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族契看朝鲜时代的宗族组织化
提 要：朝鲜时代与明清两朝都是在16世纪即明朝嘉靖、朝鲜明宗年间大规模普及乡约的，随后明朝出现族规，朝鲜产生族契。乡约的普及与族契的产生，造成宗族乡约化。族会思想与实践即族会普及化，也促使族契的出现与宗族凝聚力的加强。族契与族规有很多共同点，族契实为族规。朝鲜祠祭似乎不发达，祭祖主要是在祖墓，因此墓祭兴盛，族契多是通过墓祭祖先进行族会。朝鲜族契也有大量关于婚丧方面的要求，一般属于互助，不同于明朝族规强调礼仪。明朝的族长设立普遍，有关制度较为完善，朝鲜则以设立门长为主，职责要求较为疏略。特别是是明清族规一般收录在族谱当中，并在宗祠中使用，涉及范围较广，教化作用较强，作为宗族规范较为严密。而朝鲜族契一般独立存在，主要为了进行族会，即宗族聚会，内容多是规范族人春秋墓祭与婚丧互助，比较实用。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或许是朝鲜时代族契在形式上更接近乡约，而明清族规则从更广阔的宗族建设与社会秩序立意。
关键词：族契；族规；宗族；朝鲜；乡约；族会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2.009
前 言
朝鲜时代（1392—1910年）与中国的明清两朝（1368—1911年）在时间上大致同期，这一时期两国都普及了宗族组织，留下了大量的族谱。我研究过明清时期的宗族与族谱，1也探讨了朝鲜时代的族谱和宗族，2希望将两国作比较研究。
翻开两国的族谱，会发现这样一个不同之处：朝鲜时代族谱的名称一般称之为“世谱”，名副其实，记载的内容基本是世系；明清两朝的族谱，有相当的部分除了世系之外，还有族规家训
方面的内容，特别是族规记载了宗族制度规定，显示出宗族之谱的特色。
为何朝鲜时代的族谱基本没有关于宗族制度方面的族规等内容呢？这与朝鲜时代普及乡约制度有密切关系，朝鲜时代的族规其实以族契的形式存在。朝鲜时代族谱与明清族谱的不同，反映了两国宗族制度的差异，而此种差异却是两国宗族组织化共同道路产生的同中有异现象。朝鲜时代的族契是普及乡约的产物。我看到两种资料集搜集整理了族契，即《岭南乡约资料集成》、1《朝鲜时代社会史研究史料丛书》。2前者的资料基本来源于文集中有关乡约的序、跋、记，按照地域的郡别排印；后者则按照资料内容分类影印，资料为单行本。两者的文献正好可以互相补充，两部书都有解题说明，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乡约与族契。
乡约是在地士族为乡村自治统治下层人民的措施，按照儒家伦理进行的正风俗活动。《岭南乡约资料集成》的《解说篇》指出，乡约类资料包扩乡约契、乡案、乡规、洞约、洞契、洞案以及族契、约束条目等等，并具体论述了16世纪在地士族的乡约实施、壬乱之后的洞约与乡约、朝鲜后期的乡约、乡约实施的限界等问题，注意到16世纪《温溪洞契》的同族性质。《朝鲜时代社会史研究史料丛书》的《解题》解释族契为父系血缘的同族规约，族契的名称还有宗契、门中契、宗约、花树契等，族契的功用在于护墓、享先、收族、讲睦。该书收录族契13种，并对门会、宗契的事例略作了说明。
我想，族契对于宗族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自治
性的教化上，而且在于将宗族组织起来，即使宗族组织化，其组织原理的由来研究还不充分，特别是缺乏与中国的比较研究。下面试以上述两部资料集为主，结合文集以及郑炳浣《韩国族谱旧谱序集》中的有关资料，从族契的角度就朝鲜时代的宗族组织化问题探讨，请读者不吝赐教。
一、宗族乡约化：乡约普及与族契产生
朝鲜时代与明清两朝都是在16世纪即明朝嘉靖、朝鲜明宗年间大规模普及乡约的，随后明朝出现族规，朝鲜产生族契。
