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东亚中国行纪里的张謇
叶杨曦
[摘 要]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東亚地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域外行旅经历对日后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社会实绩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不少“域外人”的中国行纪作品中都曾记录与张謇的交流情况。以明治后期来华日人山本宪撰写的《燕山楚水纪游》为中心，可发现近代东亚中国行纪里的张謇形象，以及蕴藏在文本背后双方笔谈对话的态度和政治立场，在揭开历史面纱的同时，亦涉及史实背后的逻辑可能性。
[关键词]张謇；中国行纪；近代东亚；山本宪；《燕山楚水纪游》
[中图分类号]I3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3-0035-07
一、张謇的域外行旅经历
清季状元张謇（1853—1926）字季直，里居通州，即今南通，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对促进南通的近代化发展功不可没。学界在关于张謇的文献整理与先行研究中已取得丰硕成果，囊括了张謇之生平、著述、事功、交游以及他人对张謇之品评、追怀等诸多方面。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为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章开沅：《张謇传》，《章开沅文集》（第四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另一方面，张謇的意义不只在南通，或是中国，放眼整个东亚，他同样具有较大影响。根据张謇《柳西草堂日记》《啬翁自订年谱》等自述，我们知道他曾分别在而立与知天命之年因公踏足朝鲜朝（1882—1883）和东渡日本（1903）。无论是赴汉城解韩京之围，还是往大阪观博览之盛，张謇在处理公务之余亦近距离地打量邻国，结合自己的见闻感受创作了《壬午东征事略》《癸卯东游日记》等行纪作品，并提出了《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等应时之策。朝日两国的域外行旅经历不仅对日后张謇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努力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使其文名与实绩在东亚范围具有广泛影响。
光绪二年（1876），张謇应邀入吴长庆军幕，“治机要文书”。[1]（996）光绪八年（1882），因朝鲜朝王京汉城爆发“壬午兵变”， 吴长庆“奉督师援护朝鲜之命”，率军东进，张謇“草《谕朝鲜檄》”，并与“朝鲜参判金云养（允植）同行”。[1]（1001）此外，张謇在朝鲜朝期间还结识了时任兵部判书赵惠人（宁夏）、宏文馆侍讲鱼允中（一斋）、吏部参判金昌熙（石菱）等人，而张謇结交日本文士亦始于汉城之行。光绪八年（1882）八月，竹添进一郎取代花房义质出任朝鲜朝办理公使。竹添进一郎（1842—1917），名光鸿，字渐卿，号井井，“能为诗文”，[1]（1002）常“置酒”“饷客”，[3]（555）张謇时与往还。竹添是肥后（今九州市熊本县）人，汉学修养颇高，平生著述与藏书皆以经部为特色，张謇曾书赠联语“百家之言，无不穷竟；九州以外，正自有人”，[4]（467）即是此谓。张謇与东瀛学人的大规模交流集中体现在其二十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访日期间。是年四月，张謇应大阪博览会之邀，乘日本航船东渡考察，六月归国，约70日内“周历东京、西京、青森、札幌诸地”。[1]（1019）张謇此行撰有行纪文与行纪诗，题作《癸卯东游日记》，当年八月即由通州（笔者注：今南通）翰墨林书局出版。此书虽或因急于印成，“仍有误字”，[3]（571）但内中所见张謇与藤泽恒（南岳）、竹添进一郎、嘉纳治五郎、西村时彦（天囚）、内藤虎次郎（湖南）等日人交往频繁，颇具研究价值。尤其是张謇回国途经大阪，致函辞别西村、内藤之时，仍不忘请求略减“师范教习和田君月俸”，[5]（125）其教育兴邦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6]（131～157）
二、近代东亚中国行纪与张謇
近年来，张伯伟论及朝鲜半岛高丽、朝鲜朝两朝赴华使臣使行途中的相关著述时提出“中国行纪”的概念，[7]（117）“明确主张以‘中国行纪来命名域外人士出使中国的记录文献”。在其框架里，这一说法不仅“较为中性，客观”，[8]（80）而且渊源有自，又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共名”。他进一步指出，“以‘行纪为名，便可将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乃至西洋的相关文献赋予一个适当的总称，这在学术研究上是十分重要的和必要的”。[8]（82）笔者以为，此种提法颇为公允，而且在文体上能够涵盖本文所涉相关文献，亦可体现出中国的主体性。本文以“中国行纪”总称近代东亚人士踏访禹域之际，记录行旅体验与见闻感受的文学作品。
具体而言，本文所谓“东亚”既是地理概念，也有文化内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日本、朝鲜与琉球，且东南亚的越南等地亦在其范畴之内。历史上，朝、越、琉三国长期受汉文明熏染，历次赴华朝贡使臣均由文采卓著的文士担任，他们大多以汉字记录入华后的见闻感受。日本人中国行纪的首次大规模书写活动出现在中国的隋唐两宋时期，但进入江户后则由于幕府之闭锁海禁而销声匿迹。本文之“近代”指1862至1912年之间。1862年官船“千岁丸”在日本闭锁两百余年后首次航渡中国，1912年则清帝逊位、民国建元。在这晚清五十年里，东亚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日本结束幕府统治，大政奉还中央，建立明治政府，开展维新变革，国力蒸蒸日上，汲汲脱亚入欧。与此同时，日本不断发动战争，侵略周边国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兼并琉球，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又使朝鲜亡国。越南则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沦为法国殖民地。朝、越、琉三国文士中国行纪的写作亦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相继终结。不过，在1862年“千岁丸”号官船上海之行后，日本人中国行纪的书写活动则重新拉开序幕，日益增多，在整个近代方兴未艾。
