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大众文化语境下的英国文学与出版

    【摘要】 ?20世纪初,英国大众读者群体逐渐形成,促使出版与文学领域发生变革。在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背景下,文学和出版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衍生出新的内容、新的形式以及新的关系。文章从报纸出版、平装化改革以及新媒介的影响三个层面论述了20世纪早期英国出版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从文化研究视角考察文学阅读与文学出版的发展与革新。

    【关 ?键 ?词】文学阅读;英国;文学出版;大众;新媒介

    【作者单位】盛小弟,首都师范大学。

    【中图分类号】G23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17.012

    文学是出版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20世纪英国的文学出版与阅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世纪末,英国开始实施全民基础教育法案,20世纪初,根据英国识字机构所做的调查,英国已经是一个全民识字的国家。由此可见,19世纪与20世纪的英国民众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读写能力上。由于出现了数量如此庞大的拥有读写能力的人群,英国出版业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社会定位以及市场策略。英国著名作家H.G 威尔斯指出:“历来把世人分割成读者和非读者大众的那条巨大鸿沟现在已小得只剩下教育程度的差异。”作家和出版商似乎更早地意识到阅读大众的出现,剧作家、评论家萧伯纳感叹文学阅读对象的变化:“1871年的教育法,把那些以前从不买书和那些即使有书也不会读的人变成了读者。” [1]而出版业则准确地预见了大众读者审美旨趣的变迁:相比传统的经典文学读物,哈格德的《所罗门王的宝藏》和史蒂文森的《金银岛》一类的探险小说无疑拥有更为广阔的市场。总的来说,正是拥有读写能力大众的出现,使得20世紀初英国文学阅读和文学出版的重要学术价值得以显现。

    一、报纸内容转向“文学化”,报纸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日渐扩大

    20世纪初期,英国出版业的繁荣得益于英国泛资产阶级化过程中,新晋的、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大多出身平民,受教育程度有限)以及工人阶级的读者群体的增长。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群体普遍还没有具备写作能力,但是阅读的热情却空前高涨,这促使英国报纸出版业迅速崛起。据统计,英国报纸1918年的日发行量为310万份,到1939年日发行量增长至1060万份,成为英国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英国的火车车厢内堆积着大量被阅读过的报纸,公共汽车、公立图书馆和私人俱乐部也随处可见阅读报纸的人。如果说19世纪英国的报纸主要是为了迎合中产阶级的趣味,那么到了20世纪,报纸则将目标读者转向工人阶级等普通大众。当时,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回声》(Echo)、《新闻世界》(News of the World)、《电讯周刊》(Weekly Dispatch)、《雷诺德新闻》(Reynold' s News)、《清晨电讯》(Morning Post)、《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y)的售价都下降到半个便士。《伦敦新闻报》(London News)还创造性地将文字与绘图结合,形成当时广受欢迎的“杂烩式风格”。

    学者克莱夫·布罗姆(Clive Bloom)指出,20世纪“报业兴盛的根本原因是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2]。以往的英国报纸聚焦于报道重大的历史事件,引导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培养民众良好的审美趣味。进入20世纪,英国报纸的娱乐化倾向骤然增强,报纸的叙事出现“文学化”转向。“文学化”转向指从冷静地陈述事实转向主观化地描述,即以主观化的书写风格取代客观的书写风格。英国的文化学者认为,20世纪的报业所体现的是一种“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3]理念。1887年,英国思想家马修·阿诺德希望维持新闻与文学之间清晰的边界,他略带调侃地将报纸出版业的不断壮大,称为“新新闻主义”。需要注意的是,阿诺德是“新新闻主义”一词的创造者,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采用了更加文学化、主观化、具有实验意识的新闻制作方式,也称为“新新闻主义”,本文的论述只针对前者。阿诺德将报纸写作的新样态归纳为“小说化”,即报纸参照小说叙事方式,讲述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关的故事,其内容日趋多样化,包括闲谈、随笔等;大众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报纸得到美学享受,激起情感反应,这些恰恰和传统文学的特点相吻合。

    随着报纸内容转向“文学化”,英国报纸与大众读者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报纸在民众中的影响力日渐扩大,这也使得作家群体出现变化。一方面,记者借助新闻机构的影响力向作家转型;另一方面,传统作家群体也因此而兴盛。在一战结束之后,英国许多杰出的作家受雇于主流的报社,他们以作家和记者的双重身份进行创作活动。这些得到资金支持的小说家展开大规模的环球旅行,他们的足迹遍布亚洲、非洲和南美,形成了英国现代文学史具有重大意义的“旅行文学”浪潮。而新闻报道式的文体风格,也反哺和启发了小说家的创作。

    二、图书出版平装化改革与通俗文学

    直到20世纪初期,出版业一直是英国经济中最为稳定、传统的产业。平装书是与精装书相对应的概念,平装书使用纸质封面,简化装帧设计,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英国的平装书在19世纪就已经出现,出版商制作小于正常尺寸的平装书,放置在车站销售,以方便旅行者携带。20世纪,由于读者群体扩大,英国出版业进行了图书的平装化改革,即将新书以平装形式出版并将经典书目进行平装化再版。英国出版业的平静随着“平装书风潮”的出现而发生改变。首先,平装化使得各类出版物的销量猛增,其中以小说类为最。其次,力推平装化出版物的新出版商不断涌现,如著名的维克多·戈兰茨公司、乔纳森·凯普出版社、企鹅出版集团等。

