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纪拜占庭帝国犹太政策分析
疏会玲
提 要：七世纪初，希拉克略统治下的拜占庭帝国控制了几乎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其中，犹太人是帝国境内重要的非基督教徒群体。就帝国内部而言，犹太教在东部行省仍然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是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化过程中亟待肃清的“异教”势力；从区域外交的角度看，在拜占庭与波斯、阿拉伯的军事角逐与政治博弈过程中，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群体相继为后两者提供支持，加剧了帝国在东部边疆的统治危机。基于此，希拉克略使用了驱逐、强迫改宗等暴力方式对犹太教加以限制与迫害，以践行帝国宗教一体化的根本宗旨，同时也具有归化犹太人以消除政治威胁的现实目的。
关键词：拜占庭帝国；希拉克略；犹太政策；基督教化；政治忠诚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3.005
希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时期是拜占庭帝国统治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的最后历史阶段。波斯帝国和阿拉伯人的先后侵扰，使得帝国在该地的统治岌岌可危，既经历了“真十字架”流落波斯的宗教耻辱，也遭遇过屡败于穆斯林的军事惨祸，最终以边境线永久后退的历史悲剧收场。在这场边疆危机中，原本处于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以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为主）却背离帝国，投靠甚至帮助波斯、阿拉伯人，引导战局加速向不利于拜占庭人的方向发展。就此，吉本曾直言不讳地指出：“犹太人……对于侯斯洛埃斯（ChosroesII，波斯王，590—628年在位）的成功有很大的贡献”；1耶路撒冷的陷落，也“要归咎于犹太人……”2由于犹太群体积极参与帝国与波斯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政争，导致这一时期的犹太人问题尤为突出。基于此，希拉克略改变了早期帝国相对宽容的犹太政策，驱逐、屠杀甚至强制犹太人改宗基督教，使得“拜占庭犹太人首次经历了中世纪风格——以强制洗礼为形式——的迫害”。3
犹太历史编纂传统在古代晚期至中世纪的缺失，4凸显拜占庭史作家的重要性。亚美尼亚主教塞贝奥斯（Sebeos）的《历史》、5《复活节编年史》（Chronicon Paschale，截止628年）1以及修士“忏悔者”塞奥法尼斯（Theophanes）的编年史2
是考察希拉克略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犹太政策的主要史料。近现代犹太史学家对拜占庭犹太人的关注相当晚近，自撒母耳·克劳斯（Samuel Krauss）涉足该领域后，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及其著作逐渐涌现。3翻检犹太通史类著作，在古代中世纪反犹史的序列中，总是能够发现希拉克略及其犹太政策的身影，甚至有学者将希拉克略的反犹法令抬高到“罗马法中首个以强制改宗为形式的律例”的地位，4视7世纪为拜占庭犹太社团最为黑暗的历史时期。5然而，对于希拉克略犹太政策形成背后的原因，多数学者语焉不详，缺乏对其政策出发点的客观考察。本文旨在借助有关史料和现有的研究成果，梳理希拉克略时期拜占庭帝国犹太政策的具体体现，并尝试从宗教、政治两个层面对其政策动机进行分析，以有助于对古代晚期至中世纪早期拜占庭帝国犹太政策的进一步探究。
一、早期拜占庭帝国的犹太人
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开启了犹太人的大流散时代。此后，犹太人以少数民族的身份生活在罗马-拜占庭帝国境内，并逐渐向祖居地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流散。晚期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奉行相对宽容的民族政策，犹太人得以进行社团结构的重组和宗教经典的编纂。5—6世纪，拜占庭帝国废除了犹太族长制度，并通过立法活动为犹太群体设置了众多规范，推动帝国的对犹政策由相对宽容向适度限制的转变。
早期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犹太人口数约为五十万，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6分布在南意大利、小亚细亚以及埃及等地区。其中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口比较集中，从北部的安条克、阿勒颇，到中部的海法、拿撒勒，一直到南部的希伯伦、普伦，都有大量犹太社团存在。7基督徒修士巴萨乌玛（Barsauma）曾记载，他在5世纪中期到达巴勒斯坦时，该地区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居多，基督徒人数有限。8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颁布处理罗马公民权问题的敕令，9犹太人开始享有合法的公民地位，自哈德良时代以来，犹太人与帝国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因此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背教者”尤利安10（Julian）在位时期，犹太人迎来极为短暂、但最为宽容的发展时代，奉行宗教自由政策的尤利安不仅允许犹太人重新回归埃利亚·卡帕多利那（Aelia Kapitolina，即耶路撒冷），1也对后者重建犹太教公会和所罗门圣殿的行动给予支持。此后，帝国的犹太政策仍不乏宽容。阿卡迪乌斯（Arcadius）就曾在397年以自己和洪诺留（Honorius）的名义颁行多项旨在保护犹太会堂和减免其公职义务的条令。2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Ⅱ）的皇后尤多西亚（Eudocia）甚至允许犹太人公开前往耶路撒冷朝圣。据基督教修士巴萨乌玛记载，曾有一波加利利犹太人前往皇后尤多西亚的居住地请愿，恳请后者允许他们自由前往圣殿旧址祈祷，尤多西亚同意了这一请求，以致该年有近十万犹太人在住棚节（Feast of Tabernacle）期间聚集耶路撒冷。3