本文篇首概括讨论了张謇的域外行旅经历和相关著述活动，及其对于日后取得实绩的意义。一方面，张謇在朝鲜朝、日本接触的两国文士确实为数可观；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借助“从周边看中国”的“异域之眼”，结合近代东亚学人游华期间撰写的中国行纪，通过考察他们在中国与张謇的交游和交流，分析“域外人”笔下的张謇形象以及双方对彼此的评价与影响。上文涉及的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与日本人竹添进一郎、冈千仞、西村时彦、内藤虎次郎均著有中国行纪，且皆以汉文谋篇。虽然他们在作品中对于张謇，或是详述会面的具体细节，或是略略带过彼此交往，甚或因未曾谋面等缘故并无提及，不过我们在张謇自述中多少都能找到他们曾经交流的痕迹。下文的讨论将围绕近代另一位来华日人的汉文作品——山本宪《燕山楚水纪游》而展开。张謇在其日记或自订年谱中从未提及过山本宪及其中国行纪作品，不过我们却能在《燕山楚水纪游》以及山本宪相关文献中发现两人直接交流的详细记录，而这是学界此前先行研究中甚少提及的。
三、山本宪眼中的张謇形象
（一）山本宪与《燕山楚水纪游》
山本宪（1852—1928，以下简称“山本”），字永弼，人称繁太郎、梅崖，又号梅清处主人。嘉永五年（1852）生于土佐（今高知县高冈郡）汉学世家。夙昔修习徂徕派之学，后受教于箕浦猪之吉、大桥真三、松冈毅轩（毅堂）诸儒。维新后修习洋学，业成，出仕工部省。明治初年参加征南战争，后感无所适从，辞官专为儒者，从事讲说。卒于昭和三年（1928），享年77岁。著作包括《四书讲义》《论语私见》《文法解剖》《慷慨忧国论》《燕山楚水纪游》《烟霞漫录》《梅清处咏史》《梅清处文钞》，等等。参见关仪一郎、关义直编：《近世汉学者著述目录大成》，东京：东洋图书刊行会，1941年，第544页。
1897年9月下旬，一介布衣的东瀛儒生山本启程西游中土，11月底离华返日，12月初归家，“阅日七十一，虽为日不多，所经南北行程，陆路一千六百余里（清里），水路四千五百余里（英里）”。[9]（48b）山本在旅途中日录见闻，回国后增删补订，重新统稿，于次年自行刊印作品，名为《燕山楚水纪游》。山本“中国之行主要包括北方以天津、北京为中心的二十日及南方扬子江流域一带以上海为中心的三十六日”。[10]（58）
（二）《燕山楚水纪游》关于张謇的介绍
1897年11月14日，山本自镇江过通州，抵上海，停留十三日后踏上归途。11月24日，农历十一月一日，汪康年引介山本见访张謇。光绪二十年（1894）状元及第后，受甲午战争惨败影响，张謇无意仕宦，一心实业救国，返乡努力筹建纱厂。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张謇“以通厂集资事至沪”，[1]（1012）即为兴建大生纱厂而赴上海筹款。十月四日自家启行，五日抵达上海，十一月二日晚坐船返通，五日“未刻到家”关于大生纱厂的筹建过程、创办目的与性质意义等，参见章开沅：《对外经济关系与大生资本集团的兴衰》，《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第49-64页；张忠民：《晚清大生纱厂的早期企业制度特征》，《清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75-83页。。[3]（436）张謇旅居上海约一月，并在汪康年的引介之下于返家的前一天与山本相见。山本在《燕山楚水纪游》记录了张謇的身份信息：
二十四日，晴，风冷甚……午天，汪子（穰卿）来过。见诱访张子（名骞，字季直，通州人，甲午状元，今家居），房中具鸦片器……此人壬午岁在朝鲜，与竹添、加藤诸子相识，又将游本邦，遇甲午之变而不果云。[9]（37a～38b）
此处，“謇”或因形近讹误为“骞”，而使张謇之名姓与汉武帝时期出使西域之张骞混同。前文已论及，张謇早年曾随清军援朝平叛，“竹添”即竹添进一郎，“加藤”全名加藤义三，系时任日本驻朝使馆译官。山本称张謇“又将游本邦，遇甲午之变而不果”，亦基本属实。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会试之后，张謇便认为“中国须振兴实业”，“甲午后，乃有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之思”。甲午之时，“即拟东游考察，会世多故，谗言高张，惧不胜其描画而止”。[11]（539）直至二十九年（1903）初“从日本驻南京领事天野恭太郎处得到招待状”，[6]（132）获邀参观当年在大阪举行的劝业博览会，方才决计东游日邦。
（三）“房中具鸦片器”与“再刊必除削”
上述引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房中具鸦片器”一句，要理解这个看上去客观的描述背后的意味，我们需要结合山本中国行中对鸦片持何种态度的整体语境进行判断。10月31日，山本乘船上溯长江，自通州，过苏北诸地，直至南京时，看到眼前烟雾缭绕的场景而触及对于此前行程的回忆：
船中屡见吃鸦片者，两人对卧，且燎且嘘，昏然如醉。鸦片者，举国上下所以为命。入寺观，僧道吃之；至学塾，师弟吃之；妓楼酒馆，无处不备烟具。怡怡自得，不复以邦国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为念，噫！[9]（13a）
引文首句所载船上吸烟的情形在冈千仞笔下的苏南亦有反映：1884年7月1日，其夜泊苏州松陵镇，“邻座有贵官，吹毒烟，妖臭纷然，终夜不绝”。[12]（33）而此际烟民醉生梦死之状态亦如冈氏之见闻：《支那漫游日记》记录6月11日參观鸦片馆，所见烟民“横卧床上，握管吃烟，昏昏酣睡，惫然如死者”，[13]（7）同日，《观光纪游》亦谓吸食者“其昏然如眠，陶然如醉，恍然如死，皆入佳境者”。[12]（18）从此句的行文表达上，我们也能看到山本对之前冈千仞作品的踏袭（TRACE）“踏袭（TRACE）”的说法，借用藤井淑祯：《スウィンホー〈北清战记〉と森田思轩——TRACEされる/されない中国观》，《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年第5期，第14-17页。， 或者说两者间是互文性的存在。
引文首句之后，山本称鸦片已渗入中土各个角落，寺观、学塾、妓楼、酒馆等等，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以致清人不但对鸦片危害家国命运与百姓生计不复为念，反而怡然自得。而在冈千仞看来，中土鸦片盛行，其所到之处，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乡闾平民，皆受鸦烟毒害。在《观光续纪》“鸦片”条下，冈氏称“清人嗜鸦片甚食色”，“鸦片为日用必须物”，“全国熏染烟毒之中，自不知其非”。[12]（258）冈千仞是受王韬之邀来华，然甫抵上海即得知紫诠先生吸食洋烟。由最初听闻友人岸田吟香所言，不敢亦不愿相信，到获知上海书院士子葛士浚的含蓄确认后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以致在《观光纪游》中对于清朝社会烟毒盛行的问题上执行了双重标准：谈论他人毫不留情、直笔痛斥；述及王韬则立场偏颇，有失公允。详参拙作：《从“妄论国事”到“好意苦言”：〈观光纪游〉在近现代中国的接受、评价及影响》，《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14年第10辑，第91-110页。相对而言，山本在踏访禹域前几乎从未实际接触过清人，故其中国行纪中言辞表达方面并无类似冈氏顾及好友颜面的忌讳。
从总体上讲，鸦片是山本留意的有关中国社会时弊的重要问题，我们分析《燕山楚水纪游》中其他涉及鸦片的文本，并结合冈千仞的相关论述与评判标准，可以看出山本对张謇“房中具鸦片器”的客观描述背后实际暗含贬义，即作为知识分子的张謇吸食鸦片，是大多数“怡怡自得，不复以邦国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为念”的清人中的一员。晚清的政治军事挫败，尤其是甲午战争的败战影响，更强化了当时反对鸦片的社会运动和论述之正当性。见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1898年7月28日，汪康年致函山本，提及收到后者寄往上海的四部《燕山楚水纪游》，表达谢意，并对山本新作进行品评。此信末署“弟汪康年顿首”，然其后另有数语，应为汪氏附笔，用意颇值得玩味：“大著记张季直修撰吸食洋烟，其实伊同住友人有吸食者。此事似系误会。又及”。[14]（332）汪氏当天陪同山本结识张謇，故应了解当日内情。“同住友人”应为陈少岩，或另有其人，亦未可知。笔者暂未查到记录张氏本人吸食鸦烟的材料，汪氏谓山本所见烟具非张氏所有，并以此为误记，于信件正文结束后又特意点出，此事在其看来似乎非同小可。