    因平装书的盛行,小说愈发受到大众读者的追捧,这无疑为出版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英国的出版商发现,当时的大众读者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看重小说的娱乐性和消遣功能。1910年后,新出版小说的广告以铺天盖地之势出现在公众面前,售价为6便士的小说以及其他更为廉价的版本非常畅销,这标志着小说特别是流行小说在出版业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与此同时,维多利亚小说以及经典文学作品也并未从读者的视野中消失,出版商为了迎合市场,制定了详细的再版名录,从1913年开始,书店里充斥着大量经过重新印刷包装的经典小说的廉价版本。这些售价在6—7便士的小说不再是绅士起居室中陈列的收藏品,而成为工人阶级群体手中的文化消费品。平装小说的出现也促进了英国小说的发展,使得大批维多利亚作家和作品保持了生命力。如简·奥斯汀、查尔斯·狄更斯、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等小说家在20世纪的文学市场依然能够占有一席之地。此外,持续的再版也让经典作家与新兴作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有序的对话关系,新作家需要在与传统文学的交互过程中,维持较高的写作水准。

    当然,有关平装书的争论从未平息。对于出版业而言,平装化改革无疑促进了行业发展,但这对文学而言是喜忧参半的,如果一位作家的小说以平装版销售,无疑会使小说的销量大幅度地增长。但当读者习惯于以6便士购买一部小说时,他们不会再留意精装版的经典文学作品,因此,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些文学作品不再具有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崇高地位。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平装化还会导致公众文学趣味的改变,新兴的小说家和读者群体的兴起,造成出版业对文学价值判断的偏差,严肃的文学和文化遭受忽视且处境艰难。著名的文化学者Q.D 列维斯撰文,担心商业化的出版模式会让盈利的欲望压制英国作家的艺术追求。列维斯认为除了作家群体要在消费文化面前保持独立性,出版商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重视文学的道德和文化主张。当时,在英国出版业中,市场导向代替文化导向,这种现象让列维斯等学者心忧不已。当“高雅趣味”在出版业和阅读公众心中被边缘化,英国的公共文化就会面临迷失方向的风险[4]。

    三、新媒介对文学阅读和出版的影响

    20世纪初,最具有影响力的新媒介非电影莫属,民众快速增长的娱乐需求蔓延到电影行业。在英国最主要的城市中,电影院逐步取代剧院和音乐厅的位置。到30年代中期,英国最大的电影院拥有超过4000个座位,全国约有5000个电影院,40%的人口每周至少看一次電影。可以说,电影已经成为这一时期英国人基本的生活习惯。

    随着电影在英国民众的文化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小说等纸质出版物与电影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全新关系。如果一部影片取得成功,那么它很快会吸引出版商的目光,出版商会在短期内将其改编成小说出版,反之亦然。当时,英国的电影文学改编非常频繁,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盛行一时的“读者图书馆”系列书目就包括了大量根据电影故事改编的出版物。这些小说旨在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当读者不满足于“看”电影的时候,以文学的方式书写电影、再现电影就成为趋势,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大量以电影故事为内容的小说、刊物和周边书籍的出版。当时的评论界认为,以电影故事为内容的新型小说具有一种积极的文化意义,小说采用图片与文字相互配合的方式,实现了两种艺术的融合,使视觉化的阅读成为可能。出版商坚信,电影的出现拓展了文学的边界和出版文化的疆域,现有的小说生产远远无法满足读者的消费欲求,与电影的结合,无疑会有效提升小说的质量和生产数量。这一点在西部小说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西部电影的繁荣极大地推动了西部小说的创作、出版和阅读。

    当然,也有学者质疑电影对文学阅读和出版的挤压。电影明星占据着新闻的头版,名人崇拜更是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阅读动因。公众之所以想要阅读,无非是想了解更多有关电影的信息。当时的智识阶级群体也表示,文学不应该让出在文化中的主导性地位,而仅仅成为印刷形式下的电影载体。电影与文学两种艺术形式的表达和接受机制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发展路径和前景也各不相同。相比之下,以电影为代表的新媒介,对文学阅读和出版的推动作用更值得肯定。

    四、对文学与出版的思考

    文学与出版作为重要的文化活动,必然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属性。20世纪早期的英国,在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和出版作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衍生出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新的样态和新的关系。因此,对20世纪英国的文学出版和阅读的回顾,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也能够对当下有所启示。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的大众读者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使得出版的模式和内容发生了重大转变。随着出版业的活跃,文学的阅读、传播甚至创作范式开始转型,这些转型重塑造出版商、读者群体、作者群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三者互为因果,相互关联,形成了一种总体性特征,如今这种总体性特征依然发挥着作用。其次,追溯文学出版和阅读的发展过程,对于解释大众文化的全面扩展也有重大意义。出版业带动其他新媒介形式发展,在推动大众文化流行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再次,有关文学阅读和出版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整体性视角,使得我们能够突破学科的边界,重新审视文学、文化与出版学研究中的交互性问题。

    |参考文献|

    [1][英]约翰·凯里.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M]. 吴庆宏,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2]Clive Bloom. Bestsellers: Popular Fiction Since 1900[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2.

    [3]Andrew Griffiths, The New Journalism. the New Imperialism and the Fiction of Empire, 1870—1900[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15.

    [4][美]吉纳维芙·阿布拉瓦内尔. 被美国化的英国[M]. 蓝胤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