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人民史观、集体叙事及文化认同
何利娜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一部主流意识形态电影，以高额票房和良好口碑证明了主流电影也可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首映当天，票房即达到2.3亿元，24小时后票房超过5亿元。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这样的票房纪录无疑是成功的。影片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通过《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等7个故事，讲述了新中国70年来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7件重要历史事件：开国大典、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女排夺冠、香港回归、举办北京奥运、载人航天成功、两次大阅兵，展现了新中国走向复兴崛起的时代发展脉络。7个故事各自独立，用小品串烧的形式，把新中国70年来的重要历史节点串联起来，形成一条平滑的逻辑线条;同时，各个独立的故事服从于一个大的主题，即对“我和我的祖国”之间的关系展开叙述。站在人民的立场对人民史观、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建构，《我和我的祖国》最终圆满完成主旋律影片的重要使命。
一、人民史观：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
近年来的主旋律电影往往展现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英雄主义的主流价值取向，比如《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烈火英雄》等。《我和我的祖国》作为国庆档的主旋律影片，仍体现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引导这两个方面。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该影片不再聚焦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而是打破以往主旋律电影对个体英雄人物创造历史、拯救社会的人物定性，把叙述视角转向人民群众，将关注人民群众作为推动新中国复兴崛起的伟大历史的行动力量。影片站在人民史观的立场上，展现出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历史的图景。该影片的人民史观立场主要通过两个不同的层次表现出来：
第一个层次，是从个体层面讲述个体的“小我”在祖国的“大我”历史发展中的存在。影片主要从人物个体的行动来刻画人物形象、推动剧情的发展，树立人民史观的立场。在影片的叙述中，个体在历史中的存在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个体参与了历史。影片通过人物个体的“参与”和“行动”来叙述他们在历史中的存在。《相遇》中高远在实验失败时牺牲自我返回去关闭实验装置，为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行动不是必须的，却是自愿自觉的，他的行动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种方式是个体见证了历史。人物见证历史也是一种“参与”历史的重要方式。《夺冠》里的小朋友冬冬和胡同里的街坊老百姓，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女排比赛，但是他们都见证了女排夺冠的奇迹时刻;《北京你好》的出租车司机，见证了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国家盛事;《白昼流星》里的两兄弟，见证了祖国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的伟大历史时刻。影片通过人物“行动”或“参与”的方式，揭示了家国命运和历史与人物个体之间的密切联系：祖国的命运和历史不是远离个人的、高高在上的存在，它真真实实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边，与每个个体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影片通过对人民群众的刻画和描写，书写出被主流历史遮蔽的另一种英雄主义——平民英雄。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付出，为社会进步、祖国发展做出不平凡的贡献。在平民英雄的视角下，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共同汇聚历史发展的动力，创造出祖国繁荣富强、复兴崛起的历史史诗。而这个平民英雄的视角，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人民史观立场的具体表现。
第二个层次是从国家的层面上回应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主题。在国家叙事中，人民群众既是历史叙述的对象，也是历史关怀的对象。而“国家”这一大环境不仅是人物行动的社会背景和力量来源，同时也是人物行动带来的重要结果。如《白昼流星》把故事的背景设置在边远荒凉的边陲地区，着力描写扶贫干部如何拯救两个失足少年。在故事进入正题之前，影片采用插叙的叙事方式，通过失足少年的旁白插入整个社会环境的背景描写，从侧面表现我国扶贫政策的大环境和这些年扶贫的重要成就——新修的公路、李叔的扶贫业绩、村民对李叔的信任（把失足少年托付给他教育）等，表现出脱贫攻坚的力度和效果。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李叔开始了他个人的扶贫行动。他不惜牺牲自己，用爱来感化两个少年，从精神上对他们进行扶贫。两个少年在李叔的感化下，最终实现“转变”，不再出走，决心扎根家乡的广阔土地。在这里，贫穷的边陲地区是社会背景，国家的扶贫政策是李叔的行动力量来源，而两个失足少年的最终改变，则是李叔的行动所带来的重要结果。李叔“扶贫干部”的身份，代表国家层面的叙事，其对两个失足少年的“扶贫”，则是对人民群众的关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表现。