借助早期帝国的保护和相对宽容，犹太社团在经济和宗教领域都比较活跃，积累自身财富的同时也为帝国创造价值。定居城镇的犹太人主要从事纺织、印染和皮革等行业；分布在巴勒斯坦沿岸港口地区的犹太人则从事地中海东部、北非以及意大利南部之间的转手贸易，同时涉足君士坦丁堡的商业，承担首都与埃及粮仓之间大宗货品的运输和贩售。4作为帝国臣民，犹太人还通过上交人丁稅、缴纳罚款以及向皇帝进贡等方式补充帝国国库。对内，为了维持流散时期社团的正常运转，犹太人坚持教育投资，兴建会堂，延续传统文化；制作和销售符合犹太教律法规范的洁净食物（Kosher）；为律法学者提供职薪，维护族长制度和犹太教法庭的日常功能；并与巴比伦、亚历山大等其他地区的犹太社团保持频繁的经济往来。5
经济行为对犹太人的生存至关重要，而宗教活动同样是犹太社团在流散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征服巴勒斯坦后，罗马帝国在凯撒利亚6设立地方总督，作为管理犹太社团的代行机构，将该地纳入叙利亚-巴勒斯坦行省体制内。到拜占庭帝国早期，巴勒斯坦地区保持着帝国政府和由希勒尔（Hillel）家族领导的犹太宗族社会（Patriarchate）并存的状态，后者的存在维持了社团自治和帝国统治之间的动态平衡，为以拉比著称的犹太学者阶层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犹大一世（JudahⅠ）继位后“成为罗马派驻巴勒斯坦代表的亲密朋友”，是皇帝最值得信任的谏言者。7在被称为坦拿时代和阿摩拉时代的十余代、上千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先后完成《密释纳》、《革马拉》，形成《耶路撒冷塔木德》（Yerushalmi）的文本，这一编纂工作在5世纪接近尾声，由萨博拉们领导的正典化过程随后展开，各地犹太社团开始经历一个“塔木德化”过程。可以说，正是由于早期拜占庭帝国的犹太政策相对宽容，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社团才得以构建起以学者群体和律法经典为基础的、更加适应流散环境的宗教生活体系。
然而，进入塞奥多西王朝、利奥王朝以及查士丁尼王朝以后，随着犹太族长制被废，加上《塞奥多西法典》和《查士丁尼法典》对犹太人问题的种种规范，犹太群体的社会地位逐步下降，犹太教发展所遭遇的限制也日益增多。如果说《米兰敕令》的颁布和塞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Ⅰ）定基督教为国教只是基督教合法化和完成向主流宗教身份转变的标志，不敷成为犹太人地位下降、发展受限的直接证据的话，那么，塞奥多西二世废除犹太宗族社会，终结希勒尔“王朝”，就足以证实犹太群体已经丧失自治权、生存环境趋于恶化。公元1世纪末的雅布内（Jabneh）革命后，犹太族长制度在巴勒斯坦地区逐步确立，发挥流亡政权的作用，保护社团的同时与省督就税赋、自治等问题进行交涉。随着犹太流亡领袖财富的积累和权力的突出，其影响力超出帝国当局的容忍度。到5世纪前后，帝国开始视犹太族长为“劫掠者”，逐步剥夺其收税权；1塞奥多西二世更是指责时任族长迦玛列六世（GamalielⅥ）违背多项帝国法令，2于425年将其处死，同时宣布犹太族长制终结，3至此，犹太宗族社会在事实上不复存在，巴勒斯坦行省也被进一步划为三个小行省，4原本归属同一地方政权的犹太社团由于省区的细分而在地缘上被割裂，各小行省的犹太群体更加分化、孤立。
7世纪前，犹太人社会地位的下降不啻以犹太社团自治权的丧失为标志。随着5—6世纪帝国进入立法活跃期，此前零散的涉及犹太人的敕令、诏谕开始集中、成文，更加显著地体现了帝国犹太政策由宽容向限制的转变。由塞奥多西二世颁布的法典当中涉及犹太人的条文即超过五十例（包含前朝皇帝的法令），且禁令性条款占其中多数。5如，禁止犹太人拥有基督徒奴隶、6规定犹太人不得与基督徒通婚、7限制其在公共权力机构中的任职。8不到一个世纪后，《查士丁尼法典》颁布，加上后来的《新律》，当中约有三十余条法令涉及犹太人。9查士丁尼在重申此前的部分涉犹立法同时也对新出现的犹太人问题设置规范，如：两度重申禁止犹太人蓄有基督徒奴隶；10规定犹太人在法庭上涉及正统派基督教徒的证词无效；11不得向犹太人转让基督教堂，犹太人也不得修建新会堂；12等等。
拜占庭帝国对犹太人的不宽容态度也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对犹太人的刻画上，莫里斯时代的宫廷史家塞奥发拉克特（Theophalact Simocatta）在其著作中曾如此描绘：“他们（犹太人）是狡猾和最不值得信任的种族，爱惹麻烦，蛮横无道，彻底忘记了什么是友情，他们还喜欢争风吃醋，嫉妒他人，顽劣地固守心底的仇恨……”13上层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引导着普通民众的行为，尤其在狂熱分子的煽动下，不断出现针对犹太个人和社团集体的暴力袭击，并在6世纪中后期趋于频繁。例如，569年，君士坦丁堡的犹太会堂遭到袭击，被强行改为基督教堂；14塞奥法尼斯则提到福卡斯军事混战时期犹太人被指杀害安条克主教而遭屠杀一事，摘译如下：AM6101，AD 608/9
