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古典的伊苏里人及其身份认同
提 要：伊苏里人是古典史上典型的内部蛮族，他们与周边文明地区的互动跨越两个千年。在晚期古典时代，伊苏里人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与交往呈现出新的模式。其结果是伊苏里人的日益文明化并融入罗马社会。最终伊苏里人作为罗马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再造东罗马帝国的活动。伊苏里人的历史与行为模式彰显了传统蛮族理论的困境，对于我们重新评估高地族群的历史演化模式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晚期古典；伊苏里人；内部蛮族；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7.04.004
一、地位难题
本文所要探讨分析的伊苏里人（Isaurians，拉丁语为Isauri，希腊语为?σαυροι，或译为“伊苏里亚人”，“伊苏里安人”）是西方古代史，特别是拜占庭史中的重要民族。历史上，伊苏里人最著名的时期为拜占庭帝国“伊苏里王朝”（Isaurian dynasty）。对于该王朝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国内的拜占庭史学者偶有涉及；1对于该民族的来历，却完全无人关注。关于早期伊苏里人的历史，国外学者有一些研究成果，2但似乎无人留意这个族群的独特身份及其族群认同问题。实际上伊苏里人绝非仅属于拜占庭史，其历史极为悠久，至拜占庭帝国时期他们已存在了两千多年。而且在大部分历史时期，伊苏里人的身份颇难界定，因为很难将这个族群纳入通行的历史社会框架。
比如依照汤因比建立的文明社会范式，一个文明世界的构成者除少数统治者之外，还有数量巨大的内部无产者（internal proletariat）和外部无产者（external proletariat）。1其中的“内部无产者”指社会底层民众，“外部无产者”可大略等同于境外蛮族。伊苏里人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他们是蛮族，跟其他境外蛮族没有本质区别；其次，他们一直身处罗马帝国境内，甚至可以说身处罗马帝国繁华的腹心地带，但他们长期游离于帝国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之外，明显不是“内部无产者”。因此伊苏里人可谓少见的例外，是一个身处文明世界之内的“境外蛮族”。套用汤因比的定义，伊苏里人应该是“内部的外部无产者”。
质言之，罗马帝国的边疆除了外部边疆，尚有往往被忽略的内部边疆。不独罗马帝国如此，多数古代大国境内都存在一些政府掌控之外的蛮族，他们居住于政府势力难以触及的地域，远不如周边世界那样文明开化，结果他们生息之地成为文明世界内部的蛮荒飞地。这类“境内的境外蛮族”在所有重要的文明古国中皆大量存在，在当今某些国家中亦不乏其身影。2要降服或者管理他们代价高昂但收益有限，因此文明世界的政府往往默认他们的独立状态而不加干预。以山地族群为例，他们居住在绵延大山中，一般依靠设防堡寨自卫。在“野蛮的山地”与“文明的平原”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着一条等同于边境线的军事防线。3伊苏里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境内山地蛮族，事实上早在罗马人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在近东与希腊文明世界中扮演了一千多年的“内部的外部无产者”角色。
据斯特拉波（Strabo）记载，伊苏里亚民族因小亚细亚南部陶鲁斯山（Taurus）北麓脚下的“伊苏拉”（Isaura）部落定居点而得名，此地后来一般被称为伊苏拉·帕莱亚（Isaura Palaea，希腊语意为“老伊苏拉”）或伊苏拉·维图斯（Isaura Vetus，拉丁语意为“老伊苏拉”）。4据称，该地区虽部落众多，但居民的文化习俗和语言大同小异，故而可视为同一族群。一般认为其主体为印欧民族，其语言属于小亚细亚的卢威语（Luwian）方言。5
伊苏里人居住的地区，即所谓“伊苏里亚”（Isauria），所覆盖的范围在不同时期有很大变化。其核心地区为陶鲁斯山脉西段北坡的狭小地带，东临吕考尼亚（Lycaonia）、西面和北面为庇西狄亚（Picidia）、南面为潘菲里亚（Pamphilia）。其中吕考尼亚和庇西狄亚皆为平原地带，特别是吕考尼亚据有广阔的伊康尼亚平原（Iconia）。潘菲里亚南面靠海，境内东部是陶鲁斯山系，西部为潘菲里亚平原。6最早，伊苏里亚的地理范围仅限于小亚细亚南部沿岸，但并不靠海。后来，伊苏里人向南扩张，越过潘菲里亚东部山地达到沿海地区。伊苏里人的主体相应南移，占据了陶鲁斯山脉中段，随后沿着山地向东西两个方向渗透。在西面，伊苏里人占领了潘菲里亚东部山地。在东面，伊苏里人的势力进入西里西亚地区（Cilicia）。西里西亚的地形分两部分：东南部“平原西里西亚”（Cilicia Pedias）的主体为阿达纳平原（Adana），为城市众多的富庶之地；西北部“崎岖西里西亚”（Cilicia Tracheia），即山地西里西亚，则属于陶鲁斯山系。潘菲里亚的山区和“崎岖西里西亚”皆被占领后，伊苏里人实际上控制了小亚细亚南部全部陶鲁斯山区。1后来“西里西亚人”一词的涵义往往与“伊苏里人”无异。