（一）明朝的乡约普及与族规的出现
乡约制度来源于宋代的学者蓝田吕氏。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陕西蓝田吕大钧兄弟制定了《蓝田吕氏乡约》，推行于所在乡里。3南宋时著名学者朱熹修订《吕氏乡约》，朱熹《增
损吕氏乡约》更加简明扼要。宋元时代，地方上实践乡约的只有个别事例。
明朝是大力推行乡约的时代，明太祖朱元璋以《教民榜文》进行民间教化。《教民榜文》包括宣讲六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嘉靖以前，民间以及地方官已有尝试吕氏乡约的一些事例。特别是著名学者、官员王阳明在南赣的乡约实践，有力地推动了明朝实行乡约。嘉靖初年，一些地方官为了移风易俗和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强化推行乡约制度，为形成明廷乡约令奠定了社会舆论和社会实践的基础。洪武之后再一次全國性要求宣讲圣谕六言，是明朝于嘉靖八年（1529年）根据兵部左侍郎王廷相（1474—1544年）的奏议作出的。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维护社会秩序的主张，因此这一规定的出台，推动了各地普遍性的乡约活动。4
明代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浙江、江苏、江西、安徽聚族而居的一些府、县，甚至山东、山西的北方地方官在推行乡约的过程中，尝试将乡约与宗族结合起来，在宗族设立约长，宣讲圣谕，把宗族纳入到乡约系统。拙著《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记载了这些事例，可参见表一。官府在宗族推行乡约，也得到宗族的认同，一些宗族甚至主动在族中实行乡约。下面的表二就是事例。
表二所示，尽管正德年间徽州已经出现了“祠规”，但宗族规范的大量出现是在嘉靖以降的明后期。这些规范是随着明朝官府推行乡约而出现的，在表二的17个事例中，表示以“家”为单位的“家规”、“家法”各1例，其余都是以 “宗”、“族”、“祠”即宗族为单位的。宗族规范的名称，主要
有两类：一类是“规”，有4例“祠规”、1例“宗法规条”，其中两例是大宗祠和统宗祠的，反映出宗族制度的发展；另一类是“约”，有“宗约”4例、“族约”2例，“祠约”1例，明显地打上了“乡约”的印记。此外，还有2例“宗范”，1例宗会约。宗族制定规约的同时，也加强了组织建设，在族内设置乡约系统管理族人，或者强化族长、宗子系统并乡约化。明后期乡约化的宗族，活动的特点是宣讲圣谕六言，加强对族人的教化。总之，一般来说，明后期由祖先界定出来具有父系继嗣关系的血缘群体的宗族，被功能化为社会团体，功能化是通过组织化实现的，组织化的标志是以推行乡约为契机制定规约、设立宗族首领、进行宣讲教化活动，并以建祠修谱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因此，宗族组织化、制度化的实质是宗族的乡约化，宗族组织的政治功能强化。
嘉靖以前宗族组织化形式比较具有多样性，也就是不太定型。比较共同的是多强调宋儒如张载宗子法、吕氏乡约、程颐宗会、朱熹《家礼》对宗族建设的指导性。嘉靖以降明朝大规模推行乡约制度后，宗族的组织化主要采取乡约化的形式，宗族的乡约化在各地均有发生，而且程度加深，宗族乡约化全面展开。明代的宗族乡约化，相当程度上也是官府与宗族在维持基层社会秩序方面的共识，即互相依托、互相支持，促使宗族組织化，由此也就促进了官府与宗族的互动关系。1
明代宗族组织的发展，也表现在族规的兴起。我搜集到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山东、山西6省13个宗族的18例族规，为了从总体上说明明代族规的特点，请看表三。
