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绳女性群像的创伤与主体性建构
[摘要]冲绳女性，因冲绳特有的历史与文化，而常常被迫陷入性别、战争、种族冲突所导致的各种压迫之中，进而丧失其卑微的话语权，最后彻底沦为沉默的“他者”。通过对第十届“新冲绳文学奖”（1985）的获奖作品《织布女之歌》中三代女性不同创伤的分析，逐层拨开冲绳女性深重而悲恸的创伤，可以揭示出冲绳女性创伤的“普遍性”，并可以再现冲绳在三个转型期所经历的多舛命运，以及冲绳作家在文学书写中所寄托的深远忧思。
[关键词]冲绳女性；创伤弥合；主体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I313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2-0022-05
[收稿日期]2017-07-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冲绳文学的创伤书写研究》，项目批准号：15CWW011。
[作者简介]丁跃斌，男，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张家界427000）
20世纪90年代末，冲绳“复归”日本后，与日本“本土”“本土”或“日本本土”是在冲绳历史、文化以及文学中经常频繁出现的辞藻。“本土”一词是相对于“冲绳”而言的日本。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迁居至冲绳的日本本土人士也与日俱增，冲绳“本土化”和“都市化”倾向日益突显。但是，社会结构的骤然变化也给冲绳带来了与日本本土不同程度的摩擦。日本本土文化的入侵让冲绳人感到不适，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加剧了根深蒂固的隔阂。《织布女之歌》正是将此作为创作背景，以主人公“由起”的情感创伤为主线，穿插讲述了祖母和母亲的不幸经历，并通过家族三代女性不同的创伤体验，揭示了冲绳女性的历史创伤。
冲绳女性不同于一般女性，不仅受到“男权社会”的戕害，还遭到美国、日本等“强权社会”的压制；既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又体会过种族的歧视。冲绳女性处于社会底层，她们终生都在与种族与性别所造成的伤痛抗争。父权制下的冲绳女性背负着太多的压制与禁锢，承载了太多的无法言说的伤痛。在美军、大和、男权当道的社会，冲绳女性身体受创的同时，心灵也被扭曲。冲绳女性被男性和美国、日本等特权阶级排除在公共权利之外，她们清楚地知道，所谓“人类进步”的历史叙述，隐藏了非人道的、残忍的、野蛮的，且常常是暴力的性别、种族和阶级压迫。为此，冲绳女性作家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她们从独立的世界观解构压迫者的历史叙述；另一方面，她们把充满智慧和洞察力的女性写作作为对抗的工具，以修正和重写正统历史。
一、创伤与主体性建构
“女性创伤”最早的研究者是弗洛伊德，他与法国神经病学家夏科、简尼特对女性歇斯底里症进行了观察、分类、分析和治疗。弗洛伊德认为，身体症状可能是来自连主体也没有意识到的精神伤害，歇斯底里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流行病，弗洛伊德认为歇斯底里可能与女性在早年受到的性侵害有关。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从美国民权运动中分离出来并得到蓬勃发展，同时妇女和儿童遭受的暴力、虐待、强奸等创伤以及妇女和儿童的权益保障，成為女权政治主旋律。
创伤的类型和症候多种多样，但其修复大致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除受创者的心理压力，建立相对的安全感；第二个阶段是恢复受创者的记忆，通过哀悼和解脱再现创伤情境，重新认知创伤事件；第三阶段是重建自我，通过重建新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回归正常的生活秩序，从而开启新的生活，探索新的生活意义，建立坚定的信念，完成主体性的重建。“历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哲学中的创伤症候和创伤治疗的过程和途径，是文学性创伤叙事的重要理论依据和灵感源泉。把创伤叙事作品中对创伤主题的表现以及对创伤理论的运用和对创伤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会发现创伤科学研究成果是根基，文学作品中的创伤叙事是体现和发挥。文学作品中的创伤也为创伤科学研究提供灵感和启迪。”[1]（41）喜舍场直子作为冲绳女性作家，以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及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所特有的反思能力，大胆地触及了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并将其幻化为文学思考。喜舍场直子通过创伤记忆的个体叙事，呼唤世界对小说所触及的个体、族群的苦难加以反思，进而完成了对冲绳未来的探索。
二、多重女性创伤与自我身份迷失
冲绳女性，因冲绳特有的历史与文化，而常常被迫陷入性别、战争、种族冲突所导致的各种苦难。《织布女之歌》中的外祖母作为家族的第一代女性，见证了冲绳“初归”日本时的悲惨历史，最后沦为父权制的牺牲品。
