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史研究者主体素养的思考
吴红云
【摘 要】党史研究者是开展党史研究工作的主角,其素养水平对自身开展学术研究、党史学科建设以及加强党的执政水平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进一步推进党史研究的发展,更好地发挥研究成果为社会实践服务的作用,需要研究者在自身素养方面下功夫。
【关键词】党史;主体;素养
【中图分类号】C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10-0073-02
学术研究者主体是推动学科发展最具创造性的力量。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学习、宣传党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迈向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显得更加重要,而党史研究者的素养也越来越成为推动党史研究进步的主观要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业务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党史工作队伍”,对党史研究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党史学研究者应主动作为,增强自身素养,赋予党史研究新活力。
一、做为党史研究者应具有的素养
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如同历史哲学对历史研究的意义,政治立场对于党史研究也至关重要。任何一个党史学研究者,不管其自觉与否抑或承认与否,总是有一种政治立场在深刻影响着他的认识,一个真正的党史研究者是不可能不关切现实政治的。政治立场的不同决定了研究成果为谁服务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1](P.6)这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意在强调研究者的政治立场。党史姓党,这个属性决定了研究人员应时刻明确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而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首先也是最为关键的便是要端正其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的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一马克思主义最为鲜明、最为根本的要求。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自己的政治洞察力和敏锐度,从而在党史研究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坚定立场,保证党史研究始终符合科学化的要求,保证研究成果切实服务于广大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实践。
养成符合实践发展要求的学术修养。研究者要对党史学研究中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研究方法有清晰准确的把握,对研究中的难点与热点有整体认识。扎实的学术基础是保证研究顺利进行的前提。以高校为例,党史专业的学生作为党史研究的后备军,其学术基础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党史学科未来的发展走向。实际上,出于获得较高学历、该专业考取相对容易等目的而选择中共党史作为硕士甚至是博士专业的情况近年来屡见不鲜,且由于基础不扎实在职业选择时放弃党史相关岗位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个人学术研究的深化,也不利于党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多次提及“门径”一词,实在强调学术基础的重要性。我们常说“入门”,也意在具备扎实的学术基础,入了门,才能在该领域大展拳脚。举凡党史学抑或其他学科领域的大家、名家在学术基础方面都堪称典范,这是毫无例外的。
严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作为学术研究科学性原则的一部分,是学科发展的基础。党史研究要以强烈的责任感、严谨的治学精神、科学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过去党史研究强调学术规范,大多指写作方面。有人指出所谓规范化“就是按照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统一标准,甚至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来撰写文章和著作。”[2](P.93)也有人指出加强党史研究的规范化“要严格遵守引用和注释,文字、数字、标点、计量、时间等规范。”[3](P.54)对于党史学科的长久发展来说,仅在写作方面遵循文字、注释和引用史料等的规范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在立场的客观性、课题的可持续性、资料收集的全面性、学术论证的逻辑性、学术研究的创新性等多个方面努力。不讲求学术规范,乱象百出,导致研究成果虽然具有一定价值但却难以令人信服是我们所要避免的。
加强学术创新。习近平同志对广大青年、留学人员、学术和科技工作者等反复强调要“勇于创新创造,认清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并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4](P.59)党史学科在当前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和思想观念深刻变革下,真正到了“不创新谈不上研究”的时代,创新创造已经成为推动研究发展的最强劲的力量。立足实践发展的新要求,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从创新研究课题、创新研究方法、创新教育手段、创新宣传方式等环节增强创新创造能力,为切实增强党史研究与工作的说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发挥党史的资政育人作用,进而成为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动力成为党史学研究者的时代使命。
二、增强党史研究者素养路径探析