由表三可知，以上18例除了休宁陪郭程氏成化、弘治是所定规约、会约、合同外，其余15例大致是在嘉靖以后订立或修订的，尤以嘉靖、万历时为多。规范名称中，规范3例，会约1例，合同1例，家规3例，祠规、宗范各2例，宗规3例，宗仪、家训、世训、谕族文各1例。值得注意，以各种“规”为多，家规、祠规与宗规共计8例；带有祠堂约束族人的“祠规”有3例；表示宗族性质的带有“宗”字的规范“宗规”、“宗仪”、“宗范”6例。明代以前家族规范多以“家训”命名，除个别义门宗族外，一般宗族制定族规者很少，而上述新名称的大量出现表明，以往主要针对家庭的劝诱性质的训语，至明代中后期演变为主要针对宗族的规约，嘉靖、万历之际族规的出现是宗族发展并组织化与制度化的产物。
从明代族规的特点可以看到：明代中期的宗族规约如休宁陪郭程氏，宗族建设较多地同传统的墓祭、社祭结合在一起。而明后期新出现的族规则表现出较强的乡约、教化的政治色彩，与宗祠大量出现的潮流一致，是宗族发展的又一产物。
宗族申请地方政府批准族规主要出现在嘉靖、万历时期，这是宗族强化对族人管理的年代，宗族首领为了更有力地控制族人，请求政府支持，政府既把族规视为政权的补充也为了监控宗族，政权与族权的互动关系加强，并在相当大地程度上联手。2
（二）朝鲜时代的乡约普及与族契的出现
关于朝鲜时代推行乡约的情况，朴馨德（1731—1815年）概括道：“乡之有约，古也。《蓝田吕氏乡约》有四条而朱夫子增损之，退溪先生酌古今之宜而更定条目，栗谷先生参烦简之道而更为条约。中宗十二年，以金仁范上疏设施于各道。明宗元年，以风俗浇薄特为下教，俾穷乡僻巷无不周知。”3可见中国的乡约制度，受到朝鲜著名学者退溪李滉、栗谷李珥的重视并改定，朝鲜王朝在16世纪前期的1517年（中宗十二
年）、1546年（明宗元年）向全国推行。1乡约制度旨在将乡村基层社会的民众组织起来进行教化，移风易俗，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地域社会推行乡约，乡约需要借助宗族推行，于是宗族与乡约结合，造成宗族组织化。
16世纪中叶，在明宗颁布乡约令之后，李滉首先在地方上进行了乡约实践，在地缘结合的乡村社会中，包括了血缘结合的内容。李滉于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明宗十一年）在家乡安东郡礼安县温溪里拟就《乡立约条》32款，人称“退溪乡约”、“礼安乡约”。该约条依据朱子《增损吕氏乡约》四纲目中“过失相规”制定的罚条，分为上罚、中罚、下罚三类。李滉同时于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明宗九年）制定了《温溪洞契》，参与该契的以李姓为主。还有琴、吴、金、蔡、任、朴、权、徐等与李姓聚居在一起有姻亲关系的内外子孙共同体。《温溪洞中亲契立议叙》记载了这一情形：
我诸族或以内外之亲，或以联姻之故，共处一里之中，连门而居，接畔而耕，起居出入，罔不与同源派未远，义分甚密，其于睦婣之修，尤不可不尽其道也……今我诸族用是为惧，相与立为契约，以修吉凶庆吊之礼，又以其欢好之情，不可徒然。故每年春秋各一次为会，而讲信庶几，当务为急，情义相孚，不失其本然之亲也。第虑诸族计活或疏，丰约不齐，而人事多端，若欲每事皆责其相周，则诚恐财力不退，及为所困，亦非久行之道。今只取吉凶中大事若干条，立约如左，其讲信之事亦务从简易，并录于后，须一一遵守施行。其不在约条而事有关众力所能及者，族中临时议处，要使之有益无弊，期于永久而不替也。凡我族中诸人，盍相与勉之哉。1