二、至公元4世纪的伊苏里亚简史
上述伊蘇里人所居住的区域在地理环境上具有一致性，皆为较为荒凉贫瘠的陶鲁斯山区。这里地形崎岖、人口分散、可耕种土地极少，基础经济为季节性迁徙的粗放型畜牧经济。2这样的地区很难实施有效的集中行政管理，因此尽管小亚细亚南部很早就进入文明国家的版图，当地却一向是化外之地，亦是匪徒海盗聚集的温床。上古时代，小亚细亚南部曾先后被赫梯（Hittites）和亚述（Assyria）等强大帝国统治，亚述学与赫梯学史料中不时有当地人“反叛”的记录。后来的波斯帝国大概仅统治当地的平原地带，山地居民实际上保持独立。3据色诺芬（Xenophon）与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等史家记载，在波斯帝国后期伊苏里亚曾兴起一个地方性王朝，与波斯帝国建立起某种同盟或藩属关系。4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势力大举进入小亚细亚南部时，伊苏里人与马其顿征服者之间不可避免发生冲突。照狄奥多罗斯的说法，亚历山大曾对当地发动过几次惩罚性征讨。亚历山大死后，伊苏里人趁着混乱时局出兵劫掠周边地区，并袭击了马其顿驻军；当地总督（Satrap）巴拉克拉斯（Balakras）被杀。马其顿摄政王佩尔狄卡斯（Perdiccas）于公元前322年发动对伊苏拉·帕莱亚的围攻；当地居民大部分自杀，整个城镇（实为巨大设防营寨）也遭焚毁。5但马其顿人亦无力深入山地、降伏所有伊苏里人。此后，塞琉古王朝（Seleucid Dynasty）统治时期，伊苏里亚实际上保持着独立。6
公元前2世纪末，小亚细亚被罗马吞并。初始阶段，罗马的势力并未深入南部山地；只有南部沿海的狭窄平原地带归罗马统治。第一次米特里达梯战争（First Mithridatic War，公元前89—前85年）期间，包括伊苏里人在内的小亚细亚诸族公开脱离罗马。公元前78—前77年，罗马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P. Servilius）取道海路发起进攻，深入陶鲁斯山地攻陷伊苏拉·帕莱亚，降服了所有小亚细亚南部族群。塞尔维利乌斯也因此获得“伊苏里征服者”（Isauricus）头衔。7他还修建了由沿海通往北部地区的道路，使得这些地区成为重要商道的中转站。8不久后地中世界海盗活动猖獗，小亚细亚南部沿岸成为最重要的海盗巢穴。公元前67年罗马大将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受命清剿海盗，彻底肃清了“伊苏里海盗”的势力，但远离海岸的伊苏里亚山地似乎并未被触及。9随后，罗马在此地建立西里西亚行省。实际上，该行省仅直接统治西里西亚地区的阿达纳平原地带，1其他伊苏里亚地区则由名义上效忠罗马的当地藩王统治。2
斯特拉波解释罗马的政策意图称：“罗马人认为此地最好由某个地方国王而非罗马总督来统治……这样就不用关注各地的琐事，也无需部署军队。”3由上述政策和战略看，罗马对待伊苏里人的方式跟对待边境蛮族完全相同。事实上，对罗马人而言，伊苏里人与其他边境蛮族并无差异。这一时期南部平原地带的城市和道路间或遭受伊苏里亚山地居民的袭扰，而罗马也攻取一些山寨堡垒作为报复。4据斯特拉波和塔西佗（Tacitus）记载，地中海沿岸的港口和富裕的吕考尼亚是伊苏里人的首选袭扰之地，因为劫掠这些地方所获甚丰。5同时，伊苏里人也掠夺人口以获取奴隶和赎金。6这些都属于典型的边境蛮族活动模式。
后来的内战期间，恺撒（Caesar）、安东尼（Antonius）和屋大维（Octavianus）等人皆容忍了当地山区居民的半独立地位，仅满足于控制平原地带。7内战结束后，屋大维重新安排帝国东部的统治格局，伊苏里人名义上臣服于伽拉提亚国王（Galatia）阿明塔斯（Amyntas）。8阿明塔斯修建了一座新城镇“伊苏拉·奈亚”（Isaura Nea，希腊语意为“新伊苏拉”），这座城镇与伊苏拉·帕莱亚一起成为伊苏里人的核心定居地。9阿明塔斯死后，伊苏里亚又相继划归卡帕多细亚王国（Cappadocia）与孔玛基尼王国（Commagene）。10
公元1世纪中前期，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Parthia）冲突期间，罗马东部军队主力被调往亚美尼亚和幼发拉底河前线，小亚细亚腹地兵力空虚。伊苏里人趁机停止向罗马纳贡，出兵袭扰周边地区。11根据塔西佗和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的记载，罗马帝国与伊苏里人之间最终爆发了全面战争。罗马军队经过数年征战，将该地区完全平定；不少反抗者的营寨被摧毁。12此间，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南部营建了众多殖民城镇和道路，这对伊苏里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13公元1世纪末小亚细亚诸王国被撤销后，伊苏里人的居住地区被划入伽拉提亚与潘菲里亚两省，后来潘菲里亚省合并了西南面的吕西亚（Lycia），称吕西亚—潘菲里亚省（Lycia et Pamphilia）。这期间伊苏里亚依旧长期处于法外状态，只要稍有机会就袭扰周边地区。14