外祖母无名无姓，一直以“外祖母”作为称呼。因家里贫穷，十岁时就被卖到妓院。根据小说内容推断，外祖母被卖的时间大概是1910年前后，也就是“琉球处分”主要是日本学者，对日本吞并琉球的一系列政策及过程的概括用语。狭义上是指1879年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的措施；广义上指整个过程。这个过程以1872年“琉球藩”的设立为开始，到1879年“冲绳县”设置，及翌年“分岛问题”的发生及终结，前后长达九年。这时期在冲绳近代史上为琉球处分时期。后的三十年左右。“也恰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萧条期。冲绳的农村卖女儿和饿死的事件频频发生，为了充饥，冲绳人不得不吃有毒植物苏铁，所以此时的冲绳也被称为‘苏铁地狱。”[2]（27）被日本强行纳入版图后的冲绳人苟且生活，冲绳已然成为日本本土的“殖民地”，冲绳男性也因此在精神上遭到阉割，丧失了主体性身份。来自日本的压迫与歧视，使得冲绳男性的心理日渐扭曲，并将其无法承受的痛苦转嫁到冲绳女性的身上，最终冲绳女性便成为了冲绳男性和日本本土的双重“他者”。外祖母的遭遇只是“琉球处分”后所有冲绳女性不幸的缩影。女性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只能遵从男性的要求，服从男性的命令，没有自由，也没有独立的思想。她们无心也无力去反抗男性的权威，经常被男性当成商品进行交换。外祖母被自己的父亲变卖换钱，却不能反抗，只能无声地接受。外祖母在妓院惨遭无数男人蹂躏，用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换取了家人的温饱。相比肉体的疼痛，那种被当作商品交易、任人摆布的现实更给她增添了心灵的创伤。外祖母的母亲，同样是冲绳女性的代表。得知女儿被卖时，异常愤怒，但与丈夫的对抗也如同以卵击石。“我被领走的那天早上，母亲的衣袖都湿透了，我知道那是为我哭的，所以想快点被带走。”[3]（199）外祖母被妓院带走之时，创伤的种子便根植在外祖母幼时的心里了。后来，幼年的外祖母沦为了妓女，饱尝人间沧桑，其作为个体的独立身份被彻底剥夺。直到外祖母的妹妹要出嫁，为了不让婆家人知道姐姐是妓女，在外祖母二十多岁时，全家的亲戚花了一大笔钱将外祖母从妓院里赎出来。归来后的外祖母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她是妓女时，既不去争论、反驳，也不大哭大闹，而是更加注重外表，好像刻意在保持自己的气质。外祖母的行为是典型“创伤后应激障碍”——禁闭畏缩。禁闭畏缩的症状之一就是将自己的部分痛苦记忆尘封起来，直至彻底走出创伤的阴霾。外祖母越是在人前显得不在乎，越是说明她不敢面对曾经作为雏妓的过往。但是，面对他人的嘲笑和议论时，其平静的外表下是伤痕累累甚至滴血的伤口。外祖母挺着大肚子回到了村子，至今也没有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到，外祖母的回忆伴随着很多无奈。外祖母的身心创伤虽然年代久远，但还没有彻底结痂，只要稍微触碰依然会渗出血来。
如果说第一代——外祖母的创伤是在琉球被日本吞并后的动荡社会造成的，那么作为家族第二代的母亲的创伤主要是战争造成的。“冲绳战”成为冲绳人文学书写中的典型内容，而战争留给人们的创伤则是一场难以苏醒的噩梦。主人公的母亲“妙”自从出生便注定就是场悲剧。她的母亲曾经是妓女，而自己的生父是谁，也无从知晓。妙结婚不久后，丈夫金城幸雄就被强制征兵，后来误传出丈夫已经死亡的消息。妙在得知噩耗后，伤心欲绝，整日以泪洗面。战争给冲绳人的心理世界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尤其是对失去丈夫的女人更是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当妙还沉浸在悲伤中时，家族的亲戚们共同商议决定，让妙与丈夫的亲弟弟金城幸弘结婚。“在父权社会，女性在男权主导的法则下永远处于‘沉默的状态”。[4]（78）妙没有丝毫的话语权，只能默默地接受家族的安排。不幸的是幸弘后来也被征召入伍。妙提心吊胆，总怕第二任丈夫也回不来。战争结束后，上天和妙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兄弟俩都平安地回来了。妙的心理极其矛盾，但还没有容她做出选择，幸弘离家出走，远渡“大和”。幸雄则另娶他人，结婚生子，后来变得每日郁郁寡欢，在一次事故中不幸身亡。妙的两段婚姻皆因战争而支离破碎，而妙在那以后便没有再流过一滴眼泪。
妙身上出现的创伤症候——“麻木”不能简单地说是谁引起的，在战争年代，作为双重他者的女性，她们没有能力去改变现状，只能默默忍受。这其中也包括性暴力。“战争与性暴力相伴而生，这是军律所无法规范的。战争本身就包含着强暴的隐喻。”[5]（55）小说中，妙曾被日本士兵强暴。整个施暴场面，作者仅用寥寥几笔就将母亲无济于事的反抗和日本士兵令人发指的丑恶行径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对冲绳女性的无果反抗感同身受。“性暴力不是性欲望的暴力表现，而是通过性来实现的暴力。”[5]（55）战争中的强暴给冲绳女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冲绳女人此时受到冲绳男人、美军、日军的三重压迫，已由个人创伤演变为集体创伤，由个人身份迷失演变为集体身份迷失。