可见温溪洞“诸族”聚族而居，具有“内外之亲”或“联姻”的关系，所立洞契属于“亲契”，即族契。该契分为吉事、凶事、讲信三类。具体规定吉事的婚姻、科名，要赞助“白米五升，鸡雉中一首”；遇到凶事，赞助“米太割五升，常纸一卷收合，各出壮丁二名，二日服役，空石三叶，藁索四十把，盖草二十把。”所谓讲信，即每年踏青、重九讲会，如有故临时进退，则出“酒白米各五升，肉价二斗”；无故不参者，“酒二壶，鸡二首”。《温溪洞契》此后多次修订完善，后世子孙李家淳评论说：“昔我先租退溪先生，尝立乡约以风乡人，又议定温溪亲契以励一里……（亲契）本之以孝悌忠信，施之以睦姻任恤，壹是乡约条例之遗。”2可见温溪亲契本之于乡约条例，又与“乡约以风乡人”有所区别，是“以励一里”的，原因在于乡人是地缘关系，而里即洞是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因此，洞契具有血缘性，往往属于族契。族契是受乡约影响而出现的。
当时安东郡便有模仿推行乡约的。琴兰秀（1530—1604年）《族契立议后识》说：
洞中族契立议，亦退溪先生于温溪洞中所立之约也。其于婣睦之道情义兼尽，而吾洞中所居，几至数三十员，皆亲戚，连门接畔与温溪大叚相似，故取以传录，遵守施行验焉。其于吉凶庆吊讲会之类，举以条列；而无违约戒罚之条，故分轻重别录于后。3
琴氏制定了《戒罚条目》，内容有损徒，包括：定罚不行、谋害族中；有重罚，包括：凌蔑长上、庸言相诘；中罚，包括：留上擅用、违令不从；轻罚，包括：所任不能、无缘不参。琴兰秀还在《洞中约条小识》指出：
乡立约条与洞中族契，皆是良法美意，而自变乱以后，人心日益淆薄，不可以刑杖笞罚而为劝惩也。故兰秀于夫浦洞中别立约条，因人情以导之。下人贱隶，名分虽殊，同受天命之性，则岂可鄙夷而不为之劝诱，同归于至善之地乎。是用分上下别立条列如左。
可见此《洞中约条》约束洞人与“下人贱隶”两类人。琴兰秀对《约条》做了说明：“乡立约条，洞族契中上下通行最切者抄录。”即“洞族契”采纳的《约条》部分。具体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上下通行事，即顺于父母，友于兄弟，和邻睦族，戒勿呈诉争讼，戒勿割耕占畔，戒勿沟渠曲防，戒勿起伐禁陈山林；二是下人劝惩事，包括少遇长必敬而行礼，少壮者必代长者负戴，侪辈相敬勿相斗诘，男女有别勿相偷窃，女人勃溪斗诘者（涉及男女两性的这两条，要求“洞中佥议治罪”），奴婢横逆不顺者；三是最后的制度建设，共四条：
一洞内品官中定都监一员、有司一员，下人中定约长一人、色掌一人，劝诱纠检事；
一春秋上下同日而会，品官为一厅，乡吏为一厅，下人为一厅，而下人则男女皆会，男左女右，各行礼数，上下同讲和睦之道事；
一从顺洞约、忠信良善德行卓异者，洞中告乡所，乡所报官司，官司报使褒赏，俾今观感事；
一违逆洞约而不顺者定罚，定罚而不行不悛者勿与同参，使之孤立，甚则洞中报官司治罪，俾令惩戒事。4
此《洞中约条》即洞中族契，族人被组织起来，品
官中设都监、有司，下人中定约长、色掌，劝诱纠检；春秋聚会；顺从洞约逐级上报乡所、官司褒赏；违逆洞约定罚，进行孤立甚至报官司治罪。
安东郡还有一个族契事例。李庭桧（1542—1612年）《族契完议》说：
族契之设，本为修睦及吉凶相助之义也。契中之人既皆族党，又同乡井，平常之日既无以相聚欢好，及其吉凶又无相恤，岂厚仁睦族之道哉。兹立条约，具列于后，终始一心，其永勿替。1
该族具体订立“修睦及吉凶相助”11条以及重罚、中罚、轻罚的内容。其中第一条规定春秋设宴，第二条规定设立“有司二员一年相递”，可见宗族被组织化。
退溪的乡约在义城郡也有模仿者。申元缘（1516—1576年）《书乡约后》说：往岁在陶山见退溪手定乡约，归而告柳希潜议修乡约，取吕氏四条为纲，以陶山所编罚目附其下，凡罚有三等，等各有目，总三十余条。2可知柳希潜议修乡约取法《吕氏乡约》而模仿退溪约条。顺便提到，柳希潜属于著名的大族文化柳氏，主持了该族的嘉靖谱，留下了他制定的《凡例》，热心宗族建设。
此后的类似者，有金忠善（1571—1642年）订立的《内外子孙及同里人约条》，共计15条，同样也是“惟愿吾内外子孙与他姓之共井者”遵守，3即里中为本族内外子孙与他姓构成，属于族契。