我国最早“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体现在“民本”的思想上，即“以民为本”。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就在《管子》中有过描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尚书》亦提出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成为后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毛泽东曾经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上升到了治党治国治军的基本方略。“以人民为中心”，既关注了作为人民群众的整体，也关注了作为普通人的个体。在实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先富带动后富，国家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但是仍有部分边远山区人民没有走出贫困的境地。脫贫攻坚是国家对个体的关注，帮助贫困的个体走出贫困，共享祖国发展的历史成果。影片艺术地表现了这一主题，凸显国家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尊重，展现了厚重的人文关怀。
《我和我的祖国》将人民群众作为影片表达的主体，刻画了一个个为新中国复兴崛起做出奉献的普通人物，把他们的感人故事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影片人民史观的立场在肯定了每个个体的历史存在和价值贡献的同时，也促使观众反思自己的存在与价值，并为自己参与和见证祖国的历史性时刻而骄傲。观众进而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认同感，于是，爱国主义的情感油然而生，影片也达到了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
二、集体叙事：生活叙事建构集体记忆
集体叙事是以通过展现集体性或建构集体记忆为主的一种叙事方式。作为一部主流意识形态电影，集体叙事是《我和我的祖国》浓墨重彩的一笔。影片解构了宏大历史叙事，把历史事件生活化，用生活叙事建构出普通人民的集体记忆。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本质立足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2]集体记忆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的再生产，是文化的建构。“在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集体记忆往往会依托于群体而存在。群体成员在不同的群体情境中通过叙事方式的一致从而达到对群体的认同，实现集体记忆的建构。”[3]电影作为一种用镜头讲故事的方式，具有建构集体记忆的优越性。《我和我的祖国》采用生活叙事的方式来建构集体记忆，把历史事件生活化，关注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生活日常，及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人们集体记忆的叙事框架从宏大历史叙事向生活叙事转变。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在生活叙事中生活化并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历史中的普通个人，也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其位置和价值。
但是，历史事件生活化的生活叙事并没有完全取代影片整体上的宏大历史叙事。影片的7个片段独立出来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叙事，组合在一起却是一部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宏大历史叙事。故事的叙述时间只是故事的实际历史时间片段，当这些历史时间片段汇聚成一个连续的整体，在展现新中国70年复兴崛起的历史线索之外，也在深刻地思考这种集体的命运。生活叙事建构起来的宏大历史，成为观众独特的集体记忆。而影片建构的集体记忆，在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整个社会共同的情感结构。共同的情感结构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感觉，一种无须表达的特殊的共同经验，正是通过它们，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那些特征，才能以某种方式传承下来，并被赋予了一种独特的色彩”[4]。它展现了“某一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其中饱含着人们共享的价值观和社会心理”[5]。影片讲述的生活故事触动了社会的共同情感结构，并提供了一个建构集体记忆的特殊空间，影片通过这个特殊的空间，重现过去70年的历史片段，把观众从当下拉回到历史当中，唤醒观众对集体的再记忆，再次坚定集体与个体之间不可分割的命运关系，进而对集体记忆进行深入塑造。
影片用集体化大场面的镜头叙述，把关于集体的最直观的感受用镜头的方式呈现在观众面前，进一步强化人们关于集体的记忆。集体化大场面的镜头叙述具有浓厚的集体性，并“召唤了超越摄像机和观众的某种东西的不在场的存在，或镜头本身不包含的某种东西的不在场的存在”[6]。观众对影片集体化镜头的凝视慢慢勾勒起其对过往历史和集体主义的回忆，并由此重构集体主义的深层内涵及其表现方式。影片中大量运用的集体性镜头画面，勾起了观众记忆深处的熟悉场景，诸如邻里相亲相爱、舍弃小我、成就大我等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在人们脑海中浮现出来，化成抽象的图像符号进入观众的视野，相互信任、相互帮助的大杂院式情感被唤醒，从而引起观众对当下互联网信息社会中集体主义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集体化大场面的镜头背后展现的是浓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集体主义中的“集体”有两个层次的內容，“它既可以表现为作为国家、民族、社会等普遍的‘集体，也可以表现为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不同的、局部的集体”，集体“应当体现全体成员利益和意志”。