是年，安条克的犹太人陷入混战，发动针对基督徒的暴乱，杀害安条克大主教阿纳斯塔修斯（任主教的第九年）……此后，犹太人还将阿纳斯塔修斯拖拽游街。福卡斯派任博努斯（Bonosos）……镇压犹太人（暴乱没有得到阻止）……犹太人或死、或伤、或被驱逐。1
又如，610年，拜占庭帝国东部再次爆发动乱，传言称犹太人正在计划屠杀推罗（Tyre）和附近城市的基督徒，引发后者的反屠杀式屠杀。2
客观而言，针对犹太人的每一起暴力事件背后尽管都有不尽相同的、具体的诱发因素，但当个案积累成高频率的现象时，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犹太人所面临的是缺乏自由、宽容的社会环境。而由这种环境所催生的限犹、反犹的整体氛围在7世纪初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危机中持续发酵，为希拉克略的对犹政策奠定了以限制与迫害为主的基调。
二、希拉克略对犹太人的压迫政策
希拉克略上台之初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推动过渡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逐步军事化，确立起适合帝国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3外交和内政中的压力，使希拉克略难以在文化领域有所作为，帝国进入后世学者所论断的“文化贫瘠”时期，也无暇顾及立法问题，以至后人难以通过直接的涉犹法令考察这一时期的犹太政策。尽管如此，塞奥法尼斯、塞贝奥斯等拜占庭史家仍然为后世留下了有关希拉克略时期如何处理犹太人问题的相关记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文献匮乏的不足。通过梳理相关史料，会发现希拉克略的犹太政策主要体现在其统治后期对犹太人问题的处理上，尤其以629—632年间的驱逐、屠杀、强迫改宗以及对犹太社团习俗的强制干预为代表。
从史料中首先可以察觉的是，希拉克略曾在629年将犹太人驱逐出耶路撒冷。该政策的出现耐人寻味，实际上，它既是对罗马政策的延续，也是对波斯政策的终止。公元2世纪，哈德良铲平耶路撒冷，并将所有犹太人赶出圣城。君士坦丁一世上台后，耶路撒冷（其母海伦娜曾到此地朝圣，并发现了耶稣受难的“真十字架”）成为基督教中心。尤利安时期，犹太人获准短暂回归圣地，但很快就又被完全驱逐。5世纪中期的卡尔西顿宗教会议上确立了耶路撒冷作为宗主教教区的地位，更是严令禁止犹太人定居耶路撒冷。尽管不排除存在少数犹太人定居耶路撒冷的现象，但早期拜占庭帝国并没有明确废除不允许犹太人居住的禁令，因此，希拉克略的驱逐政策实则是对哈德良政策的重申。
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波斯入侵期间曾允许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此虽为一段插曲，却是希拉克略驱逐政策的导火索。603年，波斯大举进犯拜占庭帝国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军事要塞，标志着萨珊波斯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打响。4606年，波斯开始入侵叙利亚和巴勒斯坦，5并在614年春攻取耶路撒冷，6随后撤出，将城市交给当时的犹太领袖尼希米·户谢（Nehemiah ben Hushiel）管理。很多犹太人在此期间移居耶路撒冷，在尼希米的领导下开展重建工作，但三年后波斯倒戈，将城市归还基督徒，而犹太人并没有彻底撤离圣城，这一留守最终酿成恶劣后果。希拉克略一路高歌至泰西封后，波斯新王同拜占庭帝国战和，7一度威胁帝国存亡的军事危机被成功化解。危机解除后，希拉克略到达耶路撒冷，“下令驱逐所有犹太人，”8如下是塞奥法尼斯的简要记载：
AM 6120，AD 627/8
进入耶路撒冷后，皇帝恢复了前主教撒迦利亚的职务（塞奥法尼斯在此处的记载有误，撒迦利亚主教被掳到波斯后，死于当地），将真十字架复位。1感恩上帝后，希拉克略就将犹太人驱逐出耶路撒冷，同时下令，圣城方圆三公里内，犹太人不得靠近。2
驱逐令导致大部分犹太人逃离圣城，避难于附近的犹太城镇，也有一部分人躲进深山，甚至通过西奈半岛逃往埃及。3
发布驱逐令的同时，希拉克略开始审判不愿撤离或未及时撤离圣城的犹太人。在審判期间，犹太人被指控曾在管理耶路撒冷的三年时间里，残杀基督徒，并参与焚烧耶路撒冷和加利利地区的基督教堂（教堂建筑被毁得到了考古资料的部分证实4）。对上述指责，史料中有如下记载：
当时的目击者——马尔萨巴（Mar Saba）修道院的修士斯塔特基乌斯（Strategius）在其回忆录5中提到，耶路撒冷被攻陷后，犹太人和波斯人四处搜寻基督徒，“神圣的教堂被付之一炬，其它的也遭到严重毁坏，庄严的祭坛倒塌，神圣的十字架被践踏，圣洁的神像也被不洁之物所侮辱……当人们被掳至波斯以后，耶路撒冷只剩下犹太人，他们就着手毁坏、焚烧那些幸存下来的神圣教堂。”6随后，约有4500人被囚禁在干涸的马米拉水池中，被迫面对改宗或死亡的抉择。按基督教史家的说法，除很少一部分基督徒修士如来自阿克（Acre）的莱昂提乌斯（Leontius）7等改宗犹太教以外，大部分基督徒都选择了殉教。针对基督徒的屠杀也同时上演，对此，主要的编年史都留下了相关记载：
（1）塞贝奥斯编年史
波斯大军夺取耶路撒冷，屠城三日，几乎杀尽城内居民，并放火焚城。随后，下令统计尸首，得数57000。另有3700人被俘，当中包括耶路撒冷主教撒迦利亚（Zacharias）……（波斯人）还四处搜寻真十字架，并毒打（教士），一部分人被处决。8
（2）《复活节编年史》
是年六月，灾难降临，值得哀痛。波斯人夺取东部诸城和耶路撒冷，屠杀数以千计的教士、修士以及童贞修女。圣墓也被焚毁，远近闻名的教堂以及珍宝全遭损毁。十字架和其它圣器被波斯人掳走，教长撒迦利亚也成了阶下囚。9
（3）塞奥法尼斯编年史
AM 6106，AD 613/4
是年，波斯武力攻取约旦、巴勒斯坦以及圣城（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协助下，大肆屠戮；有人称死者九万人（后被吉本援引）。犹太人购买基督徒，用各种手段予以杀害。至于耶路撒冷的主教撒迦利亚以及真十字架，则被波斯人掳到波斯，一同被掳走的还有不少战俘。10
