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出版迈入3.0时代
【摘要】 ?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经历了从纸到纸的1.0时代和从电脑到纸质书的2.0时代后，迎来了线上整理和全媒体出版的3.0时代，呈现新特色，构建新范式，开启新征程。由于新技术赋能，古籍整理出版体系不断完善，种类多元、成果丰富，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要提升大众普及度，积极开发国际市场，让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惠及全民，为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发挥全新效用。
【关 ?键 ?词】古籍整理出版;技术赋能;中华文化
【作者单位】张雨，青岛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YY145）;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7BWTJ03）。
【中图分类号】G25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17.008
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精粹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华古典书籍不仅包含丰富的知识内容，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价值。因此，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一直被视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族事业，深受党和国家的重视。就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的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80—90年代及更早时期的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方法、技术、模式颇为传统，以《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的出版为例，学者们集中于北京图书馆，通过“各持一本，一人诵读”的形式汇总校勘记。21世纪初期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面临任务重、人才匮乏、市场低迷等问题，在《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一书的整理出版过程中，学者与专家为提升读者的阅读效率，通过电脑技术优化了古籍整理开发的形式。2011年以后，随着《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颁布实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技术创新、体系完善、人才充沛。2018年，中华书局针对两亿字的书稿《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实施在线审校的众包模式，并利用媒介技术支持现阶段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通过纸质书和电子数据库为读者提供古籍阅读服务。《中华大藏经》近30年的整理出版历程见证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从纸到纸的1.0时代过渡到从电脑到纸的2.0时代，最终迈入从线上整理到全媒体出版的3.0时代。
古籍整理出版3.0时代是一个由多重技术裹挟的数字化时代，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焕发新特色、发挥新功能、开创新征程的重要时期[1]。随着5G、人工智能、AR/VR等新技术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进一步融合，未来古籍整理出版流程将实现平台化，成为民族文化传承事业和当代出版事业创新发展的新增量。
一、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特征与成就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古籍文献数量丰富，内容深厚。在古籍整理出版的1.0和2.0时代，受多方因素影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难以全面展开。随着技术完善和体系创优，在社会各界的参与以及出版界人士的探索创新下，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全面进入3.0时代，在种类、成果以及人才机制上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1.种类多元
近年来，得益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成就喜人。首先，在《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科学部署下，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种类日益丰富，以基础性古籍整理出版、散失海外古籍珍本回归、出土文献整理出版、社会档案整理出版、古籍数字化建设为主要方向，拓展了古籍整理出版的内容范畴。以外文出版社2018年古籍出版书目为例，其古籍圖书总数多达数十种，内容涉及文学、医学、哲学、艺术等多个学科，在种类范畴上有了明显扩展。其次，古籍整理出版的专项扶持对象不断优化，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均衡发展注入了长效动力。据不完全统计，2011—2020年，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实际项目共计958个，其中不乏特色鲜明、价值深厚的少数民族古籍项目，这在我国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及传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作为古籍整理出版专项扶持项目的重要代表，为业界推出了一系列传世精品，如《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中国古籍总目》《大中华文库》等。进入3.0时代后，古籍整理出版的内容与种类不断延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起到了重要作用。
2.成果丰富