公元2世纪是罗马帝国的强大繁荣时期，就总体而言，境内外蛮族的危害影响不大。此时，亚洲诸省的商贸与制造业非常发达，小亚细亚南部的港口繁荣兴旺，但港口之外的山地依旧是伊苏里人的势力范围。除了海运，小亚细亚的陆路运输也颇为发达。考古证据显示，伊苏里人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罗马帝国的管辖，并受到文明世界的影响。罗马帝国的商贸和道路系统亦延伸至伊苏里亚腹地，一些商道穿越了伊苏里亚。1由此不难推知，此间，伊苏里人与罗马帝国之间的关系较为和平。罗马控制下的伊苏里亚地区开始了城市化，众多定居点发展为城镇。考古发现亦证明了这一时期伊苏里亚的“希腊化”或“罗马化”，伊苏里亚山地城镇的外观已经与其他东部城镇类似。2此时，伊苏里人的主要居住地为小亚细亚南部正对着塞浦路斯岛（Cyprus）的沿海山区，其西界为潘菲里亚的希德城（Side），东界为临近西里西亚的塞琉西亚城（Seleucia）。这两座城市皆位于陶鲁斯山脚下的平原地区，为帝国管辖的繁荣城市，其中塞琉西亚尤为重要，是伊苏里亚地区最大的城市。3当时的著名旅行家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称，伊苏里人所居住的起伏高地上已出现了一些原始城镇，但这些城镇并不受罗马帝国直接管控。4总体而言，罗马帝国境内的山地居民在帝国建立之初遭武力镇压，之后两百年间大体与帝国相安无事，只是偶尔有小规模冲突。
公元3世纪开始，随着罗马帝国走向衰落，帝国的管理系统逐渐退化失灵，伊苏里人又开始对周边文明世界频繁发动袭击，活动规模也越来越大。3世纪初，亚历山大·塞维鲁斯（Alexander Severus，公元222—235年在位）统治时期，伊苏里人发动叛乱遭镇压。5在随后的3世纪危机期间，有个名为特里贝利亚努斯（Trebellianus）的西里西亚海盗头目自立为帝，受到伊苏里人拥戴，成为分裂罗马帝国的“三十僭主”之一。特里贝利亚努斯率伊苏里人走出深山，袭击山下的平原地带，但被忠于罗马皇帝加利恩努斯（Gallienus）的军队击败杀死。63世纪危机临近结束时，另一个名叫吕狄乌斯（Lydius，意为“吕底亚人”，可能只是个绰号）的匪徒于公元279年率伊苏里人发动叛乱，皇帝普罗布斯（Probus）于次年出兵征讨，通过一系列堡垒锁链将这些山地蛮族降服。7据《诸帝本纪》（Historia Augusta）记载，普罗布斯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策略，是因为“此等盗匪，封锁其易，驱逐其难。”8
到了帝国中后期，行省数量剧增，小亚细亚南部各地区全部单独建省。公元3世纪末，罗马西里西亚省西部的陶鲁斯南坡部分被分割出来，与吕考尼亚合并，称伊苏里亚—吕考尼亚省（Isauria-Lycaonia）。9后两省又分离，伊苏里亚独自成省，潘菲里亚东部山区也被划入伊苏里亚；由此，伊苏里亚省囊括了呂考尼亚以南的山地部分，塞琉西亚则成为伊苏里亚行省首府。10该省的官职设置类似于边境军区省份，内政与军事合一，这表明当地依旧不安宁，也显示这一地区在罗马人眼中实为边境。11考古和文献证据也证明，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用于防备伊苏里人的军力和防御工事等越来越多。1
戴克里先重新统一罗马帝国，整合各地驻军，在伊苏里亚地区常驻3个军团，即第一至第三伊苏拉军团（Isaura）。2至公元3世纪末，当地尚有两个军团。后来，罗马帝国增强该地区防御，又在当地增加了3个常驻军团，不过这可能仅是局势紧张时的临时举措。3到了公元4世纪本文所重点涉及的时期，该地区驻有两个军团；4据《职官志》（Notitia Dignitatum）的记录，为第二伊苏拉与第三伊苏拉军团；另有一批辅助部队，总数在1500至2000人之间。5此时，罗马帝国历经君士坦丁的军事变革，军队的编制规模等已经跟帝国早期差别很大。罗马军团较之帝国全盛时期规模要小得多，一般一个军团只有千余人。6军队主要由两类部队构成，即边防部队（Limitanei）与野战部队（Comitatenses）。7边防部队用于守卫边境的堡垒，野战部队则用于长距离机动作战。野战部队较为精锐，装备训练和投送能力等皆优于边防部队。8无法确知当时伊苏里亚地区的驻军究竟属于哪种部队，因为现存史料对当地军队指挥官头衔的记载并不一致，一说为“伊苏里亚统帅”（dux Isaurae），一说为“伊苏里亚统领”（comes per Isauriam），9前者为边防军指挥，后者为野战军指挥。
三、公元4世纪的伊苏里战争
公元4世纪，随着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的去世（公元337年），罗马帝国陷于分裂，局势持续动荡。如此背景下，某些境内蛮族又开始大规模袭扰周边城镇，其中最典型者即为伊苏里人。10正是从该世纪中期开始，伊苏里人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民族出现于史籍。跟这一时期相比，上述公元3世纪伊苏里人的危害总体而言尚不算严重。