增强党史研究者的主体素养,要求研究者深刻了解当前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新时代的整体背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灵活把握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推动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一是筑牢指导思想,树立科学历史观。历史观是党史研究的首要问题,它决定着研究者的政治立场,也决定着研究成果是否为时代所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内涵丰富,既涉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也包括阶级矛盾等系列闪耀辩证光芒的真理。树立科学历史观,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反对虚无主义的历史观,以实事求的思想指导自己的研究。当下,很多人依托互联网平台自由发布自己对于党的历史的看法,其中不少夹杂个人情感、裹挟着受西方自由化等潮流影响的不成熟观点,这都对我们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和现实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缺乏理性、深刻、系统的理解,而从所谓“专业”的角度看待和评论党的历史,尽管他们对于个别党史事件、人物或观点存在符合实事求是精神的看法,但其历史观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求。面对这种情况,党史研究者必须勇于承担时代责任,将系统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贯穿自己的研究始末,在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准确做深入的了解,在把握现阶段社会实践的真实情况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推动自己的学术研究不断发展,以其科学的历史观发挥引领作用,推动全社會理性、全面地总结和评价党的历史。
二是做好学术积累,夯实学科发展基础。“学术发展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后人只能在前人已经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前人已经发现的真理,要批判继承;前人曾经犯过的错误,必须注意避免。这样才能在人类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向前迈进。我们要力求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但是只有充分了解当前学术界已经取得的成绩,才能真正向前更进一步。只有懂得了当前已经达到的水平,才能超过这个水平。”[5](P.132)在速度就是金钱、成果就是胜利的现实影响下,不少学术研究者耐不住寂寞,出现了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现象。在盲目追求短时间内多出成果的目标定位下,忽视学术积累,而以所谓的“深度”压缩“宽度”更是司空见惯。殊不知,历史越是在相对长的时段里才能更容易看出其真实面貌。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放在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历史中来看,实属年轻,因此研究难度也更大,就更需要研究者做好学术积累,勤学博学以致精通。所谓“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6](P.6)这点无论是对现存党史研究队伍素质的提升,而且对于学科人才的培养,形成布局合理的学科梯队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党史研究者必须勤于学习,善于学习,掌握好精读与泛读的关系;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使党史研究人员具备满足时代发展要求的素质:一旦社会对党史学科提出要求,就有大量人才能夠满足这个要求。这也是党史学科欣欣向荣的表现。
三是秉承严谨执着的态度践行研究规范。针对学术界、教育界和社会舆论对学术活动失范所做的披露,教育部2004年颁布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和学术批评规范做了明确的规定。规定的出台为学术研究所要遵循的规范提供了明确的标准,从制度层面给学术研究以引导和监督,为学术研究规范建设提供了一种外在强制性约束。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研究者个人严谨执着的学术操守在学术规范建设中的重要性,研究者个人品德和修养是践行规范的核心力量。为切实杜绝党史研究失范问题,打造健康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研究者需要身体力行,从对史料的考究、引文的来源到对学术观点的评价或批评等等都要始终执着的以严谨的心态践行学术规范标准。
四是采取开放合作的方式,实现学术创新。开放合作的前提需要我们把握目前各大党史研究队伍之间的关系。就同系统内部的党史研究人员而言,合作完成课题越来越成为推动研究进步的方式。特别是一些重大课题的合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校际之间常规的交流合作平台的建设目前还不完善。在不同系统之间,例如社科院和高校、党校和高校之间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缺乏常规性、长效化的学术交流机制。对此可以通过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讨会等途径鼓励优秀人才在各大系统之间的流动,构建人才聘任与流动的开放体系,建立充满活力、鼓励创新的评价体系,以交流带动创新。同时在国际交流方面应该加强各大党史系统研究人员与国外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对话,使党史研究队伍在国际交流会议、国际论坛成为学科发展的交流平台背景下,坚持以世界眼光、宽广胸襟的姿态增添自身活力,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 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M].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
[2]郭德宏.关于加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 [J].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3,(1).
[3]王祖强.深化党史研究的十大意识[J].观察与思 考,2013,(7).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 社,2014.
[5]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M].北京:中华书 局,2005.
[6]严耕望.治史三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秦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