由起作为家族第三代女人，也是女性创伤的延续者，向读者展示了冲绳在“复归”后，新时期冲绳女性的创伤。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冲绳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快速的“日本本土化”和以那霸市为中心的“都市化”。小说中，由起随波逐流只身到那霸发展。然而，冲绳和日本本土的文化冲突使由起压抑，她像受了惊吓的小猫一样，刻意与外界疏远。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近三十的由起开始交往男人，先后交往了两个：一个是冲绳人；一个是日本本土人。这两个人的出现也是由起噩梦的开始，他们对由起造成的创伤暗示着冲绳文化与本土文化冲击下沖绳人的彷徨与迷惘。
接近而立之年的由起，被五十多岁的公司部长看上了，在威逼利诱下，部长得到了她的身体。由起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过是有家室的部长的性伴侣，更明白这种关系不那么光彩，但她就是很享受这种情爱。由起从小在缺乏父爱的家庭中长大，在战争期间还目睹了母亲被日军强奸的画面，这都在其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女性，这个与生俱来便带着细致和纤柔的性别，在成长的过程中更易受到伤害。这些伤痛可能来自家庭内部的残缺，可能来自外部时代和社会的压迫，亦可能来自自身成长过程中的撕裂蜕变。”[4]（94）童年的阴影，使由起对男人多了一份恐惧，但父爱的缺失又让她对上了年纪的男人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因此她潜意识里才如此渴望部长的“宠爱”。但由起对这段感情的期望不过是镜花水月，终究难逃现实的残酷。后来，由起意外怀孕，堕胎之时，部长却销声匿迹，将由起一人留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手术过后，由起带着疼痛未消退的身躯回到公寓，终于在夜晚降临后盼来了部长，然而由起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安慰，取而代之的是身体被强盛性欲的部长再一次侵害。部长对由起身心造成的伤害，使由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典型的创伤症候——“闪回”和“抑郁”。“如果说身体的束缚与凌辱带来的创伤是可见的，显性的；那么情感上遭受的创伤则是不可见的，隐性的。”[4]（108）作者通过描写由起的身心创伤，向读者诠释了冲绳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由起和部长的不伦之恋结束十余年后，遇到了自称是自卫队队员的日本本土人西村隆之，并且开始同居。外祖母和母亲不允许自家女人与日本自卫队员交往，由起一直瞒着她们。半年后，警察找到由起，让她配合调查西村隆之的相关事情，事情闹到了由起的公司，由起因此辞职，回到了乡下的家里。由起已经怀了西村隆之的骨肉，当她得知有可能被这个男人欺骗后，情绪一度失控。这一幕与当年外祖母身怀六甲回到村子异常相似。这样的情节设计并非巧合。喜舍场直子作为冲绳女性作家，借助女性这一独特视角，通过一家三代的悲惨命运呈现出冲绳女性的创伤，目的在于凸显这种创伤的代际延续性和普遍性，即从个体伤痛体验推及到冲绳女性这一整体创伤体验。喜舍场直子以其独具匠心的文学设计将冲绳的命运影射在祖孙三代的女性身上，有意将冲绳女性化，以此突显冲绳的“他者”身份，而三代女性不同类型的创伤，也象征着冲绳在三个转折期所经历的多舛命运。
三、创伤弥合与女性主体性建构
“创伤的核心经历是主体性的丧失。因此治愈创伤的基础在于重建受创主体的自我身份。”[6]（17）冲绳女性遭受父权、战争、种族等的压迫和歧视，承载着无数创伤。创伤的存在摧毁了冲绳女性的主体意识，深刻影响了她们的情感和心理健康。她们要从这些沉重的创伤中复原，就要将创伤讲述出来，以见证这些创伤，进而找到存在的价值。从作者笔下三代冲绳女性的不幸遭遇中，我们仿佛能够听到喜舍场直子内心深处的呐喊，那是对冲绳女性创伤的痛彻领悟，是对战争、被殖民、双重男权社会的悲切控诉。喜舍场直子并没有因为奉献给读者一个圆满的结局而弱化小说人物的痛苦，而是将她们的挣扎、困惑、反抗、忘却、无法表达的经历尽情地描摹书写，以此证明冲绳女性创伤经历的复杂性以及走出创伤体验的艰难性。在冲绳的历史经验里，冲绳的女性创伤，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冲绳历史的参照。自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后成为冲绳后，冲绳的命运就被赋予了女性特质。现实生活中冲绳的创伤虽然一直存在，但喜舍场直子将小说中三代女性创伤都进行了复原，重塑了各自的主体性，希望通过文学的想象给予冲绳一个美好的未来。
外祖母的创伤主要是通过“回忆”进行弥合的。“回忆是人获得关于自己的历史、身份和自我认同的途径，失忆则意味着个人历史的消失和自我的失落。失忆是回忆的对立面，健忘则是慢性的失忆，是对记忆的腐蚀”。[7]（9）外祖母的年龄已经过了90岁，正值健忘的年纪却没有忘记过去的不幸，只是把这些记忆都尘封在脑海的深处不愿触碰，直到外孙女由起身心受到打击而回到家里后。外祖母为了开导由起，不惜将自己的创伤往事全部回忆给她听。外祖母在回忆的过程中，不时用手擦去眼角的泪水，不时流露出愤怒的表情。通过回忆，外祖母将这些年积压的情绪都释放了。未愈合的伤口一层层重新被拨开，虽然过程很痛苦，但是伤口重新上了“回忆”这剂药后就会逐渐弥合，直至痊愈。小说中，由起听了外祖母的诸多不幸后，询问外祖母最无助、最痛苦时有没有想过自杀，“冲绳人不会自杀，会想着怎么活下去。”[3]（191）外祖母的回答铿锵有力，至此，外祖母已找到了作为冲绳人生存的意义，完成了自己的身份确立。