尽管塞贝奥斯、《复活节编年史》以及后续塞奥法尼斯的记载无一雷同，但考虑到古代史家往往不长于记数和考究，又较容易夸大，可以认为，实际的伤亡数值和现有记载之间必然存在出入。然而，撇开表面的数字问题能够看出，拜占庭史家旨在强调的不外乎以下几点：基督徒伤亡惨重；犹太人参与屠城；施害者手段残忍、影响恶劣。诸多证词都指向同一结果：希拉克略展开了对犹太人的一系列审判，大部分犹太人最终被判有罪，很快被处决，少数幸免者逃到沙漠地区。1
继实施驱逐和审判以后，希拉克略在630年前后曾下令捕杀耶路撒冷周边以及加利利山区的犹太人。2至于希拉克略这一措施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考虑到此前加利利地区曾爆发大规模犹太人起义，公开对抗帝国政权，因此，希拉克略的屠杀可以被理解为镇压起义过程中以及镇压结束后常见的暴力行为及其延续。
在希拉克略犹太政策当中，强迫改宗是最具有争议性、影响最为广泛、也是被犹太学者最为诟病的反犹措施。不少犹太文献认为，希拉克略曾命令所有统治区内的犹太人接受洗礼，改宗为基督徒。3令人存疑之处在于，这一改宗令亦没有具体的条文可供考证，仅在《雅各教义录》（Doctrina Jacobi）4和“忏悔者”马克西姆（Maximus Confessor）5的一封信中有模糊记载。6马克西姆在写给索弗罗尼乌斯的信中提到，希拉克略在632年要求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强制改宗基督教，7该法令由非洲行省长官乔治（George）执行。大规模改宗发生在632年5月的犹太教五旬节（Pentecost）期间。8《雅各教义录》则描绘了希拉克略在北非发布强制改宗令后，君士坦丁堡的犹太学者兼商人雅各前往迦太基，在伪装成基督徒的计划破败后，遭强迫改宗，并最终虔诚皈依基督教的一系列事件。9
尽管如此，不同时期的史学家却很少质疑希拉克略迫使犹太人改宗法令的存在，只是在政策实施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上意见不一。记载或转述该法令的大部分拜占庭史家接受马克西姆的说法，指出希拉克略于632年发布了这一针对犹太人的强迫改宗令，但教会史家叙利亚的米哈伊尔（Michael the Syrian）10却认为希拉克略的强迫改宗政策是在634年出台的，11这一观点影响了一部分后世学者。此外，米哈伊尔认为强迫改宗的对象是帝国全境的犹太人，但根据史料提供的信息，该政策更有可能只在北非迦太基实施，并未对帝国其它地区的犹太人产生影响。塞奥法尼斯和米哈伊尔所依据的史料不可考，但考虑到希拉克略本出身于迦太基军区首脑家庭，且上台初期曾一度打算将其统治中心迁往迦太基，12加上北非地区犹太社团规模和影响力较大，希拉克略选择迦太基似有其合理性。强迫犹太人接受洗礼后，希拉克略曾试图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这一政策，于是写信给法兰克国王达格博特（Degobert）以及西班牙的西哥特国王西基伯特（Sigibert），要求后两者效仿。13至于强制改宗的结果，目前可供参考的仅有米哈伊尔简短而又模糊的记载：“（强迫改宗后）犹太人逃离罗马（拜占庭）……他们中也有很多人接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1
除一系列迫害外，希拉克略的对犹措施还体现在干预犹太教习俗方面。尽管利用政治权力干涉犹太社团生活并非希拉克略首创，其前朝查士丁尼皇帝就曾干预犹太群体的宗教语言，2也曾禁止犹太人在基督教复活节前后庆祝犹太教逾越节，3然而，在干预程度和对犹太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方面，希拉克略对前朝有所超越。
希拉克略的干预政策主要表现在：禁止犹太人诵读示玛（shma，即宣称上帝唯一性的部分）。作为祈祷仪式中最重要的部分，“示玛”以“以色列啊，你要听，上帝是我们独一的主”为开头，是犹太教“一神信仰”的核心，也是犹太人对自己是上帝特选子民的强调。希拉克略通过禁止犹太人诵读示玛，限制犹太人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也否认犹太人的特选地位，无疑迎合了基督教宣称其是新上帝选民的神学思想。活跃于8世纪中期苏拉学院的加昂耶胡达（R. Yehudai）曾提到希拉克略时期“犹太人被禁止诵读示玛，他们只能在安息日早上的集会中吟唱颂歌。”4在其所著《答问集》（Responsum）中，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对该政策的回应：
耶胡达做如是说：他们（即拜占庭人）下旨让以色列的子民改教，受此影响，他们不得朗诵真理之言（即示玛），也不得举行祈祷仪式，（当权者）只允许他们在安息日早上进行聚会……事实上，（犹太人）确实会在安息日早上进行祈祷：……如今，上帝已经终结罗马人的统治，废除她的法令，伊斯玛仪人（Ishmaelites，即阿拉伯人）到来，允许他们研习《托拉》。5
此后，犹太人只能隐蔽地从事宗教诗歌的创作，一方面表达民族、宗教传统遭遇干涉的不满与苦闷，另一方面通过此种方式消耗因宗教行为受限而积蓄的多余精力。大量的创作活动推动了两个世纪前出现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文学诗歌（Piyyutim）的兴盛，使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世纪希伯来文学中最典雅的形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上所述的犹太政策从表面看多为应策性措施，没有涉及在社会地位、经济行为、文化活动等层面对犹太人的一般性规制，似乎难以系统地反映希拉克略时期拜占庭帝国的犹太政策全貌。但事实上，早期拜占庭帝国的犹太政策尤其是与犹太人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具有效力，是希拉克略统治时期帝国政府、基督教会、地方权力机构乃至普通民众在处理犹太人问题时的重要参照。按照伯纳德·斯图尔特的说法，希拉克略统治时期所颁布的、完整留存下来的四部新律（其中两部颁于612—619年间），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查士丁尼时期律法的重申。6迟至9世纪末，“智者”利奧六世也仍然在不停地重申和补充查士丁尼的有关律法，7以解决新旧社会问题。鉴于没有直接的资料显示希拉克略时期对犹太社团的经济、宗教和文化生活的规定于前朝而言有所更新，上述史实或可以作为拜占庭立法之延续性的一例佐证。