除了同里一洞的族契之外，还有跨地域的“同宗契”。月城郡郑克后（1577—1658年）《三邑同宗契节目》记载，五代祖以来该族分迁，“因念高祖子孙之分居三邑者，并冠童几至数十百”，设为同宗之契，以奉先省墓聚族讲睦，昏姻丧葬赙物相助。订立条目10项，主要内容祭祖聚会，第一条说：“三邑同宗各定有司一员，凡族中诸事句管”。这是主要的组织形式。第二条规定：“三年之内，一年则省墓于永川，一年则省墓于兴海，一年则谒庙于庆州；墓祭则或春或秋，家庙则因其时享，有司先期通告咸聚，省谒之后，因以讲睦”。4省墓、谒庙是主要活动。
金集（1574—1656年）讲到本族的门契：“吾宗世著雍睦，久为乡里模范，固无事于契也。洎今宗族众多，终窭且贫，敦睦之义虽不坠其旧，而赒丧之节或不能如意，不佞常病之，尝悉属门亲之居里者，略仿俗例而修契焉。”5这个“祖考以下内外孙三十余人”的门契，是为了敦睦近亲而设，有具体规约数十条。因是“仿俗例而修契”，说明修契已经成俗。玉山张氏的张显光于1601年作《族契重修序》，谈到该族有古契即同姓契，由族祖进士公与显光之父所作，以维持宗族的合聚之道，凡在案契者三十余人。壬辰乱后该契停顿，张显光于是与族老议复族契，并增加外属。他说“契者合也”，可见族契是为了合族。张显光为小宗，该族契以进士公之孙光翰及大宗之胤乃范为“修契有司”，并制定了26条具体规定要求族众遵守。6自16世纪后期以来，该族的士大夫一直致力于组织宗族，以大小宗的结构合聚宗族讲约而组织化。
张氏重修族契的1601年是宣祖三十四年，宣祖朝也是大力推行教化的时代。据时人说：“我宣庙大王大振教化，乡党州闾无不修契，而民俗归厚矣。”李氏世居上枝，同居者三四十人，皆不出缌功之亲。1602年（万历壬寅年）实行乡约：“始修契，以为婚丧相顾之规，实仿范文正义仓之式也。”三十多年后，由于立契的长老相继去世，“于是诸宗咸用奋发，更修旧约，不失乎先世之定规，略有所变通，以便于今日之势。”71638年所作《上枝乡约序》反映的是宗族实行乡约的情形。
设立族契的事例还有：朴廷磻（1541—1611年）的宗族在1610年订立同门契，有“约束”16条，处理门内事物；8高阳朴氏立门中契，行乡约合族；1阳川许氏恢复万历时所设族契；21607年张氏结同宗之契，为约文，立科条，推行乡约内容；3金氏恢复早在1591年设立后因战乱停止的族契，若干人员“作为一帖，列书姓名，以修旧契，返薄而还淳。”4
18—19世纪设立族契在继续。1777年尚州朴氏设立族契，直接采纳《吕氏乡约》。5李炳憙（1859—？年）《宗约序》阐述了蓝田吕氏以及朱熹增损《乡约》的思想，宣示该约说：“约恶乎作，所以约吾宗也。宗曷为约，将以敦友睦之义而申劝戒之道也。若之何不于乡而独于宗乎？曰力有所不逮也。”6这是宗约受乡约影响的典型事例。
总而言之，自16世纪中叶后，朝鲜王朝大力推
行乡约，乡约进入宗族，于是宗族制定族契（包含宗契、门契等），对族人进行道德要求和组织建设，宗族乡约化，族契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族会普及化：族契与宗族凝聚力的加强
朝鲜时代族契的产生以及宗族组织化，也是族会思想与实践的产物，不過长期以来此点未引起研究者充分注意。
族会的思想产生于宋代著名学者程颐。程颐主张：“凡人家法，须令每有族人远来，则为一会以合族，虽无事，亦当每月为之。古人有花树韦家宗会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类，更须相与为礼，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疏者，只为不相见，情不相接尔。”7这个“宗会法”，即“合族”法，主张“族人远来，则为一会”，无事每月为之。因其取法“花树韦家”，故后世称族契为“花树契”，族会为“花树会”。此法虽说是“家法”，引起约束族人，故“家”之含义实为族，是宗族之家。
