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简《系年》看《左传》的编纂
提 要：通过《系年》与《左传》相关内容的比对，《左传》的编纂者对所据史料应当运用了如下两种编纂方式：在组织层面，重组材料，随经隶事，比年排列，通过割裂、整合等方式将史料重组以安排到《春秋》的叙事框架中去；在文本层面，援经造传，根据《春秋》经文内容与规则对原始材料进行补充、改造，模仿《春秋》经文，以追求与《春秋》价值观的同一。如果对《系年》各章与《左传》之间文本进行全面详细的比对，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整体的单线的承继关系。结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在《左传》与《系年》文本形成的时期，当时社会上应流传有大量的、不见于今日的历史记述。《左传》与《系年》文本的形成正是这些历史记述在不同时空维度下流转的结果，同时它们文本本身也可能成为了传播链上的一环。因此，《左传》与《系年》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今天的“资源共享”。
关键词：系年；《左传》；编纂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4.007
一、前辈学者关于《左传》编纂的讨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赵光贤先生作《编撰考》，指出《左传》本为各国史料汇编之书，并提出了“解经语”、“解传语”等概念，将《左传》文本划分为“记事”、“解经语”、“解传语”等不同的文本层次。据此，赵光贤先生进而认为《左传》一书并非为《春秋》所作的《传》文，它本是一本独立的记事著作。1其后，王和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结合《左传》叙述多有割裂情况发生的这一现象，推测今本《左传》的成书应有三个阶段：
（一）战国前期鲁人左氏所作纪事本末体史事
汇编，这是《左传》的原貌。（二）由后代经师改编为編年体，用它来解释《春秋》。这一过程大约是在战国中后期进行的，至迟在战国末叶之前必已完成。（三）晋杜预将《左传》依年附于《春秋》，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传合集的形式。2
赵光贤、王和两位先生对《左传》编纂的讨论对相关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强调《左传》对材料的编纂过程，《左传》不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内部也有文献累积的层次，解经语、解传语与记事部分隶属于不同的文本层次；今本《左传》对其所据史料进行了重组、删改等多种方式的处理。
但是，这一观点仍有可讨论的余地。
首先，《左传》材料再组织的痕迹并不能证明《左传》原本的存在。我们无法根据《左传》中材料割裂的痕迹就认为存在着一种未被分割过的《左传》原本。这样分割可能是编纂者对所据史料的割裂，史料的割裂不能等同于“《左传》原本”的割裂，不能轻易地在材料与今本《左传》中间加入“《左传》原本”这一环节。
其次，无法证明《左传》对史料的再组织与“解经语”、“解传语”的加入是两个分离的过程。即，无法证明《左传》编纂者为解说《春秋》而将所汇集的史料割裂以比附《经》文，同时加以解说的这一情况是不存在的。在这一情况下，《左传》文本依然会表现为不同的文本层次。
关于《左传》的结构问题，日本学者也多有讨论。笔者仅就目力所及，略述小仓芳彦、平势隆郎两位先生的观点。
小仓芳彦先生在《中的霸与德——“德”概念的形成与展开》一文中曾将《左传·隐公十一年》中郑庄公处置许叔的一段文字（“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到“可谓知礼矣”）划分为三个层次：
Ⅰ郑伯对许叔处置的轮廓的描述。
Ⅱ对处置内容、意义的阐述。
Ⅲ对以上文字概括性的评价。1
如果将文本范围扩大至《左传》全文，这三个层次可描述如下：
Ⅰ史传的基础叙述。
Ⅱ为了充分理解Ⅰ而做的解说（内容、意义）。
Ⅲ对以上文字概括性的评价，或弥缝《经》文和Ⅰ、Ⅱ矛盾而附加的文字。2