通过629-632年间的驱逐、屠杀以及强迫改宗，希拉克略实现了早期拜占庭帝国犹太政策由宽容向限制、迫害的一次转变。但有后世学者认为，希拉克略在本质上既不是犹太人的保护者也不是犹太人的敌人。8既然如此，那么，希拉克略以限制和迫害为主的犹太政策其动机究竟何在？
三、宗教一体化的要求
基于天然的宗教属性，考察犹太人与拜占庭人和帝国统治当局之间的历史交往离不开信仰维度。希拉克略在位时期，“一性论”问题仍在持续，为调和教派纷争而出现的“一志论”则成为帝国新的冲突生长点，导致基督教会内部的对立在很多方面超过其与犹太教之间的矛盾分歧。尽管如此，数个世纪以来，限制犹太教发展、推动犹太人改宗的基督教化政策并没有中止，反而借助护教运动的开展、教会权力的增强以及修士群体的壮大而变本加厉。
从君士坦丁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到希拉克略上台前的近4个世纪，除尤利安短暂复兴多神教以外，宗教一体化进程在帝国东、西部一直稳步推进。前五次基督教公会议的议题大致围绕阿利乌派、圣灵、两位两性论、一性论等展开，帮
助教会解决了部分神学问题。基督教逐渐形成了一个由长老（presbyteroi）和主教（episkopoi）负责地方教区的等级体系，这种等级体系是与自查士丁尼以来所强调的基本原则：一位皇帝、一个国家和一种信仰的帝国管理体系相适应的。1与基督教内部正统教义的演进、组织结构的发展以及神学体系的完善相伴随的，是以护教运动、传教活动为代表的基督教的外部扩张。
与犹太人相关的基督教护教运动，主要表现为否定犹太教的合理性，以此维护且强化基督教的至高地位，同时争取犹太人皈依。活跃于3世纪的奥利金、5世纪前后的基督教神学家圣哲罗姆和圣奥古斯丁以及7世纪前后的教皇大格里高利对此所做的贡献最为卓越。奥利金曾在凯撒利亚学习希伯来语，接受犹太圣哲的教诲，对古代犹太教的评价较为正面，但他同时也通过《论原理》、《反塞尔索》等著作指出犹太人因拒绝依附耶稣而至毁灭，并失去作为上帝选民的地位，2该思想后成为基督教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哲罗姆会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但他厌恶犹太人，认为犹太人生养孩子就像养虫一样（讽刺其生养太多），是喜欢这种方式的怪人。3
哲罗姆编订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在4世纪后期完成，大大提高了基督教在帝国西部的影响力。奥古斯丁的《反犹太人》、《上帝之城》等神学著作也加速了基督教神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由其发展出的“见证者”理论（Testimonium，即认为犹太人是基督教取得最终胜利的见证者），则把犹太教置于基督教真理的见证者的位置。6世纪末，格里高利进一步发展了奥古斯丁的“见证说”，并在其《教皇训谕》中明确表达了争取犹太人皈依的思想。塞西尔·罗斯对此是这样解读的：“格里高利总结并重新阐述了晚期罗马帝国的理想……他认为，犹太人为圣经真理贡献了不容更改的证据……是《圣经》部分原始文本和阐释文献的保管人……应欢迎并争取犹太人皈依……在写给北至法国、南达西西里的一系列信件中，他都申明了这一点。”4
早期教父、神学家在探索护教实践的同时也构建了基督教社会的反犹话语体系，不同时期的传记、对话录等基督教著作又对此话语体系进行了补充。具有代表性的有：那不勒斯的利奥提乌斯（Leontios of Neapolis）的《对犹太人辩解书》（Apology against the Jews）、《与帕皮斯库斯和斐洛的对话》（Dialogue of Papiscus and Philo）以及由耶路撒冷的哲罗姆所记录的一个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对话录——《对“三位一体”的争辩》（Dialogue on the Trinity），等等。5
以上虽多为残存文献，成书日期难以定准，但据考证大多来自7—8世纪。矛盾的是，作为反犹论调的重要载体，该时期的文献中饱含基督教學者对犹太人的厌恶甚至是痛恨，却也表达了对争取犹太人皈依的热忱。约翰·马斯克（John Moschus，550-619）在其《精神草甸》（Pratum Spirituale）中所记述的科斯马斯（Cosmas）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科斯马斯是亚历山大的基督教学者，拥有一个藏书丰富的私人图书馆，约翰因此经常拜访，借阅图书、求教学问。科斯马斯给约翰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他如此感慨：“我每天都会去拜见科斯马斯，但没有哪一次不发现，他不是在阅读关于反犹的文字，就是在亲自写作反犹的书稿：因为他有狂热的激情，想将基督教真理带给犹太人。”1
在反犹话语体系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基督教修士通过积极布道来推广和巩固基督教化的成果，同时也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游说皇帝，利用比教权更有力的皇权，争取犹太人皈依。3世纪末兴起的修道活动使得基督教修士“成为一个巨大、活跃的力量，积极响应教会领袖甚至是国家的召唤。”2拜占庭帝国因此“成为一个士兵和修道士的帝国”。3428年，修士尤西米乌斯（Euthymius）在犹大沙漠中建立首个修道院后，4