母亲的主体性建立经历了主体意识萌芽、主体性初步建立和主体性最终建立“三个阶段”，其创伤在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中逐渐得到恢复。命运多舛的母亲在战争中被日军强奸后，整日提心吊胆、唯唯诺诺地生活着。她唯一的希望就是丈夫从战场上平安回来。战争结束后，两任丈夫同时回到村子后，并都选择抛弃了妙。妙心如死灰，没有流一滴眼泪。母亲没有因为被抛弃而哭泣，表明其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失去了“妻子”的身份后，她回到了自己母亲的身边。在自己的娘家与母亲相依为命地靠织布生活，虽然心底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但是她作为独立的女性已经从身体外部重新找到了身份，初步完成了主體性的建构。母亲，有着被强奸、改嫁丈夫弟弟再到同时失去两个男人的悲痛经历。但她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平时故作坚强，每天都让自己在忙碌中度过。当母亲听说女儿同居的对象是日本自卫队员时，终于放声发泄。自卫队是母亲的噩梦，母亲这么多年来都对“自卫队”几个字闭口不提，直到听说女儿与自卫队员交往，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唤醒了沉睡在心理的恐惧。“创伤经历受到意识的压制，潜伏在潜意识表层，干扰着受创者的生活，要想走出创伤，受创者必须将创伤记忆由潜意识上升至意识，由内在记忆转化为外在现实，最终完成自我的重新审视。”[8]（136）母亲正视了被强奸的经历，伤口得到了修复。而母女的争吵，则使母亲情绪彻底失控。小说中，母亲责备由起都四十岁了还不结婚，由起则把责任推给母亲，怪母亲嫁了两次，从小没有得到父爱。母亲心理最深的伤疤被女儿揭穿。母亲想到这些年所受的委屈，想到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她终于放声大哭。并诉说了自己的无奈，这是她在得知第一任丈夫死后的第二次哭泣，此次的哭泣与之前的哭泣有着本质的不同。之前的哭泣是为男人而哭，是女人作为男人附属品的体现。而这次的哭泣，是母亲为自己的过去所经历的往事而哭，是从心理上对过去的彻底告别。随着母亲的创伤被彻底治愈，其女性主体身份也最终得到建立。
由起的主体性建立则是通过“返回家乡”、“回归传统文化”两个阶段完成的。由起在现代化的大都市，先后受到两个男人的伤害，身心俱疲。于是，她决定离开大都市，踏上返乡之路。沿路的风景让她觉得那么熟悉、亲切，也让她感到心安。由起离开两个男人，选择返回家乡，预示着她已经开始回归“自我”。《织布女之歌》小说的问世，正是世界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后的十多年，女权主义思想在世界开始广泛的影响与传播。日本人、冲绳人、女性，这三个标签奠定了喜舍场直子的多元文化写作，她找到了重塑女性主体性身份的钥匙——冲绳的传统文化。小说中的村子在冲绳的北部，自然条件优良、盛产芭蕉布，当地女人以织布为生。由起主动要求加入到外祖母和母亲织布的工作中，回归到当地的传统劳作中，是其身份回归的体现。此外，伤愈后的母亲聚集了二十多个同村的朋友，她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因为战争而成为了寡妇。席间，冲绳女人们谈笑风生，品尝了家乡的传统美食后，又在传统乐器的伴奏下，唱起了家乡的歌谣、跳起了家乡的舞蹈。喜舍场直子通过冲绳女人们的狂欢书写，实现了冲绳女性对自我主体的构建。
四、结语
《织布女之歌》描绘了一家三代背负着各自不幸的顽强女性。外祖母的不幸来源于被日本吞并后的社会动荡，母亲的不幸是因为冲绳战的残酷，而由起的不幸则是战后社会的聚变与“本土化”的不适应。祖孙三代的创伤命运，旨在暗示冲绳创伤的延续性和普遍性。喜舍场直子通过创伤记忆的个体叙事再现了冲绳女性的多重创伤，并且借助冲绳独特的民俗文化为冲绳女性找到创伤修复的可能，从而完成主体的建构与超越。小说中，冲绳三代女性创伤的共性是身份的丧失，话语权的缺失，主体意识的丢失。尽管各自的修复方式不同，但归根结底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自我身份的确立，最后完成主体性的建构。这也是作者为小说起名《织布女之歌》的意义所在。织布的过程本身就蕴育着创造，织出的布匹也带有个人的主观意愿和构想，这便是其主体性的体现。文学作品如此，现实社会亦然。曾经辉煌的琉球王国已经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但千疮百孔的冲绳还在现实中艰难前行。面对美军基地的威胁和日本本土的歧视，冲绳不仅要在内部实现主体意识的重塑，更要在外部完成自我身份的确立。喜舍场直子通过文学书写为冲绳作家找到了表述自己的新空间，作品中女性主体性的构建犹如火炬一般，给冲绳点燃了希望。
参考文献：
[1]李桂荣：《创伤叙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2][日]新崎盛晖：《现代日本与冲绳》，孙军悦译，《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3][日]喜舎场直子：《女绫织呗》，冲绳文学全集编集委员会：《冲绳文学全集（第9巻）》，东京：国书刊行会，1990年。
[4]丁玫：《艾·巴·辛格小说中的创伤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5]韩冷：《战争与强暴的同构》，《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6]【美】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