十六七世纪朝鲜昌宁成氏已经实行过宗会，成文浚（1559—1626年）所作《昌宁成氏宗会法式》说：“唐韦氏有花树会以合族，而程叔子善之，以为可法。”8赵氏也于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设立宗会，设立族会的还有西原郑氏。9由于朱熹、吕祖谦所编《近思录》收录了上述程颐关于族会的主张，10使得族会的思想进一
步传播。朝鲜人李中洙指出：“晦庵朱夫子编《近思录·制度章》，特采程叔子《外书》中花树韦家宗会法可取之训，系之于‘收宗族厚风俗之下，以明夫亲爱敦睦之风在乎收族，收族之道必于宗子而管摄，俾之支不忘本，本以庇支，其意顾不重大欤。”11可见朱熹将宗会法作为重建宗族制度强调的合族手段，引起了朝鲜人的注意。
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1137—1181年）也致力于制定“规约”。1168年（乾道四年）推广宗会法，他说：
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同志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可，告于众而共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12
不仅如此，淳熙八年（1181年）吕祖谦临终之前制定《宗法条目》，列出族长的事务范围：祭祀、忌日、省坟、婚嫁、生字、租赋、家塾、合族、宾客、庆吊、送终、会计、规矩，为宗族建设提供了具体的样式。1朝鲜时代郑重器（1685—1757年）制定《义契约文》，强调说：
今吾之契以本宗而不混外姓，专昵亲而不并疎支，诚以为祭设故也。非但为吾祭也，实以合吾族也。合族之道有本焉，岂但为吉凶相助而已耶。必也居处相聚，出入相随，疾病相扶持，患难相奔走，忧乐焉共之，死生焉同之，一门无异议，众族无二心。然后方可谓尽合族之道，而实吾辈立契之第一义也。
文中还说今后要：“举行规例，则当俟头绪稍备，一依吕东莱《宗法条目》，而禀诸父斟酌。”2可见吕祖谦宗族建设思想的影响力。再如李元祯（1622—1680年）说其宗族：“乃于乡约之外别设洞契，申明约誓，列书姓名，略仿吕氏之节目，参以旧案之规例。”3该洞契受到了吕氏的影响。
17世纪随着宗族的组织化，朝鲜宗族出现了不小的变化。如修谱成为宗族组织的事情，17世纪以前的朝鲜族谱名称多称世谱，已出现族谱的名称，17世纪又出现了“宗谱”的用法，修谱与立宗的关系受到重视，开始区分大小宗，出现了宗长。特别是墓祀、族会是宗族活动的重要形式，编修族谱也往往在此时商定。朝鲜有墓祭祖先的传统，1617年的资料记载，金氏宗族有高庵寺守墓，“使禁樵伐，又录其什物、米谷、田畴之数，备四时祭祀之用，铁券而藏之，欲示于永永奉先垂后之意。吁其至矣，二百年来遵守不失。”4据此，大约自1410年代即朝鲜初期该族就有佛寺守墓，藏有宗族文献，负责祭祖事务。该寺有“墓祭四时之田”，寺虽因壬辰之乱而受破坏，但在1617年（万历丁巳）以后不断恢复。“设庵之举本为先也”，1633年（癸酉）大会祭新修宗定宗族文件，“元本则藏宗家，余分诸派”。5
墓祭是组织宗族的基本形式。617世纪初宣城金氏进行宗族建设，于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丁未）订立《门会录》8条：
一有司一年相递；
一族会春三月、秋九月设行，各持壶果；
一族会时无紧故不参者，苔奴三十；
一族中或有不睦之事，聚会日随其轻重论罚；
一族中各以义理相饬，违者亦相责，改行而后止；
一池洞、黄鸟洞先祖墓所各岁一置奠，族中四人，定有司两处各二人，自备壶果，每年秋夕躬自奠拜，如有不能之事，族中元有司审察，族会时告于坐中致罚；
