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真实的”斯威夫特：斯威夫特作品深层寓意阐析
乔纳森·斯威夫特是英国著名讽刺作家、政论家、诗人，他的作品既有深受大众欢迎的长篇小说如《格列佛游记》，也有嘲讽教会和浅薄学术批评的《桶的故事》以及隐喻古今之争的《书的战争》等。他还写了多篇言辞激烈的讽刺批判类文章，如《布商的信》《一个小小的建议》等。除此之外，他还是位多产的诗人，作品有早期的抒情诗、颂诗和后期的诙谐讽刺诗，如《城市雨中即景》《女神要入眠》等。他的作品猛烈抨击了殖民主义、政党倾轧、社会不公、人性堕落等丑恶现象，批评家们则主要从多个角度、多种层面阐释其著作中的讽喻风格、隐晦寓意等问题。
克劳德·罗森是耶鲁大学梅纳德·麦文英文讲席教授，在斯威夫特研究领域有着极深的造诣。他发表了多篇关于斯威夫特作品的重要评论文章，独撰、主编了多部研究著作，主要代表作有《格列佛与温雅读者》《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野蛮与欧洲想象：1492-1945》《文学与斯威夫特时代的政治：英格兰与爱尔兰视角》等，在英语文学评论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的批评著作采用细致入微的文本细读和严谨扎实的实证研究方法，风格敏锐犀利，同时有理有据，极具说服力。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斯威夫特的怒火》（Swifts Angers）是罗森在这一领域的力作，凝结了他长期以来研究斯威夫特的精华，为当代文学评论界提供了独特见解和重要参考。
该书细致地考究了斯威夫特的书信、小说、诗歌及政论文章，联系他被英国权贵阶层“驱逐”到爱尔兰的巨大失望、不甘、愤怒，以阐释斯威夫特自拟墓志铭上的“愤恨（savage indignation）”的本质所在。许多学者能从斯威夫特作品中尖锐的讽刺和极具攻击性的内容感受到其满腔的怒火，然而罗森认为，即使作者似乎已处于盛怒之时（如在《桶的故事》中），他仍未失去冷静。通过细究其独特的讽刺艺术技巧，罗森指出，斯威夫特摈弃的是如雅典的泰门式的狂怒般的咆哮，而非否认其愤怒的实质。事实上，他的风格更多的是戏谑和嘲讽，这种风格削弱了——而非消除——其作品攻击的强度，而内容的骇人听闻却又反过来加大了抨击的力度。总而言之，斯威夫特独特的讽刺策略和巧妙的叙述技巧，如同重重迷雾隐藏了其作品的真实寓意，而罗森细致入微、严谨求实的批评将此真意层层解锁，揭示于众，充分展现了其扎实的评论功底和丰富的知识底蕴。下面，本文将对该书进行概括介绍和专题剖析。
一、主要架构和内容简介
该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爱尔兰》《小说》《诗歌》为题。在第一部分《爱尔兰》中，罗森认为斯威夫特作为党争的受害者被“发配”回爱尔兰，将其侮辱性地等同于愚蠢、堕落的“野蛮爱尔兰土著”，是其怒火的来源之一。在这部分，罗森反复强调尽管斯威夫特的爱尔兰政论文章为维护爱尔兰利益，抵御英国经济和政治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对爱尔兰国民根深蒂固的劣根性是极为鄙夷和憎恶的。罗森还认为，斯威夫特在《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暗指“他们（爱尔兰人）的苦难不仅是自己一手造成的，而且是应受的”。同时，罗森还指出了斯威夫特作品中的几处“相通”现象：《布商的信》与《格列佛游记》的第三和第四部分、布商与斯威夫特、布商与“小小建议者”等，认为这展现了知识分子的病态、英殖民者的残忍与爱尔兰土著的野蛮之“共生”，从这一角度来看，斯威夫特的讽刺和攻击同时指向英殖民者、英裔爱尔兰上流社会及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
在第二部分《小说》中，罗森论述了斯威夫特如何在小说中巧妙运用写作技巧，将叙述者与作者区分开来。罗森探讨了《桶的故事》中对当时力图展现“真实性”（汇报实时写作状态）的写作模式的戏讽，和他在写给斯特拉的信中对这种写作模式的采用，这一矛盾暗示了两人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和作家“对自珍式内省的嗜好”。他还深入剖析了《格列佛游记》中代际退化、原罪等问题。总而言之，斯威夫特的小说写作特色是通过戏谑、讽喻来阐释他对无可救药的人性堕落的绝望认知。
在第三部分《诗歌》中，罗森对长期得不到评论界应有重视和深入研究的斯威夫特诗歌做了详尽解读，全面地分析了其诗歌的风格特点——回避史诗和滑稽史诗的崇高风格。他认为斯威夫特诗歌中的诙谐韵律、通俗用语和日常的甚至污秽的意象是对蒲柏式双韵体诗“期望谐音、完结、秩序等漫不经心的蔑视”，在表达愤怒和达到抨击目的的同时，诗歌嘲讽的基调展现了一个羞于展现自己真实欲望和情感、深恶虚伪恭维、力求保持镇定形象的作者。此外，其诗歌语言上的口语化还使其显现出在庄重诗风中难得一见的生气勃勃的戏谑性。
除此之外，该书还结合当时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实际情境，对斯威夫特作品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前后传承关系、文学影响和地位评价等方面作出深入的剖析。