8月18日，山本回函汪氏，对其褒扬表达一番谦虚后，转而以数语间接回应汪氏书札附文所言。[15]（3296）而在另一封信中，他专门对汪氏意见作出详细回复：“张先生家鸦片具之事，奉承来命，鄙著将再刊，再刊必除削”。[15]（3297）这表明山本已从汪氏附文中读出批评之意，故承诺修正。但实际情况却是，《燕山楚水纪游》并未再版，山本记录的原貌得以如实保存至今。
四、《燕山楚水纪游》中山本宪与张謇的交流
（一）山本宪中国交游的文士与笔谈概况
山本中国之行中与不少晚清知识人士有过交流，涉及的话题领域广泛：礼仪、风俗、时政、制度、宗教、学术、思想、文学、文化、语言、教育、医学、农业、商业、工业、军事、住宿、饮食等，几乎无所不包。虽然口语不通，但借助笔管，以笔代舌，通过汉文笔谈的方式，山本得以直抒己见，与“会话”对象交换意见。《燕山楚水纪游》涉及的在华清人中，有具体名姓，或至少有姓氏者，总计约40人。据笔者统计，山本在南方接触的知识人士多达32人，占到总数的五分之四；在北方接触的文士数量不多，比例较小。山本此行实际会面超过一次的清人包括力钧（2）、罗振玉（4）、汪康年（5）、狄葆贤（2）、王锡旗（2）、蒋斧（2）、叶瀚（2）、汪大钧（2）和曾广钧（2）。其中，山本与汪康年、罗振玉两人的交游最为频繁密切。
另一方面，山本并非与这40人皆有笔谈交流。《燕山楚水纪游》中保留笔谈内容，且至少提及姓氏者有12人。山本与卓氏、蒋式惺与周笠芝3人在北京笔谈，此外9人（力钧、罗振玉、邱宪、章炳麟、姚文藻、汪康年、张謇、叶瀚、汤寿潜）的笔谈地点都在上海。从年岁上看，其中最年长者为46岁的张謇，山本时年45，较任何笔谈对象的年岁都大，同时与张謇年龄最为接近。
（二）山本宪与张謇间的笔谈对话
中国古代“笔谈”一词含义有二：一指称笔记类著述体裁中属于事后追忆的叙述文学，因“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16]（8）得名，如宋人沈括之《梦溪笔谈》；二则亦有强调书面谈话者，侧重于通过“笔谈”形式实现的互动交际，本文所论便是这一层面的含义。在近代及此前的数个世纪里，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國家共同构成了汉文化圈（the Sino cultural sphere）。身处其中的知识人士虽然种族各异，但“内心的感受方式、道德观念、知识结构等，往往是根据某些基本原则而展开”。[17]（225～226）他们虽然口语表达不尽相同，却共享类似的书写体系，并可通过汉语文言文（literary Chinese）展开笔谈交流。汉文在东亚汉文化圈诸国的文化传承与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笔谈，一作笔谭，又称笔语、笔话，实质上综合了通过阅读汉字展开的视觉交流和借助肢体语言展开的动作交流的集合体。这与围棋又被称作“手谈”的看法相类似。美国学者霍华德（Douglas， R. Howland）和傅佛果（Joshua， A. Fogel）分别将笔谈译作“brushtalking”与“brush conversation”，都表示用毛笔展开对话，侧重于笔谈活动的对话特质。参见Douglas， R. Howland.， Borde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Geography and History at Empire's En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shua， A. Fogel.，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 1862-1945，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现存笔谈资料若根据完成方式划分，大致包括以下两种类型：一为当时笔谈的原稿，此类材料未经后天改动，保留历史原貌，最具现场感，霍华德便认为笔谈的运作机制“类似说话，因而缺少字斟句酌与深思熟虑”；[18]（44）另一则为事后有心之人重新誊抄笔谈原件或根据回忆再现笔谈文字，它很有可能会因整理者“讹脱衍倒”的无心之失或删改润色的刻意加工而与最初的笔谈内容发生偏差。《燕山楚水纪游》中所收山本与张謇的笔谈记录也许经过山本的润色修订。但结合上一章山本眼中张謇形象的分析来看，笔者相信即使山本对笔谈内容有增删，改动也不会太大，《燕山楚水纪游》较大限度地保留了两人笔谈内容的原貌和当时的现场感。
根据现有材料，山本与张謇展开笔谈对话的场所或是张謇旅沪期间借宿的陈少岩寓所，除两位主人公外，汪康年有可能也在场。双方的笔谈由6段对话组成，交流内容逐步深入。首段对话，张謇听说山本“笃信周孔，风雨鸡鸣”，[9]（37a）表示钦佩。张謇或许是会面前从汪康年处得知山本的宗尚。“笃信周孔”的不光是山本，其整个家族都是世代秉守中国周孔古礼的汉学之家，正如他在《燕山楚水纪游》卷首所称“予家世尊奉圣道，春秋例设释奠”。[19]（1a）“风雨鸡鸣”则语出《诗经·郑风·风雨》之第三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20]（54）在这里，张謇引《诗经》来称赞山本是黑暗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山本回应最初打算前往曲阜朝圣，拜谒孔庙，但十分遗憾由于天气严寒而未能成行。此书卷首，山本也称“一游曲阜，谒圣庙”[19]（1a）乃其多年夙愿，但并未谈及其此行未曾前往的原因，而是在10月18日即将离开北京，决计“航路南下”时自述原委，11月24日与张謇笔谈时亦有流露。双方笔谈首回合顺利找到了儒学的共同话题，接下来的对话主要围绕“恢复宗孔，匹夫有责”的核心议题继续深入展开。
在中国之行的尾声，山本与叶瀚（浩吾）交往最为密切。11月24日结束与张謇的笔谈后，山本与叶瀚初次见面，且相谈甚欢。次日，因山本行程急迫，后者担心机会稍纵即逝，请其将如何应对时局的改革建议和盘托出，言辞恳切。山本应答时没有直接透露，而是把话题转移到对方身上。他对叶氏创设各种学会、学堂之举深表赞同，又站在学问“宜有所生”的角度，特别看重通过教育拯救时局。山本认为从根本上应“以孔教为心骨，以西学为冠冕”，[9]（40a）而这在他此前与汪康年笔谈时已有涉及。
汪康年是山本在中国旅行期间交往最为密切的晚清文士。双方首次见面是在藤田丰八特地安排的宴席上，山本在未遇汪氏前便对其印象颇佳，称后者“有德望，征辟不就，以清節自居。近日起《时务报》，论时事，该切痛到，为诸报魁”。[9]（30b）汪康年是甲午进士，但并未出仕。当时由于梁启超（任公）的出走，所以汪氏由合办变为独掌《时务报》。他对时务的关注与提倡是山本尤为欣赏和看重的。与此同时，关于山本的见解，汪氏亦深表赞同，笔谈之初便总结“窃闻先生之论，欲实奉孔教，而以西人之政法辅之，此说于弟意最合”。[9]（37b）这种概括十分精到，可以看作是对“以孔教为心骨，以西学为冠冕”的细节性诠释。