古典史家对于内部蛮族的记录一向不甚热衷，前述有关伊苏里人的记载皆为凤毛麟角，散落于各史料中，往往寥寥数语、一笔带过。相对而言，例外的是公元4世纪中后期伊苏里人的劫掠活动，当时的史家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在《历史》（Res Gestae）一书中对此有详实记录。关于马塞里努斯的杰出古典史家地位及其生平，笔者已有专文论及，11不再赘述。由于《历史》中相关文献的宝贵价值，下面将对其做详细分析。马塞里努斯之所以罕见地用大量笔墨记载此次境内蛮族的入侵事件，除了出于敏锐的历史眼光和伊苏里人的巨大影响，还与其身份和地位有关。马塞里努斯
出身于叙利亚首府安提奥克（Antioch）的显贵元老家庭，成年后投身军旅。伊苏里人侵袭周边地区时，马塞里努斯已升任军事指挥官，正在美索不达米亚前线对波斯人作战。1马塞里努斯了解东部帝国境内的兵力分布，深知小亚细亚等地兵力薄弱，富庶的叙利亚亦在伊苏里人的攻击范围之内，因此对故乡的安危颇感担忧。退伍之后，马塞里努斯回到安提奥克为史著收集素材，他必定遇见过众多事件亲历者，能获取丰富的相关史料。2因此，除了在地理学篇章中介绍和讲述伊苏里亚及其居民外，《历史》还用了一整章详细讲述公元353至354年伊苏里人大规模侵袭活动的来龙去脉以及全过程。该章内容也成为古典史料中有关伊苏里族群最有价值的篇章。
《历史》在介绍小亚细亚地理时提及伊苏里亚省，谈到当地平原地带的物产丰饶，并有两座重要城市：其一是前文提到的塞琉西亚，为公元前4世纪末著名君主塞琉古（Seleucus）所兴建；其二是克劳狄奥波利斯（Claudiopolis），为公元1世纪中期克劳狄乌斯皇帝（Claudius）建立的殖民城市。《历史》还简略提及伊苏里人叛服无常的历史。3
《历史》对伊苏里人活動最集中的记载为第14卷第2章。本章篇幅较长，记述了公元353年起伊苏里人大规模侵袭周边地区的始末。伊苏里人的此次行动与整个罗马帝国的内外局势息息相关，因此，这里有必要简要说明当时的历史背景。
君士坦丁大帝死后其3子瓜分帝国，包括小亚细亚在内的东部地区由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统治。4到了公元350年，另两个皇帝先后死于非命，帝国即将爆发大规模内战。5与此同时，东部罗马帝国还深陷对波斯帝国旷日持久的战争；美索不达米亚及邻近诸省在10余年间遭到波斯大军的反复攻击。6当时，君士坦提乌斯调集大部分东部兵力，准备率军西进与西部皇帝争夺天下。为了维持东部的局势，他任命堂弟迦鲁斯（Gallus）为副帝（Caesar）主持东部军政事务。为了防止迦鲁斯势力做大、威胁到自己的帝位，君士坦提乌斯在迦鲁斯身边安插了众多亲信，希望他只是个傀儡君主。7因此，公元353年小亚细亚南部爆发伊苏里战争时，东部帝国的总体局势如下：帝国军队的主力正由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率领在西部打内战，仅剩的少量军队（包括马塞里努斯本人）基本上全部驻扎在美索不达米亚前线对抗波斯帝国。副帝迦鲁斯虽坐镇叙利亚的安提奥克，距离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条战线都不远，但为人暗弱且无实权，小亚细亚边境（内部边境）防务空虚且管理混乱。这种状况无疑是蛮族（内部蛮族）入侵的绝佳时机。
据《历史》记载，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是伊康尼乌姆事件（Iconium）。伊康尼乌姆位于紧邻伊苏里亚的庇西狄亚平原（Pisidia），是一座较富裕的城镇。8尽管《历史》站在文明市民的立场，指责伊苏里人长久以来就包藏祸心，但也承认引发伊康尼乌姆事件的罪责实应归于当地市民。最初可能是由于经济纠纷引发市民骚乱，一些与伊苏里人有关联的人被投入斗兽场、遭野兽吞噬。《历史》认为“如此残忍举动可谓史无前例”。9像伊康尼乌姆这样位于平原和山地交界处的城市，往往存在着代表不同利益的“平原派”和“山岳派”，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如果市政管理能有效运作，这类冲突无关大局。当帝国的官僚行政机构趋于衰败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管理机制，市民的派系争斗往往会发展为大规模群体暴力事件。类似事件在晚期罗马帝国很常见，《历史》中就有颇多记载。1因此，伊康尼乌姆事件看似偶然，实为晚期帝国内政混乱的必然结果。无论如何，伊康尼乌姆事件中亲伊苏里势力（可能还包括一些来自伊苏里亚的商人）受到残酷迫害，此事给了伊苏里人发动侵袭的口实。
根据对相关记载的分析，本次伊苏里战争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海岸突袭。事件的始发地，位于伊苏里亚以北的伊康尼乌姆本应是伊苏里人的首选打击目标，但攻取这样的城镇对仅装备有轻武器的山地族群而言过于艰难。伊苏里人遂将攻击矛头转向南方，组织小股武装团伙突袭南面最邻近的沿海港口。沿海地带承平日久，对来自山区的进攻毫无防范，结果损失了大量人员和财产货物。袭击持续了一段时间，其结果是伊苏里亚以南贴近小亚细亚沿岸的航路被废弃，过往的商船转而选择伊苏里亚对面靠近塞浦路斯的偏南航线，2袭击港口变得无利可图。伊苏里人的注意力于是转向其他地区。