二、总体赏析和评价
该书主要评论的是斯威夫特的后期作品，当时他已回到爱尔兰，并就任圣帕特里克大教堂教长一职。在这一时期，斯威夫特完成了他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在这些评论文章中，罗森采用了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广阔，见解大胆而言之有道，逻辑清晰，娓娓道来，令人耳目一新。
（1）严谨分析，见解独到。罗森的研究方法是大胆假设，小心论证，论述层层推进，得出的独到见解令人信服。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详尽厘清了斯威夫特对英国和爱尔兰的复杂感情。曾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斯威夫特对在英国暴政下苦苦挣扎的爱尔兰人民深表同情，并将其塑造为爱尔兰民族解放事业的支持者。然而，罗森通过考察英国及欧洲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对爱尔兰人脾性、生活习惯的负面评价，引证斯威夫特作品和私人信件中的文本证据，参考其他著名学者的相关评论，最终确认作为英格兰后裔和英国国教牧师的斯威夫特，对主要是天主教信众的爱尔兰本地人并无感同身受的同情，更多的是鄙视和憎恶。就此，罗森进一步指出斯威夫特“愤恨”的主要实质——既恨“母国”英殖民者的拒绝认同，又愤于爱尔兰当地人的野蛮堕落和无可救药。
在第七章中，罗森采用同样的方法从侧面阐析了斯威夫特讽刺手法的独到之处。文章从诗歌《卡德努斯和凡妮莎》中女性角色凡妮莎（暗指斯威夫特的同名女性友人）应酬“穿裙子的野兽”时谈起，联系凡妮莎（这里指真人）在一次宴请中把她的爱慕者们比作野兽的私人信件内容，认为凡妮莎不仅阅读过《格列佛游记》的部分草稿，而且她敏锐地觉察到了第四部分“慧骃国游记”中的类人野兽“野胡”隐喻的是英裔爱尔兰上流社会的时尚男女——而不仅仅指懒惰、不思上进的爱尔兰本地人——这一点是以往批评家们所忽视的。从这里出发，罗森认为这一锋利的嘲讽矛头也指向斯威夫特自己，因为其给斯特拉的信件中提到，他在病中是如何“像个畜生”一样打扰耐心护理自己的护士的。罗森就此指出，这是典型的斯威夫特讽刺特色，即諷刺的触角不仅包括文中描述的对象，还延伸到斯威夫特自己和读者本身。
这种深究细节、多方实证的研究方式在书中多处出现，罗森对斯威夫特文本中特定句子和言词异乎寻常的关注，指出问题后，再运用丰富的历史、文化、文学知识加以查证，从而得出独到结论，是其评论的特色所在，充分展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
（2）旁征博引，视角广阔。罗森善于在历史和文学作品中往来穿梭，引用各类文史资料和文本证据，在阐释斯威夫特作品的真实寓意的同时，也对比斯威夫特与其他诗人和作家文风的相似或相异，探讨他人对其作品内容和文风的阐释、继承、评价等问题。
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罗森将斯威夫特的讽刺诗歌与蒲柏的滑稽史诗一起评述。在罗森的笔下，蒲柏诗歌的讽刺内容并未磨损其言辞的精致华丽和结构的对称庄严，而斯威夫特过于辛辣的嘲讽、滑稽的韵律和日常的、丑陋的甚至污秽的意象則远离了这一“宏大感”。在两者的诗风互相对比分析之下，读者更能了解同为奥古斯都时代的两位文学巨人写作的相互交流和风格的差异，以及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论述过程中，罗森将讨论范围扩大到古代诗人如乔叟、维吉尔、贺拉斯和朱文诺，与斯威夫特同时期的德莱顿以及后世的叶芝和艾略特等著名诗人。
同样在最后一章中，罗森从叶芝对斯威夫特的墓志铭的改写，和艾略特在诗歌中对前两者墓志铭的意指叙起，详尽比较和分析了叶芝与斯威夫特写作风格的差异，来阐释斯威夫特墓志铭上的“愤恨”与“自由的捍卫者（Libertatis Vindicator）”之来源和真实含义。作为该书中点明主旨、具有总结意味的文章，该文高屋建瓴，论点精要，引证详尽，论及波德莱尔、伏尔泰、莎士比亚等名家的风格、用词、结构等要点，使读者不仅对斯威夫特的诗歌风格和脾性好恶有了深入的理解，同时也能深刻地意识到斯威夫特作品在文学史和爱尔兰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总体而言，罗森的论证视角开阔，思维活跃，各个相关诗人的诗风和批评家的评论要点一一信手拈来，并娴熟运用类比、对比、列举等写作技巧，行文挥洒自如，层次清晰，令人印象深刻。
《斯威夫特的怒火》是罗森对斯威夫特作品长期研究和思考的结晶，该书的尖锐笔触、睿智洞见和严谨论证，及其展现的作者渊博知识和灵敏思维令人赞叹。从该书中，斯威夫特研究学者能集中了解到罗森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为深入探讨、阐析斯威夫特丰富多样的作品提供了重要参考，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
（叶婉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