“以孔教为心骨，以西学为冠冕”也是山本与张謇交流时反复申论的改革总原则。他对日本国内现状有较多讨论，称日本情况为“顾三十年来，官奖励西学，汉学殆拂地。数年来识者大有所顾虑。汉学西学并行，此殊强人意。”[9]（37a）也就是说，由于明治政府力主维新，全盘西化，汉学地位逐渐边缘化，日本志士对于汉学日衰的状况亦有隐忧。张謇则对比两国现状，羡慕日本在奖励西学的同时尚且知道不可废弃汉学，而中国士大夫则病在“务博而离，离故不精，又狃于科名利禄，致成积弱”。山本认为孔圣教诲符合日本旧俗，因而日本人“尊信儒术”，由此阐述自己的意见“欲革一国弊制，宜从下为之，不宜委诸有司” 。[9]（37b）掌权者的专擅独裁很大程度上由在野君子“袖手旁观”的不作为所造成。此前与蒋式惺笔谈时，山本便称要改变主政之人独断专行的局面，不必等待议院制度的设立，而应自发形成“处士横议”“各抒所见”[19]（24a）的风气，评论当局者之得失。山本谓“食其国之毛者，死于其国之事”，张謇认为近代日本的日益强盛离不开幕末以降普通士庶参与的尊王攘夷与筹设议会，即使“触发抵罪”，[9]（38a）亦在所不辞。在山本眼中，东汉党锢与前明东林的事迹功垂史册，都是后世士大夫应当师法的典范。这一点在他与汪康年笔谈时也曾提及，山本将目前“孔教不振”的局面比作“日月之食”，必定有拨开云雾见天光之日，为之努力“责亦在吾辈耳”。[9]（31a）东汉、前明诸贤虽然下场甚惨，但却让“读史者大声呼快”，[9]（31b）而且认为推行改革在所难免。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山本“宜从下为之”的说法成了他与张謇笔谈对话的转折点。张謇在政治上具有保守倾向，与人交流时小心谨慎，在陌生的“域外人”山本面前也是一样。他不断强调中国异于日本的特殊情况，“从下为之”在东瀛虽可行，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积弊太重，士庶虽有抱负，却无法施展。山本则对张謇的观点接连发难：先是仿用古语“有志者事遂成”，认为既然是一国之民，便理应为国效命，岂可以日清差异为借口加以搪塞？接着又责问中国“处士横议”的传统“岂非后人所当鉴耶”？[9]（38b）而张謇依旧是坚持中国的难处：“此等风气，东胜于中国。中国则士气排抑沮丧，二三百年矣”，[9]（386）继续强调清朝由于士气低落，无力自下而上兴起改革的传统与现状。笔谈以张謇此语作结，显然是双方无法继续对话，最终只能是以不欢而散收场。
五、余论
1897年11月24日午后在上海的这次笔谈对话是山本与张謇生平中惟一一次交流，而且其间互动的实况仅在山本撰写的汉文中国行纪《燕山楚水纪游》中得以保留呈现。我们在山本的其他作品，尤其是诗文及其晚年手订之六卷本《梅崖先生年谱》中找不到任何张謇的痕迹；现存汪康年书札、笔记、文集等材料里也没有山本与张謇此次会面的记录；在张謇日记、年谱、诗文等所有著述中，不仅未曾记载与山本的这段往来，更亦无提及山本之处。相比本文篇首涉及的多位域外文士，山本在张謇著作中的完全消失显得有些不正常。一方面，《燕山楚水纪游》在文献方面的重要意义不可否认；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种不正常背后的逻辑可能性。从《燕山楚水纪游》的内容上，我们可以推测山本对于张謇的态度难言友善，和张謇的关系亦较为冷淡：山本对张謇居所室内陈设鸦片烟具的“客观”描写实际暗含贬义，双方的笔谈对话经过最初的客套试探后，因山本“宜从下为之”的说法而转换锋头，彼此一直站在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上辩解对方的诘难，最终话不投机，寥寥收场。
山本与张謇年龄相仿，都受过传统汉学教育，藏书趣味也接近。山本出身汉学世家，自幼服膺儒术，随诸儒读书；“幼写己所思，辄用汉文”，[21]（4b）“八九岁，能读白文”；[23]（3a）又从小养成“蒐集奇珍”[21]（3b）之癖，尤其酷爱藏书；辞世后，亲族遵照其遗言将藏书捐赠给冈山县立图书馆，后者专门建立山本文库进行保存。可惜的是，这批藏书在二战时全部毁于美军冈山大空袭的战火。不过，图书馆在入藏后编有《冈山县立图书馆藏山本文库图书目录》，并流传至今。据笔者目检，《目录》共收书918种6000余册，编号94为大正三年（1914）山本自笔《梅清处藏书目录》，亦多达五卷五册。张謇则5岁“背诵《千字文》，竟无讹”，[1]（988）遂入乡人邱大璋（畏之）私塾研读儒家经典；12岁承教西亭宋效祁（蓬山），以“我踏金鳌海上来”对“人骑白马门前去”，[1]（989）时人目为神童；他留心藏书，壬午年在朝鲜期间曾以“十八金”[3]（177）购入《全唐诗》《太平广记》等域外汉籍，日后积极推动兴办近代公共图书馆，创建南通图书馆并全数捐赠自家藏书。[22]（89～92）
尽管如此，由于两人经历迥异，彼此政治立场也不同。山本尝自撰墓志铭文，概称“年壮委身国事，系囚数年遭赦，开塾大阪，后迁居牛窗”，[23]寥寥数语，写尽一生：山本早年仕途不顺，曾在“高丽桥电信局”[21]（12a）任职，又因“空抱大志，不屑区区从事末技”[21]（14b）而辞职，返回大阪开设“梅清处塾”，专事讲说；山本来华时属在野儒生，一介布衣。张謇则依次顺利通过乡试、会试，又于甲午恩科殿试幸运金榜题名；也因甲午之战清军惨败而弃官从商，试图实业救国、教育兴邦，但文名颇高，与不少名公巨卿关系匪浅。山本一直忧国忧民，关心天下大事，逐步对自由民权产生兴趣，致力于建设自由党，甚至在1885年受邀写下颇具争议的汉文名篇《告朝鲜自主檄》，[21]（20b～21a）卷入“大阪事件”中，招致牢狱之灾。关于山本与大阪事件的详情，参见宫崎梦柳：《山本宪君传》，宫崎梦柳：《大阪事件志士列传》上编，大阪：小冢义太郎，1887年，第97-110页；高梨光司：《大阪事件と山本宪》，明治文化研究会编：《明治文化研究》，东京：学而书院，1935年第5辑，第223-235页；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山本宪（大阪事件）》条，葛生能久监修：《明治百年史丛书》第24卷，东京：原书房，1966年，第476-478页。张謇则于甲午战后成为帝王师翁同龢（叔平）清流党的中坚力量，山本来华之际在政治倾向上乃文名颇高的“君主立宪”的坚定拥护者。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山本与张謇关系的冷淡，前者在后者著作中的完全消失，背后呈现出的是“自由民权”与“君主立宪”两种不同改革方式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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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邮便报知新闻》，明治十七年（1884）7月1日火曜日（星期二），《复刻版·邮便报知新闻》第44卷，东京：柏书房，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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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Douglas， R. Howland.， Borde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Geography and History at Empire's En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日]山本宪：《燕山楚水纪游》（卷一），大阪：1898年。
[20]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21][日]山本宪：《梅崖先生年谱》，大阪：松村末吉，1931年。
[22]倪怡中：《张謇和南通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学刊》，2007年第4期。