[7]影片塑造了三个不同层面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一是集体利益原则上优先于个人利益。高远在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他个人的自主选择而非组织的安排，其牺牲个人维护集体的利益就具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和价值。这也间接反映了集体主义第二个层面的意义，即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是辩证统一的。高远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却换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尽快完成爆炸试验，节省了大量试错成本，为提升我国的军事实力和保家卫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牺牲在维护了集体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广大人民的个体利益。三是集体主义重视和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白昼流星》里提到的扶贫问题，是国家对贫困落后地区的重视和帮扶，它指向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影片镜头展示了集体的叙事维度，这里面虽有个人，但对他们的塑造与展现都是集体性的。
集体主义在我国是历史的选择，历经历史的发展和考验。在革命战争时期，祖国是我们命运与共的地方，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我们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战斗，发挥集体的力量，才有可能看到胜利的前景。此时的个体，为集体考量是第一位的，牺牲自我成全集体是大多数个体的必然选择。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理解，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这个时候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集体利益第一、个人依附于集体，周恩来曾经指出：“集体主义要求的是集体利益第一，集体利益照顾个人利益。”[8]改革开放以后，在解放思想和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伴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碰撞。一方面，外来文化和思想的传入迫使人们重新思考自身与集体的关系，另一方面，大部分居住稳定村落的农民开始进城务工，长期以来稳定的村落共同体在不同程度上开始瓦解，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出现了微妙而复杂的变化，传统的宗法制和集体观念的约束力和影响力下降。而近年来兴起的返乡体书写，再一次反映了集体与个体、城市与乡村的结构性困境。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我和我的祖国》坚定地回答了在我国社会化进程中集体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并把这种价值观念建构到祖国人民的集体记忆之中。
三、文化认同：文化身份认同促进国家认同
对自我身份的追问、对自我根源的追寻，是文化艺术永恒的主题，也是对文化自身认同问题的探讨。所谓“认同”，在埃里克森看来，实际是关于“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然而，“自我”实际上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引入时间维度，还可以发现一个人并没有一个固定身份，‘我是谁至少可以划分为‘我过去是谁‘我现在是谁和‘我将来是谁。”[9]
《我和我的祖国》在“我到底是谁”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阐释，尤其是在对寻根、归乡问题的探索中，回答了文化上的身份认同问题。《回归》讲述了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故事。故事以中英两国就中国国旗零点零分零秒升起进行的多轮谈判为背景，再现了为了使中国国旗在1997年7月1日零点零分零秒准时升起所做的准备和中国国旗最终准时升起的历史性时刻。这一历史性时刻，不仅仅意味着中国在政治上终于恢复了对香港的主权，也意味着在文化身份上，香港人民终于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最终寻找到了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通过寻根与归乡来达成对自我身份的文化认同的情结，在《夺冠》里也有叙述。小美小时候随母亲出国，学成归来后回国认祖归宗，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此处小美的回归既是对根的追寻，更是对祖国强大的文化认同。
如果说小美的回国发展主要是精神上的归乡促成主体的个人行动，那么，《白昼流星》里的两兄弟最终决定留在家乡不再出走，则更多是现实层面对人们归乡发展家乡的现实需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化迅速发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留在家乡农村的大多是老人和留守儿童，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空心村”的状况。在城乡发展差距日益加大的结构性困境下，鼓励一部分青壮年回乡发展家乡，是解决现实困境的发展需求。《白昼流星》两兄弟在祖国强大的航天科技面前，领略到了祖国发展壮大的必然趋势，同时深受扶贫干部李叔的精神感染，认识到家乡的繁荣发展也是必然会到来的乡村图景，最终完成了行动上的“归乡”。此时，两兄弟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将来可能是谁”的问题，并完成了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认同。这实际上也是对祖国日益强大、城乡发展将会日益均衡的坚定信心，是对国家的认同。“基于一系列共有的目标、价值观或经验的共同认同，能够形成社会运动的重要基础”[10]，强大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是促成主体行动的重要动力。