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成果丰硕，诸如《中国古籍总目》、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大中华文库》、《续修四库全书》等标志性项目，尽管历时长、耗费大，但成果丰富，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现代科技手段的飞速发展和创新应用，近十年来，古籍数字化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华书局2014年推出的大型古籍数据库——《中华经典古籍库》，为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阅读需求，该书开发了镜像版、网络版、微信版和专业微信版四种形式，反映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与时俱进、多元创新的发展特征。2018年，国内权威的古籍数字化门户网站籍合网正式上线，为古籍资源整合、分发渠道创新和用户阅读服务重塑提供了重要动力。3.0时代，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已然形成全方位、成系列、大规模建设的格局。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实施《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在成果数量和内容质量上均得到大幅提升。2018年10月，在上海古籍书店举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籍出版成果展”上，超过600种分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的图书成为全场焦点，为读者打造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文化盛宴。
3.机构和人才众多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创新离不开人才创新，进入3.0时代后，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年轻队伍的培养方面也有了巨大进步。从机构建设层面来看，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工委”）建于2008年9月，初始成员单位仅23家。随着古籍整理出版业务的拓展，大量出版集团陆续申请加入，截至2019年9月，古工委共有40多家成员单位[2]。上海辞书出版社、中西书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新晋力量的加入进一步加快了古籍整理出版的进度，为提升古籍整理出版效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人才培养层面来看，截至2020年初，全国共有8所高校开设古文献相关专业（北京大学、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浙江大学、金陵科技学院），古籍研究所近100家，累计招收本科生4000余人，硕士研究生近万人，博士研究生3000余人，其中，大部分专业人才已经投身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近几年，随着科研机构和人才队伍的优化，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逐渐呈年轻化发展趋势，大量青壮年成为主力骨干，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3]。
二、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与创新
当下，5G、人工智能、AR/VR、大数据等新技术与各行业、各领域呈纵深融合的趋势，为古籍整理出版全面进入3.0时代、构建新的发展范式提供了核心动力，是新时代实现古籍在线阅览、全文检索自由、创新阅读体验的重要手段。
1.古籍整理出版体系不断优化，效率显著提升
截至2019年底，国家图书馆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已经在线发布超过3.3万部古籍影像;中华书局的“中华经典古籍库”已发布3000多种、15亿字的点校本古籍;爱如生公司开发的“中国基本古籍库”收书1万余种……[4]众多古籍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成为古籍学术研究、当代文化弘扬不可分离的资源库，说明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体系逐渐完善，服务效率也在显著提升。目前，多数古籍出版社借助新技术和互联网建立科学完善的整理出版体系。以古籍小组为核心的整理出版体系是强化管理、保障古籍整理事业繁荣发展的有效手段。
现今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主要围绕古籍保护、整理及出版三位一体的格局展开。其中，古籍保护是指文博系统的保存、修复与利用;古籍整理是指科研机构针对古籍内容的整理、研究与阐发;古籍出版是指对前两者成果的融合出版和复合传播。在2018年《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甲部）》的编辑过程中，中华书局通过古籍整理工作平台实现了古籍保护、整理与出版的一体化操作，并开发了众包、在线审校的全新体系：利用底本扫描和系统自动识别，将准确的电子本文上传至平台，通过在线发布和科学申领线上整理工作任务包，以及自动校勘、标点系统、人工修正后实现网络出版与纸质出版融为一体的目标。2019年，第二届中国文化计算大会将传统书法、国画、纹样、古籍修复与古文字识别列为重要议题，强调新兴科技的文化创新力，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目标，这也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进入3.0时代的新的发展范式。
2.技术赋能满足读者多元需求，长尾效应鲜明
在古籍整理出版的1.0和2.0时代，古籍文化的展现有限，大多聚焦热门内容，如20世纪80、90年代注重传统经典古籍的整理出版（如四大名著、孔孟学说等）。“二八法则”意味着古籍中80%的文化内容未被整理出版，读者多元的阅读需求未能得到满足。尽管互联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一现象，推进了古籍数字化建设，但多局限于数字转换，并未实现内容移植。据统计，全国尚有40万种版本的古籍仍未实现数字化，纸质阅读依旧是古籍文化的主要载体[5]。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从多角度发掘长尾市场，以技术赋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正如斯蒂芬·赫布雷希特在《后人类主义：一种批判性分析》中所阐述的：“人工智能将深入各个领域与AR/VR合力构建传播场景，以此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未来前途。”自2018年以來，各类场景式的古籍读物层出不穷，如VR版四大名著、VR版《清明上河图》等，读者可通过VR场景徜徉于古籍中，增强了临场感，达到了沉浸阅读的目的。近年来，古籍整理出版物的有声资源开发建设日益形成头部效应。2020年4月，喜马拉雅FM与国内26家大型出版集团签订“有声图书馆计划”，旨在利用技术赋能、流量赋能、场景赋能带动“纸电声”一体化发展，实现全媒体出版目标，全面激活长尾效应，促进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3.0时代再创辉煌。