[7]柯倩婷：《身体、创伤与性别——中国新时期小说的身体书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8]师彦灵：《再现、记忆、复原——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张克军]
[关键词]冲绳女性；创伤弥合；主体性建构
[中图分类号]I313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2-0022-05
[收稿日期]2017-07-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冲绳文学的创伤书写研究》，项目批准号：15CWW011。
[作者简介]丁跃斌，男，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张家界427000）
20世纪90年代末，冲绳“复归”日本后，与日本“本土”“本土”或“日本本土”是在冲绳历史、文化以及文学中经常频繁出现的辞藻。“本土”一词是相对于“冲绳”而言的日本。间的交流日益密切，迁居至冲绳的日本本土人士也与日俱增，冲绳“本土化”和“都市化”倾向日益突显。但是，社会结构的骤然变化也给冲绳带来了与日本本土不同程度的摩擦。日本本土文化的入侵让冲绳人感到不适，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加剧了根深蒂固的隔阂。《织布女之歌》正是将此作为创作背景，以主人公“由起”的情感创伤为主线，穿插讲述了祖母和母亲的不幸经历，并通过家族三代女性不同的创伤体验，揭示了冲绳女性的历史创伤。
冲绳女性不同于一般女性，不仅受到“男权社会”的戕害，还遭到美国、日本等“强权社会”的压制；既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又体会过种族的歧视。冲绳女性处于社会底层，她们终生都在与种族与性别所造成的伤痛抗争。父权制下的冲绳女性背负着太多的压制与禁锢，承载了太多的无法言说的伤痛。在美军、大和、男权当道的社会，冲绳女性身体受创的同时，心灵也被扭曲。冲绳女性被男性和美国、日本等特权阶级排除在公共权利之外，她们清楚地知道，所谓“人类进步”的历史叙述，隐藏了非人道的、残忍的、野蛮的，且常常是暴力的性别、种族和阶级压迫。为此，冲绳女性作家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她们从独立的世界观解构压迫者的历史叙述；另一方面，她们把充满智慧和洞察力的女性写作作为对抗的工具，以修正和重写正统历史。
一、创伤与主体性建构
“女性创伤”最早的研究者是弗洛伊德，他与法国神经病学家夏科、简尼特对女性歇斯底里症进行了观察、分类、分析和治疗。弗洛伊德认为，身体症状可能是来自连主体也没有意识到的精神伤害，歇斯底里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流行病，弗洛伊德认为歇斯底里可能与女性在早年受到的性侵害有关。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从美国民权运动中分离出来并得到蓬勃发展，同时妇女和儿童遭受的暴力、虐待、强奸等创伤以及妇女和儿童的权益保障，成為女权政治主旋律。
创伤的类型和症候多种多样，但其修复大致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解除受创者的心理压力，建立相对的安全感；第二个阶段是恢复受创者的记忆，通过哀悼和解脱再现创伤情境，重新认知创伤事件；第三阶段是重建自我，通过重建新的人际关系和生活环境，回归正常的生活秩序，从而开启新的生活，探索新的生活意义，建立坚定的信念，完成主体性的重建。“历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和哲学中的创伤症候和创伤治疗的过程和途径，是文学性创伤叙事的重要理论依据和灵感源泉。把创伤叙事作品中对创伤主题的表现以及对创伤理论的运用和对创伤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会发现创伤科学研究成果是根基，文学作品中的创伤叙事是体现和发挥。文学作品中的创伤也为创伤科学研究提供灵感和启迪。”[1]（41）喜舍场直子作为冲绳女性作家，以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及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所特有的反思能力，大胆地触及了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并将其幻化为文学思考。喜舍场直子通过创伤记忆的个体叙事，呼唤世界对小说所触及的个体、族群的苦难加以反思，进而完成了对冲绳未来的探索。
二、多重女性创伤与自我身份迷失
冲绳女性，因冲绳特有的历史与文化，而常常被迫陷入性别、战争、种族冲突所导致的各种苦难。《织布女之歌》中的外祖母作为家族的第一代女性，见证了冲绳“初归”日本时的悲惨历史，最后沦为父权制的牺牲品。