不难看到，文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国家的认同。文化追问个体的自我身份，塑造人们的集体记忆，往往是对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双重叙事。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建构人们的文化认同，实际上也是增强人们对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该影片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此，它通过寻根、归乡等文学母题的深入阐释，呼唤出对文化上身份认同问题的追问，进而建构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对家国的情感与爱通过文化认同的建构得以完成。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电影，家国情怀是其永恒的主题，影片巧妙地通过文化认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塑造成人们的集体记忆，爱国进而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毫无疑问，认同并非完成时，它是可以建构的。“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和未完成的过程，具有开放性和建构性。”[11]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是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12]电影作为一种再现的图像叙事方式，在认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具体说来，电影主要在两个方面对认同的建构产生影响。一方面是，影片如何再现“我们”。电影是一种镜头叙述的表意实践，它能够通过镜头传递出来的文化符号激活我们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和集体记忆，使之成为我们认同自我的象征符号。而由于个体经验的有限性，个体难以经历自身经验以外的更多生活体验和文化体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电影再现出来的其他经验内化到我们自身的体验之中，从而塑造我们自身。另一方面是，影片如何影响我们去再现我们自己。电影营造了一个可供想象的精神空间和生活方式，不断强化一些文化符号提醒我们的文化身份，从而建构我们的身份认同，影响我们对“我将来可能是谁”的价值选择。正如看到《白昼流星》里两兄弟的归乡行动，我们也会反思我们将来“会成为谁”。在影片的感染力下，我们所做的选择更可能会偏向于影片所塑造出来的价值选择和行动方向。
显而易见，电影并不仅仅是娱乐，它同时也在不断提出“我会成为谁”的认同问题。影片不仅重现“我过去是谁”，也会促使人们反思“我現在是谁”“我将来会是谁”，不断建构永未完成的认同问题。
结语
当然，《我和我的祖国》仍然存在有待于改进的空间，这主要体现在影片的叙事层面上。首先，影片采用由多个独立故事串联起来的拼接方式，戏剧性不够聚焦。单个故事从历史中抽离出来，历史性不够突出，整个剧情的行动、发展、高潮缺乏连续性，拼凑感较强。其次，视野不够开阔，影片7个故事选择的事件有较大的雷同，主题重复较多。7个故事中，有两个讲升国旗的故事（《前夜》和《回归》），两个讲体育赛事（《北京你好》和《夺冠》），两个讲科技（《相遇》和《白昼流星》）。回顾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这期间各个领域里都有很多开创性的、影响后来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教育领域的恢复高考、农业领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如果故事的主题选取在各个领域里不重复，不仅更能反映新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历史性成就，也具有更强的观看性。最后，人物的性格塑造不够立体饱满。比如《护航》里塑造的林潇然这一角色，导演显然想突出女主角的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主义想法，但是却有点过犹不及，通过女主小时候把班里的男生打了个遍、分手时给男朋友脸上泼水等简单粗暴压倒男性行为的细节，把女主角塑造成了男人化的女人。
但是无论如何，《我和我的祖国》都为我国主旋律电影创作提供了启示。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建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是主旋律影片的重要使命。如何把主旋律电影拍得受市场欢迎、让人民群众喜爱，实现市场盈利和价值导向的统一，该影片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影片通过建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人民史观立场和集体主义的集体记忆，展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弘扬了正能量，并进而完成主流价值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深层次建构。影片在主旋律的传递上不着痕迹，一气呵成，改变了以往主旋律电影传声筒式的刻板印象，为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和主流价值的传播提供了一种与商业化结合的成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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