第二阶段为平原袭扰。伊苏里人随后组织起规模更大的队伍长途跋涉攻击北方的内陆，以伊康尼乌姆为首府的庇西狄亚地区自然是首选目标。尽管当地的设防城镇无陷落之虞，但城墙之外的平原地区成为伊苏里人恣意蹂躏的对象。再往东更大范围内，吕考尼亚平原亦遭到伊苏里人侵袭。这次伊苏里人吸取了教训，不再竭泽而渔，改为封锁道路，向过往的路人收取路费。3
伊苏里人的一系列侵袭活动无疑严重影响了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行政管理和财政收入。但在当时特定背景下，该地区的驻军数量极少，素质不高，而且分散驻扎于众多城镇中。相比之下，伊苏里人数量众多，拥有山地民族所特有的机动性和远程武器优势。结果，罗马军队发起的进攻大多损失惨重，往往被诱入崎岖山地后遭敌军重创。之后，罗马军队亦改变策略，尽量在平原地带与伊苏里人交战。于是，双方处于僵持状态，罗马军队固守城镇与战略要地，伊苏里人则横行乡野。4由于吕考尼亚平原距离山地较远且地势平坦，伊苏里人在这里渐渐难以立足，遂向南退入潘菲利亚地区。这里是沿海山地，历来是伊苏里人的控制区，因此，伊苏里人的主力实际上已退回本土。之后则是一段相对平静时期，罗马人相应增加了周边的兵力部署，并修建加固了一些堡垒，伊苏里人则在酝酿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5
走笔至此，需要介绍一下伊苏里亚地区的道路情况：穿过伊苏里亚的主要道路有两条：第一条为由东向西的沿岸大道，哈德良皇帝（Hadrian）在位时修建；第二条为由南向北穿越中央山地的道路，这条路始于南端港口安内穆里乌姆（Anemurium），到达陶鲁斯山中的日耳曼尼科波利斯（Germanicopolis），之后有两条分支，一条向东北到达陶鲁斯山北坡山脚的拉兰达（Laranda），另一条向西北到达伊苏拉·帕莱亚。6日耳曼尼科波利斯实际上是伊苏里亚的首府，伊苏里人的政治军事中心。7拉兰达即今土耳其南部城市卡拉曼（Karaman），是另一座伊苏里人所控制的城镇，位于潘菲利亚北部山地与平原交界处，是伊苏里人对平原地带发动军事行动的基地。至于安内穆里乌姆港，在战争初始阶段大概已被伊苏里人所占据。
上述道路当初由罗马帝国政府修建，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调遣和商贸运输之需，伊苏里人充分运用和发挥了这些道路的潜力。该次战争中伊苏里人的军事行动大多利用这些道路，这使得伊苏里人的行动效率远高于其他境外蛮族。前文已述，在战争的前两阶段，伊苏里人的攻击忽而向南，忽而向北；而在之后的阶段中，伊苏里军队的调动亦是忽而向西，忽而向东。在整个战争期间，特别是战争后期，伊苏里人的大规模动员与部队调动，以及相应的后勤给养供应，皆仰赖这些道路系统。
第三阶段为突袭沿岸边界地区。这一阶段伊苏里人的进攻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改以往避开城墙的传统作战模式，对罗马的设防城镇和据点发动了一连串规模不等的袭击。他们最大胆的计划是突袭位于伊苏里亚西界麦拉斯河（Melas）岸边的一处设防小镇，然后以此为基地劫掠周边地带。但伊苏里人的队伍在渡河前被发现，附近希德城的罗马驻军赶来救援，阻止了伊苏里人渡河。双方隔河对峙了一段时间，伊苏里人蒙受了一定损失，只得撤回基地拉兰达修整，1并继续以此为基地袭扰周边村庄和城镇。这期间罗马帝国增加了小亚细亚南部的兵力部署，特别是增派了骑兵部队，这使得完全仰仗步兵的伊苏里人在平原地区的小规模冲突中很难抗衡罗马军队。伊苏里人随即撤离平原地带。由于难以从平原地区获取粮食，伊蘇里人面临着饥馑的威胁。他们计划突袭罗马军队的后勤基地帕莱亚（Palaea），从而获取必要的给养。但伊苏里人的袭击以失败告终：帕莱亚位于海边的斜坡上，地势险峻且城墙坚固，当地驻防的罗马军队已有所防备。伊苏里人没有攻城设备，自无力强攻此城。结果他们围困帕莱亚3天后被迫撤军。2
第四阶段为大规模围攻战。就在前述事件发生的同时，伊苏里人在本部山区发起动员，将适于从军的青年全部征召入伍。他们策划以优势兵力在伊苏里亚东界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目标直指伊苏里亚地区的最大城市塞琉西亚。
因为塞琉西亚周边皆属伊苏里人的势力范围，罗马早已加强了该城的防卫。城中驻扎有3个据说“久经沙场”的军团，3但总兵力不会超过4000人，数量上处于严重劣势。罗马军队本来在城外列阵迎击敌人，但统帅卡斯特里奇乌斯（Castricius）发现敌军数量众多且急于求战，遂命令士兵退回城中坚守。这一状况大概在伊苏里人意料之中，他们无力强攻塞琉西亚，就将该城团团围困。4由于城中人口众多，给养很快就会耗尽；而伊苏里人可以利用俘获的船只将周边地区劫掠的谷物运过河。5在这种情势下，塞琉西亚并不能坚持太长时间。
此时距离伊苏里人开始发动袭击已经有一年多时间，罗马帝国尽管在东部所能调动的军事资源有限，经过一段时间的筹措准备之后还是征召了相当规模的新兵力。副帝迦鲁斯命令东方总督（Comes Orientis）奈布里狄乌斯（Nebridius）率军解救塞琉西亚之围。得悉罗马援军到来后，伊苏里人迅速撤退回伊苏里亚山地。这场旷日持久的伊苏里危机遂告结束。6伊苏里人最后一次军事行动规模浩大，却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其动机颇令人费解。他们恐怕不是要攻占塞琉西亚，而是想通过此次行动展示实力，从而在战后的交涉中占有优势。