[23][日]山本宪：《梅崖先生墓志》（拓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责任编辑 张克军]
[摘 要]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東亚地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域外行旅经历对日后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社会实绩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不少“域外人”的中国行纪作品中都曾记录与张謇的交流情况。以明治后期来华日人山本宪撰写的《燕山楚水纪游》为中心，可发现近代东亚中国行纪里的张謇形象，以及蕴藏在文本背后双方笔谈对话的态度和政治立场，在揭开历史面纱的同时，亦涉及史实背后的逻辑可能性。
[关键词]张謇；中国行纪；近代东亚；山本宪；《燕山楚水纪游》
[中图分类号]I3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8）03-0035-07
一、张謇的域外行旅经历
清季状元张謇（1853—1926）字季直，里居通州，即今南通，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对促进南通的近代化发展功不可没。学界在关于张謇的文献整理与先行研究中已取得丰硕成果，囊括了张謇之生平、著述、事功、交游以及他人对张謇之品评、追怀等诸多方面。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为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章开沅：《张謇传》，《章开沅文集》（第四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另一方面，张謇的意义不只在南通，或是中国，放眼整个东亚，他同样具有较大影响。根据张謇《柳西草堂日记》《啬翁自订年谱》等自述，我们知道他曾分别在而立与知天命之年因公踏足朝鲜朝（1882—1883）和东渡日本（1903）。无论是赴汉城解韩京之围，还是往大阪观博览之盛，张謇在处理公务之余亦近距离地打量邻国，结合自己的见闻感受创作了《壬午东征事略》《癸卯东游日记》等行纪作品，并提出了《乘时规复流虬策》《朝鲜善后六策》等应时之策。朝日两国的域外行旅经历不仅对日后张謇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努力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且使其文名与实绩在东亚范围具有广泛影响。
光绪二年（1876），张謇应邀入吴长庆军幕，“治机要文书”。[1]（996）光绪八年（1882），因朝鲜朝王京汉城爆发“壬午兵变”， 吴长庆“奉督师援护朝鲜之命”，率军东进，张謇“草《谕朝鲜檄》”，并与“朝鲜参判金云养（允植）同行”。[1]（1001）此外，张謇在朝鲜朝期间还结识了时任兵部判书赵惠人（宁夏）、宏文馆侍讲鱼允中（一斋）、吏部参判金昌熙（石菱）等人，而张謇结交日本文士亦始于汉城之行。光绪八年（1882）八月，竹添进一郎取代花房义质出任朝鲜朝办理公使。竹添进一郎（1842—1917），名光鸿，字渐卿，号井井，“能为诗文”，[1]（1002）常“置酒”“饷客”，[3]（555）张謇时与往还。竹添是肥后（今九州市熊本县）人，汉学修养颇高，平生著述与藏书皆以经部为特色，张謇曾书赠联语“百家之言，无不穷竟；九州以外，正自有人”，[4]（467）即是此谓。张謇与东瀛学人的大规模交流集中体现在其二十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访日期间。是年四月，张謇应大阪博览会之邀，乘日本航船东渡考察，六月归国，约70日内“周历东京、西京、青森、札幌诸地”。[1]（1019）张謇此行撰有行纪文与行纪诗，题作《癸卯东游日记》，当年八月即由通州（笔者注：今南通）翰墨林书局出版。此书虽或因急于印成，“仍有误字”，[3]（571）但内中所见张謇与藤泽恒（南岳）、竹添进一郎、嘉纳治五郎、西村时彦（天囚）、内藤虎次郎（湖南）等日人交往频繁，颇具研究价值。尤其是张謇回国途经大阪，致函辞别西村、内藤之时，仍不忘请求略减“师范教习和田君月俸”，[5]（125）其教育兴邦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6]（131～157）
二、近代东亚中国行纪与张謇
近年来，张伯伟论及朝鲜半岛高丽、朝鲜朝两朝赴华使臣使行途中的相关著述时提出“中国行纪”的概念，[7]（117）“明确主张以‘中国行纪来命名域外人士出使中国的记录文献”。在其框架里，这一说法不仅“较为中性，客观”，[8]（80）而且渊源有自，又是“现代学术史上的共名”。他进一步指出，“以‘行纪为名，便可将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乃至西洋的相关文献赋予一个适当的总称，这在学术研究上是十分重要的和必要的”。[8]（82）笔者以为，此种提法颇为公允，而且在文体上能够涵盖本文所涉相关文献，亦可体现出中国的主体性。本文以“中国行纪”总称近代东亚人士踏访禹域之际，记录行旅体验与见闻感受的文学作品。
具体而言，本文所谓“东亚”既是地理概念，也有文化内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日本、朝鲜与琉球，且东南亚的越南等地亦在其范畴之内。历史上，朝、越、琉三国长期受汉文明熏染，历次赴华朝贡使臣均由文采卓著的文士担任，他们大多以汉字记录入华后的见闻感受。日本人中国行纪的首次大规模书写活动出现在中国的隋唐两宋时期，但进入江户后则由于幕府之闭锁海禁而销声匿迹。本文之“近代”指1862至1912年之间。1862年官船“千岁丸”在日本闭锁两百余年后首次航渡中国，1912年则清帝逊位、民国建元。在这晚清五十年里，东亚地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日本结束幕府统治，大政奉还中央，建立明治政府，开展维新变革，国力蒸蒸日上，汲汲脱亚入欧。与此同时，日本不断发动战争，侵略周边国家，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兼并琉球，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又使朝鲜亡国。越南则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沦为法国殖民地。朝、越、琉三国文士中国行纪的写作亦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相继终结。不过，在1862年“千岁丸”号官船上海之行后，日本人中国行纪的书写活动则重新拉开序幕，日益增多，在整个近代方兴未艾。
本文篇首概括讨论了张謇的域外行旅经历和相关著述活动，及其对于日后取得实绩的意义。一方面，张謇在朝鲜朝、日本接触的两国文士确实为数可观；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借助“从周边看中国”的“异域之眼”，结合近代东亚学人游华期间撰写的中国行纪，通过考察他们在中国与张謇的交游和交流，分析“域外人”笔下的张謇形象以及双方对彼此的评价与影响。上文涉及的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与日本人竹添进一郎、冈千仞、西村时彦、内藤虎次郎均著有中国行纪，且皆以汉文谋篇。虽然他们在作品中对于张謇，或是详述会面的具体细节，或是略略带过彼此交往，甚或因未曾谋面等缘故并无提及，不过我们在张謇自述中多少都能找到他们曾经交流的痕迹。下文的讨论将围绕近代另一位来华日人的汉文作品——山本宪《燕山楚水纪游》而展开。张謇在其日记或自订年谱中从未提及过山本宪及其中国行纪作品，不过我们却能在《燕山楚水纪游》以及山本宪相关文献中发现两人直接交流的详细记录，而这是学界此前先行研究中甚少提及的。