一族会时点心，则有司从略，自备设行；
一族中人员有婚丧，则有司出回文从略，扶助水火盗贼亦如之，丧事则米三升、太二升，婚事则鸡□中一首，有司前期出回文收合，送于本家，如或各员中不奉行者，族会日各别致罚。7
其中规定今后每年春三月、秋九月墓祭时举行门会——族会，由“有司”负责，对族人不睦之事处置，帮助族人的婚丧之事。该族会维持了七年。
值得注意，宗族会议也见诸于墓祀之外。8
18世纪的朝鲜宗族制度也有一些新变化，族契进一步普及，成为合族的重要手段。9
族会也更加普及。强调宗族聚会的睦族功能，1766年，东阳申氏赍钱米约日赴会于尚州之金龙寺，宗族来会者总六十余人，宾客三十人，该族认为“其事即韦家花树会故事，其意即苏氏族谱亭遗意也。”订立《约条》7款，主要内容是：“凡我族党，每岁辄一期会于某所，叙讨情话，笃守敦谊，而饮食支供不计丰薄者。”10强调尊卑有序、同族吉凶相救相护。骊阳陈氏、河东郑氏、杞溪俞氏三例说明花树之会成为宗族会议的代称。宗会往往借助墓祭进行。1
门长作用增强，显示出宗族组织化的进展。1777年尚州朴氏设立族契，认为合族结契：“上而护墓享先之节，下而收族讲睦之法，俱在于是。”立议75条，甚为详细。门长管理宗族的作用明显，如规定：“山直守护，先墓所任既重，人虽卑贱，不可轻忽，或有罪过，不当各自笞治，小则告于门长而治之，大则发文齐会、痛绳其罪事。”又如：“祭之前日，公员直月，诸色掌会于门长分定执事。”2
沈氏则是具有大小宗宗契之族。1796年的沈氏《宗契完议》指出：“吾宗之同祖青城伯诸宗，已有大宗稧，幾系守护先山时节，享祀之节，财力有裕，节目完备，令人为钦叹者，惟吾宗同祖良惠公诸宗独无稧焉，亦岂非诸宗之羞乎。”于是订立《宗稧节目》27条。规定：“稧会每年三月二十二日、九月二十五日，佥员各持壶果来会，墓山守护之事，享祀备行之节，取议讲正，兼为敦宗睦亲之谊。”3
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宗族活动往往借助宗约、宗契、门案的形式进行。宗族契案旨在通过保证祭祖、聚会、行为规范以及互助，加强凝聚力，它在朝鲜晚期的普及，成为宗族制度完善的重要标志。4
徐永坤（1831—1913年）《族契序》讲到本族设族契行族会的理由：
不聚则情不接，情不接则睦安从生，此古人花树会之所以作也，愿与略个吾宗月朔以会，叙尽情欢之余，讲论义理礼法。至于营家济业治田之事，婚姻丧祭制用之度，皆可详论剧谈。如或有怠慢不率者，相警励愈至，期无睽越，不至于败门噬宗，则方可为敦厚之族，而抑岂非外御之道乎。5
该族强调首先进行族会，然后筹划族内事宜。
1904年金海金氏订立花树契，立意来自于宋代儒家的主张：
古有韦氏厚于族，而世称花树家，至今为羡传，而是契之以花树名者，盖取此义也。吾金自罗丽以来，阅千岁之久，降百叶之繁，而枝分瓜列，成族成宗，然遍处各境，会合未易，有面目之不曾识、字号之不相闻、而既乏吕东莱《宗法条目》，又无范文正义庄田宅，为吾宗一大欠事……韦氏合宗之道，而实今日立契之第一义也。6
总之，族会是朝鲜时代宗族制度的重要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古老的习俗，同时在宋儒宗会法的深刻影响下进一步普及并发生变异，成为宗族组织化的一环。族会通过每年春秋等时候的定期聚会，保证祭祖的实现以及族人的联系，促成宗族共同体的形成，以婚丧互助等增进宗族的凝聚力，对族人伦理道德以及行为加以约束，建立宗族内部以及乡里的社会秩序。
余论：族契与族规的比较
以上论述了朝鲜族契产生于乡约的影響以及族契促进族会的功用，下面我们将族契与明朝族规做一简单比较。