公元353至354年的战争结束之后，伊苏里人与罗马帝国之间继续有大小规模的短期战事。据《历史》记载，公元359年伊苏里人再度活跃，甚至又“试图围攻塞琉西亚城”，但新任总督劳里奇乌斯（Lauricius）恩威并举，迅速平定了当地局势。1此时伊苏里人的活动显然又是利用了罗马帝国的军事困局：该年波斯帝国大举入侵，计划抄捷径越过幼发拉底河突入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等帝国内地富庶省份。2当时皇帝率领的主力部队正在多瑙河地区平定蛮族叛乱，无暇东顾；3东部帝国本就有限的兵力全部投入美索不达米亚战场，马塞里努斯本人就参与并指挥了抵御波斯进攻的诸次战役。4伊苏里人在如此背景下策划新的进攻并不出人意料。《历史》对伊苏里人侵袭的最后记载是公元368年。此时，新登基的东部皇帝瓦伦斯（Valens）正全力应付内外叛乱，这无疑给了伊苏里人可乘之机。此次危机的结束方式跟此前的几次不同：伊苏里人在遭到帝国军队打击后与帝国签订了正式和约，还交出了人质。5
在《历史》记载的这些事件之后，伊苏里人的劫掠活动依然时有发生。考古和文献证据显示，公元4世纪末有个名为马拉拉斯（Malalas）的伊苏里亚首领屡屡袭击西里西亚诸城。6《历史》也提到一位名叫阿里索（Aliso）的罗马军队统帅这一时期在伊苏里亚战死。7
以上介绍了《历史》一书对伊苏里人侵袭活动的记载，完整的讲述共计3次，8但实际上整个公元4世纪伊苏里人共发动了5次军事行动。9关于另外两次军事行动，《历史》中大概也有记载，可惜已经佚失了。10从其他零星史料看，4世纪末至5世纪初，罗马帝国一直在伊苏里亚周边地区驻扎重兵，修建大量堡垒。伊苏里人的骚扰范围一度远达小亚细亚东部与叙利亚北部，11甚至波及巴勒斯坦的加利利地区（Galilee），有时连耶路撒冷都受到威胁。12这一带是经济繁荣之地，又是众多商路与军事要道必经之地，这个内部山地族群无疑给帝国东部带来空前损害。
四、传统蛮族理论的困境
纵观公元353至354年伊苏里战争的4个阶段，不难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事的发展，伊苏里人发动袭击的规模越来越大，投入战场的兵力越来越多，所展现出的组织协调能力也越来越强。初始阶段仅是伊苏里匪徒集团分散突袭沿海港口；而到了最后阶段，通过举族征兵组建的伊苏里联军利用罗马道路系统大举出动，正面攻击罗马军队并长期围困伊苏里亚地区的最大城市，期间伊苏里人还通过有组织的劫掠活动并利用各种运载工具，有效解決了大部队的后勤给养问题。《历史》中这些颇为详尽的记录令今人得以一窥这一关键历史时期内伊苏里人的社会演变。其中透露出的伊苏里人社会文化和内部组织，与此前相比已有很大不同。此时的伊苏里人已是人口众多且组织完善的半蛮族联盟。他们拥有强有力的政治军事领袖以及领袖大会之类的协商机制，不仅能在全族范围内大规模动员和征兵，还有配套的战利品搜寻与物资运送分配机制，可以保障一段时间内的军队后勤供应。1
概言之，此时的伊苏里亚山地已具备了覆盖整个族群的国家组织雏形。到了战争后期，罗马军队面对的伊苏里人已不再是小规模的盗匪团伙，而是数量庞大、组织严密的军队；他们迫使3个罗马军团放弃与其正面交锋。对于大部分占领区，伊苏里人也没有进行竭泽而渔式的劫掠，而是采用某种原始的政府形式暂行管理，以获取可持续的收入和给养。
公元4世纪是伊苏里人由“野蛮”转入“文明”，由“境外”转入“境内”的历史转折点。借助古典史料中的相关记载，可以了解该世纪伊苏里人的一系列侵袭活动及其深远影响。本文所讨论的伊苏里人之历史，主要资料来源为古典与拜占庭时期的记载，以及一些现代考古学成果。古代著作家在述及“蛮族”历史时，一方面要塑造一个与文明世界对立的“他者”，另一方面也力图展现文明世界“驯服”和“教化”野蛮族群的进程。时至今日，这种经典历史范式依旧是历史叙述的主流。比如中国历史叙述中最为常用、亦是争议很大的“汉化”一词，就隐含着这样的逻辑。这种单方向不可逆的“文明化”历史范式用于描述某些族群的历史时遭遇到很大困难，因而引发了众多反思和异议。目前国际史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南美、东南亚与北非地区，2本文所论及的小亚细亚南部山地被完全忽略。这主要是因为该地区面积相对狭小；亦因为其文明化在拜占庭早期即告完成，这段“野蛮高地”与“文明低地”的冲突史对现代世界任何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古代记载和考古学固有的局限：今人对伊苏里人的文化宗教与社会组织的详情和演变几乎一无所知，而且这一缺憾已不可能依靠田野考察和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予以弥补。