三、山本宪眼中的张謇形象
（一）山本宪与《燕山楚水纪游》
山本宪（1852—1928，以下简称“山本”），字永弼，人称繁太郎、梅崖，又号梅清处主人。嘉永五年（1852）生于土佐（今高知县高冈郡）汉学世家。夙昔修习徂徕派之学，后受教于箕浦猪之吉、大桥真三、松冈毅轩（毅堂）诸儒。维新后修习洋学，业成，出仕工部省。明治初年参加征南战争，后感无所适从，辞官专为儒者，从事讲说。卒于昭和三年（1928），享年77岁。著作包括《四书讲义》《论语私见》《文法解剖》《慷慨忧国论》《燕山楚水纪游》《烟霞漫录》《梅清处咏史》《梅清处文钞》，等等。参见关仪一郎、关义直编：《近世汉学者著述目录大成》，东京：东洋图书刊行会，1941年，第544页。
1897年9月下旬，一介布衣的东瀛儒生山本启程西游中土，11月底离华返日，12月初归家，“阅日七十一，虽为日不多，所经南北行程，陆路一千六百余里（清里），水路四千五百余里（英里）”。[9]（48b）山本在旅途中日录见闻，回国后增删补订，重新统稿，于次年自行刊印作品，名为《燕山楚水纪游》。山本“中国之行主要包括北方以天津、北京为中心的二十日及南方扬子江流域一带以上海为中心的三十六日”。[10]（58）
（二）《燕山楚水纪游》关于张謇的介绍
1897年11月14日，山本自镇江过通州，抵上海，停留十三日后踏上归途。11月24日，农历十一月一日，汪康年引介山本见访张謇。光绪二十年（1894）状元及第后，受甲午战争惨败影响，张謇无意仕宦，一心实业救国，返乡努力筹建纱厂。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张謇“以通厂集资事至沪”，[1]（1012）即为兴建大生纱厂而赴上海筹款。十月四日自家启行，五日抵达上海，十一月二日晚坐船返通，五日“未刻到家”关于大生纱厂的筹建过程、创办目的与性质意义等，参见章开沅：《对外经济关系与大生资本集团的兴衰》，《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第49-64页；张忠民：《晚清大生纱厂的早期企业制度特征》，《清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75-83页。。[3]（436）张謇旅居上海约一月，并在汪康年的引介之下于返家的前一天与山本相见。山本在《燕山楚水纪游》记录了张謇的身份信息：
二十四日，晴，风冷甚……午天，汪子（穰卿）来过。见诱访张子（名骞，字季直，通州人，甲午状元，今家居），房中具鸦片器……此人壬午岁在朝鲜，与竹添、加藤诸子相识，又将游本邦，遇甲午之变而不果云。[9]（37a～38b）
此处，“謇”或因形近讹误为“骞”，而使张謇之名姓与汉武帝时期出使西域之张骞混同。前文已论及，张謇早年曾随清军援朝平叛，“竹添”即竹添进一郎，“加藤”全名加藤义三，系时任日本驻朝使馆译官。山本称张謇“又将游本邦，遇甲午之变而不果”，亦基本属实。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会试之后，张謇便认为“中国须振兴实业”，“甲午后，乃有以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之思”。甲午之时，“即拟东游考察，会世多故，谗言高张，惧不胜其描画而止”。[11]（539）直至二十九年（1903）初“从日本驻南京领事天野恭太郎处得到招待状”，[6]（132）获邀参观当年在大阪举行的劝业博览会，方才决计东游日邦。
（三）“房中具鸦片器”与“再刊必除削”
上述引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房中具鸦片器”一句，要理解这个看上去客观的描述背后的意味，我们需要结合山本中国行中对鸦片持何种态度的整体语境进行判断。10月31日，山本乘船上溯长江，自通州，过苏北诸地，直至南京时，看到眼前烟雾缭绕的场景而触及对于此前行程的回忆：
船中屡见吃鸦片者，两人对卧，且燎且嘘，昏然如醉。鸦片者，举国上下所以为命。入寺观，僧道吃之；至学塾，师弟吃之；妓楼酒馆，无处不备烟具。怡怡自得，不复以邦国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为念，噫！[9]（13a）
引文首句所载船上吸烟的情形在冈千仞笔下的苏南亦有反映：1884年7月1日，其夜泊苏州松陵镇，“邻座有贵官，吹毒烟，妖臭纷然，终夜不绝”。[12]（33）而此际烟民醉生梦死之状态亦如冈氏之见闻：《支那漫游日记》记录6月11日參观鸦片馆，所见烟民“横卧床上，握管吃烟，昏昏酣睡，惫然如死者”，[13]（7）同日，《观光纪游》亦谓吸食者“其昏然如眠，陶然如醉，恍然如死，皆入佳境者”。[12]（18）从此句的行文表达上，我们也能看到山本对之前冈千仞作品的踏袭（TRACE）“踏袭（TRACE）”的说法，借用藤井淑祯：《スウィンホー〈北清战记〉と森田思轩——TRACEされる/されない中国观》，《日语学习与研究》，2013年第5期，第14-17页。， 或者说两者间是互文性的存在。
引文首句之后，山本称鸦片已渗入中土各个角落，寺观、学塾、妓楼、酒馆等等，无孔不入，无所不在。以致清人不但对鸦片危害家国命运与百姓生计不复为念，反而怡然自得。而在冈千仞看来，中土鸦片盛行，其所到之处，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乡闾平民，皆受鸦烟毒害。在《观光续纪》“鸦片”条下，冈氏称“清人嗜鸦片甚食色”，“鸦片为日用必须物”，“全国熏染烟毒之中，自不知其非”。[12]（258）冈千仞是受王韬之邀来华，然甫抵上海即得知紫诠先生吸食洋烟。由最初听闻友人岸田吟香所言，不敢亦不愿相信，到获知上海书院士子葛士浚的含蓄确认后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以致在《观光纪游》中对于清朝社会烟毒盛行的问题上执行了双重标准：谈论他人毫不留情、直笔痛斥；述及王韬则立场偏颇，有失公允。详参拙作：《从“妄论国事”到“好意苦言”：〈观光纪游〉在近现代中国的接受、评价及影响》，《域外汉籍研究集刊》，2014年第10辑，第91-110页。相对而言，山本在踏访禹域前几乎从未实际接触过清人，故其中国行纪中言辞表达方面并无类似冈氏顾及好友颜面的忌讳。
从总体上讲，鸦片是山本留意的有关中国社会时弊的重要问题，我们分析《燕山楚水纪游》中其他涉及鸦片的文本，并结合冈千仞的相关论述与评判标准，可以看出山本对张謇“房中具鸦片器”的客观描述背后实际暗含贬义，即作为知识分子的张謇吸食鸦片，是大多数“怡怡自得，不复以邦国之安危，生民之休戚为念”的清人中的一员。晚清的政治军事挫败，尤其是甲午战争的败战影响，更强化了当时反对鸦片的社会运动和论述之正当性。见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1898年7月28日，汪康年致函山本，提及收到后者寄往上海的四部《燕山楚水纪游》，表达谢意，并对山本新作进行品评。此信末署“弟汪康年顿首”，然其后另有数语，应为汪氏附笔，用意颇值得玩味：“大著记张季直修撰吸食洋烟，其实伊同住友人有吸食者。此事似系误会。又及”。[14]（332）汪氏当天陪同山本结识张謇，故应了解当日内情。“同住友人”应为陈少岩，或另有其人，亦未可知。笔者暂未查到记录张氏本人吸食鸦烟的材料，汪氏谓山本所见烟具非张氏所有，并以此为误记，于信件正文结束后又特意点出，此事在其看来似乎非同小可。
