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过程
[摘要]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形成经历了比较漫长的过程。可以分为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萌芽阶段,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成熟阶段,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进一步向前发展阶段。土地革命时期之前,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出现了萌芽,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初步形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逐步走向了成熟。新中国建立,毛泽东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进一步向前发展。
[关键词]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改革
[作者简介]陈扬(1976-),男,汉族,湖南邵阳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学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毛泽东专项资助课题《毛泽东民族宗教与统战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MZDYJZY06)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7)04-0004-02
一、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萌芽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民族政策主张
1922年,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和革命导师列宁的直接指导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列宁的有关民族理论的论述和政策实施,制定了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奋斗纲领。就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民族解放。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基础上,再在西藏、回疆和蒙古地区实行民族自治,让其成为民主自治邦,再统一联合组成中华民族联邦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就由原来的蒙古、回疆、西藏民族地区成为民主自治邦,提出了“和中国本部发生关系由各地民族自决”的方针,然后在党三大思想和路线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系列的相应的民族工作。
(二)毛澤东早期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
首先,毛泽东最初是很赞成用民主民族联邦制的形式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关注和重视民族问题,始终把解决民族问题作为党的奋斗目标的一个部分。当时党的领导人提出了打倒军阀、除列强,其实就是提出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自由解放。
其次,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也对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了不懈地探索和研究,毛泽东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理论开始萌芽。毛泽东并没有停留在当时的认识水平和认识阶段而徘徊不前,而是继续不畏权威、实地考察、认真研究,对我国民族问题的解决进行了十分可贵的探索和研究,毛泽东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理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萌芽。如1924年,毛泽东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吸收了壮族、瑶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分子参加了学习,并且经过培养后,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发展成为了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
二、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初步形成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开始形成
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直接指导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制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在这本宪法大纲中十分明确地规定,中华苏维埃政府承认回族、藏族、蒙古族、满族和维吾尔族等各少数民族地区完全有自己的民族自决权,可以建立起自己民族的自治区域,也可以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府。
毛泽东在不断思考和探索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民族思想和理论也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和质的飞跃。不但由原来赞成苏联的联邦制的民族解决方式,转变为后来的民族自决的形式,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发现民族自决的方式和模式也不完全符合实践情况,毛泽东并没有被教条主义所束缚,而是根据实践情况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通过革命斗争和实践,民族自决已经不再是停留在以前的口号和形式上,而且其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毛泽东在1934年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绕于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革命力量,使一切被压迫少数民族得到自由与解放,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①
(二)红军长征时期到抗日战争之前这段时期的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初步形成
在长征途中,要经过云南、贵州、四川、甘肃、西藏等许多的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每次要经过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时,毛泽东总是亲自或者派人去考察和调查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人情风俗等方面的情况,然后通过集体讨论和研究,制定相应的民族政策和规定,再反复教育红军干部和红军战士高度重视民族问题,高度重视与少数民族处理好关系的问题。教育红军干部和战士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要坚定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搞好与少数民族的团结,保证红军的顺利通过和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根据陕西紧邻甘肃、宁夏回族聚集地区和蒙古族聚集的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失时机地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对回族和蒙古族的两个宣言,有效地防止和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为达到全面侵略中国和吞并全中国而利用“泛回教运动”、“大蒙古主义”挑拨民族关系,达到侵略和吞并全中国的阴谋和企图。
三、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成熟
如何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不仅仅是满洲和蒙古地区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也是中国各少数民族面对的问题,更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刻,提出和制定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日,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主张抗日战争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不是单纯地依靠军队和武器进行的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这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抗日民族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审时度势、认真研究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抗战的需要,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作出了重大的调整。
因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全民族统一抗战的问题,解决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就必须要制定适合全民族全面抗战的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纲领,这样就可以发动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并肩战斗,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中国,实现全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解决民族抗战和民族危亡的时刻,逐步调整了民族政策,并形成了新的民族纲领。
以后毛泽东在多次重要会议和重要报告中都提到和论述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建立起全民族统一的抗日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对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重大意义。因为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是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紧邻蒙古地区和回族地区,都是蒙古族和回族比较聚集的区域,为了建立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决定在蒙古族、回族聚集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1年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指导下制定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文件就明确规定,要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建立蒙古族和回族的民族区域自治区,保证蒙古族、回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毛泽东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初步的实践,先后在陜甘宁边区开展了一个蒙古族民族自治区和五个回族自治乡的尝试。这些尝试和实践的民族自治区域范围比较小,规模也不大,但是民族区域自治区的建立,保障了民族区域自治区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享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展的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区有自主地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有发展本民族经济文化的权利。这些民族区域自治区的建立,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动员了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军参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充分说明了实行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理论的无比正确性,为以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四、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和政策也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认真执行和贯彻。
首先,毛泽东的关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原则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1949年9月29日,人民政协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溢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②《共同纲领》当时起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在法律上保障了各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保证了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共同纲领》废除了几千年来的民族剥削、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制度,保障各民族充分享受的权利和自由,保护了各民族的根本利益,规定了新型的民族关系,开始了民族关系发展新的历史进程。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帮助各少数民族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跨越,这也是毛泽东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过程中,毛泽东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的各个阶层的意愿和意见,实行逐步改革和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减少了民族土地改革过程中的阻力,保证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
最后,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政策被正确运用到处理西藏民族问题,顺利解决了西藏的和平解放,顺利实现了西藏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是我国民族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彻底的社会大变革。党和国家为顺利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依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采用了和平改革的方式。
[注释]
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2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