族契与族规有很多共同点，族契实为族规。先从产生的时间看。朝鲜的族契出现于16世纪后期的安东地区，早期的族契有李滉于1554年制定的《温溪洞契》，以及当时安东模仿者琴氏、李氏的《族契》；明朝的族规出现于嘉靖、万历时期，也是在16世纪后期。再从产生的背景看，朝鲜族契与明朝族规的产生都是以国家与士大夫推行乡约为背景的。第三，从产生的思想来源看，都来源于宋代儒家学者重建社会秩序特别是宗族建设的主张，宋儒重建社会秩序的主张，要点是教化乡里、控制基层社会。将社会组织起来的办法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推广乡里，
组织乡约；二是推广族会，组织宗族。吕氏“乡约”和程氏“宗（族）会”影响深远。第四，从产生的作用看，乡村社会是地缘与血缘是相结合的，因此乡约与族会并无绝对的界限，宗族乡约化，族会普及化，导致宗族组织化，乡族结构得以强化。
如果从族契与族规的内容进行比较，相似、相异之处均有。明后期新出现的族规从形成的特点来看，也可以分为几种类型：一种是统宗祠规，如休宁范氏，在更大的范围内约束族人；另一种是按照“圣谕六条”制定的；还有一种为结合乡约制度所定的；为了移风易俗而制定族规也是一种形式。当然以上划分的类型有交叉的情况。朝鲜族契也宗契、门契的区分，有的与乡约结合紧密，有的专注于宗族事务。
关于明代族规的内容，我们首先将具体条款有题目的列出，以使大家有一个整体印象。呈坎罗氏《宗仪》8条：妥神灵、严非族、戒妾婚、勉右文、敦本业、勖长厚、警入祀、议综理，祠祭与职业要求较多。太平《崔氏家规》首列“圣谕六训”，接着分励臣节、尽子道、正夫纲、和兄弟、择交游、端习尚、劝向学、严坟禁、崇俭约、辨尊卑、别嫌疑、急征赋、族礼诸条，侧重于伦理道德规范。武峰吴氏《族谱规约》，分辑谱、得姓、五服、继嗣、出赘、周急、睦族、藏谱八篇，内容偏重于宗族事务。19世纪20世纪之交朝鲜徐氏定立的族契，其所立13条训戒，内容包括：事亲、奉祭、奉公、居家、学文、生财、行止、接人、游闲、戏谑、饮酒、奢靡、杂技方面的劝导与禁诫，1如果与明清时期的中国族规相比较，非常相似。不过朝鲜的约条套具体事务较多，伦理层面的训诫较少，而且一般条目没有题目。
其次，我们对明代具体条款没有题目的族规加以归类分析，这类族规一般来说条目较多。大致上明代族规的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显示出时代的特点：一是伴随宗祠建设，族规偏重祭祖方面的规定；二是普及朱熹《家礼》冠婚丧祭四礼的仪节，以移风易俗；三是赋予族长管理族人的权力，使宗族组织化。朝鲜的族契的约条大致上也可以分为上述三类，但是其中内容有所不同：朝鲜祠祭似乎不发达，祭祖主要是在祖墓，因此墓祭兴盛，族契多是通过墓祭祖先进行族会。朝鲜族契也大量关于婚丧方面的要求，多属于互助，不同于明朝族规强调礼仪。明朝的族长设立普遍，有关制度较为完善，朝鲜则以设立门长为主，职责要求较为疏略。
如果说朝鲜族契与明清族规最大的区别，我想大概是明清族规一般收录在族谱当中，并在宗祠中使用，涉及范围较广，教化作用较强，作为宗族规范较为严密。而朝鲜族契一般独立存在，主要为了进行族会，即宗族聚会，内容多是规范族人春秋墓祭与婚丧互助，比较实用。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或许是朝鲜时代族契在形式上更接近乡约，而明清族规则从更广阔的宗族建设与社会秩序立意。
16世纪中后期明朝与朝鲜王朝的宗族发展史表明，两国走了相同的历史道路。明清宗族形成了以祠堂族长为核心的族权，与之相连接的制度要素还有族谱、族田、族学。朝鲜的宗族制度无疑也具有上述各种要素以及族权表达的形式，但似乎宗族制度诸要素的连接没有明清宗族紧密，这或许是两国宗族制度的同中有异之处吧。
[作者常建华（1957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071]
[收稿日期：2016年11月8日]
（责任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