这三个层次依次累积而形成了今本《左传》。其中Ⅰ层较为忠实地保留了史实的信息，而Ⅱ、Ⅲ层为了阐述Ⅰ层所述历史事件的动机则往往糅合了《左传》成书时代（战国中期）的思想，如“德刑”、“礼”等。3平势隆郎先生在小仓芳彦先生的基础之上，对今本《左传》文本构成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①将文本分为“经文引用”、“经文换言·说话”、“经解”、“说话”、“说话会话”、“说解”、“凡例”、“君子曰”、“君子”等九个部分。4其中，“说话”（即故事类记述，这里包含它的会话部分）相当于小仓先生文本分析的Ⅰ、Ⅱ层，“经文引用”、“经解”、“凡例”、“君子曰”等则相当于Ⅲ层。《左传》的成书过程也大致与小仓芳彦先生的观点一致。
②小仓芳彦先生将“说话”分为Ⅰ、Ⅱ两层，平势隆郎先生在坚持其分类有效性的基础上，将这种划分方法改造为“说话”与“说话会话”两层。其中，“说话会话”呈现出多层次性，并非完全属于Ⅱ层。但是，虽然“会话”形成的时间不同，《左传》编纂的过程中它们却被赋予了成书时代（战国时代）的思想，“夫子”、“君子”这些反映编纂者思想的“微言”可能是在成书时附加上的。
③从Ⅱ层到Ⅲ层的生成过程中，今本《左传》Ⅲ层一部分的“君子曰”文本其原始材料本应是类属于Ⅱ层的，但在编纂时却变成了Ⅲ层。而“经解”部分很有可能是利用当时已存在的其他《春秋》传文编纂而成的。因此，Ⅱ、Ⅲ两层中的某些部分可能是基于一定的材料而编入的。1
以上是小仓芳彦和平势隆郎先生就《左传》文本的层次划分与形成进行的讨论。平势隆郎先生将“经文引用”、“经文换言”等层次从叙事文字中剥离出来。这样，《左传》编纂者对史料的改造并不仅仅限于解经语的添加，对文本的直接改动也是编纂者为解经所做的工作。
总之，前辈学者关于《左传》编纂的认识多有不同，但可以从他们的讨论中总结出如下几点共识：
《左传》是根据大量的材料编纂而成的；这些材料经历了再组织的过程；从形式上看，《左传》中含有多种文本层次，层次的积累与编纂过程密切相关。
二、重组材料，随经隶事
2011年12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以下简称《系年》）出版。在《系年》出版前于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简帛·经典·古史”国际论坛上，沈建华先生所作的《试说清华楚简与成书》一文已关注到了《系年》与《左传》二者之间的关系。沈建华先生以《系年》第九章为例与《左传》进行了对比，她认为清华简《系年》与《左传》的成书时代基本是在同一时期，从《系年》简的对照，直射出《左传》内容上所呈现出流行于当时不同抄本的面貌和大量信息。2
沈建华先生提出的意见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本文将以《系年》的部分章节与《左传》对比，以讨论《左传》在编纂材料时所进行的工作。
《系年》第五章是关于楚文王伐蔡灭息的历史记述，相关记述也见于《左传》庄公十年与十
四年。两者对比如后文表一所示。
《系年》第五章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息妫过蔡”（表中1-2条）、“楚获蔡哀侯”（表中3-5条）、“楚灭息”（表中6-7条）、“楚文王北启”（表中11条）。从《左传》中可以找到相应的文字，通过将两者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左传》的编纂者首先在组织层面重新组织了文本，比附《经》文，按叙述时间顺序进行排列。这种工作主要体现在割裂与整合两个方面。
1，割裂文本
关于《左传》文本割裂的问题，赵光贤和王和两位先生通过大量例证，对此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系年》第五章与《左传》相关的记述比对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通过比对1-7条可以发现，《左传》与《系年》第五章对楚、息、蔡事的历史记述在事件结构、事件过程的描述及行文用词上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可以推测出《左传》与《系年》第五章所据史料也应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左传》的文字更加凝练，这种行文风格既有可能是《左传》的编纂者所做的删繁工作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其所据史料本身呈现出的特点。