外祖母无名无姓，一直以“外祖母”作为称呼。因家里贫穷，十岁时就被卖到妓院。根据小说内容推断，外祖母被卖的时间大概是1910年前后，也就是“琉球处分”主要是日本学者，对日本吞并琉球的一系列政策及过程的概括用语。狭义上是指1879年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的措施；广义上指整个过程。这个过程以1872年“琉球藩”的设立为开始，到1879年“冲绳县”设置，及翌年“分岛问题”的发生及终结，前后长达九年。这时期在冲绳近代史上为琉球处分时期。后的三十年左右。“也恰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萧条期。冲绳的农村卖女儿和饿死的事件频频发生，为了充饥，冲绳人不得不吃有毒植物苏铁，所以此时的冲绳也被称为‘苏铁地狱。”[2]（27）被日本强行纳入版图后的冲绳人苟且生活，冲绳已然成为日本本土的“殖民地”，冲绳男性也因此在精神上遭到阉割，丧失了主体性身份。来自日本的压迫与歧视，使得冲绳男性的心理日渐扭曲，并将其无法承受的痛苦转嫁到冲绳女性的身上，最终冲绳女性便成为了冲绳男性和日本本土的双重“他者”。外祖母的遭遇只是“琉球处分”后所有冲绳女性不幸的缩影。女性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只能遵从男性的要求，服从男性的命令，没有自由，也没有独立的思想。她们无心也无力去反抗男性的权威，经常被男性当成商品进行交换。外祖母被自己的父亲变卖换钱，却不能反抗，只能无声地接受。外祖母在妓院惨遭无数男人蹂躏，用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换取了家人的温饱。相比肉体的疼痛，那种被当作商品交易、任人摆布的现实更给她增添了心灵的创伤。外祖母的母亲，同样是冲绳女性的代表。得知女儿被卖时，异常愤怒，但与丈夫的对抗也如同以卵击石。“我被领走的那天早上，母亲的衣袖都湿透了，我知道那是为我哭的，所以想快点被带走。”[3]（199）外祖母被妓院带走之时，创伤的种子便根植在外祖母幼时的心里了。后来，幼年的外祖母沦为了妓女，饱尝人间沧桑，其作为个体的独立身份被彻底剥夺。直到外祖母的妹妹要出嫁，为了不让婆家人知道姐姐是妓女，在外祖母二十多岁时，全家的亲戚花了一大笔钱将外祖母从妓院里赎出来。归来后的外祖母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她是妓女时，既不去争论、反驳，也不大哭大闹，而是更加注重外表，好像刻意在保持自己的气质。外祖母的行为是典型“创伤后应激障碍”——禁闭畏缩。禁闭畏缩的症状之一就是将自己的部分痛苦记忆尘封起来，直至彻底走出创伤的阴霾。外祖母越是在人前显得不在乎，越是说明她不敢面对曾经作为雏妓的过往。但是，面对他人的嘲笑和议论时，其平静的外表下是伤痕累累甚至滴血的伤口。外祖母挺着大肚子回到了村子，至今也没有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到，外祖母的回忆伴随着很多无奈。外祖母的身心创伤虽然年代久远，但还没有彻底结痂，只要稍微触碰依然会渗出血来。
如果说第一代——外祖母的创伤是在琉球被日本吞并后的动荡社会造成的，那么作为家族第二代的母亲的创伤主要是战争造成的。“冲绳战”成为冲绳人文学书写中的典型内容，而战争留给人们的创伤则是一场难以苏醒的噩梦。主人公的母亲“妙”自从出生便注定就是场悲剧。她的母亲曾经是妓女，而自己的生父是谁，也无从知晓。妙结婚不久后，丈夫金城幸雄就被强制征兵，后来误传出丈夫已经死亡的消息。妙在得知噩耗后，伤心欲绝，整日以泪洗面。战争给冲绳人的心理世界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尤其是对失去丈夫的女人更是毁灭性的打击。然而，当妙还沉浸在悲伤中时，家族的亲戚们共同商议决定，让妙与丈夫的亲弟弟金城幸弘结婚。“在父权社会，女性在男权主导的法则下永远处于‘沉默的状态”。[4]（78）妙没有丝毫的话语权，只能默默地接受家族的安排。不幸的是幸弘后来也被征召入伍。妙提心吊胆，总怕第二任丈夫也回不来。战争结束后，上天和妙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兄弟俩都平安地回来了。妙的心理极其矛盾，但还没有容她做出选择，幸弘离家出走，远渡“大和”。幸雄则另娶他人，结婚生子，后来变得每日郁郁寡欢，在一次事故中不幸身亡。妙的两段婚姻皆因战争而支离破碎，而妙在那以后便没有再流过一滴眼泪。
妙身上出现的创伤症候——“麻木”不能简单地说是谁引起的，在战争年代，作为双重他者的女性，她们没有能力去改变现状，只能默默忍受。这其中也包括性暴力。“战争与性暴力相伴而生，这是军律所无法规范的。战争本身就包含着强暴的隐喻。”[5]（55）小说中，妙曾被日本士兵强暴。整个施暴场面，作者仅用寥寥几笔就将母亲无济于事的反抗和日本士兵令人发指的丑恶行径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对冲绳女性的无果反抗感同身受。“性暴力不是性欲望的暴力表现，而是通过性来实现的暴力。”[5]（55）战争中的强暴给冲绳女人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冲绳女人此时受到冲绳男人、美军、日军的三重压迫，已由个人创伤演变为集体创伤，由个人身份迷失演变为集体身份迷失。
由起作为家族第三代女人，也是女性创伤的延续者，向读者展示了冲绳在“复归”后，新时期冲绳女性的创伤。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冲绳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快速的“日本本土化”和以那霸市为中心的“都市化”。小说中，由起随波逐流只身到那霸发展。然而，冲绳和日本本土的文化冲突使由起压抑，她像受了惊吓的小猫一样，刻意与外界疏远。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近三十的由起开始交往男人，先后交往了两个：一个是冲绳人；一个是日本本土人。这两个人的出现也是由起噩梦的开始，他们对由起造成的创伤暗示着冲绳文化与本土文化冲击下沖绳人的彷徨与迷惘。