8月18日，山本回函汪氏，对其褒扬表达一番谦虚后，转而以数语间接回应汪氏书札附文所言。[15]（3296）而在另一封信中，他专门对汪氏意见作出详细回复：“张先生家鸦片具之事，奉承来命，鄙著将再刊，再刊必除削”。[15]（3297）这表明山本已从汪氏附文中读出批评之意，故承诺修正。但实际情况却是，《燕山楚水纪游》并未再版，山本记录的原貌得以如实保存至今。
四、《燕山楚水纪游》中山本宪与张謇的交流
（一）山本宪中国交游的文士与笔谈概况
山本中国之行中与不少晚清知识人士有过交流，涉及的话题领域广泛：礼仪、风俗、时政、制度、宗教、学术、思想、文学、文化、语言、教育、医学、农业、商业、工业、军事、住宿、饮食等，几乎无所不包。虽然口语不通，但借助笔管，以笔代舌，通过汉文笔谈的方式，山本得以直抒己见，与“会话”对象交换意见。《燕山楚水纪游》涉及的在华清人中，有具体名姓，或至少有姓氏者，总计约40人。据笔者统计，山本在南方接触的知识人士多达32人，占到总数的五分之四；在北方接触的文士数量不多，比例较小。山本此行实际会面超过一次的清人包括力钧（2）、罗振玉（4）、汪康年（5）、狄葆贤（2）、王锡旗（2）、蒋斧（2）、叶瀚（2）、汪大钧（2）和曾广钧（2）。其中，山本与汪康年、罗振玉两人的交游最为频繁密切。
另一方面，山本并非与这40人皆有笔谈交流。《燕山楚水纪游》中保留笔谈内容，且至少提及姓氏者有12人。山本与卓氏、蒋式惺与周笠芝3人在北京笔谈，此外9人（力钧、罗振玉、邱宪、章炳麟、姚文藻、汪康年、张謇、叶瀚、汤寿潜）的笔谈地点都在上海。从年岁上看，其中最年长者为46岁的张謇，山本时年45，较任何笔谈对象的年岁都大，同时与张謇年龄最为接近。
（二）山本宪与张謇间的笔谈对话
中国古代“笔谈”一词含义有二：一指称笔记类著述体裁中属于事后追忆的叙述文学，因“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16]（8）得名，如宋人沈括之《梦溪笔谈》；二则亦有强调书面谈话者，侧重于通过“笔谈”形式实现的互动交际，本文所论便是这一层面的含义。在近代及此前的数个世纪里，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國家共同构成了汉文化圈（the Sino cultural sphere）。身处其中的知识人士虽然种族各异，但“内心的感受方式、道德观念、知识结构等，往往是根据某些基本原则而展开”。[17]（225～226）他们虽然口语表达不尽相同，却共享类似的书写体系，并可通过汉语文言文（literary Chinese）展开笔谈交流。汉文在东亚汉文化圈诸国的文化传承与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笔谈，一作笔谭，又称笔语、笔话，实质上综合了通过阅读汉字展开的视觉交流和借助肢体语言展开的动作交流的集合体。这与围棋又被称作“手谈”的看法相类似。美国学者霍华德（Douglas， R. Howland）和傅佛果（Joshua， A. Fogel）分别将笔谈译作“brushtalking”与“brush conversation”，都表示用毛笔展开对话，侧重于笔谈活动的对话特质。参见Douglas， R. Howland.， Borde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Geography and History at Empire's En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Joshua， A. Fogel.，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 1862-1945，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现存笔谈资料若根据完成方式划分，大致包括以下两种类型：一为当时笔谈的原稿，此类材料未经后天改动，保留历史原貌，最具现场感，霍华德便认为笔谈的运作机制“类似说话，因而缺少字斟句酌与深思熟虑”；[18]（44）另一则为事后有心之人重新誊抄笔谈原件或根据回忆再现笔谈文字，它很有可能会因整理者“讹脱衍倒”的无心之失或删改润色的刻意加工而与最初的笔谈内容发生偏差。《燕山楚水纪游》中所收山本与张謇的笔谈记录也许经过山本的润色修订。但结合上一章山本眼中张謇形象的分析来看，笔者相信即使山本对笔谈内容有增删，改动也不会太大，《燕山楚水纪游》较大限度地保留了两人笔谈内容的原貌和当时的现场感。
根据现有材料，山本与张謇展开笔谈对话的场所或是张謇旅沪期间借宿的陈少岩寓所，除两位主人公外，汪康年有可能也在场。双方的笔谈由6段对话组成，交流内容逐步深入。首段对话，张謇听说山本“笃信周孔，风雨鸡鸣”，[9]（37a）表示钦佩。张謇或许是会面前从汪康年处得知山本的宗尚。“笃信周孔”的不光是山本，其整个家族都是世代秉守中国周孔古礼的汉学之家，正如他在《燕山楚水纪游》卷首所称“予家世尊奉圣道，春秋例设释奠”。[19]（1a）“风雨鸡鸣”则语出《诗经·郑风·风雨》之第三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20]（54）在这里，张謇引《诗经》来称赞山本是黑暗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山本回应最初打算前往曲阜朝圣，拜谒孔庙，但十分遗憾由于天气严寒而未能成行。此书卷首，山本也称“一游曲阜，谒圣庙”[19]（1a）乃其多年夙愿，但并未谈及其此行未曾前往的原因，而是在10月18日即将离开北京，决计“航路南下”时自述原委，11月24日与张謇笔谈时亦有流露。双方笔谈首回合顺利找到了儒学的共同话题，接下来的对话主要围绕“恢复宗孔，匹夫有责”的核心议题继续深入展开。
在中国之行的尾声，山本与叶瀚（浩吾）交往最为密切。11月24日结束与张謇的笔谈后，山本与叶瀚初次见面，且相谈甚欢。次日，因山本行程急迫，后者担心机会稍纵即逝，请其将如何应对时局的改革建议和盘托出，言辞恳切。山本应答时没有直接透露，而是把话题转移到对方身上。他对叶氏创设各种学会、学堂之举深表赞同，又站在学问“宜有所生”的角度，特别看重通过教育拯救时局。山本认为从根本上应“以孔教为心骨，以西学为冠冕”，[9]（40a）而这在他此前与汪康年笔谈时已有涉及。
汪康年是山本在中国旅行期间交往最为密切的晚清文士。双方首次见面是在藤田丰八特地安排的宴席上，山本在未遇汪氏前便对其印象颇佳，称后者“有德望，征辟不就，以清節自居。近日起《时务报》，论时事，该切痛到，为诸报魁”。[9]（30b）汪康年是甲午进士，但并未出仕。当时由于梁启超（任公）的出走，所以汪氏由合办变为独掌《时务报》。他对时务的关注与提倡是山本尤为欣赏和看重的。与此同时，关于山本的见解，汪氏亦深表赞同，笔谈之初便总结“窃闻先生之论，欲实奉孔教，而以西人之政法辅之，此说于弟意最合”。[9]（37b）这种概括十分精到，可以看作是对“以孔教为心骨，以西学为冠冕”的细节性诠释。