虽然《左传》与《系年》第五章的历史记述具有高度相似性，但是可以发现，在《系年》中原本完整的叙述在《左传》中则被分割为两部分，被分别放置于庄公十年与庄公十四年下。分割的界线正是《左传》庄公十年的《经》文。
《系年》第十一章所记也可反映出《左传》这种编纂方式的存在。《系年》第十一章记述的是“厥貉之会”、“申舟抶宋公仆”、“宋公杀申舟”与“庄王围宋”等事。虽然《系年》记述与《左传》有若干不同，但整体结构上与《左传》相近。两者关于此事的记述都是围绕“申舟抶宋公仆”与“宋公杀申舟”而展开的，可见此事作为独立的故事史料已在当时流传。而“厥貉之会”、“申舟抶宋公仆”与“宋公杀申舟”、“庄王围宋”被分置于文公十年、宣公十四年、宣公十五年下，也是《左传》编纂者将史料割裂比附经文而做的工作。分割的界线应当是记述中明确的时间坐标，即《经》文“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文公十年》）、“秋九月，楚子围宋”（《宣公十四年》）以及所据史料中可能存在的“夏五月”。1
如赵光贤、王和先生所论，这种割裂叙述的工作是《左传》中常见的编纂方式，如楚武王伐随、周王子朝之乱、晋献公灭公族等等，这些明显原本是首尾相接的记述被分置于数年之中，而分割的依据即《经》文或所据史料中明确的时间坐标。这种对材料的分割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比附、解释《经》文，通过分割，这些史料得以纳入到《春秋》的叙事框架中。
2，整合文本
除割裂文本以有序的根据《春秋》经文排列历史记述外，《左传》的编纂者还会根据记述中的人、事将相关的历史记述进行整合。如庄公二十二年关于田敬仲的多种记述、文公七年士会不见士伯的记述等等，杜预《集解》的“终言”也是此例。
这样的工作除去使杂芜琐屑的记述得以整合外，也可将那些没有确定的时间坐标历史记述整合到《春秋》经文提供的叙事框架当中去。
如表一中第6、7条。由《系年》第五章中“明岁”可知，“楚文王如息”与“楚灭息”显然是发生在相邻两年中的事件。据简文与《春秋》，它们可能分别发生于鲁庄公十年和十一年。而今本《左传》将这两个事件与“楚入蔡”一事一并置于庄公十四年下，这与《系年》所显示的信息并不符合，而且《系年》并未提到“楚入蔡”一事。可以推测，《左传》所根据的史料可能并不含有明确的时间坐标，《左传》的编纂者又有可能见到了明确说明了楚灭息与楚入蔡两事有关联的史料。故而《左传》中“楚文王如息”、“楚灭息”与“楚入蔡”的记述根据庄公十四年《经》文“秋七月，荆入蔡”被整合入此年《传》文中。
《左传》中其他的文本也有类似的整合。如晋文公出亡而周游列国之事并没有可靠的时间坐标，所以这些材料都被置于僖公二十三年下，即秦穆公入晋文公之前。
需要注意的是，当性质不同、内容有异的多种材料整合在一起时，《左传》文本内部就会出现一些相互抵牾的内容。如《左传》文公六年、七年所记晋襄公卒后晋国围绕立嫡立长展开的内外斗争的记述。《系年》第九章与第十章可资比较：
晋襄公卒，灵公高幼，大夫聚谋曰：“君幼，未可奉承也，毋乃不能邦？猷求强君。”乃命【50】左行蔑与与随会召襄公之弟雍也于秦。襄夫人闻之，乃抱灵公以号于廷，曰：“死人何罪？【51】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召人于外，而焉将寘此子也？”大夫悯，乃皆北背之曰：“我莫命招【52】之。”乃立灵公，焉葬襄公。【53】2（《系年》第九章）
秦康公率师以送雍子，晋人起师，败之于堇阴。左行蔑、随会不敢归，遂【54】奔秦。灵公高立六年，秦公以战于堇阴之故，率师为河曲之战。【55】3（《系年》第十章）
《左传》文公六年、文公七年的相关记述是：
八月乙亥，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使先蔑、士会如秦逆公子雍。
冬十月，襄仲如晋，葬襄公。4（文公六年）
穆赢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适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适赵氏，顿首于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箕郑居守。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及堇阴……戊子，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会从之。5（文公七年）