接近而立之年的由起，被五十多岁的公司部长看上了，在威逼利诱下，部长得到了她的身体。由起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过是有家室的部长的性伴侣，更明白这种关系不那么光彩，但她就是很享受这种情爱。由起从小在缺乏父爱的家庭中长大，在战争期间还目睹了母亲被日军强奸的画面，这都在其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女性，这个与生俱来便带着细致和纤柔的性别，在成长的过程中更易受到伤害。这些伤痛可能来自家庭内部的残缺，可能来自外部时代和社会的压迫，亦可能来自自身成长过程中的撕裂蜕变。”[4]（94）童年的阴影，使由起对男人多了一份恐惧，但父爱的缺失又让她对上了年纪的男人有一种莫名的好感，因此她潜意识里才如此渴望部长的“宠爱”。但由起对这段感情的期望不过是镜花水月，终究难逃现实的残酷。后来，由起意外怀孕，堕胎之时，部长却销声匿迹，将由起一人留在冰冷的手术台上。手术过后，由起带着疼痛未消退的身躯回到公寓，终于在夜晚降临后盼来了部长，然而由起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安慰，取而代之的是身体被强盛性欲的部长再一次侵害。部长对由起身心造成的伤害，使由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现了典型的创伤症候——“闪回”和“抑郁”。“如果说身体的束缚与凌辱带来的创伤是可见的，显性的；那么情感上遭受的创伤则是不可见的，隐性的。”[4]（108）作者通过描写由起的身心创伤，向读者诠释了冲绳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
由起和部长的不伦之恋结束十余年后，遇到了自称是自卫队队员的日本本土人西村隆之，并且开始同居。外祖母和母亲不允许自家女人与日本自卫队员交往，由起一直瞒着她们。半年后，警察找到由起，让她配合调查西村隆之的相关事情，事情闹到了由起的公司，由起因此辞职，回到了乡下的家里。由起已经怀了西村隆之的骨肉，当她得知有可能被这个男人欺骗后，情绪一度失控。这一幕与当年外祖母身怀六甲回到村子异常相似。这样的情节设计并非巧合。喜舍场直子作为冲绳女性作家，借助女性这一独特视角，通过一家三代的悲惨命运呈现出冲绳女性的创伤，目的在于凸显这种创伤的代际延续性和普遍性，即从个体伤痛体验推及到冲绳女性这一整体创伤体验。喜舍场直子以其独具匠心的文学设计将冲绳的命运影射在祖孙三代的女性身上，有意将冲绳女性化，以此突显冲绳的“他者”身份，而三代女性不同类型的创伤，也象征着冲绳在三个转折期所经历的多舛命运。
三、创伤弥合与女性主体性建构
“创伤的核心经历是主体性的丧失。因此治愈创伤的基础在于重建受创主体的自我身份。”[6]（17）冲绳女性遭受父权、战争、种族等的压迫和歧视，承载着无数创伤。创伤的存在摧毁了冲绳女性的主体意识，深刻影响了她们的情感和心理健康。她们要从这些沉重的创伤中复原，就要将创伤讲述出来，以见证这些创伤，进而找到存在的价值。从作者笔下三代冲绳女性的不幸遭遇中，我们仿佛能够听到喜舍场直子内心深处的呐喊，那是对冲绳女性创伤的痛彻领悟，是对战争、被殖民、双重男权社会的悲切控诉。喜舍场直子并没有因为奉献给读者一个圆满的结局而弱化小说人物的痛苦，而是将她们的挣扎、困惑、反抗、忘却、无法表达的经历尽情地描摹书写，以此证明冲绳女性创伤经历的复杂性以及走出创伤体验的艰难性。在冲绳的历史经验里，冲绳的女性创伤，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冲绳历史的参照。自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后成为冲绳后，冲绳的命运就被赋予了女性特质。现实生活中冲绳的创伤虽然一直存在，但喜舍场直子将小说中三代女性创伤都进行了复原，重塑了各自的主体性，希望通过文学的想象给予冲绳一个美好的未来。
外祖母的创伤主要是通过“回忆”进行弥合的。“回忆是人获得关于自己的历史、身份和自我认同的途径，失忆则意味着个人历史的消失和自我的失落。失忆是回忆的对立面，健忘则是慢性的失忆，是对记忆的腐蚀”。[7]（9）外祖母的年龄已经过了90岁，正值健忘的年纪却没有忘记过去的不幸，只是把这些记忆都尘封在脑海的深处不愿触碰，直到外孙女由起身心受到打击而回到家里后。外祖母为了开导由起，不惜将自己的创伤往事全部回忆给她听。外祖母在回忆的过程中，不时用手擦去眼角的泪水，不时流露出愤怒的表情。通过回忆，外祖母将这些年积压的情绪都释放了。未愈合的伤口一层层重新被拨开，虽然过程很痛苦，但是伤口重新上了“回忆”这剂药后就会逐渐弥合，直至痊愈。小说中，由起听了外祖母的诸多不幸后，询问外祖母最无助、最痛苦时有没有想过自杀，“冲绳人不会自杀，会想着怎么活下去。”[3]（191）外祖母的回答铿锵有力，至此，外祖母已找到了作为冲绳人生存的意义，完成了自己的身份确立。
