因此，范约翰明智地悬置了基督教对“灵魂”的执着而着力于“器识”。这正是抓住了儿童对形象化和生动化内容的追求，成功地跨越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鸿沟。
其次，从刊物栏目设置、内容编选、语言风格看，《小孩月报》只是中国传统蒙学的延续，现代意义上的“启蒙”色彩晦暗不清，宗教意味也渐渐淡化。
《小孩月报》设置了一个与读者互动的栏目——《猜字谜》，猜出答案的读者可以寄信给《小孩月报》，编者会将答对的读者名字登在报纸上。猜字谜是中国传统民间游戏，《小孩月报》所出字谜谜面也常涉及中国传统知识，如光绪四年（1878）第十二卷的谜面是从《诗经》《四书》和《易经》等中华传统经典中抽取的，这也显示了《小孩月报》在主动靠近中国传统教育。
在语言风格上，《小孩月报》的“汉化”特征更为明显，在翻译的福音故事中表现尤为突出，如刊发的《亮塔幼女记》：
女念及此，痴坐椅上，号哭不已，大伤厥心，曾记乃母，昔日有言，假令尔父不幸遇难，尔可速求耶稣保佑，拯父出恶，伊便起身，疾驱入室，屈膝而祈曰，大慈大悲救世主，恳求当此之时，际此入境，开示一可作之妙法，再求上主辅助，庇佑裨女之父，无灾无害，安然而归……
显然，这种“中国化”的翻译已经不见其原有的圣经教义，只是巧妙地把一个中国人熟知的“急中生智”的模范儿童故事置于读者面前，并赋予其行为以宗教性质而已。
再如《田家春碓图》（光绪四年1878年9月出版），更是在精美的铜版插绘之旁配上了中国田园古风五言诗句“娟娟月过墙，簌簌风吹叶，田家当此时，村舂响相答，行闻炊玉香，会见流匙滑，更须水转轮，地碓劳蹴踏”。这恰是中国农村风物一幅绝妙的写真，状绘出收获的欢欣与劳作的辛苦，并从中流露出对夙兴夜寐不息而作的农民的同情。
另外，《小孩月报》也袭用中国古典通俗文学的图文并用传播方式。大量的配图在降低传播门槛、加快传播速度的同时，也消解了读者深层意义探寻的可能，因为“使用色彩鲜明的图像和故事的叙述手法……（能）让成年人拒绝深刻的思考，自觉走入放松的儿童世界”[8]。可以说，图文并茂这一版面设计是《小孩月报》“启蒙”活动中的一把双刃剑。《教务杂志》在评论《小孩月报》受到欢迎的原因时说：“《小孩月报》良好的销量因其古典的形式迎合了中国士人阶级的阅读趣味。”[9]说明《小孩月报》在有意迎合中国士人阶层，在这种迎合的过程中，其传播基督教教义的色彩正在逐渐淡化。譬如《论潮汐》一文详细诠释了潮汐现象发生的根源在于太阳、月亮的引力变化，但作者在行文中只阐述自然现象本身，仅在文章结尾处点出“亦足证上帝慈悲与公平，以待世人也”的宗教立场，表现出其传教的职能，不过相对于全篇而言，这一卒章显志的话还是显得过于单薄了。
客观地说，传教士在不遗余力的传教过程中，确实对当时中国社会和“儿童”有着一定意义的“启蒙”。譬如《小孩月报》中设置的科学类栏目《天文易知》《游历笔记》《论画浅说》《省身指掌》等，在具体内容上几乎很少涉及宗教精神以及信仰的相关表述。也正因为如此，一个世纪以来，国人对《小孩月报》“启蒙”的价值赞赏有加，认为它使中国儿童“透过清政府设置的闭关自守的帷幕，窥见了外面光怪陆离、五彩缤纷的世界，而这对于开发他们的心智，拓宽他们的视野，当不无作用”[10]。但正如范约翰在《〈小孩月报〉志异序》中所讲的那样，传教士也在认真地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西学东渐”也必然伴随着“东学西渐”，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同时认识了中国。因此，所谓的“西学东渐”并不是西方“启蒙”了东方，而是东西方“有蒙共启”或者“互启”才对。
由此，关于《小孩月报》所带来的所谓的“启蒙”也只能是狭义的浅层次启蒙——对新知的诉求而已，中国的传统蒙学也从未放弃这一诉求;而且《小孩月报》所开启的“现代儿童启蒙之路”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启蒙所追求的“信仰、理性、自由与怀疑”等核心价值也存在某种不可忽视的错位。假如《小孩月报》真的以“理性、自由、怀疑”为其核心诉求的话，中国儿童乃至中国人理解了其宣教和殖民的本质，相信《小孩月报》在中国也不会发行40年之久。相反，范约翰所开启的“儒化”办报途径恰恰是对传统中国“童蒙教育”的延续，《小孩月报》所谓的“启蒙第一报”并不准确。“《小孩月报》所开启的‘启蒙之路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的‘启蒙之路，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对中國传统‘蒙学的继承和绵延，也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年塑造与利用的文化惯性。”[11]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201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9-ZZJH-159）]
注 释：
①1874年在广州、福州都创刊有《小孩月报》，但《小孩月报》产生广泛影响主要是1875年由范约翰接手在上海办刊期间。由于文献不足，尚无法判断范约翰接手的《小孩月报》是广州还是福州传入。本文持周振鹤先生的“广州”发端说。参见周振鹤：《新闻史上未被发现与利用的一份重要资料——评介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l期。
参考文献：
[1]汪堂家.“启蒙”概念及其张力[J].学术月刊，2007（10）：41.
[2]姚伟，索长清.儿童启蒙教育意义的现代探寻[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77.
[3]姚伟，索长清.儿童启蒙教育意义的现代探寻[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179.
[4]吴效马.五四“儿童的发现”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J].学术研究，2005（7）：101.
[5]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9-90.
[6]康德.理性历史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2.
[7]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2.
[8]刘楚君.社交媒介中“成人儿童化”现象研究[J].新闻爱好者，2019（12）：33-34.
[9]庞玲.《小孩月报》与晚清儿童观念变迁考论（1875—1881）[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7）：80.
[10]胡从经.晚清儿童文学钩沉[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48.
[11]陈恩黎.颠覆还是绵延？——再论《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J].文艺争鸣，2012（6）：107.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生，平顶山学院讲师）
编校：董方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