《系年》与《左传》相关记述的内容相近但是简略很多，二者的不同主要有如下两点：①“穆嬴哭于庭”一事《系年》记在晋襄公下葬前，《左传》则置诸下葬后；②“先蔑、士会奔晋”一事，《系年》记二人在秦军中，《左传》则记先蔑在晋军。
其实，如果细审此段《左传》，《左传》内部也有相矛盾的记述。据《传》文，晋国起师在立灵公之后，但是其后《传》文又记晋公戎车的御戎、车右也同时随军出征。灵公年幼，自然无法亲征；灵公若不亲征，则为何御戎、车右犹在职？同样，“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灵公”，则先蔑此时似乎仍随公子雍，并未返回晋国。而据其后《传》文记载，晋国起师时“先蔑将下军”，则先蔑业已返回秦国。为调和这些矛盾，杜预认为先蔑、士会起师前业已还晋；晋国起师本为逆公子雍，故公之御戎、车右在职，随后突然改变计划，变迎逆之师为御秦之师。杜预如此解释，显然主要依从晋三军军卿出师的记录而对《传》文文本进行了调和，但这一调和仍然与《左传》文本晋起师在立灵公之后的叙述相冲突。
《系年》第九章与第十章的内容可以为《左传》相关段落的解读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系年》第十章：“秦康公率师以送雍子，晋人起师，败之于堇阴。左行蔑、随会不敢归，遂奔秦。”则《系年》记述先蔑、随会此时应犹在秦师，并未先前返回晋国。1结合第九章与《左传》相似的内容，可以认为《左传》中相矛盾的记述是《左传》的编纂者将两类材料整合而成的结果。第一类材料是穆嬴故事，以及秦晋战争的略述。这一材料的内容与《系年》第九章、第十章及《说苑·建本》的内容相似，体裁可能与故事类文献相近。其中记述的穆嬴故事发生较早，且先蔑等并未先前返回晋国。第二种材料是晋国的实录，这一材料包含有晋三军军卿的安排以及事件的纪日资料。当这两类性质不同、内容有异的材料被整合在一起时，《左传》的记述就出现了上述矛盾。
总之，《左传》将多种材料进行整合，其目的就是将它们整合进《春秋》叙事框架中去；当性质不同、内容有异的多种材料整合在一起时，《左传》文本内部就会出现一些相互抵牾的记述。
综上，通过对史料的割裂、整合等编纂方式，《左传》的编纂者从组织层面对史料进行了重组。无论是割裂还是整合文本，都是将它们随
经隶事，也就是将材料放入《经》文构建的叙事框
架中，最终达到“以事解经”的目的。通过《系年》第五章与《左传》相关内容的比对，可以看到
前辈学者对《左传》内容的结构分析是正确的。
三、援经造传
《左传》的编纂者不仅从组织层面对史料进行了重组。通过《系年》第五章与《左传》相关内容的比对可知，《左传》的编纂者还在文本层面仿照《经》文语句，对史料进行了改造，以达到“以事解经”的目的。可以将这种工作称为“援经造传”，它主要包括两种方式。
1，根据《春秋》文本内容对原始材料进行补充、改造
在表一中，第5条的差异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虽然在1-7条中《左传》记述的细节基本都不如《系年》第五章充分，但《左传》第5条的信息则较《系年》第五章为多：《系年》仅书“获哀侯”，而《左传》则作“以蔡侯献舞归”，并且给出了“秋，九月”这个时间坐标。为何独有此条《左传》比《系年》的记述更为详细？如果以相应的《春秋》经文与二者对比，则可明了：
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2（《春秋·庄公十年》）
秋，九月，楚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3（《左传·庄公十年》）
文王败之于莘，获哀侯以归。4（《系年》第五章）
显而易见，《左传》第5条多出的细节完全是因为援经改造旧文而成。第9条的“秋七月，楚入蔡”的记述也是由这种方法改造而成的。通观《左传》全书，这种“援经造传”的手法往往可见，凡以事解经的“有经之传”中大抵都有与《经》文相近的语句存在，这种方法显然是《左传》组织材料时的常用手法。如《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1即仿照此年《经》文“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2