母亲的主体性建立经历了主体意识萌芽、主体性初步建立和主体性最终建立“三个阶段”，其创伤在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中逐渐得到恢复。命运多舛的母亲在战争中被日军强奸后，整日提心吊胆、唯唯诺诺地生活着。她唯一的希望就是丈夫从战场上平安回来。战争结束后，两任丈夫同时回到村子后，并都选择抛弃了妙。妙心如死灰，没有流一滴眼泪。母亲没有因为被抛弃而哭泣，表明其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失去了“妻子”的身份后，她回到了自己母亲的身边。在自己的娘家与母亲相依为命地靠织布生活，虽然心底的伤疤还在隐隐作痛，但是她作为独立的女性已经从身体外部重新找到了身份，初步完成了主體性的建构。母亲，有着被强奸、改嫁丈夫弟弟再到同时失去两个男人的悲痛经历。但她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平时故作坚强，每天都让自己在忙碌中度过。当母亲听说女儿同居的对象是日本自卫队员时，终于放声发泄。自卫队是母亲的噩梦，母亲这么多年来都对“自卫队”几个字闭口不提，直到听说女儿与自卫队员交往，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唤醒了沉睡在心理的恐惧。“创伤经历受到意识的压制，潜伏在潜意识表层，干扰着受创者的生活，要想走出创伤，受创者必须将创伤记忆由潜意识上升至意识，由内在记忆转化为外在现实，最终完成自我的重新审视。”[8]（136）母亲正视了被强奸的经历，伤口得到了修复。而母女的争吵，则使母亲情绪彻底失控。小说中，母亲责备由起都四十岁了还不结婚，由起则把责任推给母亲，怪母亲嫁了两次，从小没有得到父爱。母亲心理最深的伤疤被女儿揭穿。母亲想到这些年所受的委屈，想到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她终于放声大哭。并诉说了自己的无奈，这是她在得知第一任丈夫死后的第二次哭泣，此次的哭泣与之前的哭泣有着本质的不同。之前的哭泣是为男人而哭，是女人作为男人附属品的体现。而这次的哭泣，是母亲为自己的过去所经历的往事而哭，是从心理上对过去的彻底告别。随着母亲的创伤被彻底治愈，其女性主体身份也最终得到建立。
由起的主体性建立则是通过“返回家乡”、“回归传统文化”两个阶段完成的。由起在现代化的大都市，先后受到两个男人的伤害，身心俱疲。于是，她决定离开大都市，踏上返乡之路。沿路的风景让她觉得那么熟悉、亲切，也让她感到心安。由起离开两个男人，选择返回家乡，预示着她已经开始回归“自我”。《织布女之歌》小说的问世，正是世界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后的十多年，女权主义思想在世界开始广泛的影响与传播。日本人、冲绳人、女性，这三个标签奠定了喜舍场直子的多元文化写作，她找到了重塑女性主体性身份的钥匙——冲绳的传统文化。小说中的村子在冲绳的北部，自然条件优良、盛产芭蕉布，当地女人以织布为生。由起主动要求加入到外祖母和母亲织布的工作中，回归到当地的传统劳作中，是其身份回归的体现。此外，伤愈后的母亲聚集了二十多个同村的朋友，她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因为战争而成为了寡妇。席间，冲绳女人们谈笑风生，品尝了家乡的传统美食后，又在传统乐器的伴奏下，唱起了家乡的歌谣、跳起了家乡的舞蹈。喜舍场直子通过冲绳女人们的狂欢书写，实现了冲绳女性对自我主体的构建。
四、结语
《织布女之歌》描绘了一家三代背负着各自不幸的顽强女性。外祖母的不幸来源于被日本吞并后的社会动荡，母亲的不幸是因为冲绳战的残酷，而由起的不幸则是战后社会的聚变与“本土化”的不适应。祖孙三代的创伤命运，旨在暗示冲绳创伤的延续性和普遍性。喜舍场直子通过创伤记忆的个体叙事再现了冲绳女性的多重创伤，并且借助冲绳独特的民俗文化为冲绳女性找到创伤修复的可能，从而完成主体的建构与超越。小说中，冲绳三代女性创伤的共性是身份的丧失，话语权的缺失，主体意识的丢失。尽管各自的修复方式不同，但归根结底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自我身份的确立，最后完成主体性的建构。这也是作者为小说起名《织布女之歌》的意义所在。织布的过程本身就蕴育着创造，织出的布匹也带有个人的主观意愿和构想，这便是其主体性的体现。文学作品如此，现实社会亦然。曾经辉煌的琉球王国已经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但千疮百孔的冲绳还在现实中艰难前行。面对美军基地的威胁和日本本土的歧视，冲绳不仅要在内部实现主体意识的重塑，更要在外部完成自我身份的确立。喜舍场直子通过文学书写为冲绳作家找到了表述自己的新空间，作品中女性主体性的构建犹如火炬一般，给冲绳点燃了希望。
参考文献：
[1]李桂荣：《创伤叙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2][日]新崎盛晖：《现代日本与冲绳》，孙军悦译，《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3][日]喜舎场直子：《女绫织呗》，冲绳文学全集编集委员会：《冲绳文学全集（第9巻）》，东京：国书刊行会，1990年。
[4]丁玫：《艾·巴·辛格小说中的创伤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5]韩冷：《战争与强暴的同构》，《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6]【美】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施宏达，陈文琪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
[7]柯倩婷：《身体、创伤与性别——中国新时期小说的身体书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8]师彦灵：《再现、记忆、复原——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责任编辑张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