实际上，伊苏里人的历史可谓古代文献中的最佳例证，它充分展示了经典“文明化”历史叙述的困境。鉴于南美、东南亚与北非地区“蛮荒高地”逐步被纳入现代国家形态的趋势已不可逆转，3纵观整个人类文明史，伊苏里人实为“抗拒文明”历时最长的族群。古人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准，往往在于是否纳入“国家体制”。4如本文所述，伊苏里人从进入小亚细亚到完全被统合（integration）入文明世界，时间长达2500年；至本文主要讨论的4世纪转型阶段，时间跨度亦超过2000年。伊苏里亚地区所覆盖的范围一般而言南北走向不超过一百公里，东西走向不过四五百公里，谈不上什么有效的战略纵深。在人类最早的文明区域内，这块面积不大的“野蛮”孤岛居然有效抵御周边“文明”的渗透长达2000余年。那种传统的单方向不可逆“文明化”范式显然不足以解释伊苏里人的历史。想必，跟其他刻意抵制低地“文明”的族群一样，伊苏里人与周边国家空间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动态互动。这不仅有“蛮族”居民的“文明化”，亦有“文明”居民的“自我野蛮化”（self-barbarianization）。本文所说的周边国家空间除了北面的平原地带，亦包括西面与南面的繁荣海上航道。现代民族志学的研究业已表明：山地居民的“民族”、“部落”等身份，往往来自外部学者与政客的想象和愿望；高地非国家居民与低地国家臣民之间的身份转换，其实并不像传统结构主义理论所预想的那样困难。5根据
其他高地族群的模式推知：伊苏里人的构成并非稳定和一成不变的，实际上伊苏里人与周边世界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人员流动。对于这种流动，古代记载虽未明言，却也有迹可寻，比如前文所述历代伊苏里人称谓的变化以及伊苏里亚地区范围的变迁。
因此“伊苏里人”一词，可能不像古代作家与大部分现代学者所说的那样指代一个单一族群，其内部构成可能非常复杂。它的功能在于提供一个逃离或抵制低地国家形态（即基于城镇和定居农业的“文明世界”）的蓄水池。这一功能可以通过千百年间伊苏里亚与周边区域的互动模式得以印证：当周边国家控制区繁荣稳定时，伊苏里亚地区就处于“蛰伏”状态，甚至一定程度上参与当地的经济和商贸，事实上山地经济与平原经济之间一向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而当国家实力虚弱或者管理系统陷入混乱甚至崩溃时，伊苏里亚地区就成为袭扰与劫掠的源头，同时亦是低地逃亡者的避难所。这种山地与低地间实力的消长与双方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国家强盛时，大批伊苏里人走出山地，以佣兵、雇工或移民等身份进入国家控制区，伊苏里亚的范围则相对萎缩；而当国家衰落时，大量低地的国家臣民逃入伊苏里亚山地以规避战乱与国家的压榨，伊苏里亚地区遂相对膨胀，甚至通过征收贡金或保护费等方式将其控制范围扩展至某些低地区域。
从本文主要讨论的公元4世纪开始，由于某些尚不清楚的原因，伊苏里亚高地与周边低地间的互动呈现新的趋势。这方面最明显的证据来自古典史料，伊苏里人发动了众多长距离大规模袭扰，这表明其内部已出现超越部落的强有力首领及首领间的协调机制，这种早期国家的雏形显示伊苏里亚高地开始放弃对低地国家形态的抵制。另一重要证据来自基督教会的活动：与军事冲突和文明化相伴随的是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伊苏里人中的传布。小亚细亚是基督教最早的传播地之一，伊苏里亚以东不远的西里西亚城市塔尔苏斯（Tarsus，或译为“大数”）乃使徒保罗的故乡。从公元1世纪起，基督教就开始在当地传播。到5世纪时基督教在高地取得重大进展，小亚细亚南部山区已经建立起25个主教区。1一般而言，受国家承认的正统教派乃低地国家形态的象征，它们在高地会受到抵制，高地往往相应地成为各种异端和少数教派的避难所。2上述正统基督教在伊苏里亚的成功表明，伊苏里人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对于低地国家已不再排斥。这种种变化预示着伊苏里人的非国家“野蛮”时代行将结束。如此，则整个伊苏里族群融入罗马文明世界的进程遂不可逆转。
五、后继与影响
公元4世纪的几场伊苏里战争使得大量财富流入贫瘠的伊苏里亚山地，极大促进了伊苏里亚与文明世界的交往以及当地社会精英的文明化，使得当地的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如果放宽视野，就会发现公元4至5世纪伊苏里人发动劫掠和叛乱的模式演变也与《历史》所涵盖的半个世纪类似，规模和袭击范围越来越大。这表明，在这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伊苏里人的内部组织越来越复杂、人口越来越众多。3前述公元4世纪最后一场冲突结束时，伊苏里人与帝国签订和约并交出人质之举，表明伊苏里社会与外界文明社会的互动又上了一个台阶。条约能够维持，最重要的因素是签约者有能力约束内部势力，保证条约的遵守和实施。这表明，伊苏里世界中，除了强有力的领袖，还有统一的统治和协调机制，换言之已有了成型的政权组织。输送人质则对伊苏里社会的未来发展影响深远：接受人质向来是文明世界“教化蛮族”的有效手段。人质多为上层精英子弟，他们在罗马的宫廷与城市中长大并接受教育，文明世界的生活方式会成为他们必不可少的需求。他们回到本族世界后将自上而下大力推进蛮族社会的文明化，模仿文明世界的管理体制，加速蛮族社会内部的军政权力集中化。根据蛮族发展的历史模式，不难预测此后伊苏里人社会发展的大致方向：首先，组织更严密的蛮族社会和更强有力的蛮族首领将会对文明社会构成更大的威胁；随后整个蛮族社会将会被逐步吸纳入文明世界。