这种模拟《经》文而作的《传》文，其生成的时间无疑是较为靠后的。通过《系年》第五章和《左传》相关记述对比可知，有一部分《传》文是根据《经》文而补入的。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模拟《经》文的《传》文则蕴含有其他较早的史料。如：庄公九年《经》“夏，公伐齐，纳子纠。齐小白入于齐。”《传》作“夏，公伐齐，纳子纠。桓公自莒先入”，添入“自莒先入”；庄公二十二年《经》“二十八年春，陈人杀其公子御寇”，《传》作“二十八年春，陈人杀其大子御寇”，《传》改为“大子”；僖公五年《经》“楚人灭弦，弦子奔黄”，《传》作“楚斗谷于菟灭弦，弦子奔黄”，添入“斗谷于菟”。3如此等等，都是《传》独有而《经》无的信息，这些信息显然是根据一定史料添入的。因此，这部分《传》文生成的时间虽较后，但是其内部则被“填入”了时间较早的史料。
“援经造传”相当于平势隆郎先生的“经文引用”或“经文换言”。4通过这种改造，今本《左传》将《经》的时间、人物、地点等信息添入到了原材料中。如《系年》第五章，全篇仅有“明岁”一个时间坐标。而《左传》根据《经》文补入了时间信息，使得这段材料可以放入到《春秋》所建立起来的历史叙事框架之中。此外，在《传》文中撰作与《经》文相同相类的语句，是《左传》编纂者对《经》文文本的模仿。这种模仿就是为了追求与被赋予了以“微言大义”意义的春秋筆法而书写的《春秋》经文的价值观的同一，以达到“以事解经”的目的。
2，根据《春秋》文本规则对史料进行改造《左传》不仅根据《春秋》经文内容对原始材料进行补充、改造，《左传》的编纂者还根据一些在《春秋》经文中呈现出固定的、具有规律性的文本规则对史料进行了改写，这些规则即后世所谓的“《春秋》义例”。这种改造集中体现在诸侯的生称上。
由《系年》第五章与《左传》相关文字对比可知，《系年》第五章中的“楚文王”在《左传》中对应的大抵都是“楚子”。可以据此推测，今本《左传》确实根据《经》文的文本规则对《传》文中诸侯的称谓做了统一的修改。根据《左传》所述《春秋》义例，“子”为贱称。5《左传》中的这一改动就是为了追求《传》文与《经》文价值观的同一。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对主要诸侯国君主的称谓是较为固定的。诸侯生称则晋、齐、卫必称侯，郑、秦、曹必称伯，宋必称公，楚、吴必称子；葬时各国诸侯皆称谥号，称为“某公”。6《左傳》大抵遵从了这一原则：诸侯生称《左传》必称晋侯、齐侯、卫侯、陈侯、蔡侯、郑伯、秦伯、曹伯、楚子、吴子；鲁国君主袭用《经》文称“公”；不见于《经》文的越国君主称越子；若以谥号称之，中原各国诸侯称“某某公”，楚称“楚某王”。1由《系年》第五章可见，《经》、《传》行文一致，显然是经过了《左传》编纂者有意识的整理。
《左传》不仅对楚王的生称进行了改订，这种改动也发生在晋国君主的称谓上。《系年》第二十二章：“楚声桓王即位，元年，晋公止会诸侯于任。”2同章还有“齐侯贷”、“宋公田”、“卫侯虔”、“郑伯骀”等，其称谓皆与《春秋》生称同，而晋国君主的称谓“晋公”则与《左传》“晋侯”不同。青铜器铭文里的生称往往与传世文献中诸侯生称是一致的。天马—曲村出土的青铜器群晋国君主生称为“晋侯”，但是春秋早期的晋公戈、春秋中期的子犯编钟、春秋晚期的晋公与战国早期羌钟皆称“晋公”，这和《国语·吴语》中称“晋公”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推测晋侯生称可能经历了由“晋侯”到“公”、“侯”并用再到只称“晋公”的过程。而《左传》袭用《春秋》中的诸侯生称，始终称晋国君主为“晋侯”。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楚王”这一生称虽不见于《左传》的叙事文字中，但是却多见且仅见于《左传》的对话中。如：“叔詹曰：‘楚王其不没乎！”3又如：“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4《左传》中也有对话中称“楚子”的语句，仅见一处：“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5
显然，对话中“楚王”的称谓应当是史料整理的遗留。除此外“吴王”这一生称也同样多见于对话中。可见，《左传》中的对话保留有很多未经后人改动过的生称。