3.内容交互模式革新阅读体验，强化双重效益
3.0时代，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将以线上整理和全媒体出版作为主要的发展趋势，如何以内容交互革新阅读体验成为古籍整理出版3.0时代的核心议题。2018年6月，中国VR动画平台工作室根据《淮南子》《路史》《山海经》等古籍制作VR短片——《烈山氏·幻觉》，将古籍繁冗、晦涩的文字内容转化为可视化的阅读场景，并通过与读者实时交互实现提升读者沉浸阅读体验的服务目标，获得了国内外读者市场的一致好评，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2019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置5G新阅读展区，将“5G全息舞台”“智慧书屋”等体验项目作为提升用户感受、深入古籍阅读的重要手段，引起业界高度关注，既激发了古籍读物市场的活力，又呈现了古籍出版物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加强了古籍整理出版活动与用户的联系，为用户开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通过强化读者与古籍出版物的互动增强临场感、提高知识服务效率，但古籍整理出版的每个环节仍需要人工进行干预，通过前期的体例设计以及后期的审核，在创新读者阅读体验的同时保障古籍内容质量，兼顾市场经济效益和社会文化效益[6]。
三、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趋势与任务
进入3.0时代，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应抓住技术赋能、流量赋能、场景赋能机遇，凭借内容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加速“纸电声”一体化发展，积极尝试阅读服务的跨界融合，以全媒体出版体系推动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高效发展，开启全新征程。
1.提升古籍整理出版普及度，打造平民传承路线
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虽小，却与国家社会关系密切。进入古籍整理出版3.0时代，不仅要发挥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学术服务、文化服务作用，还应加速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大众化进程。近几年，党和国家对普及类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展开专项资助。2016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联合颁布《关于申报2016年度普及类古籍整理图书专项资助项目的通知》，全国共117家出版社的376个古籍项目参与该申报活动，其中，符合要求的项目321个，获资助项目76个。从市场角度来看，自2017年1月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来，我国全民阅读呈纵深发展趋势，古籍图书市场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读者对古籍普及读物的阅读需求急剧上升。因此，古籍整理出版机构不仅要保持古籍传承性整理工作，推出更多元的专业性图书，还要积极开发大众图书市场，让古籍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
2.以古籍整理出版讲好中国故事，开发国际市场
古籍整理出版3.0时代，如何利用古籍讲好中国故事、开发古籍国际市场、加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输出量，是每一个古籍整理出版从业人员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2015年，《海外中文古籍总目》出版项目正式启动;2016年，《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正式推出后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传播事业及出版“走出去”的重要代表;2018年，大英博物馆以AR/VR技术展现的中国明代画家项圣谟山水作品《秋林读书图》，在短短三周内获得200万次的海外播放量;2019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国庆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在全球发行……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正以多语种翻译、多样化呈现以及多元素集聚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2020年3月18日，喜马拉雅FM发起“古籍唤醒计划”，目前，有超过13万主播在线朗读、讲解、传播古籍文化，全球总播放量超过95亿。喜马拉雅FM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喜马拉雅FM将与高校、图书馆、出版社、档案馆展开合作，共同推进“古籍唤醒计划”，助力中国古籍文化迈向国际市场，借助技术赋能、场景赋能和流量赋能将更多中国故事传播海外，助力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开启新征程。
|参考文献|
[1] 杜羽.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启用在线审校——古籍整理出版开启“3. 0”时代[N]. 光明日报，2018-5-22.
[2] 宫晓卫. 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起始及其他[J]. 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3）：163-171.
[3] 王井辉. 从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看中华传统文化的出版与传播[J]. 出版广角，2020（12）：54-56.
[4] 李明杰，张纤柯，陈梦石. 古籍数字化研究进展述评（2009-2019）[J]. 图书情报工作，2020（6）：130-137.
[5] 范桂红，赵纯洋. 基于知识图谱的古籍数字化研究前沿热点及演化趋势分析[J]. 出版广角，2020（11）：85-87.
[6] 刘晗. 新出版模式诞生：VR古籍出版怎么做？[N]. 中华读书报，2018-1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