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定居点就成为修士的重要活动区域。另据以弗所的约翰（John of Ephesus）留下的记载，他在担任主教期间，曾为大量异教徒施洗，并帮助建造众多教堂和修道院。5由于摆脱了职业和俗务的牵绊，修士在关注灵修以外，唯一的工作就是游走于帝国各个角落，“密切关注官方的命令是否充分执行”，积极推动犹太人皈依基督教，成为教会和国家反对犹太教的有力武器。
希拉克略犹太政策的重要推动力量正是来自这一群体。耶路撒冷收复后，基督教修士陪同希拉克略验视基督徒尸体，宣称是犹太人暴行的结果，一部分人劝说他驱逐犹太人，也有一些修士恳请希拉克略允许他们屠杀犹太人。6最初，希拉克略并没有采纳修士们的意见，原因在于希拉克略曾在行军途中于太巴列的犹太富商本雅明（Benjamin）家中休整，并收下加利利、拿撒勒等城市的犹太人贡品，于是，以誓言方式承诺宽恕犹太人过去协助波斯的罪过。7因此，希拉克略想信守对犹太人的承诺，但基督教修士们称愿意将背弃承诺的罪施加在他们身上，而他们会利用特殊的斋戒去赎罪。关于事件的真实性问题，拜占庭史料中没有提供更多信息，以至于熟络各类史料的吉本在提及修士对希拉克略的劝导时，也只能模糊其词地给出一句“根据教士的意见，对犹太人的迫害会更容易和福音书当中的教诲相吻合”，8令后人寻味。不过，据考证，埃及的科普特地区（Copts）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确实存在一个叫做“希拉克略斋日”（Feast of Heraclius）的节日。9
除此以外，以雅各、富商本雅明为代表的改宗犹太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希拉克略的犹太政策。雅各的生平不得而知，但他是基督教文献所记载的缺失“忠诚”的少数犹太人之一。根据《雅各教义录》的记载，雅各离开首都、到达迦太基以后，为逃避强制改宗，曾伪装成基督徒，不料在一次失足的情急下喊出“阿东乃（Adonai，犹太人对上帝的称呼）”，10被基督徒发现并强行施洗。11改宗后的雅各摆脱神学困惑后，转而虔诚信仰基督教，并努力劝说其他犹太人，故事最终在所有犹太人都成为虔信徒的皆大欢喜中结束。12作为犹太人的雅各不但改宗了基督教，还立场鲜明地描绘改宗前的自己：“因为我有着魔鬼的特质，憎恨基督……因此，当福卡斯统治君士坦丁堡时，我作为绿党的一员，称蓝党的基督徒是犹太人和混账；当绿党……胡作非为时，我作为蓝党的一员，又指责基督徒是绿匪，侮辱他们……”1
本雅明的例子更加戏剧化。早年本雅明曾在加利利地区领导犹太起义，迫害基督徒，响应波斯入侵，此后，太巴列的基督徒向皇帝提出控告，希拉克略于是责问本雅明：“你为什么加害于基督徒？”，后者坚定地给出答案：“因为他们是我的宗教敌人”。2然而，几年后，他却在那不勒斯的基督徒尤斯塔修斯（Eustathius）家中接受洗礼，改宗基督教。3此举不仅震惊了当时的犹太大众，也让希拉克略就此相信：让大多数犹太人接受改宗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4根据传言，希拉克略还曾被警告“将有一个行割礼的民族降临，从你手中夺走圣地。”犹太学者约拿不无嘲讽地指出：希拉克略自认为该预言中提到的民族指的是犹太人，因为据他所知，犹太人是唯一的行割礼民族。5基于此，希拉克略最终抛弃自己曾经对犹太人允诺的“将不会再有复仇，可以在耶路撒冷定居”的誓言，6强迫犹太人改宗。不仅如此，他还将改宗与否的问题象征性地抛给实际已丧失选择权的犹太人：“你们是皇帝的仆从吗？如果是，那就必须受洗改宗。”7
可见，希拉克略以强制犹太人改宗为代表的宗教政策，在本质上没有游离将异教徒纳入国教体系的政策框架，是早期拜占庭皇帝一贯推行的基督教化政策的延续，几乎与查士丁尼时期的相关规定：“所有持非正统教义的信徒皈依国教，否则，剥夺其政治和宗教信仰权”如出一辙。8因此，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犹太政策，更反映了希拉克略个人和7世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政治需要，与犹太人“政治失忠”的行为紧密相关。甚至有学者认为，7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反犹主要源于政治因素而非宗教因素。9
四、危机时代的忠诚
7世纪初，内忧外患的拜占庭帝国“为了成功保卫领土，必须确保臣民的忠诚”。10犹太学者沙尔夫在评述希拉克略时期的犹太政策时，曾多次使用“Political loyalty”、“Jewish disloyalty”等词汇，表达自己对于其时犹太人存在背叛拜占庭当权者这一事实的肯定。尽管在希拉克略时期没有法律明确要求犹太人效忠于基督教的帝国，但帝国对犹太人保持忠诚的要求不但没有因此被削弱，反而通过严惩不忠者得到体现和强化。由于福卡斯时代的“无政府”混乱未平，波斯战事又起，希拉克略上台后的国内外形势异常严峻。在这一政治危机的特殊时期，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社团协助波斯入侵，公开反对希拉克略的统治，使得其与帝国之间的互动超越传统的民族-宗教范畴，对帝国统治构成现实的威胁，为希拉克略收复失地后对犹太人实施惩罚与制裁措施提供了最直接的动机。
拜占庭人和波斯人之间的纠葛历时久远，虽战、和交替，但后者一直是侵扰帝国东部边疆的不安定因素之一。希拉克略上台前，侯斯罗埃斯二世统治下的波斯即对拜占庭帝国的近东地区保持了强劲攻势。如前所述，603年，波斯开始大规模西侵。从大马士革出发后，波斯基本行军路线如下：经过太巴列，向西南到达塞弗里斯、罗吉以及行省首府所在地凯撒利亚，然后转向东南，经过劳德，最终到达耶路撒冷，11在这样一条纵穿巴勒斯坦行省的路线上，分布着众多的犹太飞地。606年，波斯军队进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1在此过程中，就已经有当地犹太人为其提供大量协助。610年，波斯大军抵达安条克，内城犹太人立即举行起义，予以响应。尽管起义最终被驻防的博努斯镇压，但犹太人的投诚趋势紧随波斯大军向叙利亚以南地区发展。根据塞贝奥斯记载，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犹太人很快也在当地基督徒溃逃后为波斯打开城门，降服于波斯沙王，后者驻城一年。2