“以孔教为心骨，以西学为冠冕”也是山本与张謇交流时反复申论的改革总原则。他对日本国内现状有较多讨论，称日本情况为“顾三十年来，官奖励西学，汉学殆拂地。数年来识者大有所顾虑。汉学西学并行，此殊强人意。”[9]（37a）也就是说，由于明治政府力主维新，全盘西化，汉学地位逐渐边缘化，日本志士对于汉学日衰的状况亦有隐忧。张謇则对比两国现状，羡慕日本在奖励西学的同时尚且知道不可废弃汉学，而中国士大夫则病在“务博而离，离故不精，又狃于科名利禄，致成积弱”。山本认为孔圣教诲符合日本旧俗，因而日本人“尊信儒术”，由此阐述自己的意见“欲革一国弊制，宜从下为之，不宜委诸有司” 。[9]（37b）掌权者的专擅独裁很大程度上由在野君子“袖手旁观”的不作为所造成。此前与蒋式惺笔谈时，山本便称要改变主政之人独断专行的局面，不必等待议院制度的设立，而应自发形成“处士横议”“各抒所见”[19]（24a）的风气，评论当局者之得失。山本谓“食其国之毛者，死于其国之事”，张謇认为近代日本的日益强盛离不开幕末以降普通士庶参与的尊王攘夷与筹设议会，即使“触发抵罪”，[9]（38a）亦在所不辞。在山本眼中，东汉党锢与前明东林的事迹功垂史册，都是后世士大夫应当师法的典范。这一点在他与汪康年笔谈时也曾提及，山本将目前“孔教不振”的局面比作“日月之食”，必定有拨开云雾见天光之日，为之努力“责亦在吾辈耳”。[9]（31a）东汉、前明诸贤虽然下场甚惨，但却让“读史者大声呼快”，[9]（31b）而且认为推行改革在所难免。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山本“宜从下为之”的说法成了他与张謇笔谈对话的转折点。张謇在政治上具有保守倾向，与人交流时小心谨慎，在陌生的“域外人”山本面前也是一样。他不断强调中国异于日本的特殊情况，“从下为之”在东瀛虽可行，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积弊太重，士庶虽有抱负，却无法施展。山本则对张謇的观点接连发难：先是仿用古语“有志者事遂成”，认为既然是一国之民，便理应为国效命，岂可以日清差异为借口加以搪塞？接着又责问中国“处士横议”的传统“岂非后人所当鉴耶”？[9]（38b）而张謇依旧是坚持中国的难处：“此等风气，东胜于中国。中国则士气排抑沮丧，二三百年矣”，[9]（386）继续强调清朝由于士气低落，无力自下而上兴起改革的传统与现状。笔谈以张謇此语作结，显然是双方无法继续对话，最终只能是以不欢而散收场。
五、余论
1897年11月24日午后在上海的这次笔谈对话是山本与张謇生平中惟一一次交流，而且其间互动的实况仅在山本撰写的汉文中国行纪《燕山楚水纪游》中得以保留呈现。我们在山本的其他作品，尤其是诗文及其晚年手订之六卷本《梅崖先生年谱》中找不到任何张謇的痕迹；现存汪康年书札、笔记、文集等材料里也没有山本与张謇此次会面的记录；在张謇日记、年谱、诗文等所有著述中，不仅未曾记载与山本的这段往来，更亦无提及山本之处。相比本文篇首涉及的多位域外文士，山本在张謇著作中的完全消失显得有些不正常。一方面，《燕山楚水纪游》在文献方面的重要意义不可否认；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这种不正常背后的逻辑可能性。从《燕山楚水纪游》的内容上，我们可以推测山本对于张謇的态度难言友善，和张謇的关系亦较为冷淡：山本对张謇居所室内陈设鸦片烟具的“客观”描写实际暗含贬义，双方的笔谈对话经过最初的客套试探后，因山本“宜从下为之”的说法而转换锋头，彼此一直站在维护本国利益的立场上辩解对方的诘难，最终话不投机，寥寥收场。
山本与张謇年龄相仿，都受过传统汉学教育，藏书趣味也接近。山本出身汉学世家，自幼服膺儒术，随诸儒读书；“幼写己所思，辄用汉文”，[21]（4b）“八九岁，能读白文”；[23]（3a）又从小养成“蒐集奇珍”[21]（3b）之癖，尤其酷爱藏书；辞世后，亲族遵照其遗言将藏书捐赠给冈山县立图书馆，后者专门建立山本文库进行保存。可惜的是，这批藏书在二战时全部毁于美军冈山大空袭的战火。不过，图书馆在入藏后编有《冈山县立图书馆藏山本文库图书目录》，并流传至今。据笔者目检，《目录》共收书918种6000余册，编号94为大正三年（1914）山本自笔《梅清处藏书目录》，亦多达五卷五册。张謇则5岁“背诵《千字文》，竟无讹”，[1]（988）遂入乡人邱大璋（畏之）私塾研读儒家经典；12岁承教西亭宋效祁（蓬山），以“我踏金鳌海上来”对“人骑白马门前去”，[1]（989）时人目为神童；他留心藏书，壬午年在朝鲜期间曾以“十八金”[3]（177）购入《全唐诗》《太平广记》等域外汉籍，日后积极推动兴办近代公共图书馆，创建南通图书馆并全数捐赠自家藏书。[22]（89～92）
尽管如此，由于两人经历迥异，彼此政治立场也不同。山本尝自撰墓志铭文，概称“年壮委身国事，系囚数年遭赦，开塾大阪，后迁居牛窗”，[23]寥寥数语，写尽一生：山本早年仕途不顺，曾在“高丽桥电信局”[21]（12a）任职，又因“空抱大志，不屑区区从事末技”[21]（14b）而辞职，返回大阪开设“梅清处塾”，专事讲说；山本来华时属在野儒生，一介布衣。张謇则依次顺利通过乡试、会试，又于甲午恩科殿试幸运金榜题名；也因甲午之战清军惨败而弃官从商，试图实业救国、教育兴邦，但文名颇高，与不少名公巨卿关系匪浅。山本一直忧国忧民，关心天下大事，逐步对自由民权产生兴趣，致力于建设自由党，甚至在1885年受邀写下颇具争议的汉文名篇《告朝鲜自主檄》，[21]（20b～21a）卷入“大阪事件”中，招致牢狱之灾。关于山本与大阪事件的详情，参见宫崎梦柳：《山本宪君传》，宫崎梦柳：《大阪事件志士列传》上编，大阪：小冢义太郎，1887年，第97-110页；高梨光司：《大阪事件と山本宪》，明治文化研究会编：《明治文化研究》，东京：学而书院，1935年第5辑，第223-235页；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山本宪（大阪事件）》条，葛生能久监修：《明治百年史丛书》第24卷，东京：原书房，1966年，第476-478页。张謇则于甲午战后成为帝王师翁同龢（叔平）清流党的中坚力量，山本来华之际在政治倾向上乃文名颇高的“君主立宪”的坚定拥护者。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山本与张謇关系的冷淡，前者在后者著作中的完全消失，背后呈现出的是“自由民权”与“君主立宪”两种不同改革方式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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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邮便报知新闻》，明治十七年（1884）7月1日火曜日（星期二），《复刻版·邮便报知新闻》第44卷，东京：柏书房，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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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16]沈括：《〈梦溪笔谈〉·自序》，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7]张伯伟：《从“西方美人”到“东门之女”》，《跨文化对话》，2011年第28辑。
[18]Douglas， R. Howland.， Borde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Geography and History at Empire's End，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日]山本宪：《燕山楚水纪游》（卷一），大阪：1898年。
[20]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21][日]山本宪：《梅崖先生年谱》，大阪：松村末吉，1931年。
[22]倪怡中：《张謇和南通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学刊》，2007年第4期。
[23][日]山本宪：《梅崖先生墓志》（拓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责任编辑 张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