这种改造不仅限于楚王生称，楚王子、吴王子的称谓“王子某”亦被改造为“公子某”。如《左传》成公九年：“楚子使公子辰如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6《系年》第十六章作：“共王使王子辰聘于晋，又修成。”7又如《左传》襄公十五年：“楚公子午为令尹。”8“公子午”称谓与《春秋》襄公十八年“公子午帅师伐郑”同。9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王子午诸器则反映了楚王之子本应称为“王子某”。这种改造显然出于编纂者的有意为之，但是这种改造远没有诸侯生称一样改造得彻底。如《左传》成公十二年之“公子罢”，在成公六年《传》文记作“王子罢”；《春秋》昭公元年之“公子围”，《传》文多依此改为“公子围”，但仍有三例称“王子围”；此外，《左传》中的“王子牟”、“王子胜”、“王子建”等皆是《左传》编纂者对史料改造不彻底而遗留的痕迹。10
总之，根据《春秋》经文内容与规则对原始材料进行的补充、改造都是《左传》的编纂者对史料进行的有意识的加工。从本质上看，它们二者其实是统一的，都是对《春秋》经文的文本模仿以追求《传》文与《经》文价值观的同一。
四、结语
通过《系年》与《左传》相关内容的比对，可以看到《左传》的编纂者对所据史料运用了如下两种编纂方式：在组织层面，重组材料，随经隶事，比年排列，通过割裂、整合等方式将史料重组以安排到《春秋》的叙事框架中去；在文本层面，援经造传，根据《春秋》经文内容与规则对原始材料进行补充、改造，模仿《春秋》经文，以追求与《春秋》价值观的同一。
如果对《系年》各章与《左传》之间文本进行全面详细的比对，可以发现两者之间不存在整体的单线的承继关系，即不存在《系年》全抄自《左传》，或《左传》全抄自《系年》的可能性。从近年来公布的大量的出土文献以及它们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关系来看，传统的文献分析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先秦时代的写本文献。相关讨论的焦点应由《左传》与《系年》的关系问题转向二者所据史料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通过二者对比，能够略窥当时社会流传的史料群的特征。由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可以推测，在《左传》与《系年》文本形成的时期，当时社会上应流传有大量的、不见于今日的历史记述。《左传》与《系年》文本的形成正是这些历史记述在不同时空维度下流转的结果，同时它们文本本身也可能成为了传播链上的一环。因此，《左传》与《系年》间的关系更类似于今天的“资源共享”。1
通过《系年》第五章与《左传》相关内容的比对，也可以发现这一文本传播现象的存在。虽然二者呈现较高的相似度，但它们之间也略有差异。这些异同表明，《系年》第五章与《左传》所据史料虽有较高的相似度，它们使用的史料之间应该具有同源性；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的存在又显示出了《系年》第五章与《左传》所据史料并不同一。它们所根据的史料应是同一文本在不同时空维度中形成的变异文本。
从“资源共享”这一角度可以再次审视赵光贤与王和先生提出的“《左传》原本”问题。赵光贤与王和先生提出《左传》曾经存在着一个纪事本末体的“原本”，其中理由之一就是今本《左传》文本存在着明显的割裂现象，因此应该存在着一个未被割裂过的“《左传》原本”。通过《系年》第五章与《左传》的文本对比可知，今本《左传》确实存有由文本割裂而产生的离散文本。但是《系年》第五章显示，《左传》的记述并不是唯一的，当时应流传有大量相似的记述，也就是不一定必须存有一个唯一的纪事本末体的“《左传》原本”成书供编纂者分割改造。从当时文献传播的情况考虑，无法断定今本《左传》中文本的割裂是后世改编者对“《左传》原本”文本的割裂，还是当时的编纂者对原始史料的割裂与改造。这一问题还有进一步的讨论空间。
[作者张驰（1990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
[收稿日期：2017年5月8日]
（责任编辑：谢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