概括来说，犹太人对波斯的协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事实上的盟友身份，为所到之处的波斯大军提供军事援助。北至凯撒利亚，南达耶路撒冷，很多城镇的犹太人都为波斯打开了入侵的城门。从入侵叙利亚开始，到兵临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协助下，波斯军队只用了短短七年时间，而此前波斯为了跨越拜占庭的幼发拉底河边境，费力数十载而无果。另一种方式更为直接——加入波斯军队。据称，当波斯著名将领沙赫巴拉兹（Shahrbaraz）率部从叙利亚一路南下时，曾有两万左右来自安条克和太巴列的犹太人加入前者的队伍，3此与吉本的说法两度重合：（1）“侯斯洛埃斯为了进行神圣的战争，征召一支由两万六千犹太人组成的军队，后者带有愤怒的偏见，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勇气和纪律的不足。”4（2）“教长撒迦利亚和真十字架被运到波斯。有九万基督徒惨遭杀害，这要归咎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加入波斯人的行军行列，导致秩序混乱不堪。”5不仅如此，加入波斯大军的犹太人还由于熟悉地形、路线和本地基督徒情况而作为先遣部队引导波斯人攻城略地。显然，犹太人与波斯的“结盟”对双方都是有益的：一方面，波斯得以长驱直入，夺取拜占庭帝国的土地、人口和财富：另一方面，犹太人也因此重新获得回归耶路撒冷、重建所罗门圣殿的机会。如上文所述，614年春，波斯攻克耶路撒冷后，拆下圣墓大教堂的真十字架，挑选一部分有利用价值的基督徒俘虏随军撤出耶路撒冷，转攻埃及和君士坦丁堡，并将城市交给当时的犹太领袖尼希米管理。
“去历史化”的拉比文献没有记录犹太人如何管理耶路撒冷、如何组织重建工作以及对基督徒的政策措施等重要内容。但据拜占庭史料记载（见前文），这时期犹太人对基督徒实施了诸多暴行：焚烧教堂、屠杀基督徒、甚至强迫其改宗犹太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前曾长期遭受基督徒迫害的犹太人，此时的角色与基督徒完全置换——犹太人成为施害者，而基督徒则沦为受害者。当然，关于犹太人代管耶路撒冷期间是否大规模地杀害过基督徒，学界历来是有争议的，犹太学者倾向于认为该事件的原委在犹太文献中毫无涉及，几乎全部来自基督教叙事，并被后世学者大量征引、加工和渲染，而事实上，犹太民族很少实施这类极端的暴力，因此，关于该事件真实与否、程度如何等问题，应谨慎对待。6退一步讲，波斯征服者给予犹太人以代管耶路撒冷的特权，也就给予了后者向基督徒宿敌施加迫害的途径，曾经遭受数个世纪压制的犹太人，不可避免地深陷任由其摆布的绝对权力之中，导致“压迫引起道德迷茫”现象的出现。这也是为什么有犹太史学家在啧嗔犹太人对基督徒实施暴行时，会用“难以超越其所在时代的道德局限”7来解释这一犹太历史上罕见的道德崩溃现象。
尽管有看似合理的原因促使犹太人协助波斯势力，但结果却并不符合犹太人的期望。据塞奥法尼斯记载，侯斯罗埃斯于617年拒绝了希拉克略的求和提议，8却在同一年出现政策转向，倒戈基督徒，将犹太人驱逐出耶路撒冷，并在以马乌斯（Emmaus）处死尼希米，城市管理权移交于基督徒。犹太人从圣城东门逃离，一路向耶利哥而去，修士莫德斯托（Modestos）代行主教职权。1基督教史料除了认为波斯受到其基督教皇后希琳（Shirin）的影响外，没有解读其倒戈的真正原因，倒是有难以考证的材料称，犹太人曾承诺将圣墓大教堂下埋藏的宝藏献给波斯，但最后没有兑现，才导致波斯的反犹之举。2事实上，波斯与犹太人的“结盟”并非出于长远的战略目标，而是短期的军事战术，3后者不过是战时可供拉攏以对抗拜占庭的中间力量之一。当尼希米受波斯之命攻打推罗，最终却败逃以后，波斯人才意识到真正有价值的同盟者并非势单力薄的犹太人，而是基督徒。而在基督徒看来，波斯背叛犹太人不仅是犹太人“特殊神宠论（Particularism）”不成立的又一个铁证，也是犹太人犯下罪过（“背叛”拜占庭帝国）后必然要遭受的惩罚（被波斯驱逐）。将天启思想和基督教胜利论剥离后，会发现基督徒对犹太人罪与罚之间关系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成因在于，犹太人将波斯视为弥赛亚式的拯救者4是一种错误想象，付出被后者抛弃和背叛的代价是早晚的结果，这种因果相承的关系在本质上遵循了历史发展的逻辑。
犹太人的协助加速了波斯攻城略地的步伐，导致拜占庭人节节败退。帝国先后丧失北部的加利西亚、陶鲁斯山脉据点、亚美尼亚以及小亚细亚等疆域；波斯势力甚至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直接威胁君士坦丁堡，北非的埃及地区也在619年陷落，地中海东部地区在短时间内系数落入波斯统治下；尤其耶路撒冷的沦陷“对基督徒是特别沉重的精神打击”。5希拉克略近十年后才最终收复耶路撒冷，随即展开驱逐、审判、屠杀等一系列暴力手段，对犹太人的“政治不忠”予以制裁，其犹太政策实施之急切、程度之深重，无疑都是对犹太人“投敌叛国”的激烈回应。
在惩罚犹太人协助波斯的同时，预防前者投诚继起的阿拉伯势力对希拉克略而言更为重要。犹太人曾经协助波斯致拜占庭大败，帝国在对阿拉伯战争之初就十分疑惧犹太人的再次叛离行为。用沙尔夫的话说：“630年，阿拉伯人开始入侵巴勒斯坦，对当地犹太人不忠诚的担忧卷土重来，成为拜占庭帝国新的威胁。”6当打着新月旗号、奉行“圣战”理念的阿拉伯军队向西、北挺进时，犹太人确实将其视为拯救本民族的另一个弥赛亚，甚至在文献中也毫不掩饰对于新“解放者”到来的喜悦：“如今，这个神圣的民族（Holy one）——愿上帝保佑，终结罗马（Edom）7的统治，废止压迫性的法令。”8对此，塞奥法尼斯在其编年史中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犹太人）将其（穆罕默德）视为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正因如此，一些犹太领袖加入穆罕默德（的队伍），接受他的信仰（伊斯兰教），抛弃摩西创立的犹太教……”9