5世纪初开始，伊苏里人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效率发起侵袭。公元404至408年间，伊苏里人公开对抗罗马帝国。他们不仅拥有陆军，还组建了舰队，袭击范围远达叙利亚和塞浦路斯。此后一直到5世紀中期，伊苏里亚地区都不太平。1然而，就在同一时期，一些强有力的伊苏里首领与罗马帝国合作，率领部众以“同盟者”（federati）或雇佣兵统帅的身份为罗马皇帝效力，并依靠皇帝的赏赐和财富进增强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2
实际上，伊苏里人很早就开始进入文明世界的军队。早在希腊化时代，某些希腊君主就开始招募伊苏里亚雇佣兵，之后的罗马人也征召伊苏里人充任辅助军士兵。3前述公元3世纪的普罗布斯皇帝在降服伊苏里人后就要求将所有伊苏里亚男孩送入军营，“这样他们就不会沦为盗匪”。4辅助军士兵服役期满后能获得罗马公民权，因此数百年间必定有大量伊苏里人源源不断成为罗马公民。但这些伊苏里人获得公民权后大多留在文明世界，对伊苏里亚的蛮族社会并未产生太大影响。
公元5世纪的情势却有所不同。该时期欧洲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民族大迁徙（V?lkerwanderung），其主体为日耳曼人和阿兰人（Alani）。这些蛮族的迁徙和殖民活动沉重打击了罗马帝国，也使得日耳曼族群与罗马帝国的关系空前紧张。为了减轻这些蛮族造成的损害，东罗马帝国力图改变军队日耳曼化的现状，大量招募非日耳曼蛮族，骁勇的伊苏里人由此成为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兵源。期间有大批伊苏里部队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意大利等战场为罗马帝国效力。5这些伊苏里士兵与以往不同，他们在本族统帅率领下为罗马帝国作战，服役结束之后亦携带报酬和战利品随统帅返回故乡。结果，这些伊苏里将士极大促进了伊苏里亚社会的文明化，也进一步加深了伊苏里人与外界的联系。某些地方精英和军事统帅由此脱颖而出，进入帝国的最高统治阶层。6伊苏里人在东部帝国逐渐崛起，最终消解了哥特人（Goths）等日耳曼族人和阿兰人等伊朗游牧族群在军队中的优势。
伊苏里亚统帅芝诺（Zeno the Isaurian）于公元447年成功击退阿提拉（Attila）的匈人（Huns）大军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因而名声大噪。7据称芝诺的实力来自其麾下的“海盗”集团。8后来，芝诺卷入东罗马帝国的宫廷争斗，他联合皇帝利奥（Leo II）铲除了军队中日耳曼人的代表——掌控帝国军队近50年的阿兰人阿斯帕尔（Asper）。1公元474年，芝诺作为利奥的继承人在君士坦丁堡加冕称帝，成为首位伊苏里人皇帝。2
芝诺死后，伊苏里人与罗马帝国间的关系再度趋于紧张，双方爆发战争，一些伊苏里亚城镇被摧毁。3但此时的伊苏里人已不再是“境内的境外蛮族”，而是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带有内战性质，不再是“文明世界”与“蛮族”间的战争。这之后，随着芝诺时代伊苏里人地位的上升，伊苏里亚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已接近尾声，伊苏里人与帝国间的冲突也日渐减少。到了公元6世纪，伊苏里亚行省已经有23座城市，其中11座位于内陆山地，即昔日所谓的蛮荒地带。4小亚细亚南部这片长期抗拒文明化或曰国家化的山地世界终于不再是文明世界的飞地，伊苏里人作为境内蛮族的历史亦就此结束。
此后，伊苏里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左右东罗马帝国政局走向的显赫民族。5拜占庭帝国历史上还有几位重要的伊苏里族皇帝：立翁提乌斯（Leontios，公元695—698年在位），利奥三世（Leo III，公元717—741年在位）及其子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V，公元741—775年在位）。公元711至802年的伊苏里王朝是中古拜占庭帝国转型的枢纽阶段。这一时期，拜占庭帝国面临深重的内忧外患：外部适逢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另有多瑙河地区新兴保加利亚王国（Bulgaria）的侵袭，帝国因此丧失了叙利亚、埃及、阿非利加、色雷斯等最富庶领土，首都君士坦丁堡亦屡遭大规模围攻；6内部则是财政破产、社会动荡和“破坏圣像”运动（Iconoclasm）等教派纷争。7岌岌可危的拜占庭帝国在伊苏里诸帝的统治下奋力支撑，他们整肃内政、击败外敌，最终成功保持了帝国的统一和强盛，为其后拜占庭帝国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8
[作者刘衍钢（1973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上海，200241]
[收稿日期：2017年4月13日]
（责任编辑：刘军）