关于犹太人向阿拉伯人的投诚，塞贝奥斯的记载相对详细：
犹太人……聚集在埃德萨城。当他们发现波斯人的部队撤走，城市归于和平后，这些犹太人就紧闭城门，加固守卫……拜占庭帝国皇帝希拉克略于是下令，围攻埃德萨。当（犹太人）意识到他们的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抗希拉克略后……便离开，横越沙漠，前往伊斯玛仪后裔所在的塔克康斯坦（Tachkastan）。（犹太人）请求（阿拉伯人）的救助，并利用《圣经·旧约》拉拢他们和后者之间的关系。10
在塞贝奥斯描绘犹太人投诚阿拉伯人的大量笔墨中，甚至出现前者彻底站在拜占庭帝国的对立面、向希拉克略喊话的场景：
以色列人的残部聚集起来，组成一支大军。继后，他们派遣信使，告知拜占庭皇帝：“上帝已经将帝国赐予亚伯拉罕及其后代，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你统治帝国太久。和平放弃吧，我们要求得到你们的一切。”皇帝拒绝接受，但没有做出直接回应，而是说：“帝国是我的。属于你们的是沙漠……”1
基于此，在东部时局剧烈变动的特殊环境下，即将激化的矛盾很快就将希拉克略推上强迫犹太人改宗（如前所述）的反犹高潮，以强硬和极端的方式处理犹太人问题。遗憾的是，“希拉克略的犹太政策只是确保臣民保持忠诚的一个粗鲁而又姗姗来迟的尝试”，2没有达到防止犹太人投诚阿拉伯人的目的，相反，加速推动了其向后者的投靠。据史料记载：“他们被分成12000人，每个（阿拉伯）部落安置1000个犹太人，（这些投诚的犹太人后来在阿拉伯军队中效力，并作为向导，）为阿拉伯人入侵巴勒斯坦指引方向。”3不仅如此，犹太人还加入阿拉伯骑兵，以更大的热情与阿拉伯人为伍，协助征服拜占庭帝国不久前从波斯手中收复的失地，再次变更地中海东部的地缘政治版图，共同敲响罗马-拜占庭在该地区长达八个多世纪（始于公元前1世纪）统治的暮钟。
五、余论
纵观7世纪拜占庭帝国的犹太政策，就最为突出和符号化的强迫改宗而言，在希拉克略的暴力威胁下，确实出现部分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现象，4但更多的犹太人对此政策的回应是“用脚投票”，流亡到诸如哈扎尔王国等在当时更为宽容的其他国家。5甚至有学者认为希拉克略的迫害政策开启了犹太人的大流散运动。6但总体而言，暴力迫害和强制改宗没有让拜占庭犹太人整体陷入恐慌：意大利南部、巴尔干半岛等犹太社团没有受到大范围波及；7地中海东岸的犹太社团随后迎来穆斯林时代，也很快摆脱政策的阴影。仅此而论，希拉克略犹太政策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政策本身对犹太人产生的即时影响，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集合古代晚期-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在意识形态和具体实践上的反犹符号。正是由于不宽容的对犹措施，无论是当时的犹太人还是后世的犹太学者都倾向于指责希拉克略是犹太民族的罪人。希拉克略一方面作为反弥赛亚式的人物——“阿米洛斯（Armilos）”8被定格在当时的犹太启示录文献——《所罗巴伯书》（The Book of Zerubabel）和《弥赛亚的迹象》（The Signs of the Messiah）当中；9另一方面，由他所推行的以强迫改宗为代表的政策也成为中古时期宗教反犹的典型方式。此后，希拉克略的反弥赛亚式人物形象连同其犹太政策不断被近现代犹太史学家征引、重申，融入犹太民族有关流散阶段创伤性经历的集体记忆中，与其他不宽容犹太人的历史人物、迫害行为共同作为反面素材，服务于广泛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从拜占庭帝国角度出发，无论是出于推动基督教一体化的动机，还是惩罚、预防犹太人协助外敌的目的，希拉克略犹太政策的实际成效都与之相差甚远，反而在短时间内加速了犹太人口的流失，使得帝国在亟需借助社会成员的贡献补充因战争而消耗的国力时，失去犹太人此前作为农民、手工业者、商贩、医生、神学家以及文化生产者等为帝国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利益。另一方面，尽管希拉克略时期进行了军事、政治秩序的重建，但困扰帝国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难以调和的宗教分歧影响着基督教化的进程；长期存在的成规陋习使得改革成效被大打折扣；莫里斯时代以来持续的战争耗尽了有限的资源。1鉴于此，有学者指出：希拉克略完全可以通过巩固權力，改革行政，以抵御外力入侵，而无需对犹太人这一少数群体诉诸迫害。2这一观点看似合理，实则“后见之名”，无助于客观理解希拉克略犹太政策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面临积重难返的困境，才使得帝国努力尝试任何可能的改良措施，预设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将在两大层面益于帝国：其一，推动与基督教对立的犹太人大规模以至全部改宗是基督教普世化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一经完成，基督真理将得到有力彰显；其二，利用暴力形式惩罚、威慑犹太人，同时通过强制改宗在短期内将犹太人纳入主流社会，保证其在政治上臣服于帝国，解决背叛行为加剧军事压力和政治危机的难题。正因如此，基于犹太人的信仰共同体属性，希拉克略将宗教顺从与政治忠诚完全等同，践行帝国基督教化政策的根本宗旨，同时利用宗教归化消弭政治威胁，以期保障帝国的统治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